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管执法难”缘于基本法治观念发育不良

　　近些年来，城管与其行政相对人（流动摊贩、各沿街商户、违章搭建者等）管理与被管理之间的矛盾俞显突出，广州城管当众被小贩桶7刀的新闻还没降温，湖北英山就传来了城管队长被村民用锄头砸死的不幸消息。常见这样的现象：“城管队员一声吼、违法违章人员先动手”，城管队员经常遭遇有关职能部门的传唤和讯问，正义的执法行为往往以民事纠纷事件处理；法律没有设定城管部门拥有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权，遭遇暴力抗法时没有刑事拘留权，行政相对人拒绝履行行政处罚决定时，只能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其过程繁锁、漫长、往往达不到执法效果；由于缺乏法律保障，丧失了城管执法的刚性原则，法律的权威性大打折扣；导致顺畅而又和谐的城市管理无法实施。奉法者强，就是说奉公守法者特别是执法者应该成为社会的强势群体，城管沦为执法的弱势组织，这一反常现象令人深思。
　　电影《耶稣受难记》那些呼喊着判处耶稣死刑的人充满激情，那些法国大革命中汹涌的人群也是觉得自己如此的正本文由论文联盟http://收集整理当，甚至就在刚刚看过的《蝙蝠侠：黑暗骑士崛起》中，当电影中人们把好人一个个推上审判席，也有过激动的呼喊。
　　社会文明中最可怕的事情，莫过于自认正义的去做违背道德的事情。也许不是每个人都会遇到成为城管执法对象的机会，但每个人都有机会陷入“乌合之众”的环境之中，比如说，几乎每天我都能在各种不同的qq群上或者sns网站上看到，人们分享转发的各种很不理性的反日、反党言论，其中固然有不少是“是中国人就转发”的脑残模式也有其他模式，但其中都不会缺少这样的暗示：转发这个东西是正义的。WWw.11665.COm这便是典型的人群中的暗示，随手一个转发，对于每个人来讲成本极小，却能从群体中获得极大的满足。以至于让人们有理由忘了去独立思考自己是否在自认正义。
　　美国学者鲁思·本尼迪克特一本《菊与刀》点出了东方人耻感文化的特质，事实上，与日本相比较，中国人的耻感文化的基因更加深入与根深蒂固，中国人的耻感文化是建立在中国人对于人格的定位上的。而中国对于人格最基本的定位在于“仁”，对于这个字，孙隆基曾做过十分精辟的论述——“仁，即‘二人’”，强调的是人与人之间相处，这就直接决定了中国人在文化性格中缺乏他律的性格。
　　东方的耻感文化与西方的罪感文化，一个最根本的区别在于，是否具有先验性的思维，简单地讲，西方的良知是一种对于上帝的负责，而中国人良知则是被感情化了的“良心”——这种感情化，最直接导致的后果便是没有一个更高的导则准则，而是处处以他人为参照，最终变成了一种泛道德主义。简单地讲，没有绝对的是非对错，唯一的标准就是“跟大家一样”。就如孙隆基所说，惩恶扬善的时候搬动的不是法律，只是说“群众很愤怒”。
　　在现代社会更需要的是对于法治的认同，然而，耻感文化在客观上阻碍了民众对现代法治观念的认同。法治的核心观念是权利，而权利这个概念本身就有先验性，所谓“天赋人权”不是谁说他有权利，他本来就有——这就是先验。
　　中国人自古讲究“不以善小而不为，不以恶小而为之”，但在现代法治理念中更该强调的是“不以权利小而侵犯，不以权利小而放弃”，一个人不该放弃自己的权利，更不该侵犯别人的权利，这是一种最基本的法治观念。
　　梁启超在《新民说》中谈到蔺相如完璧归赵的故事时评价，蔺相如大喊“我的头跟和氏璧同碎”，赵国那么大，为何舍不得一块玉得罪强大的秦国？赵国真的舍不得和氏璧，又为什么要把他打碎呢？因为他们有更重要的东西需要去捍卫——权利。该是我的，一分也不让给你，不是我的一分也不要拿走。
　　这些例子所告诉我们的皆是，一个人要捍卫自己的权利，即便他看上去很小。但反过来讲，一个珍视自己权利的人同样不该侵犯他人的权利，即便没有政府的管制与监督，即便这个权利暂时是无保障的。如果没有对权利的这种最基本的尊重。当我们默许自己侵犯别人权利的一个恶行时，又何尝不是默许了对自己权利的放弃呢？
　　有些人觉得法治观念只有在整治贪官的时候才用得上，事实上，法治何尝不是体现在每个人生活的细节上？当人们不能从每一个细节上保守自己的权利，不能从每一个细节上呵护别人的权利，就谈不上“用权利来制约权力”——托克维尔将这评价为美国民主成功的最可贵经验，这，或许也是我们最缺少的法治理念。
　　城市管理执法工作需要群众的理解、支持和参与。我们在执法实践中遇到的很多纠纷，有很大一部分是因为相对人对城管法律法规不了解，对城管执法工作不理解，而部分执法人员又缺乏耐心细致的讲解、劝导而引起的。由于多种原因，城管法律法规建设滞后。特别是实施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以后，这一现象尤为突出。但是，由于体制和地域差异等原因，要想从全国、全省的层面出台和完善城管法规体系，难度较大。城管执法由于缺少强制手段，许多案件依法处罚了，得不到执行，有的只好不了了之。既损害了城管执法的严肃性，又形成了不好的示范效应，导致了一些违法当事人十分嚣张。现阶段，一方面要积极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一些典型的城管执法案件，化解城管执法执行难问题；另一方面也不能指望马上形成“城管开罚单，法院来执行”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