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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方法与知识的晚清文学与现当代文学学科话语增生

作为方法与知识的晚清文学与现当代文学学科话语增生

  1990年代以来的中国现当代文学进入了研究者所谓的“无名”时代,与之对应,现当代文学研究也进入了“学问家凸现、思想家淡出”的时代,每个人专注于自己专业内的“三分地”,因此,很少有一个能够让众多的研究者兴奋并集中讨论的话题。而王德威的“没有晚清,何来五四?”一出,却立刻在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成为争论的焦点。
  “没有晚清,何来五四?”通过对晚清文学知识考古式的重返,把现代文学的起点推到了“晚清”,大大拓宽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疆界,并从对现代起源的关注转向如何想象并谈论中国“现代”的方式,引发了现当代文学学科研究范式的转换。论断对“晚清”现代性想象的释放,引发十七年文学“反现代的现代性”的探讨,使十七年文学在“革命中国”的阐释中具有了知识范畴的独立性和类似“乌托邦”的价值品格。而其寻找中国现代性的努力暗合了中国作为大国经济崛起的现代性“现实”,这种承认的政治也让现代性变成政治正确的概念而空洞化,重新落人西方思维模式中。对这一论断的反思是研究者超越时代限定进而使现当代文学学科与研究者获得独立品格,走向成熟的关键所在。
  一、晚清文学知识考古与作为方法的“晚清”
  中国现当代文学虽有五四时期启蒙主义文学史观、1930年代后盛行的新民主主义文学史观、1980年代以后现代化新时期文学史观等诸多影响,但这些文学史观背后都有一个不证自明的研究范式——“从五四谈起”。Www.11665.coM“五四”被指认为“旧民主主义”和“新民主主义”的分水岭,“五四”以后,无产阶级成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实际政治领导者,因此,“在中国文化战线或思想战线上,五四以前和五四以后,构成了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即使在“新时期”文学史叙述中,启蒙文学史观取代革命文学史观成为文学史叙述的主流话语,也把“五四”定义为中国“现代”的开端,进一步强化了“五四”起源的合法性。
  在这一文学史叙述序列中,太平天国前后到宣统逊位这六十年的晚清文学自然属于“古代”的范畴,虽然这时期的思想文化与文学中已经有了新的因素的萌芽,特别是小说创作的蔚为大观。“但由于没有“真正”的现代思想的烛照,它们存在的意义只是为真正现代的五四文学作准备。这种观念通过制度化的学科建构,已经内化为研究者的思维惯性,形成了稳固的文学史秩序,而王德威的“没有晚清,何来五四?”挑战的恰恰是这种思维的惯性。王德威认为:中国作家将文学现代化的努力,未尝较西方为迟。晚清小说中的狭邪、公案侠义、谴责、科幻预告了现代文学对欲望、正义、价值、知识范畴的批判性思考,以及对如何叙述欲望、正义、价值、知识的形式性琢磨。晚清小说不但在具体文学实践中充满种种试验的冲动与丰沛的创造力,而且在文学生产诸方面均显透出现代性的多重可能。但在五四新文学建构中,晚清文学的现代性被压抑了。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现代文学的现代性并非源自“五四”,而是源于晚清。
  这一论断最初被认为是为现代文学寻找新起点。时间太短,一直是研究者的学科焦虑,因此,把现代文学起点往前移,是1980年代以来现代文学研究者的努力之处。其中最有名的当数钱理群、黄子平、陈平原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提出以1898年为起点,另有谢冕在“百年中国文学”中提出以1895年为起点、范伯群以《海上花列传》发表时间1 892年为起点,以及其他学者提出以鸦片战争爆发、20世纪初、1907年等时间点为现代文学起点,2009年纪念五四运动九十周年,关于现代文学的起点问题的争论甚至形成新高潮。这些观点由于文学研究中的“势大于人”,均未能在学术意义和研究者问题意识方面得到有效的阐发,没有产生“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颠覆性效果。
  现代文学研究界这种不断地把起点往前移,并不始自1980年代后期,三十年代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就主张新文学应该“从晚明谈起”,将晚明的公安派、竟陵派追认为新文学的前驱。而学界之所以一定要在中国历史进程中划分出“古代”与“现代”的界限,确定鲜明的起点,是因为“历史时期的划分属于一种现代性特有的痴迷。现代性包含了战胜的承诺,它必须标明一个时期的结束和下一个时期开始的日期。标识出元年,一方面表示默示和赎罪,另一方面是再生和更新,或是再次革命和重获自由”。因此,对于历史的发展来说,“分期不可或缺。标出一个时期,意味着提供一个开始和一个结尾,并以此来认识事件的意义。从宏观的角度,可以说历史的规则就是通过对分期的论争而得出的结果,因为分期本身改变了事件的性质”。
  但是,如果把王德威“没有晚清,何来五四?”仅仅理解为寻找现代文学起点的努力,则误解了他的良苦用心。“我并不自高身份以批评他人,更不欲颠覆已建立的传统,重新把中国现代文学的源头定在他处。一旦如此,就会又落入五四及其从人所抱持的‘强势’现代迷思的陷阱里去。重新评价晚清小说并非一场为中国现代小说找寻新‘源头’的战役,或将曾被拒斥的加以复原;其实这是试图去了解,五四以来当作家及批评家回顾其文学传承及自己的写作时,被上流文学压抑的是什么。我的取法不在于搜寻新的正典、规范或源头,而是自处于‘弱势思想’,将一个当代词汇稍加扭转以为己用:试图拼凑已无可认记的蛛丝马迹;试图描画现代性的播散而非形成。”可以看出,他不是“从晚清谈起”,也不从任何时候“谈起”,而是用福柯“知识考古学”的方法把对中国现代起源的关注转向人们如何想象并谈论中国“现代”的方式。
  在福柯看来,我们只能对知识作考古学研究,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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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知识得以可能的条件,即支配我们思想和话语实践的各种规则是什么。知识考古学“把认识从它们的经验论的根源和它们原始的动机中截取下来,把它们从它们的虚构的同谋关系中澄清出来,因而它们在历史分析中就不再意味着追寻静默的起始,无限地上溯最早的征兆,而是意味着测定合理性的新形式以及它的各种不同的效果”。作为福柯的《知识考古学》的第一位中文译者,王德威借助于“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追问与质疑完成了对晚清文学的知识考古,使得晚清文学研究成为现代文学研究中的显学,一时间,中国现代文学都从晚清开始谈起,现代文学的疆界拓展到了自太平天国前后至宣统逊位的六十年,整整大了两倍,缓解了现代文学的学科焦虑。更重要的是,这个时间段中的诸多文学现象与作家,如社会言情、武侠会党、侦探推理、历史演义、滑稽幽默、通俗戏本文由论文联盟http://收集整理剧等以往被视为另类的文学,从社会学、民俗学、文化学、经济学、地域史等多种角度被赋予了“现代”的文学品格。特别是以范伯群为代表的通俗文学研究,致力于建构一种雅俗两种文学“比翼双飞”的文学史观,被学界认为是为文学史“找回了另外一只翅膀”。“晚清”这个“不具关键意义的年头”在文学史上的关键地位也得以凸显。

  至此,借助于王德威“没有晚清,何来五四?”对晚清文学的知识考古,现代文学不但在时间疆界上扩大到了两倍,更重要的是在研究对象上膨胀了好多倍,现代文学界借此缓解了自己的学科焦虑,完成了研究范式的转换与学科话语的增生,研究前景也豁然开朗,未来似乎是一片光明。
  二、“反现代的现代性”与十七年文学作为“知识”
  十七年文学因处在一个政治运动频仍、思想自由和艺术民主匮乏的时代,被判为伪文学而逐出了文学话语讲述与当代文学史,成为一种尴尬的文学存在。但历史是复杂的,“如果我们确实是这样或那样的混杂物,那么,那些假设的过去与现在、我们与他们之间的断裂就仅仅是现代主义的一种特别的虚构。”在“没有晚清,何来五四?”重新激活下,晚清这一“不具关键意义的年头”获得了现代性品格而进入了现当代文学史的讲述序列,那么,在研究者视野中同样是“不具关键意义的年头”的十七年也因一种“反现代的现代性”被激活而成为各种思想与理论分歧激烈纠葛的“战场”,“反反现代的现代性”也被研究者视为当代文学史叙述的重要纲领。
  1990年代以后,对十七年文学及其史前史的延安文学最具解构性重读的当数“再解读”思潮,“把文学作品放到更为复杂的历史语境和文化建构过程之中,探讨它在社会文化中的位置、它如何与更大的历史话语建立起联系、如何‘象征性’地呈现特定历史情境中的文化逻辑和文化理念。”在唐小兵为《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所写的序言中,将延安文艺定义为一场含有深刻现代意义的文化革命,是“一场反现代的现代先锋派文化运动”,为以“民族国家”建构为诉求的十七年文学诸多红色经典文本进入现代打开了巨大意识形态场域。在这一“反现代的现代性”话语逻辑中,在“启蒙”话语逻辑中被视为封建伪文学的十七年文学与“文革”文学及其史前史的延安文学,都被赋予了“现代性”某种品格。十七年文学因诞生在反抗西方现代性的中国而天生地具有了对现代的反抗性,而无论在西方之内还是西方之外对现代性的反抗都只能采用二元对立的方式进行,二元对立恰恰是现代性的基本逻辑,因此,十七年文学甚至“文革”文学不但不是五四新文学的中断,反而是其合乎逻辑的发展,而对现代性反抗得越强烈,其本身的现代性就越强烈,越彻底。
  与文学研究相对应,作为独特的现代性实践过程,中国社会主义运动的现代性意义已经得到了理论界的普遍认可。在1990年代以来知识界“新左派”与“自由派”论战中,拒绝将十七年历史阻隔在现代之外的新启蒙式的认知判断,更是从更为宽泛的现代化范式出发,将中国革命视为第三世界国家进^现代实现现代化的主要方式,将十七年看作现代化的初始阶段。通过这种“另类”现代性的理论阐释,十七年的政治经济成就得到了更为客观和深入的评价。事实上,在海外研究中国的许多左翼学者那里,如莫里斯·梅纳斯、阿里夫·德里克、马克·塞尔登,这种另类现代化的理论范式已经得到了比较完善的阐释。而在1990年代以来的中国大陆学者中,则更多地体现在经济学政治学领域中,如韩德强、温铁军、崔之元、王绍光等的著作和文章,都持类似立场与理论。这主要是对“中国”这一历史主体认知方式发生了转变,不是立足于市民社会合法性基础的现代民族一国家意义上,将中国定位为一个全球资本体系中的落后国家,而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非殖民化进程中的独立国家浪潮历史语境中寻求发展的第三世界国家。在这一逻辑中,“现代”已经成为十七年“革命”最为主要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的目的诉求,也就是说,中国革命本身就是最“现代性”的,作为中国革命本身组成部分的十七年文学,也因之最具“现代性”。
  在这一逻辑中,十七年文学已经成为一种“知识”,为关于“中国阐释”的知识化过程提供着持续的动力,十七年文学也摆脱了“启蒙”视野中只能作为中国政治与思想史注释材料的附属地位,而建立起自身的知识场域,或一种基于当代经验的知识传统。这一过程也鲜明地体现了西方理论强大的话语殖民能量,其已经“从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强大的扩张力和毁灭性诱惑中解释社会主义的困境”贯通到“从作为历史主体的‘前现代’民族不可遏止地表达的必然性……非西方的想象逻辑和符号可能性,解释作为‘当代文学的民族文学的兴起’”。因此,在“反现代的现代性”论述中,“革命中国的正当性”及其“尊严政治”实践是其潜在的知识论证,它所创造的世界不但拥有政治经济的合法地位,更获得了一种阶级的尊严,而文学作为“革命中国”伴随者,也成了人类文化根本转折的见证者和参与者。至此,十七年文学在“革命中国”的阐释中具有了知识范畴的独立性,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了类似“乌托邦”的价值品格。
  值得注意的是,十七年文学借助“反现代的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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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成为一种“知识”的同时,是不是也失去了其在价值上的某种判断。因为在“革命中国”的阐释中,有很多的历史事件是不能被简单地“知识化”的,它“要求我们做出道义上的反应,因为把它们作为事实来陈述,本身就是一种处在道德责任中的行动”,抛却了某种价值上的判断可能是“道德上无责任感”的表现。
  三、晚清现代性想象与1990年代以来中国叙述
  1990年代以后的现当代文学研究,一个重要的话语增生就是“现代性”,“无论是作为论题还是语汇的现代性都达到了空前的规模,对西方文化意义的现代性含义的追溯和考古业已成为我们的学术习惯。同时,在中国文化范围之内(包括古代与现代)所进行的现代性阐释更是层出不穷,几近成为现代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的基本词汇。”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现代性阐释与欧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者的影响分不开,特别是李欧梵与王德威的影响。
  “没有晚清,何来五四?”把现代性问题引入晚清文学:“我所谓的晚清文学,指的是太平天国前后,以至宣统逊位的六十年;而其流风遗绪,时至五四,仍体现不已。在这一甲子内,中国文学的创作、出版及阅读蓬勃发展,真是前所未见。小说一跃而为文类的大宗,更见证传统文学体制的剧变。但最引人注目的是作者推陈出新、千奇百怪的实验冲动,较诸五四,毫不逊色。然而中国文学在这一阶段现代化的成绩,却未尝得到重视。当五四‘正式’引领我们进入以西方是尚的现代话语范畴,晚清那种新旧杂陈、多声复义的现象,反倒被视为落后了。”

 在中国内部寻找现代性的努力有着深刻的理论背景。日本以内藤湖南、宫崎市定为代表的京都学派“东洋近世说”“把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区域构成一个具有现代性动力和轨迹的历史世界”,认为唐宋时代以贵族制度衰败为迹象的“唐宋之变”是独立于西洋近代而发生的历史现象,导致中国在世界上最早进入现代,这是与欧洲平行的现代过程。与此类似的中国现代性叙事有何伟亚的“中国现代性自生说”,弗兰克的“白银资本论”,波拉尼的“大转型”等。这些从中国内部寻找现代性的叙事,目的都是为了抵抗欧洲中心主义与现代性的话语霸权,而其背后潜在的更为重要的背景是中国作为某种意义上“大国”的经济崛起。
  在以欧洲为中心的现代性叙事逻辑中,中国是一个“落后者”和“局外人”。随着1990年代以后中国经济在某种程度上的崛起,从中国内部寻找现代性的叙事则把中国的主体位置挪到了“局内”,这首先意味着,当下中国的现代化实践得到了某种结论性的认可,成了某种“现实”,既然“已经在舞台上了,就不能不说话”。既然中国内部现代化的努力早已开始,近代以来的落后只是在某种程度上被打断了“现代”的过程,而今天中国经济的崛起,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种“复兴”。
  不难看出,从“中国”内部讨论“现代性”问题,本身还是一种“起源论”。之所以要在中国内部寻找现代的起点,因为“起始的观念,更准确地说,起始的行为,必然涉及划界的行为,通过这一划界行为某个东西被划出数量巨大的材料之外,与它们分离开来,并被视为出发点,视为起始”。而福柯认为,对现代性起源的讨论隐藏着的是归结相似关系以及揭示这种关系在历史脉络中连续性的欲望,而这种欲望本身就是被建构起来的,背后隐藏的是知识权力关系:“谱系学家需要历史来消除关于起源的幻象,其方式类似一个需要医生来驱赶自己灵魂中阴影的优秀哲学家。他必须能够认出历史的诸多事件,它的跌宕、它的意外、它并不牢靠的胜利和难以承受的失败,说明开端、返祖和遗传……只有形而上学家才会从起源那飘渺的理念性中去寻求自己的灵魂。”对福柯来说,他对历史的分析不是要追溯历史发展中的因果性和必然性,而是拆散连接这因果性与必然性的链条。因此,对于主要用“知识考古学”来解读晚清文学现代性的王德威来说,他对晚清文学现代性的释放,还有着更为复杂的用意。“我无意夸大晚清小说的现代性,以将之塞入现代主义的最后一班列车中。我也无意贬抑五四文学,而不承认其适如其分的重要性。我的观念其实要有争议得多。在后现代时期,谈论一个一向被视为现代前的时期的现代性,我的文章有意地使用‘现代错置’的策略和‘假设’的语气。我的讨论如有时代错置之嫌,因为它志在搅乱文学史线性发展的迷思,从不现代中发掘现代,而同时揭露表面的前卫中的保守成分,从而打破当前有关现代的论述中视为当然的单一性与不可逆向性。”
  “没有晚清,何来五四?”并不是简单地从中国内部讨论“现代性”并赋予晚清文学以“现代性”那么简单,而是和他的“小说中国”命题一起,把对中国现代的关注转向人们如何想象并谈论中国现代的方式。无论在中国内部还是外部讨论现代性问题,都逃不开二元对立的本质论思维方式,在这种思维方式中,中国现代性从什么时候开始?起点是晚清还是五四?哪怕像沟口雄三那样追溯到宋代,差别并没有研究者争论那么大。这种讨论背后有一个潜在的对立面——“古代”中国,这种断裂的二元对立思维其实还是源于西方,因为只有在起源于西方基督教逻辑的进化史观中,才会有这种基于线性时间观上的断裂,所以,在王德威看来:“一味按照时间直线进行表来勘探中国文学的进展,或追问我们何时才能‘现代’起来,其实是画地自限的(文学历史观。”
  因此,在1990年代以来有关当代中国“现代性”的叙述中,无论是把中国作为独立于欧洲的特殊现代性形态,还是以欧洲为潜在对抗的“冲击一回应”现代性模式,都是一种方法论上的“欧洲式的透视法”,即以欧洲的近代为尺度来观察近代中国思想体制的“知的帝国主义”,而这样的思维体制长期以来被我们自己用作自我观察的透镜。当我们在一种“承认的政治”㈤基础上论述当代中国独特“现代性”,刻意强调当代中国现代性问题时,“正如一切带有明显目的论倾向的取向那样,它们从根本上说都是一种循环推理,因为它们最后在庞大复杂的历史现实中所发现的现象恰恰就是它们一开始就要寻找的现象。”那么,中国现代性这个非常具有挑战性的概念,会因此而变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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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政治正确概念而空洞化,对当代中国现代性的论述反而落入了普遍性和特殊性这一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中去,而这种思维模式却恰恰是最西方的。
  王德威“没有晚清,何来五四?”所释放出的晚清文学的现代性,并进而引发对中国(文学)“现代性”的争论,比通常的理解要复杂得多,而对“现代性”的反思,更多应反思研究者自身的惯性思维,并进而开掘出我们自身的问题意识。
  结语:学科反思意识,或研究者问题意识的重建
  尼采意义上的思想者不是“纯粹的求知者”,而必须“切身地对待他的问题,在其中看到他的命运、他的需要以及他的最高幸福”。在提出“没有晚清,何来五四?”论题之后,王德威在《小说中国:晚清到当代的中文小说》、《历史号怪兽》、《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写实主义小说的虚构》等一系列著作中,延续了这种基于自身的反思意识:“在一片后殖民、反帝国的批判话语之后,作为中国文学研究者,我们到底要提供什么样的话语资源,引起对话?还是只能继续拾人牙慧,以西方学院所认可的资源,作为批判或参与西方话语的资本?我们对本雅明、德曼这些西方大师的理论朗朗上口,但对和他们同辈的陈寅恪、朱光潜、宗白华、瞿秋白、胡风、钱钟书、甚至胡兰成,有多少理解?我们口口声声强调‘将一切历史化’,但在面对中国历史(尤其是文学史)时,又有多少尊重和认识?”。
  这种反思意识与急迫的问题意识,恰恰是现当代文学作为一个学科及其研究者所最需要的,也是这个学科要获得一种成熟的品格所不得不面临的。长期以来,现当代文学由于与政治的关系过于紧密而饱受诟病,但是,抛却了政治的影响,是不是这门学科及研究者自身就获得了独立的品格?是不是在太多情况下,研究者迫于自己所身处的时代会以其他不同的政治主张而掩盖自己的学术姿态,从而忽略了文学史本身的斑驳与复杂?“在一切叙述都有历史局限性的判定之下,我们是否会走向犬儒主义,走向失去道德责任与逃避必要的历史承担?”
  这种学科的反思意识与研究者的问题意识,是一门学科及其研究者摆脱时代限定性,走向真正成熟的关键,也是王德威“没有晚清,何来五四?”对现当代文学学科话语释放的真正意义,更是今天重读王德威这一论断时所要警醒之所在。转贴于论文联盟 http://www.ybas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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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作者:范钦林 [标签: 文学 文学 文学 运动 文学 文学 与现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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