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历史叙事不只是对于曾经发生了的事件的再现，还饱含着叙事主体的评述立场，这就使作为文本的历史叙事，总具有着或隐或显的主观倾向性。司马迁的《史记·孝景本纪》是一个很典型的个案，从对《孝景本纪》与班固《汉书·景帝纪》及其他相关典籍的比较中可以看出，在司马迁冷峻的笔法后面，隐藏着严肃的对于汉景帝事功的道德评判。这种道德评判倾向，有其产生的深层原因，概而言之，与时代精神和作者为史之动机密切相关。
关键词：历史叙事：司马迁：孝景帝：道德评判
人们通常不能直接地接触作为“实在的历史”，而只能透过作为“记载的历史”去间接地触及它。历史从其被记录的那一刻起，就并非是对“发生了什么”的简单再现。英国历史学家f.h.布莱德雷指出：“历史显然包括这两种成分：一方面是在时间中的各种事件；另一方面是在人们心灵中的回忆。”在历史文本中，这两方面是有效地又必然地联结在一起的。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任何诉诸文本形态的历史，都不可避免地要具有当代性。历史的当代性“不是某一类历史的特征（如同经验性范围所持之有理的），而是一切历史的内在特征。按照这种观点，不难得出以下结论：历史不是一大堆杂乱、无序的材料汇编，而表现为一种思想活动。历史家的职责，并不只是去把杂乱、无序的材料变得有序，把不连贯的故事变得条理清晰起来，他更要做的，是把这类材料放到它们应放的位置，借助于叙事的种种技巧（有时这是一种无意识的行为）把它们看作历史知识在时代精神所限定的范围内的一种辅助，并或显或隐地告诉读者，其思虑何在，其理由何在。wwW.11665.Com
所以司马迁在谈到其著史时说：“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由此可见，其创作《史记》是有鲜明的动机和目的的，是一种自觉的意识和独立的精神在史学传统和时代精神下的弘扬。
《史记·孝景本纪》即以冷峻的叙事笔调体现着这种倾向。
一、《史记·孝景本纪>之编年分析
十二本纪中，《孝景本纪》的写法比较特殊。全文仅1600余字，为本纪中篇幅最短者，与其它诸本纪言、事并重且对重大历史事件记载甚详的特点不同，《孝景本纪》采用编年之法，虽如“七国之乱”之类重大的事件，记载亦极为简略。因其全篇充斥着一些关于天象异变、自然灾异的叙述，以致历来不乏有人疑其为伪，同时也有学者对其进行反驳。当今，比较保守而又通行的说法是：今本《孝景本纪>是在司马迁原作的基础上的一个删节本，大体亦保存了原作的风貌和思想倾向。为研究方便，本文以编年的形式对其作以简要摘录：
1、孝景皇帝者，孝文之中子也。孝景元年，匈奴入代，与约和亲。
2、二年八月，彗星出东北。秋，衡山雨雹，大者五寸，深者二尺。荧惑逆行，守北辰。月出北辰间。岁星逆行天庭中。
3、三年正月长星出西方。天火燔雒阳东宫大殿城室。吴、楚等七国叛乱，发兵西乡。天子为诛晁错，遣袁盎谕告，不止，遂西围梁。上乃遣大将军窦婴、太尉周亚夫将兵诛之。
4、四年九月，更以（弋）（易)阳为阳陵。
5、五年三月，作阳陵、渭桥。五月，募徙阳陵，予钱二十万。江都大暴风从西方来，坏城十二丈。
6、六年，梁、楚二王皆薨。九月，伐驰道树，殖兰池。
7、七年冬，废栗太子为临江王。十（二）（一）月晦，日有食之。春，免徒隶作阳陵者。丁巳，立胶东王为太子，名彻。
8、中元年，地动。衡山、原都雨雹，大者尺八寸。
9、中二年二月，匈奴入燕，遂不和亲。三月，召临江王来。即死中尉府中。九月甲戌，日食。
10、中三年三月，彗星出西北。丞相周亚夫（死）（免]，以御史大夫桃侯刘舍为丞相。四月，地动。九月戊戌晦，日食。
11、中四年三月，置德阳宫。大蝗。秋，赦徒作阳陵者。
12、中五年秋，地动。
13、中六年三月，雨雹。四月，梁孝王、城阳共王、汝南王皆薨。七月辛亥，日食。八月，匈奴入上郡。
14、后元年，五月丙戌，地动，其蚤食时复动。上庸地动二十二日，坏城垣。七月乙巳，日食。丞相刘舍免。
15、后二年正月，地一日三动。为岁不登，禁天下食不造岁。三月，匈奴入餍门。十月，租长陵田。大旱。衡山国、河东、云中郡民疫。
16、后三年十月，日月皆（食）赤五日。十二月晦，雷。日如紫。五星逆行守太微。月贯天廷中。正月甲寅，皇太子冠。甲子，孝景皇帝崩。置阳陵。
上文的摘录，并非对一系列事件的简单胪列。笔者在此所要尝试的是，从这些平淡而又客观的叙事中寻绎出某种道理和意义。笔者发现，作者笔下，每次紧随灾异的叙事，便是人间的纷乱。这样的叙写，显然隐含了对天人关系的某种思索。司马迁是曾经向董仲舒问过学的，但今人并不能据此就判定，司马迁接受了董生“天人感应”的学说。相反，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并不是借天象来预示或支配人事的吉凶、灾祥，而是通过对兴衰成败的探讨，来揭示人事的可为，这里面有顺应自然的倾向，也有对天道不公的质问。因此导致的接受情况是，本篇传记的叙事态度，令那些只热心于故事讲述的读者不无失望。
纵观孝景十六年，除却元年、四年、六年无灾恙外，其余十三年，要么地震、水旱、火灾、蝗虫、瘟疫等自然灾害发生，要么兵戈大起，天下咸无安宁。处在这样的“治世”下，是不能不倍感沮丧的。
二、与《汉书·景帝纪》之比较
在后代史家心中，作为与文帝并称的明君，景帝是“文景之治”的主要主持者和参与者。然而，司马迁为景帝所作的传纪却如此简略，所展示的并非海清河晏的太平景象，而是种种灾异带来的阴沉局面。很难想象所谓的“治世”，竟会是如此的滑稽。更难想象，一代明君的德行与事功，竟是如此的庸常。
然而，在班固的《汉书·景帝纪>中，读者又似乎看到了另一景帝的形象。景帝二年十月，下了一个诏书，其内容概表彰其父孝文的功德，当时丞相吕嘉上奏说：“陛下永思孝道，立昭德之舞以明孝文皇帝之盛德，皆臣嘉等愚所不及也。”（《汉书·景帝纪》）又二年（相当于《史记》“后二年”）四月，景帝针对当时天下趋利而逐末，农业生产遭到破坏的现实状况，下诏说：“雕文刻镂，伤农事者也；锦绣纂组，害女红者也。农事伤则饥之本也，女红害则寒之原也。夫饥寒并至，而能亡为非者寡矣。朕亲耕，后亲桑，以奉宗庙粢盛、祭服，为天下先；不受献，减太官，省徭赋，欲天下务农蚕，素有畜积，以备灾害。强毋攘弱，众毋暴寡；老耆以寿终，幼孤得遂长。今，岁或不登，民食颇寡，其咎安在？或诈伪为吏，吏以货赂为市，渔夺百姓，侵牟万民。县丞，长吏也，奸法与盗盗，甚无谓也。其令二千石各修其职；不事官职、耗乱者，丞相以闻，请其罪。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汉书·景帝纪》）又三年（后三年）春正月，诏日：“农，天下之本也。黄金、珠玉，饥不可食，寒不可衣，以为用，不识其终始。间岁或不登，意为末者众，农民寡也。其令郡国务劝农桑，益种树，可得衣食物。吏发民若取庸采黄金、珠玉者，坐臧为盗。二千石听者，与同罪。”（《汉书·景帝纪》）从上述记载中，读者所看到的景帝的作为，主要是重视发展农业生产，提倡重本抑末，减轻徭役赋税，使老有所安，幼有所长，可谓是一个具有远虑的仁德之君。故司马贞《索隐述赞》中云：“景帝即位，因修静默。勉人于农，率下以德。制度斯创，礼法可则。”并说“惜哉明君，斯功不录！”
同样是写景帝，为什么《史记》和《汉书》会有如此大的差异？为什么司马迁要掩其所长，不愿把其“闪光”的一面再现出来？为什么同样写灾异，在文帝本纪中，司马迁屡在叙述灾异后，旋即交代文帝的应对措施，而在景帝本纪中，后于与灾异叙述的，却是世间的纷争与祸乱？难道景帝对天下的灾难，这样无能为力，无动于衷？为什么有可以表现景帝“明君”形象的史料，司马迁却置之不用？他为什么要采取如此的叙事态度？
历史的叙事及其所要表达的思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史料的使用和架构。而“叙事不仅仅是一种可以用来也可以不用来再现发展过程方面的真实事件的中性推理形式，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包含具有鲜明意识形态甚至特殊政治意蕴的本体论和认识论选择。史料作为历史叙事的话语素材，在其以特定的方式展现（或缺场）中，总是或隐或显地表现出一种道德的评判。
笔者并非要为景帝鸣屈，而是要探讨司马迁如此安排、思考和写作的意图何在。还是从本篇传纪的“赞”开始讨论。“太史公日：‘汉兴，孝文施大德，天下怀安，至孝景，不复忧异姓，而晁错刻削诸侯，遂使七国俱起，合从（纵）而西乡（向），以诸侯太盛，而错为之不以渐也。及主父偃言之，而诸侯以弱，卒以安。安危之机，岂不以谋哉？”’（《史记·孝景本纪>）在司马迁看来，文帝施仁德，天下已大治大安，不复有异姓诸侯威胁汉室，照理，孝景在这种大好的形势下，理应把天下治理得更好，使天下更加安定。可是由于朝廷削弱诸侯，举措失当，致使吴林‘‘七国之乱”发生。司马迁表面上指责晁错，但实际上认为，动乱背后的责任，是应由景帝来承担的。
还有，在司马迁看来，景帝对大臣亦过于苛刻，缺少文帝的宽厚、仁德之举。身为两汉开国功臣周勃之子的周亚夫，颇善治军，屡立战功，在平定“七国之乱”的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但这样一位有功于社稷的重臣，却“终以穷困”，饿死狱中。从周亚夫的本传中，读者可以看出，司马迁对其遭遇甚为不平，对汉景帝的刻薄寡恩隐含不满。
文帝身体力行，提倡薄葬，其遗诏说：“朕闻盖天下万物之萌生，靡不有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者，奚可甚哀。当今之时，世咸嘉生而恶死，厚葬以破业，重服以伤生，吾甚不取。”（《史记·孝文本纪》）对此，司马迁予以热情洋溢的称赞，并在其传纪中不惜笔墨地全录其文，以彰其德。而景帝又是怎样做的呢？景帝五年三月，始作阳陵，同年“五月，募徙阳陵，予钱二十万。”又“七年，春，免徒隶作阳陵”，“中四年，秋，赦徒作阳陵者。”至“后三年，甲子，孝景皇帝崩。置阳陵”。r置”应为“葬” ）（《史记·孝景本纪》）景帝五年就早早地为自己预作陵墓，并多次大规模地扩建，实属劳民伤财之举。在《史记》看似平淡、客观的叙事中，隐含着作者的道德评判。
三、同一历史不同主观倾向性之原因分析
同一帝王的传纪，在先后两位杰出的史家笔下有如此大的分歧，这和两位史学家的爱憎，与其所处的时代精神和为史之动机是密切相关的。司马迁所经历的时代，乃是在大一统的文饰下，皇权专制政治大踏步前进的时期。汉武帝“阳儒阴法”，酷吏统治、专制皇权的毒害已经慢慢侵入这个社会的各个环节，而春秋时的那种王道精神、人本主张也被这大一统的专制皇权政治所掩埋。司马迁满怀深情地去肯定文帝，是因为他在这位大汉天子的身上看到了仁爱和宽厚，看到了他所仰慕的一种逐渐逝去的古代君王的遗风。而景帝，他所给予的评价便是“刻薄”，及其由这种刻薄的性格所带来的行为上的寡恩。
司马迁作史的动机和目的，从《太史公自叙》来考察，是有个前后发展的过程的。其事之始，是为了继承其父司马谈的遗志。司马谈在临终前，向司马迁讲述自己修史的动机时说：“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太史公自叙》）可见，司马谈是有感于孔子作《春秋》之后，四百余年，史书阙如，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的事迹不述而立志为史的。司马迁开始修史时，也是出于同样的动机，把修史看作是载“明圣盛德”，述“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并对上大夫壶遂说：“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经李陵之祸后，由于身陷囹圄，遭受宫刑，身体和精神都受到极大的摧残，修史的原本动机和目的便也有所调整和充实。他说：“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并在列举文王、孔子、屈原、左丘明、孙膑、吕不韦、韩非等人发愤著书时说：“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他认为自己也是属于这种发愤著书的类型。这便使他的史作寄托着自己的身世之慨，并注入了一种强烈的怨刺情感。其修史便也多少具有作史的成份。故虽“述往事”，其目的却是“思来者”，即通过对于“天人之际”、“古今之变”的思索，来揭示人类将来之命运，以承担起史家对于人类的出路所肩负的责任和使命。所以在其对于笔下人物的摹写中，总是充实着一种强烈的人文关怀和明确是非善恶的道德评判。而景帝在司马迁的主观倾向里，便是因为道德上有缺失而受到了批判的。
然而当时代到了班氏父子时代，已经完全是“天下为汉”了。其《叙传》云：“固以为唐虞三代，《诗》、《书》所及，世有典籍，故虽尧舜之盛，必有典谟之篇，然后扬名于后世，冠德于百王，故日‘巍巍乎其有成功，焕乎其有文章也！’汉绍尧运，以建帝业，至于六世，史臣乃追述功德，私作本纪，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太初以后，阙而不录，故探篡前记缀辑所闻，以述《汉书》，起元高祖，终于孝平王莽之诛，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由此可知，班固不满于司马迁将汉代“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故特以前汉为讫，称为《汉书》，以与唐虞三代之《诗》、《书》，争光竞辉。其意在于尊汉，为汉代统治者“润色鸿业”。又由于多少具有由外戚关系所维系的对刘氏政权的感情及其奉诏修史的经历，这不得不使他笔下的大汉天子，全都罩上了神圣的光环。这也就使得这两位史家在叙述同一历史时，具有了不同的主观倾向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