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章从目的论角度研究清末民初科学小说翻译，指出清末民初科学小说翻译是在特定社会历史环境之中进行的，译者怀着科学救国的政治目的采取意译和改译的翻译策略，希望借科学小说译介普及科学知识、启发民众，达到启蒙和救国的目的，这体现了清末民初的时代特征。
关键词:目的论；科学小说；科学救国；翻译策略
　　
　　一、引言
　　中国科幻文学的发展从清末民初引进西方科学小说（现通称“科幻小说”）开始。我国第一篇科学小说的译介是由薛绍徽和陈寿彭于1900完成的。受到当时西学东渐和政治小说译介潮的影响，此后几年中不少国外名家的科学小说被引入中国，其中以梁启超的《十五小豪杰》（今译《两年假期》）、鲁迅的《月界旅行》（今译《从地球到月球》）和《地底旅行》（今译《地心游记》）为代表。科学小说译介风潮催生了中国科幻文学，并带动国内科幻小说短时期的繁荣发展。与现在的译本比较，梁启超等人翻译的科学小说不论从文章结构还是内容上差别甚大，这与当时社会政治历史环境不可分。他们采取的特殊的翻译方法体现了特定的翻译目的。本文将以功能翻译流派的目的论为视角，分析梁启超早期科学小说翻译。
　　二、翻译目的论概述
　　目的论（skopos theory）是由德国翻译理论家汉斯·弗米尔（hans vermeer）于1978年在其《普通翻译理论框架》（framework for a general translation theory）一书中首次提出的。传统翻译理论把“对等”看作衡量译文质量的最可靠标准，但是弗米尔认为：“光靠语言学不能帮助我们，原因是：其一，翻译不只是一个语言学的过程；其二，语言学还没有找到有效的方法来解决翻译中的问题”(nord, 10）。wwW.11665.CoM因此他在行为理论（action theory）的基础上提出了目的论。skopos 是希腊词，意为“目的，动机”。目的论重视文本的功能，认为翻译不仅是语言形式的转换，而且也是一种跨文化活动，一种意图性和目的性行为。决定翻译的不是原文本身或原文对接受者产生的影响，也不是作者赋予原文的意义，而是译文的预期功能或者目的。弗米尔指出，任何一种行为都有目的，翻译也不例外，因为翻译本身就是一种交际行为，任何一种翻译都有自己的目的（vermeer, 221)，而翻译目的决定翻译方法（reiss& vermeer, 101）。译者是翻译活动中最主要的参与者和翻译活动的最终实施者，对翻译行为负责。译者根据翻译要求决定翻译目的，而后选择适当的翻译策略来实现这个翻译目的（nord，27-29）。
　　在清末民初的历史背景下，早期科学小说译者如梁启超等人也是怀着特定目的译介西方科幻作品的，而他们采取的意译和改译的翻译策略也体现了翻译行为的目的性。
　　三、目的论视角下的清末民初科学小说译介
　　1、科学小说概念界定
　　科学小说现在通称科幻小说，根据中国大百科全书，科幻小说被定义为“通过小说来描述奇特的科学幻想，寄寓深刻的主题思想，具有‘科学’，‘幻想’，‘小说’三要素，即它所描述的是幻想，而不是现实；这幻想是科学的，而不是胡思乱想；它通过小说来表现，具有小说的特点”（353）。但是在晚清，科学小说的界定并不是一个严谨的范畴。作为一种完全舶来品的文学类型，清末民初科学小说一直处在一种与政治小说，理想小说等分类杂糅的状态中。对于科学小说的划分，晚清人远未达到共识，后来被划为科学小说的文类在当时被称为“哲理科学小说”或者“哲理小说”。这表明当时的科学小说中科学与幻想的成分具有某种反思倾向从而在思想上具备较大价值，因此有“哲理”一说（吴岩，256）。这是晚清科学小说译介和创作的共有特点，既是由于当时的文人学者对科学小说这一新型文类认识不够深刻，也是由于特殊的社会历史环境赋予了科学小说以特殊的意义。
　　2、科学小说译介概况
　　20世纪初翻译文学类型多样，科幻小说同政治小说和侦探小说一起成为风靡清末民初，尤其是20世纪最初十年、二十年我国翻译界的三个最主要的翻译小说品种（谢天振，35）。中国第一篇科学小说译作是由经世文社出版发行、由薛绍徽和陈寿彭翻译的《八十日环游记》。鲁迅于1903年翻译出版了《月界旅行》和《地底旅行》，1905年翻译了美国作家路易斯托伦的《造人术》。梁启超于1902年翻译了儒勒·凡尔纳的《十五小豪杰》。当时翻译的大量科幻作品几乎遍及了所有重要的刊物（林建群，132-135）。这些科幻小说多数为西方科幻的日文转译或者日本小说的直接翻译，作品被引进中国的科幻小说家主要有法国的儒勒·凡尔纳，英国的威尔斯和日本作家押川春浪等。
　　3、科学小说翻译目的
　　目的论认为翻译目的决定了翻译行为和翻译过程中的各种选择，

而翻译目的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多种非语言因素的影响，例如特定时代的历史背景、社会环境等。清末民初的有识之士认识到，经过几十年的西学译介，大多数民众并未脱离蒙昧思想，而政体羸弱的现象也未得到实质性改变，因此他们逐渐产生了将政治和科学通俗化，即引入小说的想法（范祥涛，刘全福，28）。这正是当时科学小说翻译在短短几年内蔚然成风的主要原因。
　　梁启超并不是晚清科学小说译介的开先河者，但对于译介这一文学类型有自己的思考，怀着特定的社会政治目的进行翻译。他并非把翻译作为个人谋生或者消遣的手段，而把翻译作为投身社会政治活动的武器，作为经世济民的思想武器。
　　梁启超的科学小说译介活动始于1902年。他不但在自己主编的《新小说》杂志连载《新中国未来记》，还发表翻译小说《世界末日记》及译后记，次年，他发表了翻译小说《十五小豪杰》，向读者普及科学知识，进行科学启蒙，体现了他科学救国的思想。除此以外，梁启超认为科学小说应当担负起思想启蒙的神圣政治使命。翻译科学小说并不仅仅是为了满足于介绍“求知”或者“探险的故事”，更重要的是，如何利用科学向读者渲染其政治理想。例如，他在《十五小豪杰》卷首填了一阙《调寄摸鱼儿》来阐明其译书目的：
　　“莽重洋惊涛横雨，一叶破帆飘渡。入死出生人十五，都是髫龄乳稚。逢生处，更堕向天涯绝岛无归路。停辛伫苦。但抖擞精神，斩除荆棘，容我两年住。英雄业，岂有天公能妒。殖民俨辟新主。赫赫国旗辉南极，好个共和制度。天不负，看马角乌头奏凯同归去。我非妄语，劝年少同胞，听鸡起舞，休把此生误。”（5664）

　4、科学小说翻译策略
　　晚清时期不少翻译都对原文有大胆的增删和改动，这既有译者语言功力方面的原因，也是由于当时大多数译者受到“中体西用”思想的影响，缺乏明确的文学意识，从而对原作的情节，叙事结构等方面进行严重的增删和改译。当然，也有不少译者基于特殊的翻译目的，比如顾及到中国读者传统的阅读习惯，审美情趣以及道德伦理观念等文学接受方面的原因。梁启超等人由于怀着科学救国，改造中国的政治目的，进行翻译时采取意译和改译的策略。
　　梁启超翻译科学小说是为了宣传政治主张，因此在他看来，若原作之意与译者之意一致，译作尽可能去达原作之意；若原作之意与译者之意相异，译作则应违背原作之意去达译者之意，在处理原作之意与译者之意相异的时候，他运用增删、改写等多种翻译策略（蒋林，78）。例如，《十五小豪杰》第二回讲述十五个少年乘坐的帆船搁浅，两派少年在是否要马上上岸和是否用舢板的问题上发生争执。梁启超对此评论道：“有竞争乃有进化。武杜两党抗立，借以为各国政党之影子，全书之生动活泼，实在于是”（5669），把两拨少年之间的争执引申为竞争和党派之争，借译书抒发自己政治意图，另外，他在文中不时插入自己政治观点，例如在译文第九回他译道：

　“不料鸵鸟转身一扑,把他丢将下来，连上了六七回，才得坐定。便挥两人使退，急把缰勒了，将两块眼遮除去，方才鸵鸟之所以凝立不动，正为着这个东西的。现下开了眼界，正如国民有了知识之后，就不肯盲从那野蛮政府的束缚的。陡然一跃，腾身望着丛林中狂命奔逸，急得沙毗手忙脚乱，浑身是汗。”（5686）
　　“现下开了眼界……盲从那野蛮政府的束缚”一句并非原文应有之义，而是译者擅自添加的政治主张，采用这种夹议的翻译方法是因为译者要通过翻译科学小说达到政治启蒙的目的。
　　四、结语
　　由弗米尔等德国学者提出的翻译目的论是对翻译的外部研究，聚焦于翻译过程中对目的的选择。目的论认为所有翻译遵循的首要法则是“目的法则”：翻译行为所要达到的目的决定整个翻译行为的过程。通常情况下，译者需要根据翻译目的在源语文化和译语文化之间权衡并做出选择。清末民初科学小说的翻译是译者科学救国政治目的的体现，在翻译过程中译者采取意译与改译的策略有其特殊目的在，即宣传爱国救民的政治思想，并增删书中部分内容，使其更容易为国人所接受。这也是当清末明初社会政治环境在文化层面的表现——有识之士希望通过科学小说的译介启蒙国人思想，使之摆脱蒙昧状态，最终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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