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中国传统行政法制文化

　　一、中国古代有无行政法
　　现在许多的行政法教材对中国古代行政法毫无涉及，有的介绍关于中国行政法的历史发展是把1949年建国作为起点，不知他们是否默认了中国古代无行政法，故而闭口不谈。张树义先生认为虽然中国古代行政法律规范范围广博，规范细密，完备，但只是规范层面的国家管理制度，没有限制政府权力，保护公民权利的内核，与现代行政法精神大相径庭，亦不承认中国古代有行政法。
　　纵观中国历史，自公元前536年，郑国子产铸刑书以来，以法治国成为历代帝王统治的一个传统，历朝开国皇帝必筑书修律以维护“家天下”的统治，这也就导致了历史上有关官制和国家管理的法律法规纷繁复杂，如果不承认中国古代有行政法，那么如何给这些法律法规定性呢？
　　众所周知，行政法是西方三权分立学说和法治的产物，用于规制行政权力，中国近代以来的法律移植在未对西方法律学说，语词进行发展的情况下基本上全盘吸收，如果用这些引进的学术词语来判定我国古代的法律制度，结果可想而知，举个例子，我们说战国时期法家的思想主要就是坚持“法治”，这个“法治”和西方的“法治”在内涵和外延上就大不不同。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又不得不承认，要找到一套符合中国法律文化内在特质的解读或阐释语言符号体系段非易事，这是近代以来整个中国学术的共同尴尬，也是我们无法回避的尴尬，我们所能做的是在使用外来语言符号系统的同时，尽量不要有意无意掩盖了中西之间的差异。wWW.11665.com[1]笔者以为，范忠信先生提出的中国传统行政法制文化代替了中国传统行政法文化，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这些尴尬。
　　二、行政与行政法制文化
　　东西方对“行政”的理解不同，西方学者认为“行政”一词仅限于公共行政，应与私人企业管理区分；马克思认为行政是国家的组织活动。我国史书最早记载“行政”一词是在《史记·周本记》里：“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号曰‘共和’。”此处，行政应指行使最高权力，管理国家事务。东西方文化传统的差异折射到法律领域内的一个方面就是西方“行政”定义中有关公共和私人的区分，不适用于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为基础的中国传统文化。
　　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上来理解“行政”本文由论文联盟http://收集整理是我们研究中国传统行政法制文化的前提，那么什么是传统行政法制文化呢？笔者同意范忠信先生的观点：一切与行政法制直接相关的文化现象都可以称之为行政法制文化。[2]
　　三、中国传统行政法制文化的内容
　　（一）儒家的“德治”思想
　　孔子思想的核心是“礼”与“仁”，在治国的方略上，他主张“为政以德”，用道德和礼教来治理国家是最高尚的治国之道。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可见，孔子主张君主治国应该依靠“德治”。孔子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即是说当管理者自身端正、作出表率时，不用下命令，被管理者也就会跟着行动起来；相反，如果管理者自身不端正，而要求被管理者端正，那么，纵然三令五申，被管理者也不会服从的。以此来强调“正心”与“修身”作为“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根本。而“修身”与“治国”的共同准则便是礼。孔子云“非礼勿视，非礼匆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这样，作为道德的礼便有了作为自主遵守的伦理规范与作为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两重属性。[3]
　　（二）法家的“法治”思想
　　法家主要强调法的重要性，其代表人物有商鞅，韩非等。商鞅强调变法，“徒木立信”讲的就是为了让法成为人们的行为规范的故事。而韩非认为：夫圣人之治国，不恃人之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为非也。恃人之为吾善也，境内不什数；用人不得为非，一国可使齐。为治者用众而舍寡，故不务德而务法。提出了“法治”思想。秦国重用商鞅李斯等法家代表人物，变法图强，于战国诸侯并立时期发展壮大并一举统一全国，向世人证明了法治的重要作用。但是秦国又因严刑峻法而二世而亡，真可谓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三）官吏的选拔
　　1.秦汉时期
　　秦灭六国一统天下，靠的是征伐杀戮，故秦国以军功作为选拔人才的标准，可以鼓励战士奋勇杀敌。
　　两汉时期，国家统一，朝廷给民休养生息，军功的选拔标准不再适用于当时的情况，于是渐渐形成了察举征辟制。所谓察举，就是由州，郡等地方官，在自己管辖区内进行考察，发现统治阶级需要的人才，以“孝廉”“茂才异等”“贤良方正”等名目，推荐给中央政府，经过一定的考核，任以相应的官职；所谓征辟，是由皇帝或地方长官直接进行征聘。
　　2.魏晋南北朝时期
　　两汉时期的察举制，到了东汉末年，已为门阀世族所操纵和利用，他们左右了当时的乡闾舆论，使察举滋生了种种腐败的现象，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魏文帝曹丕为了拉拢士族而采纳陈群的意见，采用九品中正制的选官制度。九品中正制的主要内容就是选择“贤有识鉴”的中央官吏兼任原籍地的州、郡、县的大小中正官，负责察访本州、郡、县散处在各地的士人，综合德才、门第定出“品”和“状”，供吏部选官参考。
　　3.隋唐至明清时期
　　魏晋以来，官员大多从各地高门权贵的子弟中选拔。权贵子弟无论优劣，都可以做官。许多出身低微但有真才实学的人，却不能到中央和地方担任高官。为改变这种弊端，隋文帝开始用分科考试来选举人才。隋炀帝时期正式设置进士科，考核参选者对时事的看法，按考试成绩选拔人才。科举制由此诞生。
　　科举原来目的是为政府从民间提拔人才，打破贵族世袭的现象，以整顿吏制。相对于世袭、举荐等选材制度，科举考试无疑是一种公平、公开及公正的方法，改善了用人制度。但是由明代开始，科举的考试内容陷入僵化，变成只要求考生能造出合乎形式的文章，反而不重考生的实际学识。至清末修宪以后，1905年科举制被废除。但是科举制的影响却并未消失殆尽，孙中山先生所创立《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规定的五权分立，当中设有的“考试院”便是源出于中国的科举考试传统。

　　四、中国传统行政法制文化的特点
　　（一）行政司法合一，司法是行政的组成部分，中国古代官制完备，行政权力的范围涵盖了整个司法领域。
　　伦理法的形成加之古代封建的选官制度使行政长官监理司法成为可能，而司法的行政化使中国不可能建立独立的司法机构，在中央重视效率、勤俭财政和拟制血缘伦理的影响下使得司法权与行政权必须集于一人之手。因此，司法权与行政权合一也就成为了必然。
　　（二）以法治吏
　　以法治吏的思想源出韩非，他认为治吏的关键是 “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所谓“任”，即在实际上涉及国家机关的设置，部门的划分，职官的权限和职责。“授官”即根据官职的权限职责和本人的政治能力予以选任，力求职不滥设，官不误用。“循名责实”即是根据官职的名称、职责而考察，督责官员的行为效果和政绩，名实相符者赏，实不符名者罚。[4]
　　（三）道德化政治
　　由于中国古代社会经济结构的特征，从两周开始，统治者就选择了家国一体的统治模式，以一种血缘情感关系和家族结构来描述国家的政治组成，君臣、官民的政治等级衍化为血缘的尊卑和亲疏，政治与宗法浑然一体。这种充满了人味亲情的政治结构的运作当然离不开情感的润滋，因而道德、伦理广泛细密地渗透进政治领域，国家政治伦理化、道德化，这成为中国传统政治的一大特色和根本奥妙所在。[5]
　　笔者以为，道德化政治意在以德行政、教化万民，在官吏的选拔上应将德行作为重要标准之一，但是在职官管理方面，却不适用道德教化，因为权力天生具有自我膨胀的性质，只靠官员自身的道德情操来约束权利的滥用无异于天方夜谭，除非天下官员均是圣人，故不同意以德治吏的观点，实际上，封建统治者往往比较重视以法治吏、严于治吏，在明清时期尤为突出。
　　道德化政治的一个主要表现就是法律的功能是追求矛盾与纠纷的平息，而不是注重判明是非曲直；注重道德教化，法律在调整社会关系中的作用不受重视，这在司法领域就行成了“息讼”的文化传统。
　　五、结语
　　本文对中国传统行政法制文化只是做了一个粗浅的分析，盖笔者学问有限，力不从心，但仍愿为我国的传统法律文化的研究尽份微薄之力。作为一名炎黄子孙，应当而且必须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具有一些了解和掌握。我们讲中国是拥有五千年悠久历史文化的文明古国，但是今人继承了几层？从小我们就接受这样的教育：对待中国的传统文化我们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但是何为精华？何为糟粕？如何将精华从糟粕中剥离出来，是一个值得我们大家认真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