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避免粗鄙，增强婉约。受华夏民族传统审美价值取向的驱导，中国历代文学艺术一贯注重在情感表达上的委婉与节制，追求在语言运用上的婉约与含蓄。即便是以自然质朴为主要审美特征的民间通俗文学，也会尽量避免语言的粗野卑劣，追求简洁含蓄、婉约清新。而隐语的主要特征即表达方式的含蓄隐蔽，因此，在历代文学创作中，人们常常运用隐语去实现避免粗鄙，增强婉约的审美效果。
　　文学作品在反映社会生活时，笔触往往会涉及人世间各种复杂的矛盾，以及矛盾激化时出现的各种恶言詈语。对此，文学创作时为了避免粗野卑劣，人们往往会运用适合人物与情景需求的隐语去进行委婉含蓄的描写。比较而言，《金瓶梅》中这类詈骂隐语较多，例如，用拆字格“四马儿”隐指骂人话，见八十回：“来安儿把嘴谷却着不言语，问了半日才说：娘捎出四马儿来了。”用拆字格“贝戎儿”隐指盗贼，见二回：“也会针炙看病，也会做贝戎儿。”用拆字格“女又十撇儿”隐指奴才，见四十二回：“王妈妈支钱一百文，不在于你，好淡嘴女又十撇儿。”用谐音格“望江南巴山虎”隐指“王八”，见三十二回：“不要理这望江南巴山虎，汗东山斜纹布”……
　　受传统文化影响，我国历代文学作品，往往都较忌讳直白地表述男女性事，尤其是忌讳对具体的性活动以及所涉及的性器官的直白描写，而常常是用隐语对其进行委婉含蓄的表述。如前所述，在《金瓶梅》中这类性隐语用得最为集中，最为丰富。其它比如，《水浒传》第二十五回用隐语“左边的”称男性生殖器：“我笑你只会扯我，却不咬下他左边的来。”第二十四回用隐语“河漏子”称女性生殖器：“（王婆答道）他家卖拖蒸河漏子，热汤温和大辣酥。”马致远在《青衫泪》一折：“轮到我跟脚里，都世袭了烟月牌。”中，用“烟月牌”隐指妓女；在二折：“小子久慕大名，拿着三千引茶，来与大姐焐脚。”中，用“焐脚”隐指嫖宿妓女。苏轼在《浣溪沙·徐州藏春阁园》中用隐语“个中人”称妓女：“红玉半开菩萨面，丹砂浓点柳枝唇，尊前还有个中人。”现代作家贾平凹在《废都》中对这类隐语的运用也不少，例如：“也知道阮知非的老婆这晚并没在家。这对夫妇是一个担柴卖，一个买柴烧，平日谁也不干涉谁的私事，只规定礼拜六的晚上必须在一起的。”这里的“一个担柴卖，一个买柴烧”是隐指夫妻双方各自搞婚外恋，互不干涉。
　　此外，即便不涉及粗俗猥亵，如果事关特殊，不便直言，也会运用隐语以求委婉含蓄。例如，《西厢记》第三本第四折【小桃红】：“‘桂花’摇影夜深沉，酸醋‘当归’浸。（末云）桂花性温，当归活血，怎生制度？（红唱）面靠着湖山背阴里窨，这方儿最难寻。一服两服令人恁。（末云）忌甚么物？（红唱）忌的是‘知母’未寝，怕的是‘红娘’撒沁。吃了呵，稳情取‘使君子’一星儿‘参’”。在强调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忌讳一见钟情、私定终身婚姻的封建社会，作为大家闺秀的崔莺莺是不便直接表白自己对张珙的爱恋，尤其不便将安慰张珙并再次安排两人幽会的内容，直白地写信叫丫鬟送去。因此，这段唱辞巧妙地在崔莺莺叫红娘送给张珙的治病药方中，用“桂花”、“当归”、“知母”、“使君子”、“参”等六种中药名，隐喻两人再次幽会的时间、地点及注意事项等等内容，委婉含蓄地表达了崔莺莺对张珙坚定执着的爱情。
　　（四）反映现实，讽刺世情。隐语所具有的反映现实生活与讽刺社会世情的文化功能，在距今三千多年前的文献中就有记载。比如，《尚书·汤誓》：“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中的“日”，即夏代末期，不堪暴君凶残酷虐的奴隶们用以隐指夏桀，并诅咒他早日死亡的隐语。《诗·魏风》“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中的“硕鼠”，亦即人们用以隐指并咒骂压迫者和剥削者的隐语。对此，刘勰曾辩证指出，先秦时期的隐语，除大多是“谬辞诋戏”，“无益规补”的无聊文字游戏以外，其它如“齐威酣乐，而淳于说甘酒；楚襄宴集，而宋玉赋《好色》”以及“优旃之讽漆城，优孟之谏葬马”等类隐语，大都还具有“意在微讽，有足观者”和“大者兴治济身，其次弼违晓惑”，以及“抑止昏暴”等社会文化功能。��⑧
　　如前所述，先秦以降的历代文学作品，特别是宋元明清的小说戏剧，常常运用隐语揭示社会矛盾，暴露社会病态，针砭社会弊端。比如《水浒传》、《警世通语》、《醒世恒言》、《古今小说》、《拍案惊奇》、《儒林外史》、《儿女英雄传》以及《五灯会元》与《救风尘》等作品中，便有较多的绿林群团凶杀抢劫类隐语和偷盗诈骗类隐语，诸如：称杀人害命为“开除”、“出人”、“推”；称加入绿林时杀人献头为“投名状”；称船上抢劫杀人抛尸水中为“板刀面”；把外出抢劫称作“放线”；称强人下拜为“翦柫”；称抓获的俘虏为“牛子”；以及把拐卖人口的贩子称作“贩水客人”；把用女色作骗局诱人上当以诈取钱财称作“扎火囤”；称徒手盗窃不留痕迹者为“白拈贼”；称用迷魂药拐骗妇女儿童为“拍花”；称敲竹杠为“敲馒儿”；称挑动官司从中敲诈钱财者为“吃荤饭”……显然，此类凶杀抢劫和偷盗诈骗类隐语，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动荡不安的社会现实，揭示了封建社会的种种弊端。同样，《金瓶梅》中众多反映淫秽事物的性隐语，也从一个侧面真实反映了明代朝野上下淫乱腐糜的社会风气，揭示了封建社会已病入膏肓必将灭亡的趋势。这诚如郑振铎先生在《谈金瓶梅词话》中所说，《金瓶梅》是一部很伟大的写实小说，赤裸裸地毫无忌惮地表现着世纪末中国最荒唐的一个堕落社会的病态。
　　在现当代社会转型时期的激烈竞争中，中国社会自然难免出现诸如权钱交易，贪污受贿等腐败现象，这在不少文学作品中都有所反映，其中往往也不乏运用隐语对这种社会弊端进行反映和批评者。比如贾平凹的《废都》：“这谣儿后来流传全城，其辞是：一类人是公仆，高高在上享清福。二类人作官倒，投机倒把有人保……五类人大盖帽，吃了原告吃被告。”这里的“官倒”即当代社会隐语，暗指官商勾结以公权牟私利的领导干部；“大盖帽”则隐指执法犯法的公安司法人员。较为集中运用隐语反映现实社会矛盾，讽刺社会弊端者当数贾鲁生的报告文学《黑话》：“让我们来听听两位局干部的对话：‘昨天县里跑马拉松了。’（县常委开会。）‘书记朝你打的喷嚏。’（否决了提升他的建议。赞成叫拍巴掌。）‘唉，到年龄了，金盆洗手吧。’（武侠隐语：退休。）‘着啥急，听说市委书记要拨一辆丰田给你。’（官场职务隐语：县丰田，市皇冠，省奔驰。”）……”“让我们再听听几位供销员的对话：‘上哪儿了？’‘打狗去了！’（送礼，如同肉包子打狗。）‘什么馅的？’‘第一夫人配狗不理。’（指茅台酒和人民币。）‘合同签了没有？’‘一枪一个准，哈哈，全毙了！’”��⑨毋庸讳言，作者在这里通过从多具有时代特色的现代社会隐语，对转型时期社会生活时弊的反映是极富生活气息的，对其的揭露与批判也是极为深刻而犀利的；由此带给读者心灵的强烈共鸣和巨大震撼以及深刻反思等审美文化效果，更是不言而喻的。
　　除以上主要审美功能外，汉语隐语在文学创作中还具有保存民间俚俗语，丰富民族共同语以及传承民俗文化等等其它文化功能。限于篇幅，此不赘述。
　　综上，我们认为，数千年来，历代文学艺术家在其作品中对汉语隐语的运用已是一种客观存在的事实，而古今不少人对此产生的种种偏见，主要是由于对汉语隐语缺乏全面深入的科学认知，以及受代表正统意识的主流审美文化观影响造成的。随社会文化的进步，文学艺术的繁荣，希望汉语隐语在文学创作中所具有的突出主题、塑造人物、烘托环境、反映现实以及增强婉约等特殊的审美文化功能，会日益为人们所认知并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