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盐区，首次钻成世界上第一口超过千米的深井——粲海井。生产技术发展，产盐量增多，余盐也随之增多，如雍正年间，简州盐井余盐约368000斤，富顺县每年所产余盐达8970000斤。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至四十三年(1778年)，犍为县计产余盐达9700990斤。如此众多的余盐必然成为私盐的后备军。因此，生产力及生产技术的提高所导致的盐产量提高，打破了盐法所规制的生产与食盐量之间的平衡，从而使得余盐变为私盐，这是盐法所难以调控的，是私盐产生的重要因素之一。
　　二、邻私
　　邻私是邻区之盐违例越界兴贩，出现在销盐引岸的交界之处，故日“邻私”。邻私最严重的是两淮引岸与其他引岸接壤的地区。四川与淮盐销区接壤的地区是楚岸。川盐与淮盐相比：其一，课赋比淮盐轻。两淮的盐课是每引八钱一分四厘零至一两一钱七分二厘不等(每引400斤)，四川水引每引三两四钱五厘零(每引5000斤)，陆引二钱七分一厘零(每引400斤)。同是陆引，每引都是400斤，课赋却相差4倍多。其二，川盐运往楚岸，路程近，运费少。四川引地的川东云阳、大宁等县，“下至一二百里即是湖北地方，……每斤价止四五厘。”㈤而两淮引地的鄂西“道州、巴东等属，地处万山，自汉口至彼，水陆间关二千余里，合算脚价非三四分莫办”，盐价相差达数倍。对买食盐斤者而言，会因为私盐价格低廉而不顾法律的约束买食邻私盐；贩卖邻私者，则因利而趋之：“私载盐包，雇觅熟识水性之人，乘夜逸去者有之。或由山崖曲径，巡查不及之处，背负偷越者亦有之。”即使是合法的盐商，也设法“借官引之名而行邻私”。
　　邻私的产生，尽管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利益，因私盐有利可图，不管是贩私者还是消费者都愿意接受，但邻私的产生与清代盐法所划分的食盐销区的不合理是有直接关系的。引岸的划分，本应以产与销之距离较近、运输较便为依据，但清代盐区划分并非如此。不合理的引岸划分，给清代食盐的运销造成了如下问题：一是离引岸销区远的地区运本增加。据《两淮盐法志》记载，淮盐自仪征进入长江上溯九江，进湖口，过青山，抵达江西南昌府，里程为1460里。若转运建昌府，还要途经章江、滁仪、柘林、池港、抚州等地，里程为1820里。转运吉安府、袁州府等地，路程均在2000里以上。淮盐运至湖北的汉口，自仪征出江计算，里程已达1600里，再由汉口转运湖北和湖南各府州县本文由论文联盟http://收集整理，路途更是遥远。而运程越远，运费就越高，因为食盐远销，“系按道里分别加增运费”，长途远运增加了成本。二是盐销区划分不合理导致盐引积压。在边远引地盐商不愿前往，形成了食盐“难销之区”，这类情况在与四川夔州相邻的楚岸较为突出。四川夔关监督佛保就曾在奏折中指出：“夔州府属云阳、大宁二县，素产食盐，……下至一二百里即是湖北地方，又不敢越境贩卖，所以盐斤现在壅积，每斤价止四、五厘(按：与相邻的销淮盐的归、巴等地，盐价几差十倍)尚有难销之处。……莫若以归、巴两州县应销淮盐之额改拔川省报销征课。一转移间，则川省云阳、大宁之井盐不难顺水而下，使归、巴两州县之民不致有淡食之虑，而淮盐亦可免重费脚价、逆流冒险之虞矣!”
　　可见，引岸划分的弊端十分明显，却不能轻易更改，乾隆帝在1791年的一篇《上谕》中道出了引岸划分的目的，表明其不能更改之缘由：
　　一是行盐地界的划分是为了防止引界的争端。正如《上谕》中所说，唯恐“无知小民，唯利是图，得尺则尺，得寸则寸”，引发新的争端，不如干脆维持现状。吴炜在《四川盐政史》中提到四川的情况时也说：“当古代川盐尚未发达时，或由官煎官卖，或令民煎而官收买，随所需而运销之尚无有所分别。迨后盐场日多，盐之优劣不等，税之轻重有差，遂有划分引岸之举。则此之盐不能销之彼岸，此岸之道不能运行彼岸之盐。即或必需经过，亦必多方监督考查，使难洒卖。”“产盐之地谓之场，销盐之地谓之岸。盐虽民食必需，亦与百货等耳，奚必为岸以分之。盖盐质有优劣，成本有轻重，运道有难易，地方有远近，不为之制，则有争竞之累，有趋避之患，小厂不能存，远者不得盐也。川盐井灶大小各别，盐本贵贱迥悬，故以场配岸，界限尤严，屡破而屡踬。直至现在，仍为分厂分岸之制。一闻破岸，则井灶为之变色，其势使然也。”吴炜所描述的四川的具体情况与乾隆皇帝《上谕》表述是一致的。
　　二是引岸划分可藉天然地势以阻缉邻私。乾隆二年(1737年)，河南巡抚尹会一就曾解释说：“各省行盐纲地，其初原按场灶产盐多寡酌派营销，并就各处地方画界分守，以严侵越。其中有舍近销远，未能概从民便者，实限于地势使然。”这说明，统治者在考虑运销时，地势防范的功能是很重要的，至于销盐的便利与否在划分销区时是处于次要地位的，因为即使销区较远，增加运本，负担是直接由民众承担的，与利用关津要塞堵击私盐相比，后者更为重要。
　　三是引岸划分最重要的目的是保障国家课税收入。在引界争端中涉及最多的是两淮销区，但淮盐税重课多，如若变更了引岸，淮盐的销区必然受到冲击，从而影响朝廷的盐课收入。早在雍正十一年，湖广总督迈柱在遵旨论及川楚引界时就曾作过比较：“查川淮税银，轻重悬殊。归、兴、巴三州县，每年额设淮引共1760引，每引销盐344斤，课征银一两一钱一分一厘，共课征银1955两零；而四川每引销盐460斤，课征银二钱七分二厘。以三州县计算，川引仅改拔引1316引，征课银356两零，是现缺淮税1599两零，当有余剩淮引444引竟无以销(售)地面。”因此得出结论：引界“毋庸更议”。
　　在清代盐法的规制下，销区的划分是固定的，即便不合理也不能轻易改变。销区划分不合理对淮盐和川盐接壤的楚岸影响最大。川楚连界，有长江航运之便，但根据清代盐法，却出现了“近淮者反食浙盐，近川岸者必用淮引”的畸形供求关系。由于舍近求远，运本高昂，食盐价贵，楚民饱受淡食之苦，“因淮盐从长江至汉口，由彝陵州人南津关抵归、巴等处，川江峡口，滩高水险，逆流而上，运载艰难，每不能随时接济，且盘脚重大，价至三四分一斤不等，穷民度日不给，无力买盐，致多淡食”。而另一方面，川盐私犯人楚，一直是令管理者犯难的问题，楚省与“川、粤、黔引地处处昆连，各处盐课皆轻，而准盐独重；各处盐本皆贱，而淮盐独贵；各处运盐皆顺流而下，而淮盐独逆流而上，故邻私无不越疆占卖”。
　　在盐的运销过程中，盐商的合法性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通过完成政府的课税任务来买得贩盐资格；另一方面商人须遵照程序，完成购盐、运盐、售盐的手续，要“请引”、“按单配运、掣验”等，否则合法的盐商也可能变成私盐贩。这些程序在不同的地区繁简不一。如在淮南地区要经过捆运、出场、到所、掣、挚子、截验六关，且程序繁杂，加重了商人的负担。康熙九年席特纳、徐旭龄曾联合上疏描述了这种繁复的程序：“两淮积弊相沿，大苦有六：其一为输纳之苦。其二为过桥之苦。其三为过所之苦。其四为开江之苦。其五为关津之苦。其六为口岸之苦。”商人运盐行销的每一道手续，通过的每一个关口，都充斥着官吏胥役的盘剥，这不仅意味着商人的困苦，也增加了运盐的成本。但对商人来说，如不按这些繁复的程序运销，则被认定为私盐，“若将引盐不由正路，越过批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