中国现代文学的学科独立与“双翼”舞动的论文_现代文学论文

中国现代文学的学科独立与“双翼”舞动

　　中国现当代文学（下文统称中国现代文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当下正处在重要的调整时期，其范围涉及学科的内涵和外延。其实，各种新的现代文学史构想，都冠以“现代”名称，这说明大家都是在现代文学学科范围内思考问题，都有意把这个学科与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区别开来，都致力于这个学科的发展。因而，本文的讨论也就着眼于这些新的构想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存在和发展可能造成的影响方面。
　　一、“现代性”的歧义
　　中国现代文学学科成立的基础，是它的现代性。可是现在引起争议的源头，是现代性并非单数，而是复数，即是说存在着不同的“现代性”。
　　这个学科创建时，是以新民主主义文学史观为基础的，中国现代文学的内涵是反帝反封建的内容加白话形式，它的外延则又是由这一内涵规定的，其中包括它的1917年至1949年的时限。新民主主义的现代性，实质是政治革命所追求的现代性。它的基本内容，是要通过社会政治革命，实现现代民族国家的重建，从而为生产力的解放开辟道路。
　　新民主主义所规范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无法避开文学从属于政治这一特点，因而按照这种理论建构起来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强调政治（无产阶级政治）标准的优先地位，文学自身的特点和规律性难以得到应有的尊重，这影响了文学史对作家作品的评价和选择。更为严重的是，后来一度指导中国现代文学史撰写的是在新民主主义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WWw.11665.Com这几乎窒息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生气，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差不多成了中国“左”的政治理论的注脚。
　　20世纪80年代初，启蒙主义文学史观占据了主导地位。启蒙主义关注的首先是人的现代性，它要通过人的现代性和人的思想观念现代化，达成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现代化的目标，而不是像新民主主义那样侧重于通过社会制度的革命性改造来解决人的现代性问题，后者实质上是把人的现代性理解为随着社会制度现代化可以自然解决的问题，而这在实践中已被证明是一种幻想。以这种启蒙现代性的观念来改写中国现代文学史，给中国现代文学史带来了重大的变化。比如评价文学，不再以文学完成政治革命的任务作为价值尺度，而是以文学承担思想启蒙使命作为标准。对一系列文学现象的评价也发生了变化，尤其是对鲁迅创作价值的认定，对左翼文学的评价，与新民主主义文学史观指导下的文学史有了明显的不同。现代文学发展的图景也不再呈现为从新民主主义文学到社会主义文学的不断进步的模式，而是认为中间经历了曲折，到新时期才接上“五四”传统，文学才又迎来了繁荣。
　　从新民主主义文学史观到启蒙主义文学史观的发展，意味着淡化了文学史中的政治革命因素，这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的“告别革命”的形势是相吻合的。改革开放，在政治上的主要问题是如何清理“左”的观念对经济发展的阻碍，所以需要对革命及其遗产进行新的阐释。一个基本的方法就是把革命解释成为一种“时代的潮流”，淡化其阶级斗争的色彩，增加一些人性的因素，使之能够为当前世俗化社会的一般民众所接受。从这种变化中，我们已经强烈地感受到了由经济变革所带动的世俗化潮流对人的思想观念的强大影响力。这种影响力，也渗透进了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它的一个表现，就是用世俗现代性和启蒙现代性的双重标准来建构更新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
　　世俗现代性，是经过现代化包装的世俗观念，具有平民化的特色。它关注的是日常生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让生活更具乐趣，使人的欲望获得充分释放。一切外在的社会禁忌或使命，无论是以革命的名义还是以启蒙的名义，都暂且放置一边，活着，并且活好，成了最紧要的事。现代传媒对于世俗化思潮的兴起起到了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比如它用铺天盖地的广告诱发人的消费欲望，营造了一个欲望化的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中，一些作家把文学当作展示欲望的手段，直接参与了消费主义的大合唱。相比革命现代性的强调阶级觉悟，启蒙现代性的强调个人独立和权利，欲望是更具普遍意义的，是为不同时代人所共有的，因而也是超时代的。世俗现代性可以因为加入了时尚的内容显得十分前卫，可是它的内质却是可以为不同的时代所共有。比如《金瓶梅》所展示的欲望，晚清的《海上花列传》所展示的欲望，和《上海宝贝》所展示的欲望，在表现人性的原始一面上，其实并没有多大的两样，可以说是一脉相承的。
　　由这种与时代联系不那么紧密的世俗现代性参与本来由启蒙现代性主导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建构，必然地会给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带来深刻的变动。它强调文学面向市民的娱乐消费的功能，必然会要求把通俗文学包括晚清通俗文学纳入中国现代文学史，从而突破中国现代文学的“五四”上限。当然，很少有人主张以世俗现代性全面取代启蒙现代性来建构中国现代文学史。现在的问题只是世俗现代性要参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建构，并且受矫枉过正的历史辩证法的影响，事实上存在着一种抬高世俗现代性地位的倾向。这从其主导方面说，，体现了一种合理的反拨，是对过去相当长时期里片面否定世俗现代性、否定通俗文学价值的一种校正，但它所带来的问题，似乎也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
　　二、突破“五四”上限的“陷阱”
　　启蒙主义文学史观与新民主主义文学史观之间虽然存在分歧，但在认同“五四”作为新文学历史起点这一根本问题上，却是意见一致的。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启蒙主义文学史观占据主导地位以后，尽管对许多具体的文学现象的评价发生了变化，但学科的基本结构却没有变动：中国现代文学还是被认为是发端于“五四”文学革命的新文学，革命（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仍旧被认为是推动文学进步的力量。而世俗现代性所建构的现代文学史，明显地告别了“革命”的价值观，降低了“五四”对于新文学发生的意义。

　　“告别革命”的口号，最早是由李泽厚在1995年出版的《告别革命》一书中提出的。他在与刘再复的对谈中说，革命是激情有余而理性不足，因而要改良，不要革命。李泽厚的“告别”论，会使革命历史无法从其自身的连续性上得到阐释，从而造成革命传统（正统）的断裂，所以没能得到主流的认可。但主流社会自身其实也在循着从革命到改革的方向调整策略。于是，我们看到革命的传统虽然没有中断，但对革命的阐释却发生了重大变化，革命的意义更多地被解释成为现在民众容易接受的形式。经过这样的阐释，原初与传统完全对立意义上的“革命”已经变成与传统达成了妥协甚至和解的“革命”，其内涵和基本的精神都发生了重要变化。这种变化，反映了基于经济繁荣和科技进步的世俗化潮流的兴起，反映了中产阶级力量的壮大和市民的社会地位的提升。在这样的时尚中，降低“五四’’文学革命的历史意义，从而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突破“五四”上限、包容晚清的通俗文学创造了条件。它的积极方面，是使人们认识到“五四”新文学不是无缘无故的，而是有前缘的，其源头之一就是晚清文学。在长期忽视晚清文学价值的时候，这有一种提醒和反拨的作用。不过，如果反拨过度，对世俗现代性与启蒙现代性的关系处理不当，甚至把两者对立起来，或者脱离中国社会变革的特点，挪用西方现代性发展的模式，以世俗现代性取代启蒙现代性，那它对中国现代文学学科所带来的问题可能会比它所解决的更多，也更严重。它所带来的问题主要有两个方面。
　　先说第一个方面，即它有可能解构中国现代文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存在的基础。
　　中国现代文学为什么能作为一个独立本文由论文联盟http://收集整理的学科而存在？无非它的对象是现代文学，其性质与中国古代文学有着本质性差异。可是人们会进一步追问：用来区别中国现代文学与中国古代文学的现代性标准又是什么？如果仅从理论上加以说明，可以强调它的反封建性，它的白话形式，总之是着眼于它的现代的意识形态和现代的语言形式，虽然要从理论上彻底地解决这个问题也不容易，但至少可以给出一条理论的边界，提出一个明确的标准。可是，如果要把这个标准落实到文学史中去，问题就复杂了。仅以现在一般所认可的反封建的内容和白话的形式这两条来说，就不容易明确地在文学史中指认落实。因为要在中国古代文学中找出一些反封建的思想因素和叛逆激情，非常容易；白话的流行也早已开始，即使是现代的白话，其实也在五四之前的白话报纸中广泛地使用。所以中国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的历史分界点，即使有了明确标准，也只能看历史的大势，着眼于这个点是不是足以代表文学史的重大转折。稍为具体地说，一是看它变革的力度是不是足够大，大到足以代表一个崭新文学时代的开始；二是看这种变革是不是拥有系统的理论，倡导者是不是自觉地运用这套理论加以推动；三是看它对后来的影响，即此后的文学发展是不是以它为基础，前后是否保持了直接的联系？
　　按照这样的标准，在中国近代以来的文学发展中，有可能充当现代文学发生标志的大致有：鸦片战争，洋务运动，维新运动，“小说界革命”和“文界革命”，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和“五四”文学革命。在这些重大事件中，与文学关系密切而且影响重大的，还是大家所公认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文学革命。新文化运动和“五四”文学革命，是现代文学的先驱者自觉地针对中国封建文化和旧文学而发动的，它标志着现代性的“文的自觉”时代的到来。它提出的一套系统理论产生了重大影响，以致有一种“历史断裂”的感觉，而此后的新文学发展又是直接以它为基础的。因此，“五四”文学革命最有资格充当中国现代文学与中国古代文学历史分界的标志。这已是老生常谈了。要突破“老生常谈”，还须十分谨慎。如果没有经过缜密考虑而简单否定“老生常谈”，或会造成混乱。比如突破“五四”上限，把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追溯到晚清，甚至确定为晚清的某一部作品，就面临着这样的危险：它看似创新了学科格局，可是最终会落入一个逻辑的“陷阱”，导致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解构。
　　依附于一个有生命力的民族之上的文化传统，原是一条不间断的历史长河。它可以突变，但不会完全断裂。要在“五四”文学与晚清文学之间找出前后的联系，是非常容易的。如果这可以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开始于晚清的理由，那么我们可以按同样的逻辑，把这个起点进一步推向晚明。周作人就曾明确提出新文学的源头在晚明。要在晚明文学中找出一些晚清“起点”论者所看重的“欲望、正义、价值和知识”，也太容易了。晚明的资本主义经济萌芽，晚明的出版业发达，晚明的名士风度，晚明的欲望叙事，仅就其与此前的社会和文学传统的差异而言，按晚清“起点”论的标准，哪一点不可以作为现代文学发生的依据？按此逻辑，我们还可以把“新”文学的发生标志进一步向前推，一路推向唐宋，推向两汉和先秦。因为仅仅从历史连续性的角度看问题，要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找到一点现代性的思想情感元素和类似现代叙事技巧的因素也并非难事。于是，问题实际上回到了应该如何看待民族文化传统和文学传统的前后联系和发展的阶段性差异之间的关系。为了方便起见，我把我以前一篇文章中的有关意见引述在
　　苏轼在《前赤壁赋》中说过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他说：“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他的意思是说考察宇宙人生这样的对象，重要的是你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从变化的角度看，天地是变动不居的，从不变的角度看，则物我皆是无尽的。我认为，考察像“五四”文学革命这样的重大事件，重要的也是你采取什么样的基本态度。如果从不变的角视度之，当可发现它与传统的历史联系，因为历史本来就是线性的、连续的；如果从变化的角度来考察，则又可以发现它与古典文学及其传统的巨大差异。于是，问题回到了到底应该从变化的方面还是从不变的方面来评价“五四”文学革命？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取决于目的。有两个目的：一是要证明“五四”文学革命与传的联系，二是要证明“五四”文学革命与传统的对立。这两个命题都是可以证明的，因为它们从不同的方面反映了“五四”文学革命与传统既有联系又有对立的真实。而问题在于，这两个有待证明、并且可以证明的命题，其重要性有没有等级差异？回答应该是肯定的。因为“五四”文学革命与传统的联系是隐性的，是通过传统自身，的延续性得以实现的，是通过作家所受的民族文化的熏陶得以保证并体现出来的，而“五四”文学革命与传统的对立则是文学革命的先驱者所自觉追求的结果。我的意思是说，我们不能无视“五四”文学与晚清文学的历史联系，但更要重视“五四”文学相对于晚清文学的新变。说到底，晚清文学的价值，要通过“五四”文学的更为成熟的新形式表现出来，而此后的新文学显然是直接在“五四”文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现在话题又要回到这一节标题所提出的问题上，即逻辑的“陷阱”。我认为，如果仅仅依据文学史前后阶段之间的联系，发现“五四”文学有晚清文学这一个前缘，就断定现代文学的开端在晚清，甚至找到晚清的某一部作品作为现代文学发生的标志，抹杀了“五四”文学与晚清文学更为本质的差异性，那末如前所言，按同样的逻辑可以把这个起点一路向前推，中国现代文学也就失去了它作为一个独立学科存在的基础，它只能与先秦文学、两汉文学、南北朝文学、元明清文学并列在一起，成为一个断代的文学，成为“民国文学”和“共和国文学”，而不再是一种区别于古代文学并与古代文学相对称的“现代文学”了。
　　三、“双翼”的舜动
　　以世俗现代性取代启蒙现代性，作为确定中国现代文学起点的理论依据所带来的第二方面的问题，是它可能造成处理通俗文学与知识精英文学关系的困难。
　　通俗文学与知识精英文学，严格意义上说，是既有联系又相对独立的两个不同的文学系统。范伯群先生对此有很好的阐述，他说：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在时序的发展上，在源流的承传上，在服务对象的侧重点上，在作用与功能上，均与知识精英文学有所差异。如果不看到这一点，那么中国现代通俗文学的特点也就会被抹杀，它就只能作为一个“附庸”存在于中国现代文学史中，这就不能科学地还中国现代文学以历史全貌。我读范先生的大作后的一点感想是，如果看不到通俗文学与知识精英文学两者的联系，即在同一个时代语境中产生的体现了不同文化倾向的两种文学思潮，就有可能把体现了民间趣味的通俗文学排除在现代文学史的视野之外，忽视乃至抹杀它们对于知识精英文学的推进作用；但如果看不到两者的区别，除了范先生文中所指出的那种令人担忧的可能性外，我还担心有另外一种可能性，即可能倒过来以通俗文学的规则取代现代精英文学的规则，从而颠覆和解构现在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规范和构架。范先生是一个严谨的学者，他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是先把现代通俗文学的问题放到现代通俗文学的范围里来谈，把现代精英话语建构的文学作为现代精英文学的问题来对待，没有把两者混同，然后再来考虑怎样把两者整合起来。他说，先把通俗文学“作为一个独立自足的体系进行全面的研究，在此基础上再将它整合到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大家庭’中去”，他把这项整合的工作称为通俗文学研究的第二道工序，作为一项有待完成的任务提了出来。
　　那么，如何着手这第二道工序并把它完成呢？我在读了范先生的《插图本中国现代通俗史后》后写了一点心得，其中说到：
　　这第二道“工序”，显然需要根据时代发展进行理论上的创新，对价值坐标加以适当调整，而不能简单地改变历史的判断，造成历史叙事的新的混乱甚至更为严重的断裂。这其中，当然包含了许多很有意味的问题，比如通俗文学所体现的世俗现代性与“五四”文学所体现的启蒙现代性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它们分别对后来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如何评价两者的影响力？又如，20世纪初的通俗文学所体现的世俗现代性与20世纪末的世俗化思潮中的文学的现代性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而后者与五四的启蒙精神的关系又应怎样理解？五四新文学批判通俗文学的正当性在哪里，五四新文学又为什么吸收了先于它的通俗文学的艺术因素，而这种从通俗文学中借鉴艺术经验而推动了新文学发展的现象后来又出现过，甚至像张爱玲那样真正把两者融为一体而取得了成功，这又应如何解释？五四新文学受益于通俗文学流行的背景，是不是就应该把中国现代文学的上限整体地向前推移，不向前推移就难以说明五四新文学与20世纪初的通俗文学的历史关联了吗？中国现代通俗文学与中国知识精英所建构的文学作为一体的两翼，是如何双翼舞动飞翔起来的，也即是如何相互促进，在矛盾互动中共同推进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这些问题都是值得深入细致地研究的，而它们又都是从范伯群先生等人的通俗文学研究中所提出来的新问题。仅这一点，也足以显示范伯群先生这部新书的重要意义。上述问题，需要做专题性的研究，不是本文所能解决的。但有一点我想应该强调，在中国语境中，世俗现代性虽是现代性的一种形态，但它有跨越不同时代的普遍性一面，包含了较多的民间的和传统的观念，与古代的传统容易取得谅解和妥协，而启蒙现代性则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因为它是直接针对中国古代传统的缺陷提出来的，是直接反传统的，因而完全是一种现代的意识形态，而且因其重视人而贴近文学的审美本质。对于现代中国社会来说，或者从中国历史的未来发展角度看，世俗现代性可能会经不断的改造，以新的形态延续下去，甚至演绎得更加有声有色，而启蒙现代性却会在启蒙的使命完成后退出现实的舞台，成为一种思想史的遗产。可是不要忘了，未来社会可能存在的那种世俗现代性，一定是在其世俗外表里包含了更为前卫的时代内容，而启蒙现代性的精神则会在这些前卫的时代内容中体现出来，成为其灵魂。任何现代意义上的世俗生活，花样可以翻新，但最终都离不开启蒙现代性的规定。离开了启蒙现代性所规定的人的独立自由精神和人的基本权利，世俗现代性就会退化为古代世俗生活的情调和样式，失去其现代的特性。因此，我们在把握世俗现代性与启蒙现代性对于中国现代社会发展的意义、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发生的意义时，要在相对地更具有现代特色的启蒙现代性基础上来整合世俗现代性的丰富内容，而又从世俗现代性的更接近民间和传统的意义上来发掘其资源，从而推进启蒙现代性的民族形态的形成。
　　对此，范伯群先生曾用了一个形象化的表述：“一体两翼”。“一体”，是指中国现代文学，它显然是一种与中国古代文学相对应的现代的文学，我想应该是以最具现代特性的启蒙现代性作为它的思想基础，因而中国现代文学的“五四”上限不宜突破。“两翼”，是指通俗文学与知识精英文学，意思是中国现代文学少不了这两个方面；少了其中的任何一个方面，中国现代文学就是不完整的。我想这“两翼”的共存依据，就是世俗现代性和启蒙现代性在中国语境中的缠绕关系。具体地说，晚清的世俗现代性是中国启蒙思想产生的一个文化背景，甚至是中国启蒙现代性的源头之一，但它的现代性意义，则要到“五四”时期更为广泛、更为深入的启蒙运动和文学革命发生时才充分地呈现出来，虽然它的一部分内容被“五四”启蒙运动压抑了。因此，可以把晚清通俗文学视为“五四”新文学的一个前奏（梁启超发动的文学改良运动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重要前奏），并从世俗现代性与启蒙现代的矛盾互补关系上说明“五四”文学革命先驱对它的批判。这种批判明显地是出于思想启蒙的时代需要，但其批判本身不应成为抹杀通俗文学中所包含的世俗现代性价值的理由，因为它原是另一种形态的现代性。

　　“一体两翼”，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还在于这两翼是如何舞动起来的？这又是一个须做专门研究的问题，但我想其中的重要一点，是不能仅仅停留在以“旧派文学”的名义在文学史中为其保留一个章节的位置，让它孤独地漂浮在“文学史”的海洋上；更不是以通俗文学和精英文学的各自标准相互否定，即用通俗文学的标准嘲笑精英文学的脱离市民大众口味，甚至一度成了直接表达思想的工具，反过来也不能以精英文学的标准指责通俗文学的缺乏思想冲击力度和时代特色，贬低乃至抹杀通俗文学的特有价值。我们需要超越雅俗对立的思维模式，从通俗文学与知识精英文学的矛盾互动中说明这两翼的舞动，也即是说要在承认它们存在差异乃至矛盾的基础上，深入考察并清晰阐明知识精英文学是如何吸收通俗文学的观念和艺术技巧，从而丰富和充实了自身的风格，而通俗文学又如何在知识精英文学的压力下追随时代脚步提升了自身的思想艺术，回应了严肃的人生挑战，从而进一步显示出现代的意义，以至后来产生了像张爱玲这样兼具通俗性和精英特色的成功的文学家，又产生了像金庸那样深受现代读者欢迎的可以雅俗共赏的通俗文学大家。
　　四、“现代”的价值与“现代”的时间性
　　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入和全球范围内文明冲突的加剧，中国大陆自20世纪90年代以后兴起了一股新保守主义的思潮。在这一思潮带动下，激进主义的革命价值观逐渐为注重利益关系协调的温和的改革所取代，并开始了对激进革命历史的反思。反思的内容之一，是开始对传统文化进行重新评价，改变了激进革命时期彻底否定传统文化的态度，甚至有点矫枉过正地反转过来张扬传统文化，其意当然是为了向内凝聚人心，对外抵抗西方文化的霸权。从某种意义上说，新文化运动和“五四”文学革命受到质疑，或者超越“五四”文学革命寻找现代文学新的起点，都是反映了这样一种新保守主义思潮兴起的趋势。而主张把现代作家创作的旧体诗词也纳人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观点，同样地是在这一背景下提出来的。
　　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创建者一代，都是反对把现代作家创作的旧体诗词纳入现代文学史的。我不想在这里具体讨论现代作家的旧体诗词应不应该进入现代文学史，我所关心的是这一主张背后的文学史观念，这一观念认为中国现代文学事实上应该是“现代中国文学”。概念中“现代”一词位置的变化，包含着重要的含义，它是强调我们现在所说的现代文学史，应该是“现代中国”这一历史时期所有文学都包括进来的文学史，“现代”仅仅是一个时间概念，而不是价值的标准。这实际上是说，中国现代文学不应该过分强调它是一种新的文学，而只是现代时期文学的一个总称。这样的文学史观，不仅为通俗文学进入现代文学史提供了依据，而且也为现代作家创作的旧体诗词进入现代文学史，甚至为现代作家的文言作品进入现代文学史提供了依据。
　　放弃对现代文学的现代性价值的坚守，这原是“后革命”时期降低激进主义价值观的历史地位乃至取消它合法性的一种尝试，它反映了一种扩大主体自由的价值取向，换一种时髦的说法，就是体现了一种取消意识形态等级、抹平差异、解构主流话语权威的后现代主义时尚。可是，我想应该充分关注这一概念的内在悖论。“现代中国文学”的意图是要放弃对文学进行现代性的价值判断，可是它其实并没有真正取消现代性价值的坚守。说得更确切一点，它仅仅是把价值判断从文学的层面转移到了社会历史的层面，即首先是要确认这个时代的现代性——它是现代的，然后再确认这个现代性的时代中的所有文学现象都是应该进入这个现代文学史的。这其中的悖论就表现在，本来是要取消现代性的价值标准，可是这个概念的成立恰恰又离不开现代性的原则，甚至是完全以现代性的价值为基础的。换一种通俗的方式提问：我们有什么理由规定这个时代是“现代”的，是与“古代”相区别的？无非是根据现代性的标准，哪怕这个现代性的标准要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哲学、艺术、教宗等众多的领域，否则我们没有办法来给这个时代以“现代”命名。既然我们不得不使用现代性的标准来命名一个时代，又有什么理由在文学方面放弃和排斥现代性的价值判断？再进一步说，表面看来在文学领域放弃乃至排挤了现代性的标准，保证了不同意识形态的平等地位，可是我们先已规定了这些文学所借以存在的社会本身必须是现代的，这种现代性就真的能不涉及对文学价值的评判了吗？我们又有什么理由把本性上说与这个“现代”时期文学没有什么两样、却存在于这个“现代”以前时代里的古典作品排除在外呢？绕来绕去，还是回到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上，即中国现代文学，或现代中国文学，本质上讲就是一种现代性的文学，它的存在是离不开现代性的价值评价的。如果放弃现代性的价值评价，它的独立于古代文学的地位就不再存在了，它就只能像上文所说的，成为与古代各朝代文学并列的“民国文学”和“共和国文学”。
　　如果从具体操作的层面上看，放弃价值判断的“现代中国文学”之基本意图其实也是难以贯彻到底的。我们现在实际上仅是考虑到了通俗文学的问题，考虑到了现代作家的旧体诗词和文言作品的问题，但我们是不是要以同样的理由让这个“现代”时期的汉奸文学、法西斯文学也平等地进入“现代中国文学史”呢？按理应该进入，但实际上这在任何国家、任何情况下都是不可能的。但如果不让它们进入，岂不是又改变了放弃价值评价的初衷，陷入了自相矛盾的困境？
　　其实，问题非常简单，中国现代文学本来就是一种体现了现代性价值（民族精神自然就在其中）的文学，我们没有必要摆出十分客气的姿态，放弃价值评价的原则，让所有的文学进来。文学史本来就是有所选择的，绝无可能包罗万象，让所有的文学入史。现在的文学史建构实践中，有一种越包罗万象似乎就越有创意的倾向，大家想方设法地追求文学史领域的扩充，争先恐后地要把学科的范围扩大，甚至提出中国现代文学史应该包括所有用中文写作的文学。这在实践中无法做到。
　　既然做不到，我们就不妨改变思路，把越包罗万象似乎就越有创意的这种文学史评价标准纠正过来，理直气壮地坚持现代文学的现代性质，肯定现代文学的根本意义就在其现代的思想与艺术上，坚持现代文学的五四起点，从它与古代文学的差异性中凸显其现代的价值。在此前提下，走一条文学史内涵深化的发展之路，即以新的视野来发掘现代文学的新的意义，使它的历史丰富性更充分地呈现出来。
　　五、结语：多样性“文学史”
　　现代文学的学科创新，需要有一种战略性的观念和眼光，即要尊重历史的实在，保证学科的独立性。离开这一原则的创新，就是自我解构，自掘坟墓。
　　但话说回来，这也不应成为阻碍学科创新的理由。在保证学科独立性的前提下，任何创新都是应该受到鼓励的。作为一种可行的方法，我想可以在坚持现代性原则的前提下撰写各种各样的现代文学史，比如现代通俗文学史，现代区域性文学史，现代台港澳文学史，现代华文文学史，各民族现代文学史，中国现代民族文学交流史等等。如果作为一种专题性的研究，也可以单独撰写现代作家创作的旧体诗词史。但在大学用作教科书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显然只能是贯彻了经典化原则的现代文学史。现代文学史与现代文学是两个密切关联而又绝对不能等同的概念，一个是观念的形态，一个是客观的实在。作为对客观存在的中国现代文学进行文学史的表述，可以采取不同的视角，着眼于不同的侧面，可以从古今联系、雅俗互动、中外交流等方面着手，以多样的形式把客观地存在的中国现代文学话语化。这是一个可以发挥创造性的广阔领域，它的前景十分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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