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针对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和翻译的现状并结合自身的文学研究和翻译研究经验,澳大利亚汉学家bonnie s. mcdougall(杜博妮)提出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历史真实性的理论议题,具体包括文学理论历史真实性和文学翻译历史真实性。从单个作家作品到整个历史时期的文学框架再到核心的文学理论研究范畴,杜博妮强调对中国文学要有整体而全面的研究,在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翻译过程中要体现翻译历史真实性、翻译文体真实性和翻译语言真实性。
　　关键词:中国现当代文学;历史真实性;文学理论;文学翻译
　　
　　一 引 言
　　
　　对翻译历史性问题的研究有诉诸哲学途径的,也有带有后殖民或异质翻译视角的讨论。在文学翻译中,如果把原文看做一个历史节奏,那么译文是否是另外一个历史节奏,这个问题很不容易回答。澳大利亚汉学家bonnie s. mcdougall(中文译文是杜博妮,以下简称杜博妮)通过长期翻译和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形成了自成体系的翻译历史真实性理论。她的文学理论研究和文学批评研究为翻译活动提供了理论基础,而她的翻译实践也为文学理论研究和翻译理论研究提供了经验基础。以其所选择翻译和研究的中国现当代文学而言,翻译的历史性问题非常突出,这既起因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特质,也是海外中国文学研究的现状所致。文学翻译理论研究离不开文学本身的研究,文学历史真实性问题解决好了,文学翻译的历史真实性问题才有望深入讨论。杜博妮的翻译真实性理论主要包括文学理论历史真实性问题和文学翻译历史真实性问题两个方面。wWW.11665.CoM
　　
　　二 文学理论历史真实性
　　
　　作为有悠久历史传统的中国,丰富的文化现象和历史遗迹为很多领域的研究提供了取之不尽的优秀素材。历史真实性问题最成功的研究领域当首推人类学特别是考古学。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研究论文在国际一流的科学论文期刊《自然》上能够获得发表的最多的是中国考古学论文。事实上,不仅中国的人类学注重历史真实性问题,中国文学理论关注历史真实性问题也由来已久,并不是现当代才提出的理论问题。中国传统的考证学、训诂学都在一定程度上关注文学和语言的历史真实性问题。尽管研究方法和研究领域不同,考证学在文学研究中,尤其是古典文学研究中有很重要的地位,而训诂学在汉语语言学研究中的作用也十分突出。现当代以来,古典文学研究逐渐从文学研究的主要领域逐步过渡到与现当代文学相并列的研究范畴,但考证学在古典文学研究中仍然占有重要的地位。那么,为什么文学历史真实性问题的研究在现当代阶段显得尤其迫切呢?这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特质有一定的关系。
　　中国现当代是中国社会充满变化的转型期,相应地,文学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转型。中国现当代文学时期是充满争论和变化的时期:文言文学与白话文学,功利性文学与无功利性文学,自由文学与革命文学,新文学观与鸳鸯蝴蝶派文学等等。面对如此众多的文学流派,如此不同的文体风格和文学功能,如果不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有全面的研究,海外读者很难对中国现当代文学有一个真实的认识。因为海外读者多是通过翻译读本接触到中国文学,翻译作品由于数量、发行等原因所限,在文学作品的译介方面会出现不同领域的作品翻译不均衡的现象,这使得海外中国文学的研究在研究范围上会有所局限。目前总的趋势是:海外汉学家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很多,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相对较少,例如,仅《论语》一部古典作品的译本就已经有一百多种,而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的译本总共加起来可能有一百多种。即使有学者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也是凭借有翻译作品的有限的作家而引发的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讨论。这样,由于中国现当代文学流派很多,而研究者所能获得的译本资料有限,一个不同流派的不同作家给研究者呈现的只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一部分,它们可能在某一个视角真实翻译了中国现当代社会的文化与历史,但是带有某一写作角度的历史,可能无法完全反映中国现当代文学一个历史时期的全貌。
　　在这种背景之下,杜博妮的研究很是可贵,她既翻译也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理论,她的视角正是历史真实性的视角。这一方面体现于她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整体性把握,另一方面体现于她对海外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关注。杜博妮早在1976年就出版了她的博士论文《何其芳诗歌与散文翻译及评论》,后来陆续出版了《1949-1979年中国流行文学与表演》、《1919-1925年现代中国对西方文学理论的译介》、《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等多部著作。杜博妮对中国文学的研究有面有点,既注重整体也注重个案,都做到了深入而真实的研究。她对何其芳诗歌的翻译和研究得到了研究者的认同,评论者认为:“本书(《何其芳诗歌与散文翻译及评论》)应先阅读前言和总结,然后阅读诗歌和散文。杜博妮翻译得非常好。”① 她对北岛诗歌的翻译与研究也很出色,雷金庆认为:“北岛有幸有一个出色的批评家和翻译者杜博妮。”② 她对鲁迅和许广平所著《两地书》的翻译研究也很深入:“这本书是关于鲁迅和许广平的传记,同时也是关于信件写作广泛意义上的讨论,并且探索了中国和西方不同的隐私概念。”③ 杜博妮对阿城小说的翻译更是出色,译文前有18页关于阿城作品的详细研究,译文后又做了80条小说中的名词解释,旨在努力再现真实的小说原貌。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杜博妮对文学理论问题的深人思考。她参阅了《中国文学大辞典》、《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现代文学手册》、《中国现代文学名著辞典》、《现代中国作家传记词典》和《中国文学选读》等第一手资料,并与雷金庆合写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是一部较为全面的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专著。哈顿认为:“本书为中国文学目前的趋势和未来的走向提出了很有洞察力的见解。”④ 除此之外,杜博妮对中国20世纪小说家有专著论述,并且讨论了虚拟读者的文学问题。杜博妮也特别关注新文学运动,写出了《1919-1925年现代中国对西方文学理论的译介》一书。黛安娜•梅认为:“杜博妮成功地唤起人们对那些已经遗忘的名字的记忆,探询了那些关于‘西方理论重要性’的事实,并揭示了这些理论来源的出处。”⑤ 她的整体性文学思考在她的专著《1949-1979年中国流行文学与表演》一书中体现得尤其明显。本书主要解决了几个文学问题:“中国文学目前的现状如何,是怎样形成的?这样的文学来源于怎样的文学和非文学源头?在塑造文化产品方面,艺术家、观众和权力机构之间的关系如何。”⑥ 对这些文学理论问题的讨论,促使杜博妮进一步思考文学范畴的基本问题。
　　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基本范畴,杜博妮特别强调读者。她在《1949-1979年中国流行文学与表演》一书中指出,在战后的中国,以作者为中心的文化逐渐转向以读者为中心的文化。她还区分了两种读者类型:群众读者和流行读者。前者是官方机构设定的读者对象,更关注群众应该如何而不是他们想要什么。⑦ 另一种类型的读者则是1979年中国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文学市场发生变化、文学的商业性实践活动所形成的。流行文学的兴起促使群众读者向流行读者转化。笔者认为杜博妮对读者的研究抓住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理论研究的核心问题。中国现当代文学起始于借鉴西方文学、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新文学运动。新文学运动的宗旨在于开启民智,提高国民素质,增强救国兴国的人民力量。新文学运动尽管积极引进西方文学,但由于西方不同流派文学理论的译介和消化需要一段时间,而当时中国国内的新文学运动还处于开始阶段,短时间内很难有一个像传统文学那样稳健的文学结构建构起来,加上战乱和经济危机等因素的影响,促使流派众多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理论论争持续很久。每一个草创阶段的文学理论都是从召唤和影响读者的角度出发,结合倡议者自身的文学理论特点,提出带有某一方面特质的文学方案。强调启蒙救国的文学流派针对广大的群众读者和知识分子阶层,提倡针砭时弊的历史真实性作品。主张西方美学和文学艺术的文学流派以及提倡中国传统文学向现代转化的文学艺术流派都把流行读者作为写作的对象,尽管这些流行读者在早期还不是主流,远远没有群众读者的数量多、影响力大。正如杜博妮所言,在1979年中国改革开放之后,这些流行读者才真正流行起来。⑧ 有了这样的读者划分,我们就更能够理解中国现当代文学各理论之间的论争,其设定的读者群体不同,文学理论的侧重点也不同。争论归争论,这些文学作品确实在不同的读者层面实现了相应的文学功能。

因此,从单个作家作品到整个历史时期的文学框架再到核心的文学理论研究范畴,杜博妮强调对中国文学要有整体而全面的研究。杜博妮不仅建立起自身的历史真实性研究,而且对海外中国历史真实性研究十分关注,她的研究为海外中国历史真实性问题的研究做出了贡献。杜博妮研究了海外关于中国文学研究的专著,提出这些专著存在的主要问题在于:缺少参考文献或者参考文献不全,目录或索引不全面,译文生硬,序言中有些事实混淆,注释不当等等。总之,上述问题是编者、著者或译者不熟悉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所致。杜博妮不仅发现问题而且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方案。针对具体的文学类型研究,杜博妮都提出了中肯的意见。针对费维恺(feuerwerker)所做的知识分子笔下的农民文学研究,她认为应该先确定知识分子的新定义:“知识分子是受过高等教育或者早先从事学术(特别是人文学科)研究的人。”⑨ 而费维恺专著中用前现代时期的学者观念来定义知识分子是需要商榷的。显然,杜博妮对研究的理论基点问题很重视,这些研究基点上的准确与真实对于研究理论的构建非常重要。
　　针对董保中和马克拉斯的中国戏剧研究,杜博妮认为研究中国戏剧需要区分以下几组概念:“中国京剧和话剧;京剧和其他形式的传统中国戏剧;中国京剧与西方歌剧以及样板戏。关于中国戏剧的研究来源要可靠,研究要充分,要注重事实的准确性和批评性分析。”⑩换言之,杜博妮的戏剧研究理论包括理论范畴真实性和事实来源真实性两个方面。前者是从类属方面总结、比较和归纳中国戏剧的文学特点,后者则是从历史语境的角度还原中国戏剧的本来面目。这样有了内部类型和外部语境的双重对比,有助于全面地研究中国戏剧。杜博妮特别强调研究资料来源要可靠,这不仅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很重要,对充满多元文化色彩的澳大利亚文学同样重要。澳大利亚文学家约翰•金塞拉以自身经验总结道:“国族诗歌选集强化了国族概念,哪怕在其遴选和呈现上有意进行解构,选集也会不可避免地参与一种关于真实性、合法性及‘官方’批准的权力斗争。”b11这一席话道出了文学的复杂性特征。研究文学理论不能完全不考虑文学的社会功能和制约因素,也不能完全受制约于文学社会功用论。杜博妮的研究正是针对文学研究的复杂性而做出的符合历史真实性的研究。
　　杜博妮还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与传统文学的接续问题十分关注。针对耿恩(gunn)对于1937-1945年中国上海和北京的文学研究,杜博妮认为耿恩对这一段文学史是按照主题来划分研究领域的,但这种划分所引起的进一步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关于传统复兴的章节所参考的戏剧和散文,每个个案都有不同的传统的一部分,过去和现在的融合形成了不同的文学进程。因为本书在此处缺少关于现代中国传统和传统主义的讨论,这些章节在理论上很弱。同时,对于五四浪漫主义运动的衰落和反浪漫主义的发展区分也不够,而每个运动中现实主义的地位也未予以重视。”b12此外,对于新的文学形式,杜博妮的思考也很深入。她对劳克林(laughlin) 的中国报告文学研究评价很高,认为其研究“为研究作者、文学生产者、批评家和读者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光明的探索渠道”b13。 杜博妮肯定了报告文学在20世纪中国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她进一步关注的问题是:“是否这些写作使同时代的非学术读者感兴趣,或者是否这些作品创造了新的同盟或者影响了他们同时代观众的想法而不仅仅是强化了现存的态度。”b14对于中国新一代文学,杜博妮的认识是理智而充满信心的。她看到了关于中国新一代文学研究的问题,如农民文学研究的局限性:“中国作家有时会辩护,认为他们代表农民,因为农民没有自己的声音。但是过去和现在不断发展的大量的民间文学驳斥了这一点。”b15她也“批评了毛泽东艺术思想简单化研究的倾向,特别是1943年以来政治应用的简单化倾向。她强调要仔细阅读最初的原始文本并研究这些思想形成的环境”b16。她对海外华人作品研究的评价采取理智分析的立场,她认为:“《女勇士》夸张的想象和异国情调其实是外国人对中国的观点:作者的血缘就可以保证作品的真实性吗?”b17《女勇士》这部作品并不受中国读者喜爱,中国境内的研究者认为该小说有自我殖民主义的倾向而加以批评。对此,杜博妮的意见很明确,她认为《女勇士》不受中国人欢迎有几个原因:“一是政治原因:美国出生的一代和他们的先辈明显把他们自愿的流亡生活看做是一种解放。书中人物强烈的中国恐惧症也使大多数中国读者反感。第二个原因是:作为小说,它还是太激进了,文气不连贯,令人炫目的狂欢,个人主义,物质至上,愤怒的女性主义等等都使得读者很难消化。”b18
　　总之,尊重事实,全面收集材料,做好充分的研究准备工作是文学历史真实性研究的必要前提。杜博妮的这些建议对不了解中国现当代历史和现当代文学史的海外研究者来说更重要。西方流行的观点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忽视文学质量,只能用中国自己的标准来衡量,而杜博妮则自信地宣称:“最好的中国现当代新作品可以自信地进入国际舞台。”b19
　　
　　三 文学翻译历史真实性问题
　　
　　杜博妮对文学翻译的历史真实性问题非常重视,她认为翻译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的意义和责任都重大。她认为中国当代小说在国外有广泛影响的不是鲁迅的作品而是老舍的《骆驼祥子》,部分原因是翻译问题所致,因为鲁迅的作品翻译得并不好。b20 好的翻译往往是决定作品在海外得到认可的一个主要因素。结合杜博妮自身的翻译实践和翻译理论以及她对别人翻译作品的翻译批评,可以将其好的翻译归纳成三个方面的特点:历史真实性、文体真实性和语言真实性。
　　杜博妮从自身的经验中努力实践如何再现翻译的历史真实性。杜博妮翻译何其芳的作品,主要是翻译何其芳1942年前的作品,她在书前序言中按照何其芳所经历的三个主要的历史阶段来介绍,给读者一个全面的印象,具体划分为:19世纪30年代的浪漫主义诗人和散文家;40年代的共产主义诗人和宣传者;50-60年代建立中国文学时的领导人物。杜博妮努力在作家的作品和作家生活的不同阶段之间找出联系。笔者认为这种联系到作品的历史真实性问题,与创作的语境有关,对翻译的语境也很重要。杜克(duke)对杜博妮翻译何其芳的作品非常欣赏,认为该做法是“明智的选择、优秀的翻译”b21。得到这样的评价,是译者对历史史实文献精心研究的结果。此外,在杜博妮翻译阿城的作品时,她还亲自去过小说中所描述的地点西双版纳,并且参观了陈凯歌拍摄阿城小说改编的电影《孩子王》的现场,与演员交谈,与导演交谈,征求小说作者阿城的意见。她对小说所描写的中国现代时期两个显著的历史现象样板戏和政治行话有真实的理解,在翻译过程中也采取了很好的策略。正如杜博妮本人总结的那样:“阿城作品中对当代中国文化的指涉非常常见。如当时流行的‘革命模式的戏剧作品’(‘样板戏’)。《棋王》结尾的表现也许就是一出现代京剧。尽管‘文革’后样板戏受到了严重批评,但它们确实是中国传统戏剧现代化的一个有意义的尝试,并且深受广大听众的喜爱,但僵化地持续地把这些戏剧作为‘模板’,以及很少演员的多场演出是观众对此剧种心怀不满的原因。”“更令人头疼的是不断宣布新政策的口号。这些不自然的术语增加了政策自身带来的伤害。这些口号很快变成日常口语的一部分,但这些口号的生硬感仍然没有消除。为了取得与原文相似的效果,我尽可能把它们翻译成稍微不自然一点的英语,并将关键词首字母大写。而这些术语进一步的解释写在书后的名词解释中。”b22杜博妮还引用英文文学的史实来说明翻译过程中采用的稍微不自然一点的英语是有根据的,因为英语中术语行话常有首字母大写的习惯,还可使用首字母组合的方式表明这些术语单词之间的内部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