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古代文学美女形象塑造中的男性立场

　　在中国的历史上，女性基本上都处于较低的社会地位，从母系氏族的瓦解开始，古代女性便备受压迫，这些从造字时代人们所造的汉字中就能看出。比如“女”，取的是一个女子半跪在地的样子；再比如“娶”，像以手执耳，意思是一个男人手执一个女人的耳朵而与之成婚，可见先民心目中的“娶”是男人使用强力，使之就范的。后代女子也受“三从四德”、“七出”等的约束。这些种种，都是由中国封建男权社会的男权制度所决定的，女性是男性要求下的女性，美女也是男性期待下的美女。这些无疑会在古代文学美女形象的塑造中得以体现。
　　古代文学中的美女，大体分为以下几种：
　　一、为封建政治斗争牺牲、为封建礼教服务的美女形象
　　（一）“四大美女”，无一不带有政治斗争痕迹
　　中国的“四大美女”，常被作为经典的文学素材，见于各种各样的文学作品之中。而她们并不只因为美貌而著名，更多的是因为她们身上的政治因素。以有“沉鱼”之美的西施为例，她的故事也可谓妇孺皆知，在国难当头之际，她忍辱负重，以身救国，与郑旦一起被献给吴王夫差，成为宠妃，将吴王迷惑得众叛亲离，无心于国事，为勾践的东山再起制造了机会，吴国终被越国所灭。可以说，西施的牺牲体现了一个女子以身许国的高风亮节，但越人并不记得西施的功绩，还怕她继续误国，将其沉塘。WWW.11665.COM从西施的个人角度来考虑，她无疑是越王勾践为东山再起而设置在吴王身边的棋子，她只不过是吴王用来政治复仇的工具， 最终却背上“祸国”的罪名，用来警醒后世君主，要杜绝“红颜祸水”。然而，西施在正史中并无记载，而西施助越灭吴的故事也是在后世才有的，如此看来，西施并不一定真实存在过，而西施的故事也只不过是后世文人塑造的美女罢了。而这位美女西施本文由论文联盟http://收集整理，只不过是君王用来为自己的政治统治服务的工具罢了。
　　貂蝉与杨贵妃拥有和西施同样悲惨的命运，人们通常在利用完她们之后，还要以她们的“祸国殃民”来警醒后人，或者是再以此作为未来的“美人计”的成功经验。王昭君的命运也许比她们的要更好些，至少被后世人传颂，成为民族友好团结的大功臣，是一位牺牲小我来成就国家安定的女英雄。但说到底，美丽的王昭君都成为了政治的牺牲品，只不过漫漫黄沙都难以掩盖她为民族融合、国家安定而作出伟大牺牲的美名。
　　（二）封建道德礼教的代言人
　　汉乐府中有不少塑造女性的名歌，《陌上桑》中就塑造了一位美丽的采桑妇秦罗敷：“头上倭堕髻，耳中明月珠；缃绮为下裙，紫绮为上襦。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须；少年见罗敷，脱帽著帩头。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来归相怒怨，但坐观罗敷。”诗中从罗敷的服饰上，更从路人对罗敷的欣赏的侧面描写中突出罗敷的美貌，但这并不是这首诗的重点，重点是后面罗敷对使君调戏的斥责与嘲讽。整首诗向我们传达的罗敷不畏权势、刚洁端正的人格魅力，是罗敷的机智勇敢，对自己夫婿从一而终，而且作为采桑妇勤劳善良的美德。一句“罗敷喜蚕桑”便是封建社会男耕女织的家庭模式里对一个家庭妇女的基本要求，而从一而终、刚洁端正的美德也是当时社会中对女性的期望。罗敷，无疑是美德与美色的集合体，她作为女性中的典范，被人们传唱加以歌颂，可以说是对于封建礼教端正女子德行的宣传。
　　另外一首《孔雀东南飞》，朱东润先生说：“它通过焦仲卿和刘兰芝的爱情悲剧，对封建制度和封建礼教的罪恶作了深刻的揭露和鞭挞。”[1]但近年来反对之声四起，评论者们都认为是在维护封建礼教，而传统所认为封建礼教的捍卫者焦母和刘兄才是真正的封建礼教的破坏者。兰芝“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可见她是封建礼教要求下女子的典范，“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三日断五匹，大人故嫌迟”，可见并不是兰芝不守礼教，是焦母故意刁难，再说双双殉情，又能从侧面反映出兰芝始终坚持从一而终而不得为守贞洁、为捍卫爱情而死。由此，《孔雀东南飞》塑造了一个封建礼教下女子的模范代表，“妇功”、“妇德”、“妇容”、“妇言”、“四德”俱全，善良孝顺的好儿媳。[2]《孔雀东南飞》一方面是为“多谢后世人，戒之慎勿忘”，另一方面是借对兰芝的歌颂向人们呼吁要像如此美德的女子学习。
　　当然，我们在这里不得不说，无论是秦罗敷，还是刘兰芝，她们不论有怎样的美貌，有怎样的美德，她们都是文学作品中的人物，所谓文学大多反映当时的社会现实，那汉乐府中的美女形象无疑是社会对于美女的期望和要求，他们歌颂这样的女子以达到宣传封建礼教的目的。
　　此外，宋玉的《登徒子好色赋》中也塑造了美人，只不过他主要描写了人间女色的不可抗拒和礼仪大防的可坚守性之间的矛盾冲突，而以后者的胜利而结束，从而宣扬了礼仪，司马相如的《美人赋》和曹植的《洛神赋》最终也都回归到礼仪。可见这些文学作品中的美女都为宣传封建礼教而服务。
　　二、作者自喻，为抒发自身情感而塑造的美女形象
　　（一）以“香草美人”自喻
　　我国古代文学史中，屈原首创了“香草美人”的意象，“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离骚》中，屈原大多以美人自喻品德和人格的高尚，以美人迟暮暗指自己报国无门的痛苦，借“香草美人”以明志，展现了自己崇高的政治理想和深沉的爱国情怀。
　　后代的曹植对“香草美人”的意象有所继承，《洛神赋》中“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荣曜秋菊，华茂春松”，将一位美丽动人的女子活灵活现地展现在人们面前，却又借作为精神寄托的“洛神”在现实中实不存在抒发失落的情怀，内心的苦闷和悲哀之情也以此从中流露。再看《美女篇》，作者笔下的美女“攘袖见素手，皓腕约金环。头上金爵钗，腰佩翠琅玕。明珠交玉体，珊瑚间木难。罗衣何飘摇，轻裾随风还。顾盼遗光彩，长啸气若兰”，而最终“盛年处房室，中夜起长叹”。郭茂倩说：“美女者，以喻君子。言君子有美行，愿得明君而事之，若不遇时，随见征求，终不屈也。”[3]作者以更多的笔墨写美女的娴雅优美和某种感伤的气质，试图向我们传达美女的精神和追求，交代了美女的身份和志向，实则作者以美女自况，是文人自我形象的塑造，抒写了文人郁结的怀抱，从美女的形象中引申出了出仕君子的人格。作者以赋托意，以“美女失意的幽怨”来传达“政治上的牢骚失意”。

　　（二）以“弃妇”自拟
　　屈原所创的“香草美人”意象在后代广为学习，发展为之后唐诗宋词中的“弃妇”形象。当然，这里的“弃妇”与一般意义上的“弃妇”不同，这里的“弃妇”，是具有深刻象征意义的“弃妇”。杜甫的《佳人》写一个在战乱时被遗弃的女子的不幸遭遇。她出身良家，然而生不逢时，在安史战乱中，原来官居高位的兄弟惨遭杀戮，丈夫见她娘家败落，就遗弃了她，于是她在社会上流落无依。然而，她没有被不幸压倒没有向命运屈服；她咽下生活的苦水，幽居空谷，与草木为邻，立志守节，宛若山泉。这种贫贱不移、贞节自重的精神，实在值得讴歌。然而当时杜甫身逢安史之乱，身陷贼手而不忘君国；对大唐朝廷，竭尽忠诚，竟落得降职弃官，漂泊流离。但他在关山难越、生计困窘的情况下，也始终不忘国忧。这样的不平遭际，这样的精神气节，可嘉可叹，与这首诗的女主人公很有些相像。所以，作者借他人之酒以浇胸中块垒，借美女形象寄寓了自己的身世之感。
　　宋词中最典型的是辛弃疾的词，他的婉约词中有较为典型的弃妇形象，《摸鱼儿》以失宠的弃妇形象表达自己伤时忧国、空有抗金杀敌的决心和本领而苦于报国无门的内心的苦闷与愤慨。《祝英台近晚春》、《鹧鸪天》等都是词人以弃妇自拟，其深层次的内涵还是想要得到君主的信任和任用。宋词中用美人意象寄托政治感慨的现象比较突出和普遍，美女也就成为文人自我形象的塑造。
　　三、男性观赏、玩味心态下的，满足其情爱需要的美女形象
　　文学史中描写美女的集大成者是宫体词，但由于早在这之前的宋玉等人由于偏爱铺写美女的美色和宫廷的豪华场面，并力图用微讽的借口掩盖好色的动机，因而开启了艳情文学的先河。[5]在《大招》之前，还从未有过诗人从欣赏的角度对美女的容色体态做过如此生动逼真的描绘，诗中的美女有迷人的微笑，善于招徕，故意讨人喜欢，表现出柔顺和娇弱的样子，她们不属于任何类型的美女，她们只是美色的象征。[5]这之中的美女是作为消费性质的对象，与楚王的其他享受——华丽的宫室、美味佳肴排列在一起，是作为一种观赏的对象。在春秋时代，“目观之美”是受到谴责的，所以在这之前，都没有关于美女和舞蹈的描写，因而作者想要描写美色时，必须加入讽喻的调味品，或是借批评好色之徒来塑造美女形象。但是追溯这些作者描写美色的根源，可以看出，他们只不过是借讽喻之名和批评好色之徒之名来表现自己好色的动机，越是声称主旨有多么高雅，越是将自己在创作过程中的好色动机暴露得越彻底。另外，他们为了证明自己不好色，竭力把女子过分夸张为诱惑者。
　　女色与艳情是宫体诗中占绝大多数的题材，且达到极致的宫体诗也确以描摹女色并引向衽席床帏为典型特征。[6]刘宋时期，宫体诗以拟古的面目出现，以效仿前人的创作为借口来遮掩诗作中出现的男女交往的内容。南朝齐梁时期，对女性的描写从面容服饰之美转向了肉体的魅力，女性的美色、恋情成为诗人观赏玩味的对象。诗人多以“咏”的目的出发，而咏的兴趣是一种游戏的和玩赏的审美态度。《玉台新咏》中就有这一时期不少的艳情诗，由咏物代出吟咏女性，之后发展为咏女性局部身体的诗，如《领边绣》和《脚下履》等。从而，宫体诗逐渐取代了男女之情的抒发，情感意味也只有男欢女爱了。
　　宫廷诗的出现与当时社会政治混乱、世风日下以及统治者的提倡有很大的关系。当时政治腐败，社会奢靡之风盛行，兴起了追求个性自由、民族开放、多元文化的风气，文人学士摆脱礼教束缚，行为放浪，思想观念开放，女性的束缚也有所放松。饮茶饮酒之风盛行，社会风气腐朽堕落，大多数人不思进取，纵情声色。从而，众多以描写女性美色的艳情诗也应运而生。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都是从女性的美貌和诱惑之处落笔，写那些具有肉体美和情爱美的美女形象，将女性作为满足其情爱对象来看待，是男性内心深处不受礼教的束缚的最原始的欲望的表达，他们以观赏和玩味的心态来塑造美女，往好了说，是将女性没作为女性美来欣赏的体现，是对艺术的美的欣赏。而往坏了说，或者从更深层次来说，是男性最隐私的好色的欲望的体现。他们越是将女性塑造得越美，写得越是诱惑，就越体现了他们将美女作为满足其情欲需要的目的。这一点，在宫体诗中的体现尤为突出。
　　古代文学作品中男性塑造的女性形象数不胜数，我姑且将她们划分为以上三种，她们都是特定的社会政治背景下的产物，但无疑他们都是男性眼中美女的理想形象。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男权制度的社会，“女子无才便是德”，因此，自古以来，流传下来的女性文学创作相对而言不是很多，但我们亦能从仅有的资料中看出女性眼中美女与男性眼中的差异。男性文学家往往出于某种政治目的，或是出于自身情感的考虑及自身的某种利益与需求，塑造了他们眼中的美女。而这样的美女，只不过是社会要求下的美女，或者是他们要求下的美女，是他们心理期望的文学化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