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景一：跪地请愿的法学教授

　　惊讶的不是“跪”这个带有特殊含义的行为，而是一位法学教授竟会以一种“反法治”的行为来诉求公平正义
　　近日，一篇名为《法学教授跪访替人维权，自感走法律途径无望》的报道在互联网上引起巨大反响。“法学教授”、“下跪”和“上访”本是三个毫无关联的词组，当它们摆在一起时，足以让这则新闻赚足“点击率”。
　　初读新闻时，以为不过又是一个标题党，毕竟“法学教授”这个身份，与“下跪”、“上访”这两个激进且“反常”的行为不太“搭调”，未曾想这却是真实的新闻事件。
　　刘景一，事件的主人公，一位学生眼中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的老师，一个同事心中低调沉稳、朴实无华的男人，一位从事法律教学工作长达31年的教授，在其所代理的官司终审败诉后，竟然会选择以“跪访”的方式“控诉”，不免让人心生惊诧。惊讶的不是“跪”这个带有特殊含义的行为，而是一位法学教授竟会以一种“反法治”的行为来诉求公平正义。
　　“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形同虚设。”这是每一个法科生、法律人步入法学殿堂之初便会被“灌输”的法谚，也是许多法律人的终生信仰。WWW.11665.coM然而，刘景一的“跪访”行为却不仅仅只昭示了他个人对法律的不信任，“法学教授”这个身份也会在许多民众的心中滋生这种“不信任”情绪。
　　刘景一为什么会选择如此激进的方式？是本文由论文联盟http://收集整理炒作还是无奈之举？带着这些疑问，记者见到了这位跪地请愿的法学教授。
　　摩拳擦掌，跃跃欲试
　　“只要能救那83个人，要我做什么我都愿意。”这是刘景一见到《方圆》记者后讲的第一句话，也是采访中他讲得最多的一句话。
　　事件源于2009年。当时，刘景一与自己的一位早已毕业多年的弟子打电话聊天，该弟子无意中提起自己的岳父（本案的另一位诉讼代理人）宋某在帮海南省三亚市凤凰镇的83位农民打官司，并向刘景一咨询了一些法律上和实践操作中可能存在的问题。
　　“学生告诉我当地有个农场在1991年时被政府非法剥夺了所有权，既没有任何法律文件，也没有任何补偿。这83个农民一直在上访，但是快二十年过去了都没有下文，他岳父当时正在着手帮这83个农民提起行政诉讼。”
　　刘景一告诉记者，他听学生介绍情况时，觉得学生讲的内容难以置信。“太不可思议了，怎么会没有任何文书就剥夺了农场，而且快二十年了都不给他们任何补偿？我当时就跟学生说，如果事情属实，我就跟他岳父共同代理，帮他们一起打赢这个官司。”
　　已经年逾五十的刘景一俨然是个行动派。挂了电话，安排好手头的相关工作，就匆匆踏上了去往三亚的班机。到达当地后，稍作休息，老宋就带着刘景一去向83位农民了解情况。
　　在老宋的带领下，刘景一来到了吕谦（1991年任农场场长）的家中，从吕谦那里他知道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1991年4月的一天，凤凰镇政府通知吕谦去签署一份农场的转让书，吕谦以‘农场是全体职工集体所有、自己个人无权代理’为由拒绝了这一要求。结果第二天，凤凰镇政府的工作人员就到农场去宣布，农场已经承包给张伟个人，撤去吕谦场长的职务并给予其留党查看处分。原本由83个农民集体所有的农场一夜之间另易他主，没有一丝商量的余地，没有走任何法律程序，更没有对这83人作任何安置和补偿。”刘景一很难想象，在一个法治国家，怎会有如此荒唐的事情发生。
　　“这简直就是抢嘛，抛开农场转让程序这块的‘糊涂账’不谈，就连给吕谦的留党查看处分也没有任何书面记载，荒诞至极！”然而，尽管吕谦等人的遭遇让刘景一非常气愤，但他依旧心存疑惑，毕竟这只是一面之词。
　　“撤职和留党查看没有记载，这不符合规律，不可能有这么无法无天的事情。”刘景一告诉记者，他当时觉得可能是有什么法律程序吕谦他们不懂，或者是作为当事一方，吕谦等人对自己有所隐瞒。
　　于是，老宋又带着刘景一拜访了另一位重要证人，参与过农场发包的镇政府工作人员。在他那里，吕谦的话得到了证实。
　　“他虽然没有透露过多的细节，但对于农场发包的过程以及给吕谦个人的处分与其他人所讲并没有太大出入。我当下就跟老宋说，这个官司我接了，一定帮吕谦他们讨回公道。”在刘景一看来，凤凰镇政府的行政行为没有任何合法依据，只要法院立案受理，吕谦等人的权利就能得到保护，他们今后的生活就会有保障。
　　意料之外的诉累
　　“我从三亚回来后，仔细地研究了《行政法》和《行政诉讼法》，向行政法教研室的老师们请教了法律适用的相关问题，把我撰写的起诉状拿给他们看，让他们给我提些意见和建议。”刘景一告诉记者，这些年来他一直致力于民法的研究，虽然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的规则比较接近，但为了谨慎起见，他还是与行政法领域的专家们反复沟通了好多次。
　　“这个案件一点都不复杂，法院应该会支持我们的诉讼请求。”在刘景一看来，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三段论推理，村民们要回属于自己的权利指日可待。
　　然而，这个三段论的求解过程却一点都不简单。从2009年5月至今，历经两级法院4次庭审，83人依旧未能得到任何救济。
　　“第一次庭审时，我们和被告的争议主要集中在诉讼时效是否已过。他们认为本案应当适用普通诉讼时效2年，而我认为本案中，纠纷涉及不动产，应适用《行政诉讼法》中关于不动产诉讼时效的规定。”刘景一告诉记者，特别法优于一般法是我国法律在解决法条竞合时的基本原则，凤凰镇政府的抗辩明显站不住脚。

对于庭审结果，刘景一信心十足。
　　很快，一审法院以“案件已过诉讼时效”为由驳回了吕谦等人的诉讼请求，这个结果让刘景一猝不及防。“虽然我跟吕谦他们说要做好持久战的准备，但我自己却从来都没想过案件的进展会如此不顺利。”
　　一审的结果给刘景一泼足了冷水，但他依旧信心满满。“这个案件我们在理，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有明显错误，二审会予以纠正的。”提起上诉后，二审法院经过审理后决定将案件发回重审，并建议吕谦等人将案由从“侵犯农场经营权”改为“侵犯农场所有权”。于是，就有了第三次庭审，但这一次的结果让刘景一更加接受不了。

　　“除了诉讼时效已过，这一次的判决还加了‘农场性质’和‘权属存在争议’这两个理由。但这两个理由原被告双方都没有主张过，也没有经过双方举证、质证、辩论过。不说别的，原告的辩论权需要得到尊重吧？法院怎么还能替被告找理由呢？”第三次庭审失利后，刘景一不免有些灰心丧气，但他仍然相信吕谦等人的主张可以通过法律途径得到解决。在他的鼓励下，83个农民再次把案件上诉到中院。
　　2012年12月9日，三亚市中级法院以超过诉讼时效为由，终审驳回了刘景一代理的83名农场原职工的起诉，这一结果让刘景一气愤难抑。
　　“四年了，每一次庭审我们都应当赢的，为什么每一次判决结果都是我们输呢？不动产纠纷适用20年诉讼时效，我们提起诉讼是在2009年，怎么就过了呢？吕谦他们都是农民，不懂得通过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但这十几年中他们一直都在上访，一直都在主张自己的权利，怎样算诉讼时效都没有过呀！”
　　目光：由喜悦到呆滞
　　如果说终审结果给刘景一带来的是气愤，那么带给83个农民的则是绝望。绝望于凤凰镇政府对他们的抢夺，绝望于法院对他们权利的漠视，绝望于法律的苍白，更绝望于自己在强权面前的无力。
　　“虽然镇政府当时只是撤了吕谦一人的职务，农场的其他职工依旧可以在农场做工，但性质却发生了变化，他们从所有权人沦为打工者。后来的几个月里张伟也没有给他们发工资，他们陆陆续续离开了农场，另谋出路。然而，当时村里的土地均已承包，他们一无所有。”刘景一告诉记者，许多失业职工种地无田，只好外出打工，生活非常艰辛。
　　“陈沛林陈阿公，他住的房子因年久年修，早已破败不堪，夏季漏雨冬季漏风。然而，就因为房子归农场所有，他们都不能擅自修缮。”每次见到陈阿公，刘景一的眼眶都会湿润，陈阿公的境况让他目不忍视。“陈阿公是这83个农民的一个缩影，他们每个人的生活都很凄苦，这种凄苦你根本没有办法想象。”
　　刘景一至今仍然记得，83个农民初见他时的喜悦。“如同见到了救星一般，也像是在黑暗的漩涡中看到了一丝光亮那样，你能从他们的眼神里看到希望。”虽说老宋是他们的代理人，但老宋并不懂法律。刘景一是顶着‘法学教授’这个光环出现在他们面前的，他带给了他们无限希望，但也带给他们无限失望。
　　四次庭审，四次败诉。希望越大，失望也就越大。终审结果出来后，83个农民眼神暗淡，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一言不发。这样的情景让刘景一非常害怕，“要在怎样的绝望之情下才会有如此神情？他们就像是行尸走肉一般，开始麻木，开始彻底放弃。”
　　“怎么做我才能帮到他们？”这个问题让刘景一非常苦恼。他原本以为案子只要进入司法程序就会得到圆满解决，却没有料到自己在现实面前竟会是如此渺小、如此无力，他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什么。
　　用身份“呐喊”
　　回到北京后，刘景一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没有办法让自己平静下来。他是文革后的第一批法科学生，与法律结缘32年，教授的学生也遍布全国，他不知道究竟是自己出了问题，还是法律出了问题。
　　“这个案子的法律适用没有问题，我跟同事反复请教过，怎么就得不到支持呢？”刘景一告诉记者，虽然近几年来他一直都在搞学术研究，没怎么踏足过实务界，但也不至于是个纸上谈兵的老师，况且自己还请教了好几位行政法领域的专家。
　　“一定是凤凰镇政府有所施压。”刘景一思前想后，也只有这么一个理由了。“这是我国行政诉讼中经常会面临的问题，我想这个案子也是这样。以前有学生会在我面前发牢骚，说中国的法律还很不健全，行政权干预过多。每当那时，我都会跟他们说，法治的进程并非一蹴而就，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已经取得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要因为一棵树就否定整片森林。但这个案子的前后经过，却让我颇感失望。”
　　诉讼时效适用上的“强词夺理”，判决书中“权属争议”和“农

场性质”的无中生有，这些都让刘景一无法接受。“法律追求的是公平正义，现在已经不是法治蛮荒时代了，这么大的不公平他们怎么能视而不见？”
　　“你去看看吕谦，你去看看陈阿公，二十年了，这83个人始终生活在失望之中，以后也将在绝望中度过。我是专业搞法律的，却没有办法用法律的手段帮到他们。”
　　反复思量后，刘景一决定抛下面子，用法学教授这个身份去呐喊。
　　“下跪是我提出来的。”在所有的媒体面前，刘景一都没有避讳这一点，他丝毫不介意别人说这是炒作，因为他确实希望能通过这种“炒作”的方式让社会各界关注到这83个权利得不到救济的农民，他希望借助舆论的力量让83个农民“重见光明”。就像他自己说的那样，只要能救他们，他不介意做任何事。
　　“这样一个年龄，这样一种身份，如果不是百般无奈，我怎么可能会选择如此激进的方式？做决定的那一刻，我很挣扎，但想想，以我个人膝下的黄金去换那83个人的公平正义，值了！”
　　跪与不跪，司法救济何在
　　然而，事件的发展却与刘景一的预期不太一样。跪访事件经媒体报道后虽然引发了轩然大波，但争议的焦点却集中在“法学教授跪访”这一行为之上。
　　刘景一二十多年前的学生、浙江律师钟锦化在其微博中写道：“我一直强烈反对因讨不到公平公正而动不动就下跪请愿的做法，这更不是一个法律人应该提倡的做法。”
　　“反对的人很多，有个网友发贴说，‘刘景一，你给我站起来！’他说，农民觉得绝望想不开，去政府门前跪地请愿，情有可原，因为他们文化不高，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还在影响着他们，但我是一个法学教授，我不应该有这样的行为，因为我这一跪将会是非常恶劣的示范。”
　　网友的话的确有些道理，刘景一也知道自己这一跪会让许多人不信仰法律。“可是，法律程序已经走完了，我还能怎么运用法律手段？运用什么法律手段？”
　　“一点法律根据都没有，一点法律程序都没走，说时效过了就过了。农场就这么白抢了吗？法律对他们就不予保护了吗？”刘景一告诉记者，这个案件不仅让他心力交瘁，也让他第一次开始怀疑法律，开始怀疑这个陪伴了自己大半生的“朋友”。
　　刘景一说，他知道“跪”这个行为不符合自己的身份，他也知道“法学教授”的一跪会带来怎样的影响，但他真的没有办法，他必须让更多的人听到吕谦等人的呐喊。
　　“我现在只希望事件经媒体报道后，最终得以圆满解决。对于这样的糊涂账，即使时效真的过了，法律也应当予以补偿，否则正义何在？”刘景一告诉记者，尽管目前三亚市政府、凤凰镇政府依旧无动于衷，但他依然抱有希望，他相信法律不会这么“无情”，他也相信吕谦等人会得到应有的救济。
　　“现在再提法治，我多少会有些底气不足，但我还想试一试，我始终相信，这三十年来我们法律人的努力不是无用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