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渐行渐远”的汉语文学的论文_汉语言文学论文

“渐行渐远”的汉语文学

　　“汉语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一直是一个自明而又令人困惑的问题。其自明体现在：汉语文学自从现代以来的文学革命，就是在西方的现代性历史驱动下做出的变革，其新的白话文学观念，新的主题，新的语言形式与表现方法，新的文学功能……都无不受西方古典的和现代文学的影响，当然还有苏俄文学的影响，因而，它一直就在世界文学之内，一直就是世界文学的一部分。没有人会怀疑现代的鲁迅是世界性的作家，也没有人怀疑鲁郭茅巴老曹那代人与世界文学有着极其紧密的联系。关于20世纪50至70年代的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就是一个含混不清的话题，50至70年代的中国文学，它与苏联文学的密切关系，虽然也是与世界文学关系的一种表述，但这样的世界似乎不是我们所要的真正的“世界”，因为那会与“极左”路线发生关联（迄今为止，我们还未能在现代性的叙述中有效地给予阐释，或者说这样的阐释还未能给予必要的重视）。我们所说的“世界出”，是西方的世界性，或者是19世纪俄罗斯文学的那种价值准则。
　　其实，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千丝万缕，在现代性论域内，有多种面向可以展开论述，如，某个作家的创作与西方古典或现代文学的联系；某部作品中的西方或世界的因素；某种表现方法或主题与西方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的联系等等，这些论述都可切实地展开。但面对当代中国文学，所有这些论述，都并不能使人满足，因为所有的难题归根结蒂在于两个问题：其一，当今中国文学如何更全面也就是更有效地走向世界？其二，当今中国文学到底与世界文学在艺术水准上有多少差距（或者，接近到何种程度）？其实人们的焦虑正是集中在第二个问题，因为，今天人们把中国文学不能全面而有效地走向世界，正是在艺术水准方面的不自信，或者说是对中国作家不信任，不相信今天的中国作家具有世界级水准。WWW.11665.COM好不容易有一位中国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不少国人一方面认为，达到这一作家水准的中国作家有20个以上；这样说的意思不是说中国文学水准有多高，而是说那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的水准有多低，进而证实诺贝尔文学奖只是从政治方面来给予中国作家此类奖项……如此云云。
　　中国当代文学的水准问题是所有问题的核心，而这一核心问题只有等待汉学家或西方的出版商认可才能解决。这仿佛就是等待审判一般。中国文学走向世界，先要等待艺术水准的质量认证；而后才能获得世界的通行证。如此这般，恐怕中国文学再过一个世纪也不能走向世界。
　　走向世界对于中国人来说，从来不是一个简单的出版商业问题，它是一种文化的尊严。如果仅只是出版商业，最近20年来，中国文学走向世界并不在少数。中国当代至少有50个以上作家的作品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在欧美较有影响的作家如王蒙、莫言、余华、苏童、铁凝、张炜、王安忆、贾平凹、姜戎、徐小斌、格非、阿来、刘震云、虹影……，这些作家的作品，除了少数几部是由企鹅出版公司等大出版商运作外，大多数作品是由欧美大学出版社作为学术研究的对象而出版的。这样看来，走向世界的困扰，就是如何被欧美顶级出版商认证文学的阅读价值，而这种阅读价值，显然也是在艺术价值等价的情形下被认定的。这种艺术价值，当然也是西方主流文学价值观的体现。本文由论文联盟http://收集整理
　　然而，问题的难处在于，中国作家的作品是否合符西方的主流文学价值观，这要由少数汉学家来认定。那么，我们就会追问，少数汉学家如何认定呢？是以他们自身的阅读，还是由中国本土的文学研究信息给予有效的参考意见。
　　中国文学走向世界，必然面临着二难选择：它要么完全奉行西方文学的标准，接受西方文学的全盘影响，做出合符西方文学（包括苏俄文学在内的）理想准则的文学；这可能会易于为西方的汉学家、出版商、广大读者所接受。但这样做的风险在于：如果说文学要植根于母语的民族传统和现实生活的话，那么，中国文学就不可能全盘西化，因为这与思想观念和社会价值观念还有所不同，它与母语相关，是民族文化最内在的表现，它必然要扎根在民族心灵与母语魂灵之中。
　　那么，它其实只有一条路，那就是走民族本位文学的路，这条路的结果必然是，其本土的、母语的文学性水准愈高（或愈成熟），它走向世界的难度就愈大。
　　它不仅是一个学理的问题，也是一个现实的问题。
　　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刚经历“文革”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压制，文学全然是意识形态的宣传表达工具。尽管说创建“真正的”或“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新型文学未尝不能是一项重大事业，未尝不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实践的重大成就。但“文革”期间的文化政策无疑是过于激进化了，就是从现代性的合法性角度来看，也还是过于概念化和观念化了。五六十年代的中国文学深受苏联文学的影响，同样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观念化占据了支配地位。虽然不排除有一部分作品顽强地保持中国本土的文化传统和生活气息，但总体上观念性占据太强的地位。“文革”后的80年代，中国文学追逐西方人道主义和现代派，几乎续上与西方/世界文学的直接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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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的中国文学当然有着强烈地走向世界的愿望，与世界文学的同步发展，也是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时代精神的必然延伸。90年代初，历史在突然间断裂之后，中国社会的意识形态转向本土化，一方面是因为正统马克思主义信念遭受到现实实践的挑战；另一方面是本土经济改革成就有底气拒绝西方的普适性价值观。因此，转向本土的传统文化就不失为一个暧昧且暂时的选择。但这一暂时选择却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有着深厚的根基，原来郁积在人文文化和民间文化中的传统资源迅速浮出历史地表。在文学领域，再也没有追赶西方“现代派”的焦虑，90年代初出现的几部作品，《白鹿原》、《废都》以及稍后莫言的《檀香刑》等作品，都转向了中国传统资源，至少在艺术的表现形式和价值观方面，西方现代主义的痕迹不再那么突出了。90年代的转向使得中国当代文学心安理得转向本土现实与传统资源，其结果是文学离西方的现代主义有距离，与19世纪的世界文学传统也貌合神离，这种距离因为90年代的整体社会的文化保守主义转型而具有了合法性。其进一步结果是，90年代后期以来，直至21世纪初期10年，当代中国文学比较有影响的作品，比较被认可为艺术上有分量的作家的作品，都属于乡土中国叙事，这与90年代后期中国社会的工业化、全球化以及城市化的现实大相径庭。

　　这一看似偶然的被迫的转向，其实隐含着内在必然性，这样转向乡土中国叙事，实际上是回到自己的道路，回到它只能走的道路。这就是要从学理上来理解中国文学与西方/世界文学的关系。
　　一个民族有一个民族的文学，即使在理论上无法论证周全，那么还原到历史语境去看就更清楚了。尤其是论证现代以来的中国文学，在理论上似乎还难以做到彻底。因为现代以来的中国文学就是在西方/世界深刻影响下才形成了现代白话文学革命，也才有了现代文学的进步的历史。受西方/世界文学影响是一回事；走着中国自己的道路也是事实，正是后者导致中国现代文学与西方现代文学有着深刻差异。
　　这一历史分岔在逻辑上就有分野。简要地说，西方现代以来的文学在其文化性质上属于浪漫主义文学；而中国现代以来的文学走向现实主义。当然，有人会质疑说，“现实主义”也是西方的说法，且西方现代以来的文学就有现实主义这一派。在我这里，主要是着眼于文化方面加以论述的。也就是说，西方现代以来的文学即使是现实主义，本质上也是浪漫主义。这一“现代”，是现代性意义上的“现代”，而不只是“现代派”的“现代”。此一说法，则是参照了以赛亚·伯林的说法，亦即西方自从18世纪以来的浪漫主义哲学，文化，深刻地影响了此后的文学艺术。
　　以赛亚·伯林在《浪漫主义的根源》一书中说：“浪漫主义的重要性在于它是近代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场运动，改变了西方世界的生活和思想……。它是发生在西方意识领域里最伟大的一次转折。发生在十九、二十世纪历史进程中的其他转折都不及浪漫主义重要，而且它们都受到浪漫主义深刻的影响。”在《现实感》里，他再次强调发生在18世纪末的思想史的转折的重要性。虽然因“浪漫主义”的称呼而广为人知，“它的全部重要意义和重要性即使在今天也没有得到应有的认识”。他指出：“我们称为浪漫主义的运动使现代伦理学和政治学发生的转型，远比我们意识到的要深刻得多。”
　　从这一观点可以进一步去理解，浪漫主义运动使文学艺术发生的转型，可能更为深远。浪漫主义是一种更为基础的、更为深远的西方的现代性的思想文化运动（即使是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乃是在浪漫主义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反叛性/批判性的思潮）。西方现代以来的文学艺术，根本上是立足在这一文化根基上。也正因为此，我们就好理解西方现代以来的文学，如何通过写出人物的内心世界来折射社会历史现实；这与我们努力要反映时代精神，反映社会现实的本质规律的要求，显示出鲜明区分的二种艺术进向。这是我们理解中西方现代小说叙事的大的哲学背景，或者说思想文化背景。
　　西方的现代小说是在浪漫主义文化中生长起来的艺术样式。而中国现代以来就未能发展出浪漫主义文化，传统中国哲学在现代遭遇挑战，并未发展出适应时代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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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本土的哲学思想根基。一方面，是由马克思主义和苏联社会主义占据了意识形态的领导地位；另一方面，现代以来的思想变革主要由文学来作出，而文学方面的变革为的是适应现实社会变革的需要，于是现实主义占据了主导地位。尽管五四时期的新的白话文学洋溢着相当浓重的浪漫主义气息，李欧梵据此也试图去勾勒出现代中国文学中的浪漫主义脉络，但终归不是主流，主流还是建构民族国家认同意识的现实主义文学。即使像胡风与路翎那样强劲的主观战斗精神，也还是划归在现实主义名下。关于现代文学最有影响的解释模式，当推李泽厚先生的“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这二者是现实紧迫任务推动下的思想启蒙。救亡也是一种启蒙，而且是更为有效的影响深远的启蒙。这就是中国现代思想建构所走的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这条道路无疑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现代以来的文学的思想基础与表现方法。遭遇激进变革的现实挑战，现代中国文学迅速转向了为人生、为现实的艺术。最终“启蒙”与“救亡”形成一种紧张关系。这一文化根基的深刻分歧，可以让我们去思考：进入现代以来，汉语文学一方面接受了西方及苏俄的直接影响；但另一方面，依据现实的紧迫要求顽强地走着现实主义道路。现实主义在西方只是作为一种表现手法，或者说作为文学艺术的一项基本艺术表现手法的创作方法；中国现代以来的文学，把现实主义推向了意识形态规范性的高度，目的是表现客观唯物主义对历史和现实的权威解释。这就使得中国现代以来的文学，始终与西方现代文学有着本质的差异。
　　在整个80年代，因为西方的诸多思潮涌入，现实主义的恢复与现代主义的借鉴，几乎都具有同等的意义。前者具有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后者则以时代创新的强烈愿望也获得合法性。但后者的“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特征很快就不能为创新这层纸包裹住，因为“刨新”再也不能从实现四个现代化那里找到合法性，而迅速被归结为资产阶级自由化。20世纪90年代作为文化重建的合法性依据是传统文化，是本土性的历史与现实，而现实主义回归到这里才真正有了着落。这就回到了前面所述的时代心理：这是一个不得不如此的结果。这才看得更清楚，并不只是因为是时代风向变化，而是现代以来中国文学就走着与西方不同的道路，它只能延着这条道路走下去，这就是名为现实主义的对外部历史现实的客观化表现；这与西方回到内心深处的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学属于不同进向的文学。这也就好理解，20世纪90年代后期至21世纪初期，中国文学是全面的乡土叙事的回归，而且在此基础上建构起一个时期的文学高度。
　　因此，如果按西方现代以来的文学标准来看中国当代文学，显然不是艺术水准的问题，而是艺术特质的鲜明差异。中国当代小说长于客观历史叙事，这与西方现代以来的小说长于内在心理叙事十分不同。尽管二者都有例外和特异，但总体来说，中国现代以来的长篇小说注重外部客观社会现实的表现，擅长于历史叙事。进入新世纪以来，莫言的《生死疲劳》《蛙》、张炜的《你在高原》、贾平凹的《秦腔》《古炉》、铁凝的《笨花》、王安忆的《启蒙时代》、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阎连科的《受活》《四书》、阿来的《空山》、刘醒龙的《圣天门外》、毕飞宇的《平原》等，都可以看出乡土中国的历史叙事所达到的发达和成熟的状态，某种意义上，过度发达与成熟，无疑也是一个需要反思的问题。
　　当然，对历史叙事体制的过度成熟状态的克服，并不是简单直接地转向西方浪漫主义文化基地上的内在化的心理叙事，而是在自身的道路内，以其自身的艺术感悟来完成内在的超越。因为，这样的艺术特质依然是其身锤炼而成的艺术本性，并不能轻易丢弃，也不应该丢弃。实际上，近年来的乡土中国历史叙事，有几位作家就作出了相当高妙的抽离——之所以用“抽离”而不是用“破解”或“突破”，是因为这是内在化的自然的领会，是内化到一定境界时艺术笔法自然闪现出的智慧之光芒。如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就用故事的小转折、对哭丧的回望，改名的历史性，从大历史中抽离出来，完成乡土中国极为本真纯粹的叙述。莫言的《蛙》则是用平实的叙述与多文本的戏剧性拼贴，来打开文本的历史建制。张炜的《你在高原》则是用第一人称的强大的主观语式，来建构对话性的叙事情境。阿来的《空山》则用更虚化的生存体验，来寻求超出异域文化封闭领地的路径。贾平凹的《古炉》显然是一部极为大胆的作品，落地成形，随物赋形，行与所当行，止于可止与不可止。如此随心所欲，自然天成。这些叙述经验，确实是在汉语文学经验内部所抵达的意境，甚至也是这些作家修炼多年后的感悟。
　　也许这样的文学经验，抵达了汉语文学艺术成熟的境界，但却因为它更加富有汉语文学的品性，越是民族的、汉语的，未必真的就有利于它走向世界，这就是一个值得考究的问题。因为，汉语及其文化的微妙、复杂、丰富甚至诡异，都在这种文学的成熟状态里充分地体现出来，这恰恰给翻译与跨文化交流带来难度，甚至变得让人忘而却步。想想看，在全世界有几个汉学家愿意或者能够翻译出这种极富有汉语特性及其地域文化的作品？
　　其实，不管西方还是中国，全部文学发展至今，都走到它的晚期。想想文学在人类漫长的岁月里有过辉煌，今天它因为自己的成熟，也因为影视等其他更具有工业主义品性的文化类型极其旺盛地生长——而不得不走向晚期，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一种文化的命运。而现代汉语白话文学历经百年的沧桑，才有今天的晚熟，但也不得是其晚期。汉语文学这才有它更加醇厚的汉语韵味，这才有一批老当益壮的作家群，但无论如何处于晚晚期，如此老到的汉语文学也回天无力，它在自己的（汉语的）道路上渐行渐远，在离去世界文学的道路上渐行渐远。如此看来，这并不是一个全然让人绝望的结果，当代中国文学（这里说的主要是小说）在把自己的语言、文化和生命存在的独特性表现得更加丰厚时，它也必然在另一条道路上相交，它真正地内在地在世界文学中，它这才可能是世界文学的一部分，或许还是21世纪世界文学的魂灵。这不只是空洞的寄望，更重要的是，有赖于我们对从今以后的汉语文学的意义作出准确有效的阐释。转贴于论文联盟 http://www.ybas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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