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研究的边界问题

　　左东岭先生曾撰文《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中心与边界》，指出中国古代文学学科的形成依然存在两个问题没有解决，一是古今文学观念的差异问题，二是中西文学观念的差异问题。中国古代文学的边界相当模糊，左东岭先生还说：“它就像一颗树，你能够看清其树干与枝叶，却并不能轻易弄清其根须究竟伸向何处。你可以说根须不是树，但没有根须却永远不可能长成树。因此，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既要紧紧抓住其审美的根本特征，从而总结出适合于世界的共同文学经验与文学理论；同时又要深本文由论文联盟http://收集整理入探讨各家思想学派对文学的不同看法与复杂影响，像儒家的诗教观念，道家的解脱理论，禅宗的妙悟境界，都是中国所独有并对文学产生了重大影响的观念，不弄清这些，就很难认识中国古代文学。因此，所谓回归中国本体与建立中国话语，都是既要照顾中国历史发展的独特性，又需要广阔的世界视野。”作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重要领域之一的中国文学史研究，明白这种边界的界定尤为重要。
　　现就古代文学研究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作一阐述：
　　一、古代文学研究与心理学的交融
　　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与心理学的交融范围与日俱增，这与心理学的蓬勃发展是密不可分的。像性爱心理学对古代文学的爱情主题的解释，变态心理学对古代文人的分析等等，都是这种趋势的表现。
　　1、性爱心理学对爱情主题的影响
　　爱情是文学中最为珍贵也是最有生命力的主题。从宋玉的《高唐》《女神》二赋的巫山神女情结中，研究者们嗅到了弗洛伊德在《诗人与白日梦》的气味：“作家每一次幻想都包含有一个愿望的实现，通过乔装打扮，来弱化白日梦中的自我主义性质。WWW.11665.Com”又从《登徒子好色赋》“礼对性的约束”，找到《精神分析引论》的观点。直至后来研究者从傅毅《舞赋》，曹植的《洛神赋》，杨修、王粲、陈琳、应瑒的《神女赋》，阮籍的《清思赋》，谢灵运的《江妃赋》，江淹的《江上神女赋》，乃至《聊斋》《红楼梦》《牡丹亭》等等中，提取出“巫山神女情节”，并定义为“后俄普斯情结”，并切合心理学大师荣格的理论：“每个男人心里都有女人的一种永恒形象，不是这个那个女人的形象，而是一种绝对的女性形象。”[1]
　　没有爱情的文学，不是完整的文学。爱情的过程中，必然有心理的变动。因而用心理学来分析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作品形象，对于古代文学研究是重要的途径。
　　2、精神分析心理学对古代文学研究的影响
　　精神分析心理学在20世纪上半叶，特别是20、30年代，对文学理论影响巨大。郭沫若1921年发表的《西厢记艺术上的批判与其作者的性格》是第一篇运用精神分析学说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论文。他从精神分析心理学角度出发，认为《西厢记》作者王实甫必定受尽种种约束和诱惑，逼成了变态性欲者，正常的感情被破坏，性也不能完完全全地向正当方向发展，很明显，郭沫若是以精神分析学说来张扬《西厢记》中反对封建礼教，追求人性自由的精神。他还以为《楚辞》《胡笳十八拍》《织锦回文诗》等都可以用此说说明。还有孙席珍的《变态性欲的林和靖》，用变态心理学来解释林和靖不仕不娶的心理原因。张弓的《中古文学鉴赏》自觉借用变态心理学理论解释文学创作的和品赏，认为“纯真的文学”，皆是“文学者的白日梦”，而“纯真的文学者”，又大概是有“暴露心的生活的狂疾者”。赵景深的《中国文学史新编》依据弗洛伊德的变态心理学来解释阮籍和李渔。说阮籍是一个“变态性欲者”，曾自称“少年时轻薄”（《咏怀》）又未能忘情于“欢爱”和“美人”；论李渔的传奇多写变态心理，如《怜香伴》，是写女子的同性恋爱；《意中缘》里强盗大王说林天素欢喜北道，不欢喜南道；《巧团圆》中的儿时忆梦，都可用弗洛伊德的变态心理学来解释。闻一多先生不仅继承了清乾嘉朴学大师的考据方法，而且也意识到借鉴西方新兴学科方法来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朱自清论闻一多时说：“他不但研究文学人类学，还研究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学来照明原始社会这个对象。[2]”
　　二、古代文学研究对民俗学、人类学的延伸
　　神话人类学、民俗学是19世纪在西方思想兴起的学术热潮。这种思想的实证主义方法，偏离正统的思想观念的特征，对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方法发展起到重要影响。
　　严复很早就应用“图腾说”来解释中国古史。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刘师培的《舞法起于祀神考》《说文巫以舞降释》等文章把戏曲歌舞和巫风祀神的原始习俗联系起来，像顾颉刚，黄作宾，周作人，魏建功，茅盾，钟敬文，郑振铎，闻一多，孙作云等等先后在中国古代神话学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效。孙作云说过：“古文学的研究已经由文字训诂、文学欣赏诸方面进到民俗学，考古学的领域了。我们对于一篇古代文学研究，不应专斤斤注重于文字学或文学史的研究，应该从这些较古的作品中，寻求古代人的生活及风俗习惯，迷信，传说等等。[3]”闻一多研究《诗经》，运用了民俗学等多种方法，而根本目标是在于“带领读者到《诗经》的时代[4]”。李长之的《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立足于文学审美，借用人类学的性格研究来分析司马迁，让司马迁的形象显得更为饱满。
　　三、理科思维对古代文学的推进
　　胡适曾经说过：“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成为科学研究的法则。从1916年《诗三百篇言字解》到1960年《中国哲学里的科学精神与方法》，胡适一生所写注重“学问思想的方法”的文章，不计其数他坦承杜威的“有系统思想的分析”对他的帮助，他还反复强调自己研究《红楼梦》的目的在于“传播科学法则和科学精神”。理科思维的引入，极大地冲击了以经学考据为代表的传统模式，对学术的现代化转型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这种理科思维对文学研究的变革引导也随处可见。条理性层次性渐渐在古代文学的研究中显露出来。如同科学的方法阐发阐发文辞意蕴和文理思致，就是以楚辞学研究名世的姜亮夫的方法论特点，王易在《词曲史》“序言”中阐述其编纂意图说：“以科学之成规，本史家之观察，具系统，明分数，整齐而抛解之。”陈忠凡在《自序》中也提及撰写《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目的就是要用“科学方法整理国故”。总而言之，近代对于古代文学的研究大大借鉴了理科思维中的各种理论方法[5]。
　　除了理科思维对于古代文学研究的影响之外，数据的作用也越发明显。越来越多的研究者通过对作家及其作品的数据统计，得出各方面规律所占的比重，从而得出相关的结论。如李丹、刘一笛等当代学者分别在研究清代词坛和清代古文的时候，才去列图表的方法，将作家及作品归纳成系列，一目了然，十分清楚[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