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韩子勇文学批评的最突出特点是他以极富光泽与个性色彩的文字，几乎颠覆了传统的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之间的主从关系，他的写作身份一直游移在评论家和散文家之间。在其获得赞誉颇多的专著《西部：偏远省份的文学写作》中，他以文化批评的视角，运用了大量西方现代文艺理论方法，建构起一个自成一统又文采斐然的文学意义上的西部时空，并以与当代主流文坛前沿相接轨的才识，高屋建瓴地发掘出西部文学创作的危机与潜力。
　　论文关键词：韩子勇；批评文学；文化批评；西部文学
　　作为20世纪90年代新疆文坛评论界的一面旗帜，韩子勇是“一个集官员的勤勉严谨和学者的治学聪慧于一身的人……从他身上，可以隐约看见21世纪新型公务员的影子。”他自大学起就担任新疆大学诗社副社长，属于80年代前期文学鼎盛期典型的文学青年，在80年代后期转型做文学评论时，韩子勇已有无数诗歌创作的切身体验，各中甘苦滋味颇有代表性。
　　这种经历使得韩子勇一直有一个固着的文学情结，他的写作身份其实一直游移在评论家和散文家之间，他的很多文章既可以当作评析当下文坛动向的文学评论，也可以视为坦言纯文学令人担忧前景的一位文学理想主义者的心声。比如对照其散文集《当代的耐心》和文学评论集《西部：偏远省份的文学写作》，可以发现有些文章和段落是重叠的。韩子勇显然对散文这种文体是有着深切洞悉和独特认知的，他说：“散文不是一个文体，它可能是一些文体的文体。”“散文是小同而大异，以大异为大同，是即成的发生状态，一经写成，这个具像的‘有’就被清除了，人所面对的仍是‘无’。wWw.11665.cOM”据此，他曾不止一次说过，《圣经》和《共产党宣言》都是一流的美文，这样的说法或许有将文学泛化之嫌，但在将文学内涵历史化、非本质主义化呼吁的时代语境下，某种意义上，我们或许至少可以称韩子勇的文学批评也是一种散文式的文学创作。
　　一、内核：“批评文学”
　　黄药眠曾经说过“文学批评最好能变成批评文学，有风格和华采。”但一般来说，文学批评总要从属于批评的对象，并非一种独立的文学创造活动。纵观韩子勇的文学批评之路，可以说大体上分为两类。一类是运用足够的智慧、良好的文学鉴赏和文本沟通能力，在批评对象与批评文体之间寻求一条充满曲折惊险最终互通彼此的桥梁，忠实地履行文学批评家在浩如烟海的作品中去芜存菁、为作家指航引路的功能。另一类则是更近于创作式的文学批评，或以作品为契机生发开来，或在自己的庞大体系里安插文学作为互证的一个砝码。这正像在一次访谈中他说“选择文学评论是把文学作品当作解剖社会精神的‘活体’——如同‘小白鼠’，是一种有待使用的‘材料’。当然，也可能是‘大老虎’，被吃掉，被‘材料’淹没。”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韩子勇相当灵活的文学评论立场，这一方面是由于早年文学创作为其文学批评打开的一片天地，他总是不甘心于只做被动的不自由的必须依附于作家作品的评论家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评的兴起在罗兰·巴特、弗莱等20世纪西方文论旗帜式人物的精神鼓舞和写作启示下，韩子勇显然获得了某种暗示：“(批评家与作家的关系)如果只面对文学作品、文学问题，好像是有个先后顺序。我的意见是不要以此为边界、为因果、为结论，而是把它覆盖掉。叙事学、结构主义、符号学产生，似乎都与文学研究有关，但文学作品、民间故事只是一种……‘读物’，同标语、列车时刻表、街景一样，是中立、零散和杂乱的。牛有牛的道理，庖丁有庖丁道理。庖丁是‘结构主义大师’，找到牛的一般规律，虽未动刀，已目无全牛、目中无牛。”
　　二、方法：“文化批评”
　　当创作激情与理论滋养互为生长、文人性情和学人识养相得益彰之时，我们看到了韩子勇迄今最成功、也是新疆当代迄今获得声誉最高的文学评论集《西部：偏远省份的文学写作》(1999年)的诞生。这部经过漫长酝酿构思和反复修订易稿的著作源自韩子勇1992年获得青年社会科学基金会资助的课题《西部汉文学及其文化追溯》，这显然回应了90年代文学批评转向文化批评的理论热潮。
　　这部书也显示了韩子勇从文化的宏观角度着眼把握新疆文学命脉的宏愿。他的冒险成功也得益于他掌握了大量在90年代具有前瞻性和学科前沿价值的理论方法，原型批评、文化人类学、结构主义叙事学、精神分析理论、后殖民主义、后现代主义、大众文化批评等方法激活了他对现实的感受。他巧妙避免了理论先行的抽象和体大不周，选择以关键词介人的方式，以体察入微的情绪感受力和想象力，灵感涌现的艺术体验力和洞察力深入文学的情感世界和文化的悠远时空。他的文学批评不是从感性具体到抽象概念，而是从单个的具体到整体的具体。

　　四、优势：“全局意识”
　　纵观韩子勇的文学批评，他总是努力在文学大局的横纵坐标系中确立自己的批评原点。从纵轴看，我们可以说，他是80年代中期“西部文学”口号崛起与新世纪新疆文学在沉静中稳步前进之间的过渡与接力，时值西部当代文坛最为浮躁、不安、焦虑、多变之时，韩子勇不但对90年代中国当代文学格局环境和整体状态对新疆文坛的影响有全局把握，而且敏感意识到西部写作的不稳定更多源自自身定位的偏狭和观念的束缚，并尖锐指出：“我们可以把当时的‘西部文学’现象比喻为‘恐龙形态’，他的意外死亡是对一次巨大的、主宰性的想象热情的终结。”他对“西部文学”和“新边塞诗”声浪后期的“口惠而实不至”看得透彻，并不断提醒新疆作家要提防兜售西部“文学特产”的狭隘和那种因远离“中心”、“主流文化”而产生的不平衡心态。“把‘地域特色’和‘文学价值’生拉硬扯，用文学的鸵鸟政策来掩饰日趋陈旧的危机，获得小国寡民式的自高自大和沾沾自喜。”在他看来，本质还是自卑或自恋。或者说，他既反对向“中心”献媚，又反对“地方主义”的过度自卫。
　　这一证场决定了在横轴上，他在90年代向文坛名家发起重磅“袭击”，在90年代文坛的喧嚣浮躁中坚守清醒和决绝的阵地。在《当代作家评论》、《小说评论》、《文论报》等重要刊物上，他频频出手不凡，以细腻的感受、灵动的笔锋、宽展的视域、丰赡的积淀点评余华、苏童、张欣、张承志、莫言、王朔等重量级作家的创作。尤其是他在研究中穿插着与研究对象声息相通的经验自省，使得他的评论还有一点反躬自问的意味。让看惯论述和解析、分析和推理式评论文字的我们，不得不感慨：正因为有文学的理想和信仰，才会推动一位评论家如此精密又自如地展开文学的思考与想象。迄今为止，他与周政保恐怕是新疆当代文学批评界唯有的始终与“中心”文坛主潮同行的批评家。如非有相当的理论深度、过人的真知灼见、或是独有的“武林秘籍”，恐怕很难在高手如云的文学批评场上与诸多“文圈内”、“学院派”高手如此过招。
　　作为具有作家型思维特征的评论家，韩子勇最可以引为自豪的恐怕就是其文学直觉力和艺术感受力的高超。灵感与想象力、直觉与猜测能力常常是他批评产生的基本动因，其感受式、联想式、思辨式、印象式、观感式的文学批评，配合其具有强烈个性色彩的文字，常令读者体味到文学创作的酣畅淋漓和挥洒自如。这正如诗人沈苇所言：“我最喜欢他文章中那种即兴的发挥，诗与思的自如运作，以及忘乎所以之后的神采飞扬。仿佛灵感的魔法附身，谨慎的枷锁砸开了，文体的面孔突然变得生动、绚烂。”在其笔下，最漂亮的文字往往是那些富有形象感的比拟和寓意性的比喻，他总能通过想象和联想，以富有光泽质感和妥帖诗意的文字，创作出新颖的理论意象，给读者以特殊的美感。比如他从周涛散文集的命名发现…稀世之鸟’被再次击中，击中它的不是铅弹，而是与铅弹的曳光轨迹相一致的人类视线，这种被行情左右的视线使革命变成欣赏性的表演。这是周涛的不幸。”再比如他写西部作家被历史、现实、城市放逐和抛弃的边缘处境：“这种选择肯定受到什么暗示，天边滚过闷雷，身边的树叶仍是静止的，他们直觉般地去收拾晾晒的衣服，结果他们的预感并没有得到确证。”
　　90年代末，韩子勇逐渐将兴趣重新转移到文学创作上来，“《深处的人群》大有深意地成为新疆20世纪60年代作家的公共回忆，也成为韩子勇评论生涯的散文化倾诉和文学化的灵性转移。”其中的原因恐怕很复杂——工作调整的需要、西部文学评论的寂寞、更宜于表达自我方式的选择，使《西部：偏远省份的文学写作》似乎也成为一部有点告别意味的倾情倾力之作。而这部作品显然也并非完满，其中还有一些本文没有详述但并非可以忽略的问题：韩子勇建构西部书写总体风貌和系统描述的宏愿与具体操作时的顾此失彼与力所不及之间的矛盾造成论著中的有些表达武断而片面(比如，第二章总体认为西部是长于抒情短于叙事的分析忽略了西部游牧民族大量史诗留存的事实)，对西部的条分缕析本身是否会落人一种现代性的陷阱和西部神话叙事的圈套之中?韩子勇一面像后现代主义者那样编织着文本外的文本，一面又自觉将自己置于西部文学守护人的位置上，其中的落差又如何填补?最明显的尴尬是：他一面要放开手脚地任由才情和诗意挥洒，一面又要左顾右盼着将作品的事实作为例证，像这样徘徊在“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之间，终究还是费力不讨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