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史义为核心观点的欣赏与赞同。另外，刘咸炘对史义研究的重视，还体现在具体篇章中对史家之意的揣摩，如他在《史记·项羽本纪》的“彼可取而代也”下写道：“特书此语，著匹夫狂起之初机，此三代与秦、汉以下之一大关键也。《高纪》书‘大丈夫当如是矣’，《陈涉世家》书‘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皆此义。”这些皆反映出他对中国历史在先秦与秦汉之际所发生的历史性巨变，即政治、经济、用人、文化等相关制度皆发生重大变化的敏锐视觉，所谓“古今之变，盖莫大于周、汉之际”，从而也体会出司马迁撰写这些篇章的意图所在。可见，刘咸炘正是要以立足于对史意的探讨为核本文由论文联盟http://收集整理心来重新审视、评论《太史公书》的史学精神。
　　二、明史法是史学研究的基础
　　刘咸炘认为探史义是史学研究的核心，明史法则是探史义的关键，是史学研究的基础。而要明史法，就须读真史书；而读真史书必须要有明确的史体。因此明确了史体，方能求真史书，亦才能明史法。而要明史法即必须辨史书之真伪，以读真史书；读真史书就必先明体例。辨真伪、明体例就成了掌握史法的要领。

　　（一）辨真伪
　　史实是历史研究之基础。历史研究要依据历史事实从中揭示其内在联系和发展规律，因此无论是对具体问题的研究还是从宏观上作全局、整体的研究，都必须以可靠的史实为依据。这就要求研究者广泛认真地搜集材料，只有大量充分地掌握了历史资料，并对这些史料进行科学的分析，经过审查鉴别，去伪存真，筛选出具有代表性符合史实的材料，才能进而说明历史的真实进程，亦才能解决历史研究的本质任务。
　　刘咸炘认为，要研究真史学，其基础就是要有真史书。但历史记载有真有伪，因此史学的研究就需要以考证为基础。要想考证确凿可信，就必须有丰富的史料作证据，所谓“孤证不立”。而精密的考证，就是以对史料的广泛占有为前提的。如在对《史记·项羽本纪》的评论中，刘咸炘先后举出梁玉绳、程一枝、司马贞、刘知几、林嗣、冯景、张照、赵翼、黄震、归有光、方苞、顾炎武、尚镕等20多位学者的论点，这不仅显示出刘成炘开阔的学术视野，也极大地体现出他搜罗史料“竭泽而渔”的精神。另外，刘咸炘先生对《太史公书》的缺亡、续补部分做了大量的考证工作，最终认为：“褚生（褚少孙）之时已亡而褚据《自序传》补之者凡二篇，日《三王世家》，《日者列传》，而今本前半则又不出褚生；不知何人补者凡二篇，曰《今上本纪》，以其全录《封禅书》也，曰《龟策列传》，以其与《自序》不合也。张晏所举褚补恰比四篇，而今不悉以为褚补者，无验也。全书之亡仅此耳。”他对史书真伪的考订工作就是通过大量收集前人的成果，结合成书的年代及内容而进行的，这也是后来史者辨别史料真伪的最好榜样。
　　刘咸炘先生治史虽考证精密，细致入微，但他不为考证所左右，考证不是他最终的目的，“欲究真史学，不止考证事实、品评人物，一切治史之功力不能为真史学。须读真史学，不止编纂材料、记载事实，一切记事书不能皆为真史书”。可见，他的考证都是为论证提供依据，最终达到辨别史料，读真史书的目的。
　　（二）明体例
　　明体例，即明史体，是明史法的基础。刘咸炘认为“凡读书必先明其体例”。
　　刘咸炘关于史体的观点承袭了章实斋的观点。他在《太史公书知意》中说：“前世学者眼光囿于后世整齐之法，于此祖书反不明了，至会稽章实斋乃始发明《尚书》、《春秋》、马、班相承之迹。”章实斋在《文史通义内篇·书教下》曰：“《尚书》一变而为左氏之《春秋》，《尚书》无成法，左氏有定例，以经纬也。左氏一变而为史迁之纪传，左氏依年月，而迁书分类例，以搜逸也。迁书一变而为班氏之断代，迁书通变化，而班氏守绳墨，以示包括也。就形貌而言，迁书远异左氏，而班史近同迁书。盖左氏体直，自为编年之祖，而马、班曲备，皆为纪传之祖也。推精微而言，则迁书之去左氏也近，而班史之去迁书也远。盖迁体圆而神，多得《尚书》之遗；班氏体方用智，多得官礼之意也。”指出了《尚书》、《春秋》左氏、司马是一脉相承的史体，因后世时势史迹之变化，史体才出现了相对的变化，但在本质上是相通的。
　　在承袭章学诚史体观的同时，他还进步做了发挥深入。他说：“史之一篇，首尾浑成，与子之一篇无异，非如后史之排履历、填格式也，后世不知圆神之意，刊本妄为提行分段，而大体遂亡。……史法圆神，一事为一篇，而名之日传，初不计其中所载人之多少，亦不分孰主孰宾。传乃纬体之称，非某传乃某人所具有，如墓志、行状也。所谓连附分合，皆后人臆分耳。提行以明段落，固是善法，而后世因提行而视为某人传，某为前序，某为后论，则大谬也。叙、议相杂，书、表同伦，本皆一篇，本无序论之名，强明表首语为序，犹之可也，以表之名本指旁行之文也，泥视后论则大不可。”他认为明确史体，并不是指史书体裁模式化，撰述形式一层不变，而是要掌握史体的总体规律与原则。如指出了纪传体立传的原则，即以事为中心，而不以人为主。认为后世学者囿于对史体的辨识不清，不识纪传体史书所体现的体圆用神的特点，用后世整齐之法加以品论，导致了对《史记》撰写体裁的错误评论。
　　刘咸炘对纪传体特别推崇，认为“读史本为求识，所以必读纪传书。”故对太史公的谋篇布局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他说：“史体每篇一义，先以一时代之事罗于胸中，二分篇说之，举一事为一篇，或数事为一篇，旁见侧出，数十篇书如一篇，非拘拘为—人立一传，非拘拘为—人备始末，此之谓圆而神。故史公创此体，以人名篇，以事名篇，兼而有之，一篇兼数人，非有正附也。即以人名篇，亦以事为主，非以人为主，故其名篇亦非有定例。《太史公书》百三十篇皆考信六艺，而此传首举考信六艺，古人著书无凡例，此即其义法也。”充分说明了司马迁创立的纪传体史书所体现的体圆用神的特点。
　　三、挈宗旨是史学研究的归宿
　　刘咸炘认为史学不仅是整理史料，必须有宗旨，读史也最重得“史旨”，因此后世读史必须解读其主旨。“既明体例，然后可求其宗旨。古史家皆有宗旨，非徒记事而已，后世读史者罕知求旨”，
　　“凡作史之人必有本学之宗旨，故知言必先知其人。凡作史之旨必因其时之趋势，故知人必先论其世”。他认为明体例是求史旨的前提条件，求史旨是史学研究的归宿。虽然史旨是“隐而难窥”，但指出了求史旨的可行之法，求史旨必须充分了解掌握作史之人的学术背景、时代背景以及本人的个性特征等。
　　针对《太史公书知意》的宗旨，刘咸炘通过分析司马迁所处之社会时代背景和本人个性，指出后世学者的不当评论，皆非司马迁之本意。“一遭祸怨愤。通按全书，惟《游侠列传》中略见此意，《伯夷传》末及《货殖传》虽极感慨，皆非为己而言。《自序》明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