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作家的抒情误区

　　毛毛撰文(同名)载《台港文学选刊》1994·5月刊·第二部分写道:我们所接触的大量台港女性作家、作品中，常常发现其角度、和题材所涉及的生活方面都有独到之处，但是一旦转换为实际的语言成品，则不能开合自如地舒展开来。比较大陆与台港小说界，台港女性作家在数量比例上明显更高，然而在台港地区优秀女性作家则使情形发生了倒转。再以新生代作家分析，这一个庞大的作家群落中性别比例也不存在数量上的不平衡，但在偏低的年龄结构中几乎没有代表性的女性。

　　言情模式象一种癌变一样从通俗文学中反过来浸润着文学探索。以《玫瑰泪》为例，这篇纯粹模仿男性视角和叙述的作品，最终所呈现的都是女性作家的言语。她无法节制急欲抒情的写作心态，这是一篇女性作家误区暴露得相当充分的小说。尽管它从男性作家那里借来了许多诸如叙事、结构和材料等等东西，但作者最终没有自觉地控制自己，而尝试通过放纵的抒情形成风格，致使她没有战胜写作中时时面临的那个“对手”—作家本人。

　　如果说这种状况的责任并不能追究到女性自身上面，但对困境的超越、走出误区，实在非女性自我觉醒不可。

性的迷失

　　韩少功在《读书》(1994.1)载文《性而上的迷失》，文中说:禁限是一种很有意味的东西。礼教从不禁限人们大汗淋漓地为公众干活和为政权牺牲，可见禁限之物总是人们私心向往之物—否则就没有必要禁限。而禁限的心理效应往往强化了这种向往，使突破禁限的冒险变得更加刺激，稀罕和激动人心。WWw.11665.CoM因此，正是传统礼教的压抑，蓄聚了强大的纵欲势能，一旦社会管制稍有松懈，便群“情”激荡举国变“色”。性文学也总是在性蒙昧灾区成为一个隐性的持久热点，成为很多正人君子一种病态的津津乐道和没完没了的打听癖、窥视癖。纵欲作为对禁欲的补偿和报复，常常成为社会开放初期一种心理高烧。纵欲者为了获得义理上的安全感，会要说出一些深刻的话。他们中间的某些人，如果吃饱喝足又有大多闲暇，如果他们本就缺乏热情和能力关注世界上更多刺心的难题，那性解放就是他们最高和最后的深刻，是他们文化态度中唯一的激情之源。他们干不了别的什么。这些人作为礼教的倒影，同样是一种文化。他们夸大其辞.可能使刚刚有的坦诚失落得太快，可能把真理弄得脏兮兮的让人掉头而去，他们用清教专制兑换享乐专制，轻率地把性解放描绘成最高的政治，最高的宗教，最高的艺术。他们解除了礼教强加于性的种种罪恶性意义之后，必须对性强加上种种神圣性意义。他们指责那些没有及时响应步调一致来加入淫乱大赛的人是伪君子，是辫子军，是废物。这样做当然简单易行—“富贵生淫欲”这句民间大俗话一旦现代起来就成了精装本〔茵〕

《原野》悲剧的秘密

　　金华在’94第三期《辽宁大学学报》上发表的同题文章指出，导致对《原野》长期争议和长期冷落的原因很多，但真正根本的原因只有一个:对于真正的悲剧情神和悲剧形式的未能正视。文章从四个方面揭示了《原野》悲剧的秘密:

　　1.悲剧精神与悲剧结构。《原野》给人的第一个印象:这是一出纯粹的悲剧，其所形成的整体氛围显现出了最一般的悲剧精神。但从形成悲剧冲突的结构看，它基本上是一出传统戏剧理论意义上的“恐怖悲剧”;在全剧的构成上，至少在形式上，接近或达到了一切古典悲剧所构成的基本形式。《原野》中的原野和黑森林，是《原野》主题的真正表现:它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无法冲破的、力量十分强大的恶意，使人本身的恶意显得微不足道，因此《原野》不仅具有悲剧的“怜悯与恐惧”，甚至具备了“拯救与宽恕”的宗教精神

　　2.男主人公的价值。剧中的仇虎看起来是不可征服的，但悲剧恰恰发生在他身上。他受“两种思想支配”，他在两种选择间的矛盾不仅构成了存在戏剧冲突，同时在更深程度上实现了悲剧主题的完整而自然的演绎，他作为悲剧主人公在悲剧行动中所犯的错误也是属于那种必然要导致自身毁灭的错误。

　　3.两个女主人公。西方悲剧几乎总是以牺牲女性成分来强调男性成分，但《原野》的两个女主人公，直接促成了男主人公完成其自身的悲剧。她们之间的冲突，更为直接、有利地推动了男主人公“制造”悲剧的过程。她们的“恨’，与“爱”既促成了仇虎制造悲剧，也是仇虎内心矛盾的集中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