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从《唐宋八大家文钞》谈张伯行的文学思想
明清两朝，唐宋八大家古文选本比比皆是。明朝茅坤所编《唐宋八大家文钞》盛行海内，《明史•文苑传》称，“其书盛行海内，乡里小生无不知茅鹿门者”。①以清代为例，康乾年间出现了十三种不同的八大家选本。本文将对康熙年间张伯行选编《唐宋八大家文钞》中韩愈选文进行分析和研究，来探讨张伯行本人的文学思想，并试图对其文学思想形成的原因进行解释。
一
张伯行所编《唐宋八大家文钞》共十九卷三百一十六篇，除对茅坤本的精选之外，对茅坤、唐顺之、王慎中等人的批语择善而从，张伯行本人的批语亦相当精彩。张伯行通过选编表现了对古文的欣赏准则，更提供了一些欣赏文章的方法，这对后学者颇有借鉴意义。
《唐宋八大家文钞》中共选韩文三卷60篇，②涉及韩文各类题材，据统计韩文篇目占《文钞》约百分之十八，数量上本文由论文联盟http://收集整理不占优势,内容上兼顾了韩文各类体裁，有韩愈表达自身志向追求的书信，亦有饱含深情的碑志祭文，更有上书皇帝的表状、送别友人的序等。艺术风格上体现了韩文包罗万象、大气磅礴的文风，既有汪洋恣意、一泻千里之大气，滔滔雄辩、闳中肆外之眼界，亦有娓娓道来之恳切。可以说，张伯行在选韩文时尽可能的体现韩文体裁多样、艺术风格多变等特点。但张伯行在选编时，仅仅是对韩文各类体裁的平均筛选么，还是带有特定选编标准。根据对《韩昌黎文集注释》目录中韩文各类体裁书目的具体分析，可以得出张伯行是按照自己一定的艺术欣赏眼光来进行编选的。www.11665.cOM
韩愈文一共三百三十六篇，③其中杂文、状、表类52篇，杂著、书类约68篇，序类37篇，碑志祭文类106篇。可见，张伯行在选编韩文时，并不是简单的对每一体裁作品进行等量的采编，而是具备一定的标准、特定的原则来进行编选，比如韩愈文中约占三分之一比例的碑志祭文只选入八篇，仅占选韩文选中的百分之十三。
更有甚者，一些名篇并未入选，如《送孟东野序》、《送穷文》等。历来《送孟东野序》一直被看作是韩文的代表作，从中可看出他本人对文学创作心态的理解，是韩文中不可疏忽的篇章。如果说《送穷文》是因讥讽之语未入选，那同样具备讽刺意味的《进学解》又如何被编入呢。《进学解》开篇即是先生对学生大谈学业与勤奋之关系，并议论“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而毁于随”，学生却抓住先生虽精于业却不被世所用的矛盾，提出质疑。《送穷文》亦是一问一答之法，作者提出送走“五穷”，却引来“五穷”辩驳，劝他舍去世俗眼中的小利，追求扬名万世的道，最后二者达成共识。两篇古文中，韩愈把委婉讥讽的艺术手法运用的淋漓尽致。巧合的是，两篇文章皆是对汉代扬雄《解嘲》一文的发挥。一篇入选而另一篇被删，确实值得我们推敲。
综上所述，张伯行在编选《唐宋八大家文钞》时，不是对每位作家作品简单的数量上的平均组合，而是有所偏爱和重点。对韩文进行选编时，兼顾了韩文的各类文体和艺术手法上的多样化；同时亦有所侧重和偏爱，表现出一定的审美倾向。
二
张伯行对韩文选编时所表现出的欣赏倾向，是其文学思想观念的体现。文学思想观念，是个人对文学的看法和态度，对文学作品的意义、结构层次和审美特性的认识。由于受时代、人生经历等的影响，个人的文学思想观念各有不用。值得肯定地是，这促进了各类文学样式的繁荣和发展。根据对《唐宋八大家文钞》中韩愈选文的研究，可分析出张伯行的文学思想理念主要有以下几点。
1.重道。从南北朝开始的“文笔之争”，到隋唐时期“道”与“文”之间的关系，一直是中国文论史上争执不休的话题。笔者简单的把“道”解释为文章的思想内容，即所传达的思想、精神、理念等。“文”即为为文之法，就是写作的艺术手法。《原序》中可以看到张伯行对“道”的态度，“道者，文之根本......文人之文，不免因文而见道。故其文虽工，而折衷于道，则有离有合，有醇有疵，而离合醇疵之故，亦遂形于文而不可掩”。④首句的“道者，文之根本”是张伯行旗帜鲜明的指出一篇文章的根本之处在于传达的思想内容。接着后面又指出，一些为了表现文采而写出的作品，即便极富文采，但论到所传达的“道”，也要大大折扣，所以形成于一篇文章时，很多缺点便无法掩饰。因此，韩文中立排异端、以文明道的作品，如《原道》、《原毁》等作品皆选入内。原因在于二者皆传达了一定的道统思想。
张伯行所谓的“道”，是与儒家所言的“立言”相融会贯通的。他在《原序》首句便指出，“古之所称三不朽者，曰立德、立言、立功”。⑤“立言”，便是把创作的标准放在是否可以传达一定的思想、精神。故其在《韩文引》中道，“后之学者，毋徒读公之文，当知公所以为文者。于公之言深味之，无患乎趋向之不正矣”。⑥张伯行认为读韩文，应该知道韩愈为何而作。韩愈的微言大义，是为了传达道统。如果仅仅是玩味他的辞藻等艺术手法，实际上是“不正”的导向。正因如此，像编入的《进学解》，虽用语讽刺，却传播了儒家的学与勤、学然后为世所用的观点。
2.文为道辅。韩愈主张文以明道，他在《争臣论》中明确提出，“君子居其位，则思死其官；未得位，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我将以明道也，非以为直而加人也”。⑦“修其辞以明道”，就是文以明道的最好的表现。张伯行继承了这一观点，主张“修辞”是为了“明道”，即文为道辅。如韩文风格多样，既有滔滔雄辩，亦有款款深情，更有怪气生新之作。张伯行亦在《原序》中说明，“文者，道之枝叶；圣贤非有意于文也，本道而发为文也”。⑧“道之枝叶”是对张伯行“文为道辅”观点最好的证明，圣贤之文并不是刻意做文来表现自己的文采，而是为了传道。因此，文是为了辅助“道”的传播。张伯行“重道”的观念是和“文为道辅”的观念相辅相成的，这也体现在他编选韩文时，更看重韩文中“传道”的那一部分。
3.主张文气应温柔敦厚。“温柔敦厚”一向是儒家文论的传统，司马迁的“发愤著书”和韩愈的“不平则鸣”说，以及欧阳修的“诗穷而后工”，则为后世文人提供了另外一条不同的创作理论。韩文风格多样，不仅有“以文明道”之作，亦有“不平则鸣”之愤。张伯行对韩文中“以文明道”之作基本编选入内，但像“不平则鸣”的代表之作《送孟东野序》则未入选。再如有一些“鸣不平”意味的作品，如《送穷文》、《毛颖传》、《柳子厚墓志铭》等亦未入选。韩愈的文章中多应用体，如与友人书信往来、上表、祭文碑志等。不同与他人之作，韩愈的应用文往往融入一定地艺术性，并以情感人，把循循善诱的说理与娓娓而谈相渗透，使得文章理中带情，亦极具儒家温柔敦厚之旨。如其被编入《文钞》中的《与于襄阳书》这封普通的求荐信，韩愈并不是简单的请求被引荐，而是从引荐者与被引荐者相辅相成来谈的。其文说理练达，言辞情深，足以让人信服。故吴楚材等称此书“通篇措词立意，不亢不卑，文情绝妙”。⑨
综上所述，张伯行在选编时，带有一定的个人文学理念和审美倾向。他的主要文学理念表现在重道、文为道辅，并主张文气应有温柔敦厚之风。他的文学思想是对传统的儒家文论的继承，体现一定的儒家文论思想。
三
不同的文学理念是推动文学发展繁荣的重要原因，。倘若没有不同的欣赏角度，清朝就不会出现如此之多的八大家文选。前文通过《唐宋八大家文钞》中对韩文编选所表现出的特点而探析出张伯行本人的文学思想观念，而张伯行的文学思想理念亦是与个体所处的时代背景、人生境遇、所受的思想教育息息相关。
1.思想上，儒学“立言”和程朱理学的影响。张伯行的思想深受传统儒家思想的熏陶，主张为文应该“立言”。张伯远所选编选韩文，大约皆为韩愈表达自己的恢复道统，宣扬儒家思想的作品。如其在《原序》中所言，“夫惟古之圣贤，本其德而垂诸言，以为功于万世。”⑩张伯远认为，古代的圣贤之人，把自己的德行思想写出言语流传开来，是有功于千秋万代。所以张伯远在选韩文时，也有意识地把韩愈宣扬道统的作品编入集中。
康熙年间，程朱理学所传盛广。出生传统儒学世家的张伯行亦深受程朱理学的影响。程朱理学是儒家学说发展的极端，在文学上的表现是淡化文学的艺术性，主张文以传道。在这种极端的道学思想的控制下，张伯行所编的韩文自然会以传达儒学和道统的作品为主。
2.社会背景，受当时教育制度的驱动。明清教育，特别是启蒙教育，基本上是以举业为中心的教育。“以古文为时文”，就表现出有裨举业是八大家选本在明清教育中的核心功能，也是其文学教育作用得以发挥的有效中介。因此八大家选本在衍生过程中的读本化是与这一角色相适配的必然结果。固张伯行提出，“巧言丽辞以为工者，非大家也; 钩章棘句以为奥者，非大家也; 取青妃白、骈四俪六以为华者，非大家也; 繁称远引、搜奇抉怪以为博者，非大家也。”11他眼里真正的大家应该是，“六经四子而下，惟有周、程、张、朱五夫子之书可以上接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曾、思、孟之心传，兼立德、立言、立功，以不朽于万世者，夫岂唐宋文人之所及也哉?”12在晚明人看来极具程朱理学思想的茅钞本在张伯行的眼里看来还觉得不够正统。在这种极端道学思想的支配下，张伯行所编的文选就与此前的八大家选本大异其趣。茅钞本认为曾巩的成就最小，欧阳修的成就最大。据万历七年初刻本所收的八大家篇数可知,曾文倒数第二，不足总篇数的7% ，欧阳文最多,超出了总篇数的20%。而张伯行则完全背道而驰：张选共收281 篇，其中曾文128 篇，占46%，欧阳文19 篇，不足7%。两种选本对比可以看出，前者在晚明时期以文学相尚的历史语境中，有意突出八大家选本的文学性; 后者在康乾时期以载道为主的历史语境中，有意抵消八大家选本的文学性。
综上所述，通过对张伯行编选韩愈散文所体现出的选编特点进行分析和研究，了解到张伯行在深受儒家思想和程朱理学的思想的影响下，受当时教育制度的驱动，选编的《唐宋八大家文钞》体现了重道，文为道辅，主张文气应温柔敦厚等文学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