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研究的历史性和当下性的论文_现代文学论文

现代文学研究的历史性和当下性

　主持人：杨庆祥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对话者：杨庆祥
　　黄平华东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
　　金理复旦大学中文系讲师
　　一、现代文学变成了“古代文学”
　　杨庆祥：对于目前的现代文学研究现状，可能会见仁见智。可以确定的一点是，与80年代相比，现代文学研究显然已经沉寂了许多，并在这种学科化的沉寂中面临着某种“研究”的危机。程光炜教授在《重返80年代的“五四”》一文中，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现代文学已经变成了古代文学。他是这么说的：“它日益把现代文学视为一种‘学问’，就像在80年代就被‘边缘化’的‘古代文学’一样。它仍在使用80年代的学术语言来解释已经面临90年代语境压力的‘五四’精神。”“‘古代文学’之所以在80年代就被‘边缘化’，是因为它把文学研究变成了一种脱离于自己时代的所谓‘学问’，而人们现在不免担心，现代文学是不是也在重蹈‘古代文学’的覆辙，重走脱离于自己时代的老路。”程光炜认为现代文学已经成了古代文学，我想他对这种状态并不是很满意吧。一个学科变成了“学问”，从表面上看来似乎是好事情，但从根底究竟起来，也就看出了其停滞和固步自封，“学问”变成了个人的“兴趣”“爱好”“修养”，而对这些“兴趣”“爱好”“修养”又不进行详细的自省和辨析，而是盲从于大语境中文化符号的设定和规训，那么，既然意识在一个“规定”的范围内按照既定轨道进行匀速地行驶，“研究”也就变成了生产和复制，学问也就变成了与此时此地无关的僵死的“材料”。WWW.11665.CoM
　　黄平：以当代文学的立场讨论现代文学，首先应当承认，在“学科化”的意义上，现代文学研究比当代文学研究整体而言要成熟，史料上更为扎实，研究上更为规范，态度上更为严肃，对于“经典作家”有更为深入的研究。相反，当代文学“批评化”的倾向，尽管近年来有所改善，但是依然是一个普遍现象。游谈无根，流于印象，谬赠经典，对于材料与理论不加省思，我自己写的很多文章都有这些问题。敌而，在“学科化”一“历史化”一“学术化”这条脉络上，当代文学研究进一步成熟的话，首先学习的对象就是现代文学研究。
　　在这个基础上，我们今天讨论现代文学，不是在现代文学学科内部来讨论，而是回到现代文学“学科化”的“前史”，如程光炜教授谈到的，重返80年代，剖析“现代文学”之发生。我们今天讨论的“现代文学”，其实是一个属于“80年代”的认知装置，以及这个认知装置确定的知识结构与情感结构。在我负责编辑的《现代中文学刊》2010年第3期，贺桂梅曾经发表一篇文章讨论现代文学学科体制，她谈到：“作为一个具有着严格学术规范并提供着系统学术训练的学科方向，现代文学已经发展成了能够娴熟地自我运转的知识生产体制。很大程度上应该说，现代文学研究的所谓‘边缘化’，正源自它作为学科的成熟而表现出的自我封闭倾向，以及由此带来的合法性危机。而追溯这一学科现状形成的历史时间，其实不需要走得太远：它正形成于80年代的社会与文化变革过程中。”
　　金理：庆祥提的这个问题蛮难一两句话说清楚的。任何学科发展到一定阶段，大多都会提出“历史化”“学问化”的要求。相较于之前沦为政治的附庸、“鲁迅走在金光大道上”之类的研究，现代文学研究走向自律、客观和理性，首先应当承认是一种进步。我想程光炜教授的态度应该是更为辩证的，在我印象中，近年来他正是当代文学“历史化”的力倡者，读到他的近作《文学年谱框架中的<路遥创作年表>》：“目前研究者应该遵循此前中国古代文学、现代文学研究的历史方法而把它们看做是当代文学史研究一定会经历的一个必然阶段。”无疑，现代文学已经形成了基本的学术自律、历史规划。而往大处说，学术专业化的价值体系，本就是现代知识分子确立的标志，王国维说：哲学家觉悟一个“宇宙人生之真理”或艺术家将“胸中惝恍不可捉摸之意境一旦表诸文字、绘画、雕刻之上”，由此获得的快乐，“决非南面王之所能易者”（《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将自己的学术活动与庙堂文化分清界线，使学术研究成为个人的“爱好”和事业，进而上升为一种专业学科，建立专业自身的价值体系，这是必得走出的一步。问题的特殊性在于，知识分子如果以自觉隔离时代的姿态来保持学术的纯粹与超越，拒绝与时代气息相沟通，拒绝投入人对自身与社会的关系的思考，则其学术只能是工匠性而非人文性的研究活动，其知识积累也必支离破裂而了无生气。更何况，回应社会流动中重大的精神问题向来是现代文学研究的传统与精魂。所以我想庆祥的问题其实是如何在专业研究中体现与“此时此地”相关联的精神担当。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伦理必然是和“推理或讨论它应当尊重或奖励什么样的德性”相联系。但是，“生活意义与工作的分离，是现代民主社会的常态”，我们在这样一个时代的学术工作中都慎言、不言判断、责任和承担。这到底是人文学者的成熟抑或“自我异化”？“人文学的衰落的最深刻表现，就在对价值的不可、不能、不会言说；简单说，就是深刻思考的缺席。”（陈正国：《台湾人文寓言：国家哲学院》，转自赵园《视野、境界及其他》）但这并不是无法兼善之事。比如傅斯年在“九一八”之后写了《东北史纲》，陈寅恪的代表作《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据说也有鼓舞民气之用，同样诞生于国难中的钱穆的《国史大纲》，开卷就题写着：“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以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以上这三位都是主张学术独立、学问纯粹而脱离功利性的学术大师，但在特殊时期都留下了“别有怀抱”的著述，对民族和历史作出庄重的承诺。上述例证都提示我们学科自觉与现实关怀之间的辩证。这是可以通过自觉的实践来做到的。
　　黄平：金理兄说得不错，考察“现代文学”的历史脉络，学科的活力，正在于密切呼应着“时代气息”，如陈平原所说的“学者的人间情怀”。且结合史料略作回顾，作为“学科”的现代文学发生于1950年代，温儒敏在《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与现代文学学科的建立》中，点出了现代文学之发生的关键所在，“‘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发展历程，属于‘新民主主义’修史任务的一部分”。作为国家意识形态机器的一部分，“新文学”从“古典文学”中脱离出来，进入大学教育体制。黄修已在《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中谈到过，“1950年5月，教育部召开高等教育会议，通过了《高等学校文法两学院各系课程草案》，其中规定‘中国新文学史’是各大学中文系主要的必修课程。其任务是‘运用新观点、新方法，讲述自五四时代到现在的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史，着重在各阶段的文艺思想斗争和其发展状况，以及散文，诗歌，戏剧，小说等著名作家和作品的评述’。”根据胡希东的考证，“中国语文系小组”决定在1951年6月以前，把中文系每一课程草拟一教学大纲印发全国各高校中国语文系，其中《（中国新文学史）教学大纲（初稿）》指定由老舍、蔡仪、王瑶、李何林编制。马越编著的《北京大学中文系简史》记载：“1952年北京大学中文系规定五四以后的中国文学史课程为必修课，所占学时与古典文学基本持平。”

　　胡希东认为，“1957年颁布的《中国文学史教学大纲》则是‘中国现代文学’学科正式成立的标志。”区别于老舍、蔡仪、王瑶、李何林版《<中国新文学史）教学大纲》，《中国文学史教学大纲》（现代文学部分由王瑶与刘绶松执笔）在纲领层面上将“新文学”改为“现代文学”。洪子诚在考查“中国当代文学”学科化过程中曾指出：“‘现代文学’对‘新文学’的取代，是为‘当代文学’概念出现提供‘空间’，是在建立一种文学史‘时期’划分方式。”可以说，在知识考古学的意义上，先有“当代文学”，后有“现代文学”。
　　在80年代之前，“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论”对于现代文学学科是决定性的研究范式。然而，“转折”终于随着进入“新时期”而发生，还是贺桂梅的分析，“现代文学在80年代的中心位置，是与曾经作为50---60年代‘显学’的‘当代文学’在80年代出现的危机，直接联系在一起的。这种学科方向之间的位置错动，显示的是支撑其制度化的合法性知识体系的转型。”正是“去当代化”，我们今天所熟悉的“现代文学”才扭转了与“当代文学”的等级关系，重新讲述“发生”的神话。以“鲁迅”为典范，以“五四”为源流，依赖“重写文学史”为代表的作家重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为代表的范式转移，伴随着政治一思想一文学这一系列研究范畴的界定与研究重点的转移，“80年代的现代文学”在历史舞台上强力登场。
　　杨庆祥：黄平对现代文学的历史迁延作了细致的梳理，同时我也非常赞同金理的观点，确实，我的问题的出发点正是在于专业研究与“此时此地”精神承担之间的脱节。在我看来，这种脱节——也是现代文学成为古代文学的表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是研究方法上。现代文学在90年代的“学术压倒思想”的思潮倾向中越来越倾向于考据学的研究，与80年代其鲜明的问题意识相比，这种研究方法在90年代已经变得有些封闭和局限，从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对于现实问题的无力而导致的一种自我封闭。“现代文学研究在90年代最明显的特征，就是从原先对于思想和社本文由论文联盟http://收集整理会问题的介入中退出，学术规范和专业化成为了学科最突出的追求。……90年代出现的重新确立经典、史料热、地域文学研究热、报刊研究热，等等，都可以从这个角度重新打量。”（张春田：《从“新启蒙”到“后革命”——重思“90年代”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载《现代中文学刊》2010年第3期）
　　第二是研究态度上的鉴赏主义和趣味主义。在目前的现代文学研究界，普遍存在着一种以专业姿态出现的“非专业”研究态度，非常典型的表现就是热衷于对一些比较流行的作家作品进行研究，如果你让一个现代文学专业的老师推荐现代文学作家作品，他大概会毫不犹豫地推荐周作人、沈从文、钱钟书、张爱玲、徐志摩等，在近几年的研究生学位论文中，以我任教的人民大学为例，这些作家也是选题最多的。诚然，文学研究有其鉴赏和趣味的一面，但是就其根本而言，文学研究远远不止于鉴赏和趣味，更何况对于现代文学而言，周作人、沈从文、张爱玲等作为在90年代以来的去政治化的历史语境中建构起来的“文化代码”本身的经典性就非常值得怀疑（2008年香港导演李安执导的《色戒》在内地知识界引起热烈的争论，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张爱玲作为一个文化政治符号所涵盖的历史复杂性）。与第二方面密切相关的是现代文学的功能发生了变化，现代文学在当下作为个人的修身养性的功能性作用得到了强化和放大，读张爱玲、沈从文、周作人的目的是什么？我曾听一个研究现代文学的学者说，研究生选题就应该选周作人、沈从文这样的题目来做，因为这些题目可以让你读很多书，是能受用一辈子的。读很多书，受用一辈子，这当然是从个人修身养性的目的来谈的，这个说法本身没有错，能够将研究与个人的修养联系起来也是一种好事情，但问题在于，为什么是周作人、沈从文才能成为修养的一部分，而茅盾、巴金、赵树理就不能成为修养的一部分呢？这种“修养”背后的趣味主义和自以为是的“经典意识”可见一斑吧。
　　黄平：有意味的是，“现代文学”这一经典化的过程，也正是不断抹去自己缘起的过程，它不断地将自己的认知体系抽象化，上升为恒定的“知识”与“真理”。现代文学自身的历史性，与“当代文学”的纠缠，以及与历史语境的互动，这一切作为历史胎记被隐藏起来了。现在的现代文学研究，愿意接纳文学理论，借鉴比较文学，效法古代文学，唯独忽视当代文学。
　　作为书斋中的文学，现代文学再一次面临“拥挤”，在有限的学科边界内，知识生产不断膨胀，从一流作家到二流、三流，从作品到发表作品的期刊，从作家到作家所在的大学、媒体，从文字到图像、声音。我查阅史料的时候，很惊讶地发现在1984年1月9日许子东就写过一篇《现代文学，“拥挤”的学科？》，现在读来真是充满着历史的反讽。
　　面对80年代之前现代文学的“拥挤”状态，当时的青年学者如许子东充满着历史的自信，“我不否认上面所说的‘拥挤’；但我更觉得，现代文学研究，迄今为止还是一片待开发的森林。”毕竟，如托马斯·库恩在《科学结构的革命》中指出的，“范式”（paradigm）的转换意味着“拥挤”的领域再一次敞开。结合近年来的现代文学研究发展实际情况，真正有力量的研究范式的博弈，在于晚清与五四的对话。这种研究范式的博弈，是对于既存的学科秩序最深刻的松动。王德威“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提出，构成了一次意味深长的质疑；同样值得深思的是，从五四回到晚清，这个逻辑和从“当代”回到“现代”有内在的同质与同构的关系，现代文学界比较顺畅地消化了“晚清论”的质疑，也是合乎逻辑的。
　　二、“文学的”和“文学史的”
　　杨庆祥：具体来说，现代文学在研究方法上面临的两难是如何平衡“文学研究”和“文学史”研究。我们知道，自从韦勒克的《文学理论》面世以来，“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就成为文学研究两种经典的模式。但需要指出的是，我这里所谓的“文学研究”和“文学史”研究并不对应于韦氏的这种两分法，如果非要给这两者一个清晰的区分的话，我觉得用“普遍性的研究”和“历史性的研究”更为合适一些。文学研究指的是一种普遍性的研究，这种研究的目的是要在文本（作家与作品、思潮与流派等）的基础上发展出一种普遍性，并指向一种普遍美学的向度。而“文学史”的研究则偏重于“史”的维度，它面对的不仅是文本，同时也面对产生这一文本的制度、生产机制和社会语境，这种研究其实是一种结构性的话语研究，也就是分析文本在各种话语关系中的生产过程和历史地位。举例说明，对于张爱玲的研究是80年代末以来现代文学研究的显学，其中尤其以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对于张爱玲的论述最为著名，那么，夏志清的这种基于文本细读式的作品分析，并概括出张爱玲的小说美学在于“苍凉”等，最终把张爱玲的作品普遍化为一种文学美学甚至是人生美学，这就是我所谓的文学研究。而“文学史”的研究则应该考虑另外一些问题，比如，张爱玲是在怎样的历史语境中登场的？张爱玲的小说美学与同时期的其他小说美学（如“左翼文学”）之间形成了何种对话或者对抗关系？张爱玲的美学与上海、香港这些文化空间有什么关联？张爱玲在80年代重返文学史并获得如此重要的地位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等等？需要指出的是，在夏志清的研究中，虽然他明显侧重于文学研究（普遍性的研究），但依然没有放弃历史性研究的维度，所以张爱玲在夏志清的研究中依然呈现出复杂、开放的形态，但是后起的很多研究却没有去分析夏志清研究的前提，而是把夏志清的研究作为一个普遍的标准予以接受，不加分析地去认同张爱玲的普遍性美学，最后把张爱玲完全变成了一个文化符号。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沈从文、钱钟书、萧红、茅盾等的研究上，尤其有意思的是茅盾，在80年代以前被作为“左翼”的文化象征而评价极高，而在80年代以后因为这一符号而受到很不正常的贬低。

　　黄平：庆祥谈到的“文学的”和“文学史”的纠葛，现代文学学科奠基人王瑶先生也谈到过，“文学史既是一门文艺科学，也是一门历史科学，它是以文学领域的历史发展为对象的学科。因此一部文学史既要体现作为反映人民生活的文学的特点，也要体现作为历史科学、即作为发展过程来考察的学科的特点”（王瑶先生1980年7月12日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0年第4期）。这确实是一个两难的平衡。
　　我对这一点很犹豫。一方面我可能比较保守，我承认“文学性”（“新时期”以来往往被表述为“文学的规律”）是知识的建构，但是从童年阅读文学作品以来，一直能够感知到它的存在，我更愿意将“文学性”称为文学的典律。这个标准可以商榷，但不能完全相对主义化，美学趣味与大众民主无关。要是一人一票来选“经典”，得胜的也不是左翼文学，而是大众文化，金庸将毫不费力地打败赵树理，这毫无疑问——当然，依托政权的力量来改造旧有的“感觉结构”，结果自会不同。如果在泛政治的意义上敌视张爱玲的文学，甚至于，我举一个更极端的例子，将莎士比亚的经典化完全归于大英帝国殖民主义政策的产物，这是一种理论化的“走火入魔”。还有比动辄在文本中寻找“欧自男”（欧洲、白人、男性）更教条的教条吗？由此，哈罗德·布鲁姆在《如何读，为什么读》序言中的感慨充满反讽：“我们现在如何读，部分地取决于我们能否远离大学。”
　　但另一方面，不能以“文学性”抹杀文学经典自身的历史性。哈罗德·布鲁姆之外，雷蒙·威廉斯我也同意，他在《马克思主义与文学》中谈到：“决定性的理论突破是：人们已经认识到了‘文学’是一种特殊的社会范畴和历史范畴。有一点越来越清楚，那就是这种认识并没有降低文学的重要性。正是由于文学具有历史性（这是一种有关文化主要阶段的关键概念），文学才成为有力地显示着语言的社会性发展的特定形式。而又正是在这种前提范围之内，杰出的和具有永久的重要地位的文学才能够在特定的社会关系和文化关系中建成。”
　　所以，“文学的”和“文学史”的不是非此即彼，也只有在教条的意义上，“审美”与“政治”才是“矛盾”的。既是文学的，也是文学史的，这种辩证性的超越是可能的，我在一篇评述文章中，将这种超越性概括为“史家批评”。这个辩证否定的关系，正如杰姆逊在《语言的牢笼》中所指出的：“如果你所反对的终究被证实是虚假或错误的，那唯一能压制它的方法，就是把整个研究放到一个更高的辩证平面来讨论，重新选择一个出发点，在新的条件下，完全重置这个问题。”
　　金理：“文学史”这种庞然大物自非“不证自明的知识体系”，和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西学东渐下中国知识体系的转化、教育体制的影响等因素都有关联。黄平前引王瑶先生的话正是立足知识体系的视野与渠道对文学史的塑造。中国古代是没有“文学史”这种学问的。陈平原教授考辨过这个问题：1902年《京师大学堂章程》将“辞章”列为重要课程，依然是以传统的吟咏品鉴为中心；此后《奏定大学堂章程》可就不一样了，不只在“文学科大学”里建立了“中国文学门”，开设“文学研究法”“古人论文要言”“西国文学史”等十六种课程，还提醒讲授“历代文章源流”者，“日本有《中国文学史》，可仿其意自行编纂讲授”，由此将“文学史”作为一种知识传授。我在陈平原书中还看到这条材料，《文科国文学门文学教授案》（《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5月2日）“文科国文学门设有文学史及文学两科，其目的本截然不同，故教授方法不能不有所区别”，前者目的是“使学者知各代文学之变迁及其派别”，后者的功用则为“使学者研寻作文之妙用，有以窥见作者之用心，俾增进其文学之技术”。这是从教育体制、大学课程设置的渠道分疏“文学的”和“文学史的”不同功用。其实早期的“新文学”或“现代文学”课程中，史的考辨和文的赏析是并重的，甚至包含写作训练的因素。朱自清、沈从文、苏雪林等这些“中国新文学”“新文学研究”课程的主讲者，大多是学者加作家的身份。1950年代以后，这一课程和学科设置，如刚才黄平所言，为了论证国家意识形态合法性，配合新民主主义的修史规划，方才转为“体系化”的知识传授为主，而不太关注文学的感性品鉴。而北大、复旦皆有德高望重的老系主任提出过“中文系培养学者不培养作家”的告诫。逐渐的，“文学史压倒了文学”。为了反拨长期以来“文学史”一家独大的局面，近年来有陈平原等学者重审“文学如何教育”？这是我想表达的第一个意思，以历史的眼光、不同的塑造渠道来理解“文学”与“文学史”。其次，也要注意到接受者群体。以我们复旦中文系前些年的统计为例，毕业生中百分之二十五考研究生继续深造，有可能成为研究、教学人才，本科生教育中专业知识形态的文学史讲授，其实主要是针对这百分之二十五的人具有实际意义。如果一个学生毕业以后进入企业、机关、公司，我倒觉得文学成为修养当然是好事，审美的能力、对人性的感知，会成为其日常生活中的一种资源、底色。记住一大堆文学事件、思潮毫无意义。正是为了确立文学史知识教育与文学审美教育的适当比例，我们复旦前些年开始实施以原典精读为核心的教学课程改革。最后，即便是对专业研究而言，一方面是如两位所言，“文本”和“文本的周边”、文学性和历史性，应该兼善；另一方面也应注意求学之“进阶”，倒是知识转型的过渡期一些学者每每有此洞察，比如章太炎就批评新式学问的弊端之一即“不以序进”：“凡学先以识字，次以记诵，终以考辨，其步骤然也。今之学者能考辨者不皆能记诵，能记诵者不皆能识字，所谓无源之水，得盛雨为潢潦，其不可恃甚明。”研究是需要按照次序、步骤进阶的：先要识字，小学功夫；接下来记诵是一个通过自家“眼学”，出吾口、入吾耳、著吾心的过程，一个吟咏品鉴的过程；最后的考辨，才大致能和文学史考据相比附。庞大的文学史体系和抽象的理论概念都需要大量作品阅读、丰富的阅读经验作为支撑。而我们现在很轻易地跳过具体文本、或者没有基本阅读量的时候，就上升到“大问题”的研究，权力啊、制度啊，或者就是热衷于搬演国际学术话题，正是太炎所说的“无源之水，得盛雨为潢潦”。倒是萨义德这样的学者（提到他我们可能立刻想到东方主义、后殖民、文化霸权等时髦论题）却呼吁“回到语文学”：“对言词和修辞的一种详细、耐心的审查，一种终其一生的关注”，相反，“让一个文本的读者从一种快速的、浮浅的阅读，直接进入对于庞大的权力结构的全面甚或具体的论述，或者含糊地进入有利的拯救之治疗体系，也就是放弃所有人文主义实践的永恒的基础”。　　三、现代文学的“未完成性”
　　杨庆祥：通过各种制度性力量（表现为杂志的选稿标准、研究生论文的选题、优秀论文的评比、以及著作的出版、文学史课堂的倾向性授课等）把现代文学限定在“学科”的范围内，并以“学问”的名义来清除现代文学本身的“杂质”，这是90年代以来现代文学研究一个暗藏的倾向。这与现代文学研究的“整体性”倾向密切相关。比如80年代中期影响较大的“20世纪中国文学”“新文学整体观”等概念，在最近几年中，这种“整体观念”出现了比较复杂的变化，一方面“整体性”有进一步扩大化的倾向，最典型的莫过于试图打通“三个三十年”的努力。另一方面则是对这种“整体性”的消除，比如张英进最近以比较文学的视野提出了“消失的整体性”的观念，不过这种“消除”的努力但却恰好折射出了某种对“整体性”念兹在兹的焦虑。我对此是抱有怀疑的，在我看来，“整体性”的前提是一种“完成性”，也就是说只有在现代文学的基本问题（个人性、现代性等等）都趋于完成的前提的下，所谓的“现代文学”的整体性才有可能存在。柄谷行人曾经谈到日本的现代文学时说，因为80年代村上春树、村上龙等作家写作的出现，他意识到日本现代文学终结了，所以才想起来去探究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我的问题是，中国的现代文学完成了吗？如果没有完成？那么“整体性”的研究视野应该作何调整？
　　金理：我所理解的“整体性”大致包括这样几个方面：首先，“整体性”提供的是一种理论视野下的文学史叙述框架。这里的“理论”能够解释文学史的具体问题，而且产生连锁效应（所谓“生产性”），进而推及较为普遍的文学现象。问题是，随着后结构主义思潮的发展，文学、文化的“历史规律”被视作站不住脚，文学史和文化史的整体性往往被当成一种不可能、不受欢迎的研究对象。由此产生张英进所谓“整体性消失的共识”，这一共识激励异贡性、片段化、非连续性为旨趣的研究。我的观察和庆祥可能有点不同：目前的研究界正在转移“整体性”的视野，更多的成果来自“整体性消失的共识”。但这种共识中也暗藏着危险。章太炎尝谓“清朝一代能够考史，而不能撰史”，“考史”满足于材料的征集、考掘与“专门问题”的深入研究，而“撰史”则需要史家“通古今之变”的识断，移诸文学史研究领域，需要的正是“整体性”的视野和理论的有效整合能力。举个

例子，近年来的现代文学研究界，通俗文学、旧体文学、沦陷区文学大热，确实贡献了出色的研究成果，但也反衬出“整体性”缺失的急迫：现在已非捡到篮里都是菜的时候，更关键的是如何处置上述几者和五四新文学的关系。一方面史料的发现、个别现象的梳理成绩斐然，但另一方面注意力只在材料的拼凑和领地的占有，于是造成文学史的逻辑混乱、观念与框架充满不和谐，借个比方形容，“人人从事于造零件，作螺丝钉，整个机器，乃不知其构造装置与运用”（钱穆：《（新亚学报）发刊词》）。这就是“整体性”自觉和能力缺失的后果。其实研究方法之间未必能强分高下，且研究者“人之材质，万变不同”，“刺猬型”和“狐狸型”各有所重，原该各自发现性情所近选择研究方法，时潮逼迫下的“一窝蜂”反倒可怕。所以在我看来“整体性消失的共识”，其价值并不在于粉碎、终结“整体性”（否则推到底就是“文学史的消失”），而可以提供一种警醒：任何“整体性”的文学史叙述框架都不能带有“结论”的性质或企图，其目的应当是建立多元的、丰富的文学史空间。现代文学是指特定时空中发生的文学事实，文学史总是在文学事实已经存在的前提下成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是“完成”的。但文学史研究总是在现实社会环境中进行，研究者总是出于各自的生存境域、时代课题、理论背景和个人关怀来探讨文学发展规律，所以不会一成不变，它总是得自特殊的语境、回应流动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永远“未完成”。
　　其次，“整体性”提示的是一种“过去”和“现在”互动对谈、“历史”与“当代”一体贯穿的方法论。具体来说，在考察当下现场中发现的问题时，首先要避免“横空出世”“从未出现”的草率判断，而是将对象置于文学史的框架中考镜源流、确认价值，我记得程光炜就举过一个例子：“‘新世纪文学’被认为是‘全球化’、‘外国资本’和‘跨国公司’一手包装的东西，他们也许没想到，就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现在上海的‘新感党派小说’、‘左翼文学’等等，也可以用同样的话语形态、批评方式称之为‘新世纪文学的。”（《当代文学学科的认同、分歧和建构》）故而需要具备“史的眼光”来照出纹路肌理，揭示内在关联。其次，唯其是一个整体，所以任何一种新的文学因素的渗入都会引起整体格局的变化，需要对以往文学史现象进行解释。这里的开放性就如同艾略特所言“在同样程度上过去决定现在，现在也会修改过去”。
　　黄平：我同意大家谈到的警惕抹杀“杂质”的“整体性”。对于“未完成性”的强调，意味着为“可能性”辩护。这涉及文化政治的博弈。我们到目前为止，至少拥有过多种“现代文学”，《中国新文学大系》所代表的，“新民主主义论”所代表的，“80年代的现代文学”所代表的，其余支流更是不计其数。问题在于不同的研究视野，往往互相割裂为多个自洽的研究领域。作为80后研究者，我虽未侧身参与，但能感觉到这一知识场域的分裂正在发生，而且彼此之间缺乏严肃的、尊重的思想辩论。
　　一方面，文学研究永远是未完成的，这自不待言；另一方面，这个问题也深具“中国特色”。另一种“现代文学”是否可能？不在于“文学”，而在于“现代”，追问的是另一种“现代性”是否可能？这个问题的提出，源自中国社会的结构性危机。就文学研究而言，迫切需要一个“知识的共同体”，尊重“杂质”，容纳“差异”。目前的问题不是如何取得共识，而是首先如何互相尊重地共处。
　　杨庆祥：在我看来，问题的关键不是需不需要“整体性”的问题，而是需要何种“整体性”的问题？也就是说，“整体性”的主语非常重要，是文本主义的整体性（如“新文学的整体观”），还是文学英雄谱系的整体性？是意识形态主导的“整体性”（如“新民主主义文学论”），还是历史语境化的整体性？在我看来，真正有效的“整体性”大概应该是历史语境化的整体性，这是一种包含了前三者同时又可能会超越前三者的一种整体性。这一整体性的要义在于不仅仅把文学史作为一种客观的过去的知识予以记录（这当然是非常重要的），而是把文学史视作一个从过去延续到当下的历史的主体，而这一“过去”之所以能够存在，恰好是因为“当下”进入了“过去”。这就是本雅明所谓的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者不能没有‘当下’的概念。这个当下不是一个过渡阶段……这个当下界定了他书写历史的现实语境。历史主义给予过去一个‘永恒’的意象；而历史唯物主义则为这个过去提供了独特的体验。”“整体性”是有“当下性”的整体性，而“当下性”则是在整体性的（同时也是一种历史性）的观照下的“当下性”。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中国现当代文学”这个看似很不“科学”的说法有其存在的意义，它至少暗示了这种倾向，第一，中国现代文学（通常意义上的三十年）和中国当代文学本来就是一个连续性的整体；第二，中国现当代文学是一个既立足于历史性（从现代看当代、当下）又立足于当代性（从当代、当下看现代）的没有完成的历史主体。

　　金理：“既立足于历史性又立足于当代性”是很好的说法，这本就是“整体性”的精义所在。其实据我所知，1980年代“中国新文学整体观”的提出，其研究者主旨是试图通过对20世纪文学史的研究来探讨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道路和命运，以此为参照，寻访知识分子在当下的社会定位、价值取向和工作岗位。学术研究的背后有着强烈的当下性和现实关怀。其实我个人从“整体观”的研究方法中受惠良多。当我的思考在现实中陷入困境时，现代文学提供了我反复“重临”的起点、反复体会的经典经验，这是现代文学研究之于我个人的意义。举个例子吧（可能有点扯远），这学期我在课上讲《人生》，有个学生发言说因为内容涉及同样的爱情困惑，是否可以把路遥的小说和前段时间很流行的《北京爱情故事》结合起来讨论。我觉得这是很好的建议。在《北京爱情故事》中有一个这样的关节点：拜金女杨紫曦与她所跟随的富二代产生矛盾，决意与吴狄重温旧梦。吴狄手握戒指在楼下等候，这时一辆宝马驰来，富二代跳出来，嚣张而自信地告诉吴狄和石小猛：他只要上楼和杨紫曦说一句话，杨就会乖乖地跟他走……当杨选择重新投入富二代怀抱之后，吴狄伤心地把戒指投入湖中。这时站在一旁的石小猛大喊一声：“我们应该让这个世界知道我们是谁？我们应该让他们知道我们能够干些什么？”这是一个让我心潮澎湃的时刻：“新人”由此诞生，“新的故事”将开始讲述，严丝合缝的“铁幕”上将被打开一个口子……可结果让人倍感绝望，石小猛全身心投入到“这个世界”中，以更为娴熟的手法操弄原先为“他们”所掌控的规则，甚至变本加厉。其实在《人生》中已经“预演”过这一幕，大队书记为了安插儿子而将高加林逐出校门时，高选择的反抗方式是：写出一封求告信要求在部队当副师长的叔叔给他找工作。在遭到权势的打击之后而乞求更具强力的权势来与之抗衡。我们完全可以设想，借了位居劳动局长的叔叔，高成了县委大院的通讯干事，但他获得这一职位是不是也有可能踢掉了另一个“高加林”？不公正的制度、阴暗的手段没有终结反而不停在复制。从高加林到石小猛，多少年过去了，“屌丝逆袭”就完全只能依靠强势群体制定的游戏规则、先前那套不合理的逻辑来谋求自身利益，而社会结构永远无法得到优化。这真是让人绝望的一幕！支配性的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其强大之处在于没有多少人能跳出其手掌心。它的“再生产”（一代代青年被改造成无判断、不选择的个体）顺理成章、严丝合缝；然而在与它搏斗的关节点上，很多青年人功亏一篑、溃不成军，甚至被其“反噬”。在这样的悲观中，我想有必要重访“铁屋子”（感谢平兄赠刊，在最近一期《现代中文学刊》上读到琼斯教授的论文，获益良多）：曾经一度清醒、天真的个人，当面对“万难破毁”的困境，是否只有一种选择——重新安排自己进入原先的世界，从“昏睡人死灭”；抑或辩证对待历史的必然性与能动性，“有没有可能，通过有目的性的活动，来逃脱那囚禁我们的社会历史结构”？现代文学的经验中最打动我的，就是以鲁迅为代表的文学家，同样身处主导性文化的严密限制之中，但却通过足够强大的艺术才能、“绝望中抗战”的勇气、韧性的战斗精神，创造出冲决罗网的文学空间。我想以上面这个例子，来回应庆祥谈到的“历史”与“当代”的呼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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