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神》时期集外诗作的发掘与郭沫若早期新诗的文学史形象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书写中，不论是现代作家、作品集、文艺杂志的文学历史形象，还是文学流派、思潮运动的历史形象，都存在着不少歧义之处。学科史的不断发展与自我历史刷新，造成了它们在文学史上形象的重叠与嬗变。在这样一个不断书写、流变的过程中，以作家作品为主体的现代文学史本身的实际形态，同虚构与叙事之后所书写出来的形象，到底是否名实相副呢?本文从《女神》集外诗作等新史料的挖掘及其复杂关系入手，探讨此话题的含义与潜在价值。
　　受文学史书写影响，一般认为郭沫若《女神》是现代文学史上书写最为丰富的诗集之一，它标志着白话新诗的伟大开端，也是最能体现“五四”时代精神的代表作。“《女神》和《星空》代表了诗人早期勇猛的、狂暴的、反叛的精神以及诗人对于大自然的热情颂赞”；“作者初期的诗大部分都收入《女神》集中”、“这些诗中充满了爱国的热情，狂飙的气焰，感情奔放，精神旺盛，有着昂首天外一往直前的气概”；“郭沫若实在是中国的第一个新诗人，《女神》实在是中国的第一部新诗集”。现代文学史书写在近半个世纪的历史时间段中基本上持同一论调。与此同时，《女神》集外诗作及相关史料的发掘却在这一历史时段中默默地进行着，新的观点、材料、论断不断更新，遗憾的是却没有能及时影响后来的现代文学史书写，这是一个带有滞后性、不平衡性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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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书写，对郭沫若《女神》时代的早期新诗，整体把握与评价来自摘句式的归纳与以点代面的概括。www.11665.com论述者的取证材料圈定在十余首诗歌之上，如刘绶松一书引用的诗句包括《序诗》、《女神之再生》、《棠棣之花》、《炉中煤》、《晨安》、《黄浦江口》、《上海印象》、《凤凰涅槃》、《匪徒颂》、《胜利的死》、《太阳礼赞》、《浴海》、《日出》、《春之胎动》、《笔立山头展望》、《立在地球边上放号》等16首；丁易一书大大缩小范围，仅引用了《凤凰涅槃》，另外点到诗剧《湘累》、《棠棣之花》，便得出结论；有些文学史甚至引述或涉及的篇目更少，简化成了粗线条的一条直线，得出郭沫若《女神》乃至早期诗歌代表了“五四”狂飙突进的时代精神、动的反抗的精神、爱国主义浪漫主义之类论断。问题是，通过粗略枚举的方式能说明《女神》时期诗作的全部文学面貌吗?如果这样的论证可以自圆其说，那么《女神》中其他大部分作品到底有什么作用与意义?陆续挖掘出来的《女神》集外诗作又有什么史料价值?
　　言及于此，不妨梳理一下这些佚作、史料的整理过程。这里从两个方面进行：一是《女神》诗集本身的作品；二是《女神》集外的诗作。前一方面的相关史料主要体现在桑逢康《(女神>汇校本》、陈永志《(女神)校释》两本书中，集外诗主要由蔡震《(女神>及佚诗》所录载。这些著作的出现，至少使不重视版本历史的现象得到了有效纠正，“有了《(女神)校释》《(女神)及佚诗》这两本书，尽管我们可以见仁见智，却不用再为版本、佚作等问题发愁了”、是研究《女神》“离不开的”。考察《女神》版本，作者改动较大的主要有八九种，其中1928年创造社出版的《沫若诗集》、195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女神》、195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纳入《沫若文集》第一卷的《女神》等在文字上增删较多，其余版本则篇目调整较多。研究者根据不同版本的《女神》，面对同样或类似问题，却得出了大相径庭的结论，其中有些是见仁见智，但也有不少是没有多少学术价值的。比如《巨炮之教训》、《匪徒颂》等作品因版本修改，导致研究者在修改本《女神》基础上对郭沫若“五四”时期的思想作出了名不副实的评价。
　　与固守《女神》篇目与文字的汇校不同，《女神》集外诗作的整理，似乎改写了郭沫若早期诗歌的文学史形象。早在60年代，以中学生身份与郭沫若有过频繁书信往来的陈明远，便在民国旧报刊上发现了郭沫若留日时的佚诗，甚至萌生校正《沫若文集》的宏愿；邓牛顿在上海翻寻《时事新报·学灯》，发现一批集外佚文与诗作；后来出版的《郭沫若研究资料》、《郭沫若年谱》等大型工具书，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就笔者所见，《(女神)及佚诗》一书集中了这方面的成果。初版于1921年的《女神》，收录包括剧诗在内的57首，据《(女神)及佚诗》所录，还有佚诗77首。此外，仍有一些同时期的散佚之作沉睡在故纸堆里。该书编者说：“散佚在报刊上未汇辑成集的郭沫若在《女神》时期创作的大量诗歌作品，又包含了一些《女神》的文本中所未能传达出来的历史信息，譬如：散文诗、宗教题材的诗、口语体的诗、写实手法的诗等等。所以，仅以一部《女神》而论郭沫若‘五四’时期的诗歌创作，或者把《女神》单纯地视为一部独立创作的诗集，当然就显露出很大不足。这也是一个遗憾，或者更应该说是一种疏漏。”此语一矢中的，这种“不足”、“疏漏”确实到了该弥补的时候了。有学者曾关注过这一问题：“研读了郭沫若散佚在《女神》集外几乎与《女神》篇数等量的诗歌，更能进一步认定，郭沫若的早期诗歌风格远非激情澎湃、汪洋恣肆之一种，甚至加上清新明媚、平和幽暗也难以概括诗人最初的多元化诗风的探索。”这主要立足于郭沫若早期诗歌的诗风诗艺，无疑是贴切而准确的，也启发了后来者继续深入研究的路径。集外诗作的挖掘至少让我们相信，既有的文学史书写在针对郭沫若《女神》及郭沫若早期诗歌的叙述时，存在着史料不实、单薄、遮蔽等问题，得出的结论并不科学与客观。
　　《女神》集外诗作从内容、手法来看主要有以下几类：(1)以日常生活为主带有实录特点的诗作，叙述成分较多，或叙述家人玩耍及其生活片断，或描摹朋友交往情景，因为拘泥于现实生活侧面，诗味比较淡，以《抱和儿浴博多湾中》、《晚饭过后》、《为和儿两周岁作》、《葬鸡》、《孤寂的儿》等为代表；(2)以写景或说理为主的诗，形式短小，在形式上有所探索，如《两对儿女》、《壁上的时钟》、《雷雨》、《香午》、《月光曲》等，以上两类在数量上占多数；(3)以个人情感宣泄为主的诗，带有奔放、热情、忘我的特质，与《女神》第二辑的诗风相近，但也有一部分艺术想象力不太丰富、完整性稍有欠缺，这类诗数量上有10多首；(4)一些旧体诗，或半格律体式的，带有从旧诗到新诗的过渡特性，大概有20余首。此外，还有散文诗的创作实践，包括图像诗、格律化在内的新诗形式建构尝试，带有叙事诗特质的文类试验，显示出多向度、多体式的诗艺探索路径，值得总结研究。
　　这些诗作与《女神》相比，基本上可以匹配起来。在《女神》中，如第一类的作品有《无烟煤》、《登临》、《光海》、《死的诱惑》等；第二类如《辍了课的第一点钟里》、《夜》、《司健康的女神》、《鸣蝉》、《晴朝》；第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