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英文文学史中对中国文学和华人作家的评价
讨论这个话题时，有一点必须明确，即澳大利亚文学史不是中国文学史，也不是华人文学史，正如中国文学史或华人文学史不是澳大利亚文学史一样，因此不能指望澳大利亚文学史中充满关于中国文学或华人文学的指涉。然而，对于一个仅有200来年白人殖民历史，但有四万多年无书写的土著历史，华人从最初抵达到现在几近200年的国家来说，其文学史在多方面与华人和中国文学发生了种种难分难解的关系。这些交流在最初的几本文学史中还看不出痕迹或路径，只通过某些作家或作品有简短或间断的呈现。随着时间的推移，封闭、自闭的澳大利亚自冷战结束后逐渐对外开放，特别是对亚洲和中国开放，澳大利亚文学史中关于中国文学、中国作家、华人文学及其作品的指涉逐渐多了起来。
成果
我手中现有这样几部文学史，h·m·格林编写的1961年版两卷本“a history of australian literature： pure and applied（1923～1950）”（《澳大利亚文学史：纯应用本：1923～1950》），①勒昂尼·克拉默主编并由他人合著的1981年版“the oxford history of australian literature”（《牛津澳大利亚文学史》），②肯·古德温编写的1986年版“a history of australian literature”（《澳大利亚文学史》），③劳里·赫根汉主编、他人合著的1988年版“the penguin new literary history of australia”（《企鹅澳大利亚新文学史》），④伊丽莎白·威比主编并由他人合著的2000年版“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australian literature”（《剑桥文学指南：澳大利亚文学》），⑤尼克拉斯·伯恩斯与吕贝卡·麦克尼尔主编并由他人合著的2007年版“a companion to australian literature since 1900”（《1900年以来的澳大利亚文学指南》），⑥以及彼得·皮尔斯主编并由他人合著的2009年版“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ustralian literature”（《剑桥澳大利亚文学史》）。wWW.11665.com⑦
除此之外，还有茨内佳·古列夫等人编撰的“a bibliography of australian multicultural writers”（《澳大利亚多元文化作家参考书目》）（1992），其中为澳大利亚的多元文化作家，特别是来自华裔背景的作家，提供了很重要的线索。⑧
由此可见，从1961年到2011年的半个世纪中，共出版了七部澳大利亚文学史，从单人独著，一花独放（仅二人，即h. m. green和ken goodwin）的个人英雄式撰写文学史，逐渐过渡到一人主编，多人合著的百花齐放局面，⑨平均每十年一部文学史还多，这对一个截至2000年人口仅2100万的小国来说，成果不可谓不丰。
索引
只要稍微翻翻h·m·格林独编的1961年版两卷本《澳大利亚文学史：纯应用本：1923～1950》的索引，就可发现，该书索引中，没有asian（亚洲的）、china（中国）、chinese（中国的）等具有标志性的重要字眼，也无任何华人作家的名字，包括目前最重要的华人作家之一布莱恩·卡斯特罗（brian castro）。⑩勒昂尼·克拉默主编，他人合著的1981年版《牛津澳大利亚文学史》）和肯·古德温编写的1986年版《澳大利亚文学史》情况更加不妙，整部书的索引完全没有上述术语。也就是说，截至1986年，澳大利亚的三部重头文学史，是与中国文学和华人文学毫无关系的，至少从索引角度来讲是如此，它并不说明澳大利亚没有华人作家，而是说明这些作家人数较少，地位较低，也说明著作者和编撰者缺乏这方面的敏感和意识。
从劳里·赫根汉主编并由他人合著的1988年版《企鹅澳大利亚新文学史》起，这方面有了突破。可以看到，该书索引中出现了asia（亚洲）、chinese（中国人）、chinese poetry（中国诗歌）、migrant writings（移民写作）、migrants（移民）、multiculturalism（多元文化）等词汇，以及一位名叫ee tiang hong{11}的来自马来西亚的华人诗人。
21世纪头一年出版，伊丽莎白·威比主编并由他人合著的《剑桥文学指南：澳大利亚文学》则有更大进展。这本书虽是2000年出版，但应该早在几年前就已开始撰写，其索引所收入的相关词条有asia（亚洲），下含自传、历史联系、小说、诗歌、戏剧等；asian-australian writers（亚澳作家）；china（中国），下含历史、文学等；ethnicity（族性），下含传记、历史、文学批评、诗歌、戏剧等；immigrants（移民），下含小说、电影、文学批评、诗歌、戏剧等。其所含华族背景作家更多，有布莱恩·卡斯特罗，阿琳·蔡（arlene chai），贝思·叶（beth yahp）和欧阳昱（ouyang yu），{12}但缺了易天鸿。同时还有一个关于澳大利亚首家华文文学杂志《原乡》（otherland）的词条。{13}
尼克拉斯·伯恩斯与吕贝卡·麦克尼尔主编，并由他人合著的2007年版《1900年以来的澳大利亚文学指南》，加大了亚裔作家的力度和深度，其索引囊括词条有asian australians（亚裔澳大利亚人），下含亚洲男性及同性恋关系、亚澳女性、亚裔澳大利亚人及流散区、亚裔澳大利亚人的家史、澳大利亚的亚洲形象；china and chineseness（中国及中国特性），以及众多澳大利亚华裔作家，{14}如高博文、阿琳·蔡、土著华裔戏剧家吉米·齐（jimmy chi）、汤姆·邱（tom cho）、{15}廖秀美（lau siew mei）、黄贞才（lilian ng）、欧阳昱、莫妮·赖·斯托兹（moni lai storz）、陈志勇（shaun tan）、张思敏（hsu-ming teo）、土著华裔小说家阿列克西斯·赖特（alexis wright），以及贝思·叶。这说明，进入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晚期，澳大利亚文学史对亚裔澳大利亚作家和写作这一块，由于华人、华裔作家的影响，已经有了较深的认识，而这与主编者身在海外（美国），本身不是澳大利亚人有着一定的关系。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带来了国际意识。
彼得·皮尔斯主编，并由他人合著的《剑桥澳大利亚文学史》（2009）出版时，21世纪的头十年已接近尾声。这部著作是除格林的文学史外，篇幅最大的一本，共有612页，其索引所覆盖的相关词条有：asia（亚洲），下含的亚词条有business opportunity（商机），changing attitudes（变化的态度），colonial sneer（殖民的鄙视），diaspora（流散地），journalist discourse（新闻话语），military engagement in（军事战斗），sexual threat（性威胁），sexualisation（性欲化），spiritual east（精神性的东方），women writers（女性作家）等；asiaphobia（恐亚症）；高博文（brian castro），下含其五部作品，birds of passage（《候鸟》，一译《漂泊的鸟》），double wolf（《双狼》），drift（《漂》），pomeroy（《波默罗伊》）和shanghai dancing（《上海舞》）；土著戏剧家jimmy chi；chinese，下含australian antipathy（澳大利亚的冷漠），autobiography（自传），degrading epithets（污蔑的语言），immigration（移民），in children’s literature（儿童文学中的）[中国人]，newspaper cartoons（报纸漫画）等亚词条；李存信（li cunxin），下含其一部作品，mao’s last dancer（《毛的最后一个舞者》；{16}fiction（虚构小说），下含的诸多亚词条中，有一条是asian subjects（亚洲主题）；澳华女批评家tseen khoo；otherland（《原乡》杂志）；欧阳昱（ouyang yu）；方佳佳（alice pung），下含其一本书unpolished gem（《璞玉未琢》）；{17}原籍马来西亚的澳华诗人stanley sim shen；原籍马来西亚的澳华插图画作家陈志勇（shaun tan），下含其两本书：the arrival（《抵达》）和the lost thing（《失物招领》）；贝思·叶，下含其一本书：crocodile fury（《鳄鱼的愤怒》）；杨威廉（william yang），下含其一本书：sadness（《悲》）；以及沈园芳（shen yuanfang），下含其一本书：dragon seed in the antipodes（《对跖地的龙种》）。
早期的评论
我们现在来看看早期几部文学史，如h·m·格林编写的1961年版两卷本《澳大利亚文学史：纯应用本：1923～1950》），勒昂尼·克拉默主编、他人合著的1981年版《牛津澳大利亚文学史》），肯·古德温编写的1986年版《澳大利亚文学史》）和劳里·赫根汉主编、他人合著的1988年版《企鹅澳大利亚新文学史》中，关于对中国文学或华人文学等的评价。
在h·m·格林编写的1961年版两卷本《澳大利亚文学史：纯应用本：1923～1950》）中，索引中只找到一条能与中国挂上钩的词条，即zen philosophy（禅学）。不过，这一条引入了一个重要的澳大利亚诗人，中国文化和文学对其影响要大大超过同时代的很多澳大利亚作家。此人就是哈罗德·斯图亚特（harold stewart，1916～1995），最重要的诗作是长诗“a flight of wild geese”（《飞鸿》），诗中讲述了吴道子和张志和的故事。
据格林评论，哈罗德·斯图亚特的同时代人中，也不乏受东方影响者，如诗人弗雷德里克·麦卡特尼（frederick macartney，1887～1980），但东方影响只是“一晃而过，他们转向这种影响，但又离弃而去”。{18}哈罗德·斯图亚特不是这样。据他给格林的亲笔信中说，“古代中国和东方对我的总的影响，相当于希腊从文艺复兴时期以来对英国诗人的影响。”{19}格林指出，斯图亚特诗歌中的“一个要点在于，其诗中的风景都是中国风景……[他]似乎在东方，在中国文学、在禅学、在一般的中国文化，而且最重要的是，在中国风景画中，找到了某种自然的亲和力。他如此浸润其中，以致他作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都以古代中国为基础，”而不像其他澳大利亚作家那样，以英国、法国、意大利、德国、希腊和罗马的文化为根基。{20}黄源深撰写的《澳大利亚文学史》中，关于哈罗德·斯图亚特曾有两处提及（268和530页），惜乎只字未提他与中国文学的这种渊源。{21}
勒昂尼·克拉默主编并由他人合著的《牛津澳大利亚文学史》1981年出版，对亚洲和中国的影响一笔带过，除了哈罗德·斯图亚特之外，仅提到一个年轻诗人罗伯特·格雷（robert gray），说他就像最近那些从亚洲音乐中吸取养料的作曲家彼得·斯卡尔索普（peter sculthorpe）和理查德·密尔（richard meale）一样，也从“中国和日本文化中找到了同样的滋润”。{22}遗憾的是，该书对中国文学和文化的影响均略去不提。肯·古德温编写的1986年版《澳大利亚文学史》中，则找不到有关话题的片言只语。
其实，截止1986年，生于1950年的高博文已于1982年出版了他的获奖小说《候鸟》。生于1933年，并于1975年来澳的马来西亚华人诗人易天鸿也早于1960年出版了第一部诗集，即i of the many faces（《多张脸集合的我》），但都未见古德温的“文学史”。可见文学史都是遗漏和包容并存，往往遗漏大于包容，且在澳大利亚多元文化实行的第二个十年中（始于1972年），并没有完全让那些自负的白人批评家和史学家打开眼界。{23}
中期的评论
我所说的“中期”，是指1980年代末期到2000年这段期间，这时，出版了劳里·赫根汉主编并由他人合著的1988年版《企鹅澳大利亚新文学史》和伊丽莎白·威比主编并由他人合著的2000年版《剑桥文学指南：澳大利亚文学》），我之所以未把后者算入近期，是基于这样一个推断和认识，即2000年出版的作品，其写作应大大早于出版日期。我们看到，进入八九十年代，澳大利亚的文学史写作，已与前期有了极大不同，即不再单人独写，而是多人合写，从而开始了文学史的多元写作时代。
彼得·皮尔斯主编，并由他人合著的《剑桥澳大利亚文学史》（2009）出版时，21世纪的头十年已接近尾声。这部著作是除格林的文学史外，篇幅最大的一本，共有612页，其索引所覆盖的相关词条有：asia（亚洲），下含的亚词条有business opportunity（商机），changing attitudes（变化的态度），colonial sneer（殖民的鄙视），diaspora（流散地），journalist discourse（新闻话语），military engagement in（军事战斗），sexual threat（性威胁），sexualisation（性欲化），spiritual east（精神性的东方），women writers（女性作家）等；asiaphobia（恐亚症）；高博文（brian castro），下含其五部作品，birds of passage（《候鸟》，一译《漂泊的鸟》），double wolf（《双狼》），drift（《漂》），pomeroy（《波默罗伊》）和shanghai dancing（《上海舞》）；土著戏剧家jimmy chi；chinese，下含australian antipathy（澳大利亚的冷漠），autobiography（自传），degrading epithets（污蔑的语言），immigration（移民），in children’s literature（儿童文学中的）[中国人]，newspaper cartoons（报纸漫画）等亚词条；李存信（li cunxin），下含其一部作品，mao’s last dancer（《毛的最后一个舞者》；{16}fiction（虚构小说），下含的诸多亚词条中，有一条是asian subjects（亚洲主题）；澳华女批评家tseen khoo；otherland（《原乡》杂志）；欧阳昱（ouyang yu）；方佳佳（alice pung），下含其一本书unpolished gem（《璞玉未琢》）；{17}原籍马来西亚的澳华诗人stanley sim shen；原籍马来西亚的澳华插图画作家陈志勇（shaun tan），下含其两本书：the arrival（《抵达》）和the lost thing（《失物招领》）；贝思·叶，下含其一本书：crocodile fury（《鳄鱼的愤怒》）；杨威廉（william yang），下含其一本书：sadness（《悲》）；以及沈园芳（shen yuanfang），下含其一本书：dragon seed in the antipodes（《对跖地的龙种》）。
早期的评论
我们现在来看看早期几部文学史，如本文由论文联盟http://收集整理h·m·格林编写的1961年版两卷本《澳大利亚文学史：纯应用本：1923～1950》），勒昂尼·克拉默主编、他人合著的1981年版《牛津澳大利亚文学史》），肯·古德温编写的1986年版《澳大利亚文学史》）和劳里·赫根汉主编、他人合著的1988年版《企鹅澳大利亚新文学史》中，关于对中国文学或华人文学等的评价。
在h·m·格林编写的1961年版两卷本《澳大利亚文学史：纯应用本：1923～1950》）中，索引中只找到一条能与中国挂上钩的词条，即zen philosophy（禅学）。不过，这一条引入了一个重要的澳大利亚诗人，中国文化和文学对其影响要大大超过同时代的很多澳大利亚作家。此人就是哈罗德·斯图亚特（harold stewart，1916～1995），最重要的诗作是长诗“a flight of wild geese”（《飞鸿》），诗中讲述了吴道子和张志和的故事。
据格林评论，哈罗德·斯图亚特的同时代人中，也不乏受东方影响者，如诗人弗雷德里克·麦卡特尼（frederick macartney，1887～1980），但东方影响只是“一晃而过，他们转向这种影响，但又离弃而去”。{18}哈罗德·斯图亚特不是这样。据他给格林的亲笔信中说，“古代中国和东方对我的总的影响，相当于希腊从文艺复兴时期以来对英国诗人的影响。”{19}格林指出，斯图亚特诗歌中的“一个要点在于，其诗中的风景都是中国风景……[他]似乎在东方，在中国文学、在禅学、在一般的中国文化，而且最重要的是，在中国风景画中，找到了某种自然的亲和力。他如此浸润其中，以致他作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都以古代中国为基础，”而不像其他澳大利亚作家那样，以英国、法国、意大利、德国、希腊和罗马的文化为根基。{20}黄源深撰写的《澳大利亚文学史》中，关于哈罗德·斯图亚特曾有两处提及（268和530页），惜乎只字未提他与中国文学的这种渊源。{21}
勒昂尼·克拉默主编并由他人合著的《牛津澳大利亚文学史》1981年出版，对亚洲和中国的影响一笔带过，除了哈罗德·斯图亚特之外，仅提到一个年轻诗人罗伯特·格雷（robert gray），说他就像最近那些从亚洲音乐中吸取养料的作曲家彼得·斯卡尔索普（peter sculthorpe）和理查德·密尔（richard meale）一样，也从“中国和日本文化中找到了同样的滋润”。{22}遗憾的是，该书对中国文学和文化的影响均略去不提。肯·古德温编写的1986年版《澳大利亚文学史》中，则找不到有关话题的片言只语。
其实，截止1986年，生于1950年的高博文已于1982年出版了他的获奖小说《候鸟》。生于1933年，并于1975年来澳的马来西亚华人诗人易天鸿也早于1960年出版了第一部诗集，即i of the many faces（《多张脸集合的我》），但都未见古德温的“文学史”。可见文学史都是遗漏和包容并存，往往遗漏大于包容，且在澳大利亚多元文化实行的第二个十年中（始于1972年），并没有完全让那些自负的白人批评家和史学家打开眼界。{23}
中期的评论
我所说的“中期”，是指1980年代末期到2000年这段期间，这时，出版了劳里·赫根汉主编并由他人合著的1988年版《企鹅澳大利亚新文学史》和伊丽莎白·威比主编并由他人合著的2000年版《剑桥文学指南：澳大利亚文学》），我之所以未把后者算入近期，是基于这样一个推断和认识，即2000年出版的作品，其写作应大大早于出版日期。我们看到，进入八九十年代，澳大利亚的文学史写作，已与前期有了极大不同，即不再单人独写，而是多人合写，从而开始了文学史的多元写作时代。
劳里·赫根汉主编的《企鹅澳大利亚新文学史》，尽管是1988年出版，在对华人作家的评论方面，仍看不到对高博文的评价，但却有关于易天鸿的词条，他也是唯一进入这本史册的华裔诗人。
1980年代初，澳大利亚文学界开始关注移民文学，出版了两本移民文学文集，即茨内佳·古列夫编撰的displacement， migrant story tellers（《错位：移民故事讲述者》）（1982）和彼得·斯库茨内基（peter skrzynecki）编撰的joseph’s coat： an anthology of multicultural writing（《约瑟夫的外套：多元文化作品集》）（1985），这虽然开创了多元文学的先河，但其中收录的作者多为欧洲背景，极少有亚洲和中国背景的作家，只收入了来自韩国的长篇小说家don’o kim一人。{24}
有意思的是，《企鹅澳大利亚新文学史》在注意到这些文集漏掉了来自意大利背景的罗莎·卡皮耶罗（rosa cappiello），来自希腊背景的蒂米特里·查路马斯（dimitris tsaloumas）和来自马来西亚的华人诗人易天鸿的同时，却完全没有提到来自香港的高博文，这显然是一个重大疏忽。{25}
在把易天鸿与上述另外两个作家进行对比之后，《企鹅澳大利亚新文学史》指出，易天鸿的“诗歌声音更安静，更斜向，也更带讽刺意味”，而且，“他作品的内容大多是探索他家乡马六甲历史所特有，含有葡萄牙、荷兰、英属华人和马来人等复杂多变的国际主义与当代的关联”。{26}同时还注意到，易天鸿来澳十年后创作的“coming to”（《苏醒》）一诗，把澳大利亚比作“一个几乎把人淹死，又重新恢复神智，找到陆地，找到‘新的面孔、澳大利亚同胞’的地方”。{27}
该书指出，易天鸿和其他移民作家作品中的“主要形象”都是“监狱、沙漠和避难所”。{28}指出这一点是很有意思的，因为在后来的移民作品，包括华人移民的作品中，这些形象依然不断出现。{29}
诗歌方面，仅有一位女诗人被提到，即罗斯玛丽·多布森（rosemary dobson），说她的诗集the three fates（《三种命运》）（1983）中“具有中国诗歌的轻盈而准确的特质”。{30}
这本书与以前几部文学史不同之处还在于，它注意到了澳大利亚文学对具有土著背景和移民背景人物的描述，其中就有中国人。文学作品从来不乏对外族人的形象描写，但此前的澳大利亚文学史对此极少关注，留下了一个空白，直到《企鹅澳大利亚新文学史》1988年出版为止，这大约也是其“新”之所在。不过，在论述相关作品时，编撰者和撰写者却没有深刻反省其中的种族主义和种族中心主义问题，{31}只是很肤浅表象地指称，对华人的丑化，可能是因白人觉得受到来自“邪恶黄种力量”的威胁，也可能是因他们“暗地里害怕狡猾的东方人引诱白种女性”。{32}该书注意到这一现象，与塞希尔·哈格拉夫特1986年编辑出版的一本《劳森之前的澳大利亚短篇小说》有关。{33}哈格拉夫特称，该选集搜集了1830～1893年之间的“最佳作品”。{34}其实，其中有多篇小说都涉及华人，以及针对华人的暴力事件，如坎贝尔·麦克拉（campbell mckellar）的小说《总理的秘密》（the premier’s secret），述说了一伙醉醺醺的剪羊毛工，把一个华人厨师活生生地卷进羊毛机中打包运走的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35}这部史书谈到这些问题时，只是轻描淡写地说：故事中“针对华人的暴力，以及暴力的经济和性基础等，都是显而易见的。”{36}
伊丽莎白·威比主编并由他人合著的2000年版《剑桥文学指南：澳大利亚文学》，是一部不太厚的文学史书，仅326页，但对亚裔、华裔或华人作家，以及相关问题的描述则较前更多，尽管多属三言两语式。进入这部史书的，共有四位华裔作家，即高博文，阿琳·蔡，贝思·叶和欧阳昱，但未提及易天鸿。德丽丝·伯德注意到，近期出现了一批以亚裔澳大利亚作家为主的“流散作家”，其中最有名望者为高博文，其六部长篇“难以归类，在过去和现在之间变动，不同的角色有不同的声音和文化视觉，表明了身份及国家类别的不确定性，以及当代故事叙述的问题化状态，这都是流散政治的中心问题。”{37}其他一些作家则基本一笔带过。
欧阳昱是被提到的唯一一位澳大利亚华人诗人。戴维·马库伊评述说：“欧阳昱（原先来自中国），他勾勒了一系列与声音、流放和语言等方面，少数族群所共有的兴趣，但他的反诗成语比瓦尔维茨（walwicz）和派欧（？仔？紫）更甚，愤怒对他的诗歌来说也更为核心。”{38}
这部文学史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对澳大利亚文学与中国的联系比较关注。在诗歌方面提到了受中国诗歌影响的一些诗人，如哈罗德·斯图亚特，其诗歌传达了他对物质主义的厌恶：“这儿，心灵的房屋，不再受烦忧和债主的/困扰。心中无钱，才得休憩。/我不拥有任何东西，任何东西也不拥有我。”{39}受中国诗歌影响的诗人还有罗伯特·格雷，他渴望回到大自然中，回到“那些古老的中国人的（世界）/他们寻找着正确的生活方式”。{40}
尽管1990年代在澳大利亚，曾出现过一系列澳华文学杂志，如《新金山》（半文学刊物），《大世界》，《满江红》和《原乡》（otherland），但可能因《原乡》在英文方面进行的大量工作，而进入这部文学史。关于该杂志，书中说：这是澳大利亚的“一本非英语出版物”。{41}
近期的评论
所谓“近期”，是指2000年后至2011年为止所出版的几部文学史，这主要有尼克拉斯·伯恩斯与吕贝卡·麦克尼尔主编，并由他人合著的2007年版《1900年以来的澳大利亚文学指南》和彼得·皮尔斯主编，并由他人合著的《剑桥澳大利亚文学史》（2009），前者477页，后者612页，不长也不短。前者始于1900，止于2005年，跨度为105年，{42}后者起于1788，止于2008，跨度为220年。前者除高博文、欧阳昱之外，还新添了原籍菲律宾的华裔作家阿琳·蔡，土著华裔戏剧家吉米·齐（jimmy chi），澳华女批评家tseen khoo，澳洲华裔作家汤姆·邱，原籍中国大陆的学者沈园芳，原籍中国大陆的作家方向曙和桑晔，原籍马来西亚的华裔作家廖秀美，原籍新加坡的华裔作家黄贞才，原籍马来西亚的华裔作家莫妮·赖·斯托兹，原籍马来西亚的华裔作家陈志勇，原籍马来西亚的华裔作家张思敏，土著华裔小说家阿列克西斯·赖特，原籍马来西亚的澳华诗人stanley sim shen，以及原籍马来西亚的华裔作家贝思·叶。后者新添的华人作家则是李存信，原籍柬埔寨的华裔作家方佳佳，以及澳华摄影师兼作家杨威廉。现就这两本文学史中所出现的新变化，以及这些华人作家之间在创作和思想上的异同。
尼克拉斯·伯恩斯与吕贝卡·麦克尼尔在他们合作主编的《1900年以来的澳大利亚文学指南》的《前言》中指出，他们不拟把该书做成一本“权威”之著。{43}由于篇幅有限，撰写人员有限，他们除了请专家专写之外，也请了非专家来写专门领域之外的论文，如请欧阳昱写澳大利亚小说家扎维尔·赫伯特（xavier herbert），请瑞士的美国文学专家德博拉·马森（deborah madsen）写亚澳写作专章，请瑞士学者维尔纳·森（werner senn）写澳大利亚诗人莱斯·默里（les murray）专章，请斯洛伐克的文学专家雅洛斯拉夫·库斯尼尔（jaroslav kusnir）写澳大利亚后现代小说，还请长期在澳但国籍为挪威人的温卡·奥门森（wenche ommundsen）撰写澳大利亚文学中的多元文化主义等。{44}这说明，这部由两个美国人合编的澳大利亚文学史，具有很强的国际视觉，正如他们所说：“澳学专家的文学批评，再也不意味着仅仅是澳大利亚人的文学批评了。”{45}
这个观点视野开阔，角度新颖，一下子就把它与从前几本文学史的距离拉开了，特别是在关于亚澳写作（asian australian writing）方面就更其如此，其中有两章与本文讨论有关，一章是《澳大利亚文学中的多元文化主义》，另一章是《亚澳文学》。除此之外，该文学史还有关于澳洲土著文学、犹太人文学，以及通俗文学和同性恋文学等的讨论。
奥门森对澳大利亚文学中的多元文化主义进行了分析之后指出，在澳大利亚，除了英国和爱尔兰这个主流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提法，如多元文化写作、移民写作、非盎格鲁-凯尔特写作、少数写作、nesb（非英语背景）写作、少数民族写作、流散写作等，{46}但都难以尽言。虽然她也没有提出一个更好的统括性门类，但她注意到了来自欧裔和亚裔背景的作家（未提及非裔），特别是亚裔作家的出现，颇受美国亚裔作家成功的影响，如汤婷婷和谭恩美等人。不过，她指出，有批评家认为，亚裔作家写作有向西方卖弄异国风情、耸人听闻之嫌，{47}甚至还有批评家认为，多元文化作品，质量“往往不高”。{48}奥门森举了几个例子，如高博文的作品被认为“难懂”，{49}商业上不成功，欧阳昱的作品“生糙、愤怒”{50}等。加上海伦·德米登科（helen demidenko）写乌克兰的长篇小说《签名之手》（the hand that signed the paper）1994年获得澳洲最高文学奖迈尔斯·富兰克林奖，但被揭露有弄虚作假之嫌，因该作者并非乌克兰人，而是地道的英国人，导致多元文化写作进入低谷，颇遭非议。{51}
马森在讨论亚澳写作的专章中，一上来就把用中文写作的华人排除出去，自言她只谈“anglophone asian-australian writers”（盎格鲁亚澳作家），即用英文写作的亚澳作家，{52}似有偏颇，但因篇幅也不难理解。她引用沈园方，提到了澳洲19世纪的一位华人作家谭仕沛（taam sze pui），该引文如是说：
那些因各种理由留下来的人感到不受欢迎，遭到排斥，一连几代都保持低调。正如高博文在他的文章《错位者回忆录》中所说的那样，他们“渴望变成隐身人”，撤回到大墙背后，反过来又在自己周围再围起大墙。还有进一步的证据表明，这种对沉默的渴望，通过华文报纸的一家家的倒闭而表现出来。{53}
除了来自亚洲其他国家如斯里兰卡和越南等地作家外，马森提到了一系列亚裔作家，其中有一位几乎从来不与华裔相提并论的杜伊·安格拉尼（dewi anggaraeni），原籍印尼的华裔女小说家，以印尼和英语双语写作，已出版四部长篇和一部短篇小说集，主题常涉及“亚洲文化遗产与西方生活方式、传统与现代、西方理性主义与东方神秘主义等之间的冲突”。{54}贝思·叶属华裔作家中较年轻的一代，1964年生于马来西亚，1984年随家移民澳洲，1998年又单独移居巴黎，在悉尼、吉隆坡和巴黎之间游动，比较难以定性，其长篇小说《鳄鱼的愤怒》（the crocodile fury）不谈澳洲，却获得维多利亚州总督奖和新南威尔士少数民族委员会奖。该作品把迂回重复的特点，作为一种“反殖民的”姿态，{55}同时非常关注被殖民妇女的地位。{56}
如果贝思·叶属60后，张思敏则是70后，这位女作家1970年生于马来西亚，1977年随父母移民到悉尼。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爱的晕眩》（love and vertigo）讨论了“移民、归属及身份”等问题。{57}其第二部长篇《月亮的背后》（behind the moon）则以对三个不合时宜，具有少数民族亚裔背景的人的关注，探讨了“当代澳大利亚多元文化社会的复杂性和裂变”。{58}马森注意到，张思敏笔下的人物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移民”，而是范围广大的移民，从新加坡到马来西亚，又从马来西亚到澳大利亚的悉尼，对他们来说，“中国”已经遥远到从来不在文中提及的地步，已经不再是其“家园”。{59}
另一位华裔女作家阿琳·蔡属50后，1955年生于菲律宾马尼拉，1982年随家移民澳洲，著述虽多，但背景一般都不放在澳大利亚。同期还有一位女作家黄贞才（lilian ng），原籍新加坡，长期在悉尼当妇产科医生，著有两部长篇，但2005年前后回到新加坡居住。{60}她的第一部长篇《银姐》（silver sister）以梳头女的形象，探讨了多重移民的主题。其第二部长篇《云吞》（swallowing cloud）以很大篇幅描写了大陆女生与悉尼当地华人的性生活，遭到澳华评论家tseen khoo的猛烈抨击，谴责她笔下的亚洲女性“消极被动，默认一切，充当性奴，都是传统上的东方女性特点”。{61}对此，黄贞才作出了回应，说她所写的都比较真实，全是当妇产科医生时所听来的故事。{62}
大陆来澳作家中，提到了方向曙、桑晔和欧阳昱。土生土长的澳华作家方面，则提到了汤姆·邱。关于邱，有一点需要提及，即ta大约在2000年之前，名叫natasha cho，是位女性，但这之后，ta改名tom cho，成为男性。关于这一性别的变化是否对她/他作品有任何影响，这本文学史仅有少量讨论，{63}认为他/她对“混杂民族和种族身份的可能性进行了探讨，并以令人不安的方式把玩性别问题”。{64}更有意思的是，在汤姆·邱的笔下，谭恩美这样颇有建树的美华作家被无情嘲弄和奚落。{65}
由于其他史书提及高博文着墨颇多，此处不拟重复，只想指出，马森认为高博文与众多华人作家不同之处在于，他是“戴着面具前进的人”，{66}因此拒绝接受阿琳·蔡，张思敏和黄贞才等人作品所特有的那种“历史项目”。{67}
还有一些到目前出书尚不多的作家如原籍马来西亚的亚澳诗人stanley sim shen，其笔名是shen，原籍香港的女作家selina li duke和原籍越南的华裔作家david phu an chiem，因为作品不多，影响较小，此处按下不提。
这部文学史关注了两位土著华裔作家，一位是土著华裔戏剧家吉米·齐，另一位是土著华裔女小说家阿列克西斯·赖特。尽管对吉米·齐着笔不多，甚至都未提到他与华人的血统关系，但根据官方的澳大利亚文学门户网站，生于1948年的吉米·齐母亲是土著，兼具苏格兰血统，父亲则兼有日本和中国血统。{68}他的作品中是否有中华传统影响和穿透，又是如何与土著文化和其他文化发生融汇，这样的问题完全没有加以关注，是该文学史的一大遗漏。另一位土著华裔女小说家阿列克西斯·赖特只在两处提及，一笔带过，完全没有触及她的华裔身份。即使在澳大利亚文学门户网站，也没有提到赖特的华裔身份，但她于2007年以长篇小说《卡奔特里亚》（carpentaria）获得澳洲最高文学本文由论文联盟http://收集整理奖迈尔斯·富兰克林奖，abc国家电台对她进行的采访中，问到她兼具土著、爱尔兰人和中国人的血统身份，这是否能形成一种“永久的和好形式”时，引用了她曾写到的一段话说：“我经常在思考，其他国家的精神如何追随着该国的人，来到澳大利亚，这些精神又如何与归属于此地的古代神灵和解和好。我在想，某种永久的和好形式是否能在思维的这个层面在人民之间开始，如果不能，那我们的精神又作如何反应。”{69}赖特的回答是：“我认为，我们已经做出了巨大的努力，试图和解这种精神，并试图考虑这些思想，因为我们是相当精神化的人，始终都在处理我们这个国家的精神问题，并试图为祖先的魂灵增光。”{70}
最近，也就是2011年的八月底和九月初，我应邀去西悉尼大学参加中澳作家论坛，在赖特讲话时，问了她一个我一直关切的问题，即她与中国文化的渊源。她第一次谈到了她来自广东的中国曾祖父，以及他与土著女性的真正“联姻”。她特别强调“married”（结婚），因为当初很多华人只是与土著人同居，显见她很重视这一点。她还提到了她华裔家族在土著集聚区种菜园子的旧事，屡次说那地方“beautiful”（很美）。
本章讨论的最后一部文学史，是和彼得·皮尔斯主编，并由他人合著的《剑桥澳大利亚文学史》（2009）。该书与尼克拉斯·伯恩斯与吕贝卡·麦克尼尔主编，并由他人合著的2007年版《1900年以来的澳大利亚文学指南》不同之处在于，所有章节撰写者基本都是澳大利亚学者，既是澳大利亚人，又住在澳大利亚，从某一方面来讲，可能更加深入，但从另一方面来讲，可能并不开阔。例如，罗宾·格斯特（robin gerster）所写的一章，即《亚洲表现问题》，{71}讨论的是澳大利亚文学作品中对亚洲和亚洲人的表现问题，但所讨论作家几乎90%以上都是白人，除了高博文一人之外，其他华裔或亚裔作家则一笔带过。显而易见，这对其他作品中也表现了亚洲的亚裔澳大利亚人是很不公平的。{72}
如果把这部文学史作为自1961年，h·m·格林编写的（《澳大利亚文学史：纯应用本：1923～1950》）半个世纪以来的一个史学句号，那么，我们可以从中看看是否对上述谈到过的华人、华裔作家有一个结论性的评语。可以看到，关于土著华裔作家，无论是吉米·齐，还是阿列克西斯·赖特，都始终未触及两人的华裔身份，好像这与其作品无关，只是提到吉米·齐新作中所揭示的“精神病和种族侮辱问题”{73}和赖特对“人类互动和居住史所提供的原住民观点”，{74}实在是过于轻描淡写了。
对华裔、华人或亚裔作家的处理过于简单和浮光掠影，应该是这部史书的主要缺憾，有山头化之嫌。例如，把高博文提到了很高的地位，逐书讨论了他的四部长篇小说，把他比作英国的石黑一雄（kazuo ishiguro），称他能采用“各种文学体裁”，哪怕写家史和自传，也能“破坏”读者对这种文体的“信心”。{75}关于欧阳昱，有批评家指出，他“不断对澳大利亚的霸权进行挑战”，是一个“烈马诗人”，{76}以致有人评说：“如果他不喜欢澳大利亚，那他从一开始就不该到这儿来。”{77}但关于上述提到的其他华人作家，却几乎都是简单肤浅，缺乏兴趣，没有可细读之处。
漏网之“书”
总的来说，文学史的关注，往往就是它的遗漏。它的最大遗憾，就是它永远落后于时代。就说自皮尔斯主编的《剑桥澳大利亚文学史》2009年出版以来，又出版了不少华裔作家和作品，如本杰明·罗（benjamin law）（中文姓名是罗旭能）、加布里埃尔·王（gabrielle wang）、洪振玉（ang chin geok）、梅剑青（boey kim cheng）、肯·赵（ken chau）、钟海莲（helene chung）、clara gray、leanne hall、jane hutcheon、willing hwang、廖秀美（lau siew mei）、陈顺妍（mabel lee）、miriam wei wei lo、jennifer martiniello、关家祥（andy quan），以及刚从新西兰迁居澳洲的女小说家alison wong等。作品方面就更多了，有方佳佳的《他父亲的女儿》（his father’s daughter）[2011]，欧阳昱的两部长篇《英语班》（the english class）[2008]和《散漫野史》（loose： a wild history）[2011]，高博文的《花园书》（the garden book）和《巴斯赋格》（bath fugue）等。所有这些人和书，要正式进入文学史，特别是澳大利亚文学史，还有待于时间的积淀，有待于文学史的撰写者开阔视野，打通思路，辨明方向。毕竟澳大利亚以盎格鲁-撒克逊和凯尔特人形成的主流，正在受到来自土著作家、少数族群作家、来自欧裔背景和亚裔背景的作家不断挑战和冲击，在全球化的今天和继续开放的未来，是不可能再扮演遮蔽造影的角色了。
① h. m. green， a history of australian literature： pure and applied（1923-1950）. sydney： angus and robertson， 1961.
② leonie kramer， the oxford history of australian literatur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③ ken goodwin， a history of australian literature. macmillan， 1986.
④ laurie hergenhan， the new penguin new literary history of australia. ringwood， vic： penguin books， 1988.
⑤ elizabeth webby，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australian literature.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⑥ nicholas birns and rebecca mcneer（eds）， a companion to australian literature since 1900. rochester， new york： camden house， 2007.
⑦ peter pierce（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ustralian literature.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⑧ sneja gunew， lolo houbein， alexandra karakostas-seda and jan mahyuddin（compiled）， a bibliography of australian multicultural writers. geelong： centre for studies in literary education， deakin university， 1992.
⑨ 必须指出，中国目前文学史的编写，还处于澳大利亚1960年代一人独编的“个人英雄主义”时期。
⑩ 当时1950年出生的castro年仅11岁。他的中文姓名是高博文。
{11} 中文姓名一称易天鸿，但无定论。
{12} 欧阳昱错放在“y”条下，以为他姓“昱”。
{13} 该杂志由欧阳昱、丁晓琦和孙浩良于1994年底在墨尔本创办，从第二期起，由欧阳昱主编至今，截至2011年已出版14期。
{14} 请注意，在澳大利亚，用英文写作的华裔作家，一般统称“asian-australian writers”（澳大利亚亚裔作家）。
{15} 原名natasha cho。
{16} 该书译文在中国出版时，标题处理成《舞遍全球：从乡村少年到芭蕾巨星的传奇》。王晓雨译。文汇出版社，2007年。{17} 该书后于2009年出美国版，英文标题成了unpolished gem： my mother， my grandmother， and me（《璞玉未琢：我母亲、我祖母和我》），一个非常庸俗、媚俗、通俗的标题。
{18}{19}{20} h. m. green， a history of australian literature： pure and applied（1923-1950）. sydney： angus and robertson， 1961， vol. 2， p.966.
{21} 黄源深：《澳大利亚文学史》。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年。
{22} leonie kramer， the oxford history of australian literatur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p.424.
{23} 岂止如此，1997年黄源深撰写出版的《澳大利亚文学史》中，也完全没有“多元文化主义”这一重要词条，尽管这已经是多元文化实施的第三个十年。
{24}{25}{26}{27}{28}{32}{34}{35}{36} 参见laurie hergenhan， the new penguin new literary history of australia. ringwood， vic： penguin books， 1988， p.441，p.442，p.443，p.167.
{29}{30} 欧阳昱在其英文诗集songs of the last chinese poet（《最后一个中国诗人的歌》）中，曾将澳洲称作perfect prison/of freedom（完美无缺的自由/监狱），1997， p.49；p.483.
{31} 关于这个问题，可参见ouyang yu， chinese in australian fiction： 1888-1988. cambria press，2008.
{33} 参见cecil hadgraft， the australian short stories before laws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37} 参见delys bird，原载elizabeth webby，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australian literature.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203.
{38} 参见david mccooey，原载elizabeth webby，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australian literature.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177.
{39} 参见harold stewart，原载elizabeth webby，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australian literature.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95.
{40} 参见robert gray，原载elizabeth webby，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australian literature.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173.
{41} 参见david mccooey，原载elizabeth webby，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australian literature.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168. 实际上，该杂志已于2000年出版了中英文双语版（2000年第6期），其后又出版了数期全英文版。
{42}{43}{44}{45}{46}{47}{48}{49}{50}{51} 参见nicholas birns and rebecca mcneer（eds）， a companion to australian literature since 1900. new york： camden house， 2007， p.12；p.9；pp.9-11；p.9；p.75；p.79；p. 80；p.78；p.78；p.81.
{52}{53}{54}{55}{56}{57}{58}{59}{64}{65}{67} madsen， 原载nicholas birns and rebecca mcneer（eds）， a companion to australian literature since 1900. new york： camden house， 2007， p.106；p.110；p.111；p.112；p.115；p.119；p.120； p.121.
{60} 本人2005年应邀参加新加坡国际文学节，曾与之碰面，得知此消息。
{61} tseen khoo， 原载nicholas birns and rebecca mcneer（eds）， a companion to australian literature since 1900. new york： camden house， 2007， p.116.
{62} 参见nicholas birns and rebecca mcneer （eds）， a companion to australian literature since 1900. new york： camden house， 2007， p.117.
{63} 我希望这不是耸人听闻，因为我曾亲眼见到之前的她，也曾亲眼见到之后的他，很希望看到有关这个变化在其文字上的反映。
{66} 高博文，原载nicholas birns and rebecca mcneer（eds）， a companion to australian literature since 1900. new york： camden house， 2007， p.121.
{68} 参见http：//www.austlit.edu.au/run？ex=showagent&agentid=a%23l（
{69}{70} 参见该访谈录英文版：http：//www.abc.net.au/7.30/content/2007/s1958594.htm
{71}{73}{74}{75} 参见该文，peter pierce（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ustralian literature.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 303-322；p.408；p.562；p.512.
{72} 尤其不公平的是，格斯特对此前专门讨论过这个论题的书只字不提，如欧阳昱著《澳大利亚小说中的中国人：1888-1988》（chinese in australian fiction： 1888-1988）。cambria，2008，其中文简本标题是《表现他者：澳大利亚小说中的中国人：1888-1988》。北京：新华出版社，2000。他倒是提到了华裔批评家tseen-ling khoo的专著，banana bending： asian-australian and asian-canadian literatures。这种去蔽同时又遮蔽的做法，颇值得这一代研究者加以关注。
{76}{77} 约翰·金塞拉（john kinsella）语，原载peter pierce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ustralian literature.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47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