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扭曲的压制,温柔的抵抗
[摘 要]:本文通过对霍桑的短篇小说《拉帕西尼之女》女性主义的解读,阐明较之女性作家所创作的女性以发泄、报怨向强势男权抗争相比,没有经受性别歧视的霍桑笔下的以温柔、宽容、无言的抗争更能彰显女性不屈从男性压制的自信与力量,以其自信、宽容、温柔的情怀消融人生的悲欢与世事的沉浮。
  关键词:撒尼尔·霍桑;女性主义;男权压制;温柔抵抗

  abstract: this thesis interprets hawthorne’s rappaccini’s daughter from the angle of feminism and illustrates that compared with the resistance done by the female characters created by those female writers, the gentle and speechless resistance of female characters written by hawthorne can show women’s confidence and strength under the control of men’s oppression, thus face the falls and downs in life with confidence, tolerance and gentleness.
  key words: hawthorne, feminism, man depression, gentle resistance
  
  1.引言
  
  19世纪美国著名作家撒尼尔·霍桑是女性主义的极力反对者,他在美国文坛声名鹊起之时,面对在逆境中悄然崛起的女性作家致书其出版商,忿忿不平地抱怨道:“美国如今已经完全沉迷于一伙该死的乱写乱划的妇女,只要公众陶醉于她们陈词滥调,我便没有成功的机会了。Www.11665.CoM”( hawthorne, 1910: 75) 将女性作家斥责为“乱写乱划的妇女”的霍桑却在其诸部小说中创造出栩栩如生的女性形象:《红字》中的白兰、《拉帕西尼之女》中的贝雅特丽丝、《胎记》中的乔治亚娜。霍桑笔下的女性形象与表现女性主义意识的女性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截然不同。她们不是在强盛的男权势力下表现出苦闷、彷徨、哀怨,进而抗争,而是在扭曲的男性压制下无言地抵抗。这种无言抵抗所产生的张力与影响力是那种非理性的发泄、报怨、激愤无可比拟的。英国女作家,评论家弗吉尼亚·伍尔夫也主张要克服感情的滥用,克服性别身份带来的不利影响,通过理性的作用来艺术地感受感情。在《自己的一间屋子》、《妇女与小说》、《三个基尼》等文章中,伍尔夫多次暗示由于社会、意识形态等各方面的原因,女性作家的创作不可避免地与个人的情感紧密相关。她发现 “愤怒”充斥了女性作家的作品,毁坏了作品的艺术性,甚至葬送了女作家的艺术生命。为此伍尔夫指出:“女作家必须保持‘中和’的态度,理性地处理诸如“愤怒”等个人色彩浓烈情感,才能使创作获得永久的生命。”(伍尔夫,1989:42)本文通过对霍桑的短篇小说《拉帕西尼之女》女性主义的解读,阐明较之女性作家所创作的女性以发泄、报怨向强势男权抗争的结果相比,没有经受性别歧视的霍桑笔下的以温柔、宽容、无言的抗争更能彰显女性不屈从男性压制的自信与力量,以自信、宽容、温柔的情怀消融人生的悲欢与世事的起落。
  
  2.扭曲的父爱
  
  霍桑的小说《拉帕西尼之女》情节简单,但内涵深远。来自意大利南部的青年乔万尼到北部的帕多瓦大学深造,因囊中羞涩,只好租住在阴暗高大的一栋旧宅。旧宅的外观让他联想到一个家族的兴盛衰败,进而想到自己此刻背井离乡、孤凄的境遇,不禁暗然神伤。一位老妇人感动于英俊的年轻人的喟然长叹,劝说其将头伸向窗外沐浴与那不勒斯一样的明媚阳光。年轻人百无聊赖地向外望去却意外看到了绚烂多彩的花园及园中青春洋溢、如花似玉的少女贝雅特丽丝。年轻人被少女的美貌所倾倒,以一种虔诚的心接近贝雅特丽丝。但接下来发生的一切扰乱了他的奇思异想。花园中那神秘的园丁,少女的父亲拉帕西尼诡异的举止让他心生疑虑;美丽的少女每每接触虫鸟等弱小生灵并令其奄奄一息的情景令乔万尼万分恐惧。医学教授彼得罗·巴格里奥尼向乔万尼解开了这个谜:痴迷于科学实验的拉帕西尼医生为了研究巨毒药物,在花园中种植了大片充满毒素的奇花异草,并不惜牺牲其女儿的性命用巨毒花草将之养大成人,使其女儿身上如花园中的花草一样充满了毒性。乔万尼欲爱不能,离去不忍,最后听从了巴格里奥尼教授的建议,劝说贝雅特丽丝喝下了一瓶巴格里奥尼提供的解药。贝雅特丽丝喝下解药,留下一句耐人寻味的话便倒在她父亲和乔万尼的脚下死去。
  《拉帕西尼之女》一直被文学评论界视为霍桑最优秀的短篇小说之一,编选在其短篇小说集《古屋青苔》里。评论界对该小说的解读异彩纷呈。有评论者从霍桑非理性科学观角度分析该小说“错误地把智力发展与良知和情感的萎缩联系起来,怀疑和否定科学技术的进步,丑化献身科学的人。”(陈玉娟,2000:33)也有评论者持截然相反的观点,认为“拉帕西尼疯狂之举不仅向世人透露片面追求理性的危险性,也从另一个角度凸显了现代科学本身的弊病”。(吴兰香,2006:66)更有评论者从心理学和伦理学角度提出了十分新颖的论点,认为贝特雅丽丝之“毒”折射出人在性本能和死亡本能的夹缝中挣扎的扭曲状态。(宋敏,2001:83) 细读文本,会发现霍桑的《拉帕西尼之女》可谓是一篇反映女性主义意识的小说,只是没有传统女性主义小说中充满着的苦闷、彷徨、哀怨、愤恨。作为小说中惟一主要女性,贝雅特丽丝始终温柔着,微笑着,欢快着,天真活泼,充满青春的活力。但透过贝雅特丽丝的温柔读者无不感受到一种难以名状的压抑。这种压抑不是来自贝雅特丽丝本人,而是和她生活有关联的充满男权意识的男性们。首先是贝雅特丽丝的父亲,一位“对科学比对人类关心备至”(hawthorne, 2000: 305)的药物学医生,他对研究毒草的痴迷已经使他丧失了理性甚至人性,为了他自己的所谓科学实验,实现他自己的人生价值,他用自己种植出来的毒花异草喂养不谙世事的女儿,令其长大之后全身充满毒素。在拉帕西尼眼里,女儿只是他的私有财产,他可以随心所欲地将女儿封闭在他用来做实验的布满了毒花异草的花园内,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消磨其青春,压抑其性情,葬送其性命。美丽单纯的贝雅特丽丝已被她阴郁的父亲彻底“物化”了。她每天被拉帕西尼像观察“一只鸟,一只老鼠或一只蝴蝶”一样观察着,那目光“冷冷地映亮他的脸,就是这同一目光,是和大自然本身同样深邃的目光,但绝没有大自然的那种爱的温馨。”(hawthorne, 2000: 313)拉帕西尼将其作为父亲的意识——男性的意识强加给被他完全看成“物”的女儿,一手“制造”出来这么一个与花相亲、与世隔绝、满身毒素、爱心未泯的女孩。正如女性主义代言人西蒙·德·波娃所论断的:“女人不是天生的,是被造成的。”(西蒙·德·波娃,1986:23)女性主义女王英国作家伍尔夫在其论著《在一间自己的屋子》中曾形象地描述女性在男性作家笔下的生存状态:“小说戏剧里的女性都是特别的,不是美到极点,就是丑得要命,不是好到无以复加,就是堕落不堪。”(伍尔夫,1989:42)美丽善良的贝雅特丽丝在拉帕西尼的毒草滋养下被“制造”成滥杀万物生灵的可怕恶魔。在强大的父权控制下,她似乎没有自己的意志,没有自己的声音,没有自己的选择,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小生灵的死去而“伤心地在胸前画着十字。”(hawthorne, 2000: 309)
  有评论者从科学发展观的角度来评价拉帕西尼的或理性或非理性的科学态度,前者认为拉帕西尼对科学研究的严谨、执着、忘我精神值得弘扬;而后者则认为拉帕西尼痴迷其药物实验已变得扭曲、阴险、龌龊,进而呼唤人性的回归。拉帕西尼为了他的科学实验的付出无法让人怀疑他为科学的献身精神——他视他的实验花园为他的“天地”,常年累月的辛勤劳作已使他刚年过中年就“面带菜色病容,躬腰驼背,迈着虚弱的步子,像是疾病缠身”。(hawthorne, 2000: 312)小说中对拉帕西尼了解甚深的巴格里奥尼教授这样评价拉帕西尼:“他对科学比对人类关心,他对病人的兴趣仅仅在于他们是某种试验的对象。他宁可牺牲人类的生命,其中包括他自己或他最珍惜的一切,以便在他那堆积如山的学识上哪怕增加一粒芥籽。”(hawthorne, 2000: 307)真正的科学宗旨应该是为人类造福,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富有献身科学精神的人也应具有博大的胸怀。而体现在拉帕西尼身上的科学和献身精神却令人恐惧。拉帕西尼表面上孱弱,“他面容布满了患重病的灰黄色”(hawthorne, 2000: 312)但一旦接触到他的花、他的实验对象,他又判若两人,有一种透过病体征服一切的力量,以至于“一个旁观者很容易忽略那种仅仅表现在体力上的特征而只看到这种奇异的精力。”(hawthorne, 2000: 312)这是什么力量呢?是一种征服的力量。征服弱者,征服女人(他美丽的女儿)。小说中拉帕西尼没有更多话语,更多时候是保持沉默,但他的行为力量却远远胜过了他的话语。他并非完全为了科学完全献身,为了使自己更长久地进行他的试验,他很懂得如何保护自己。在他弥漫着毒气的花园中“他始终戴着一副厚厚的手套来保护他的双手,在口鼻上蒙了一种面具,但他依然感到过于危险。”(hawthorne, 2000: 304)在这位醉心于科学实验的父亲的眼里,女儿的性命如同草芥、昆虫一样微不足道,他赋予女儿生命又毫不留情地将其摧残、践踏,甚至剥夺女儿的生命,似乎女儿就是为了他的神圣使命而来到人世的,如花的生命远不如像是病魔缠身的躯体更具价值。在拉帕西尼看来,女儿是女人,是物,是他者,而他则是肩负着神圣使命的男人。


  3.困惑的情欲
  
  小说中另一与贝雅特丽丝有着紧密联系的男性是来自意大利南部求学的青年乔万尼,他在背井离乡、百无聊赖之际意外发现了拉帕西尼布满鲜花的花园,进而看到了青春洋溢的贝雅特丽丝并为其楚楚动人的美貌所倾倒。传统反映男权意识的男性作家笔下的女性的历史形象因而漂浮在历史的主流之外,成为一种纯粹的性别文化建构,并由男性视角和男性话语所界定,毫无例外地落入非天使即魔鬼的程式化形象模式。要么是纯洁的圣女——男性审美对象的理想载体,物化的性爱对象——被冠以“家中的天使”排斥在社会生活之外而加以边缘化;要么是幽灵般的妖妇——人性邪恶的化身——在男性丑化性视野里不可避免地变成了面目狰狞的妖魔巫女。贝雅特丽丝在这部小说中却被描写成一个气质高雅、娇柔可人的美丽少女,同时又是一个浑身布满毒素、能置生灵于死地的妖女。乔万尼一次次踏入神秘的花园,其单纯的动机是迷恋贝雅特丽丝的美貌——“乔万尼俯视花园之时,他的幻想恐怕变得有些病态了;因为这位美貌的陌生人给了他一种印象,仿佛她也是一朵花,是那些草木的人形姐妹,不但和它们一样娇艳,而且比它们中最绚丽的还要漂亮。”(hawthorne, 2000: 305)陌生人的美貌使乔万尼产生了一种幻觉,甚至是病态。男性对女性有其独特的审美观,男人理想中的女人应该是温柔、美丽、体贴、纯洁,他们不关心女人有何思想,有何苦恼,想表达什么,欲追求什么。在男人眼里,女人只是他们的“尤物”、“观赏物”和“发泄物”,她们在男人面前没有话语权,年轻貌美似乎是女人吸引男人的唯一资本。醉心于贝雅特丽丝美貌的乔万尼克制其强烈的占有欲,并非完全出于贝雅特丽丝的矜持,更多地是出于对贝雅特丽丝布满身体的毒素的恐惧:“一方面如爱情之为在燃烧,另一方面又因恐惧而战栗。”(hawthorne, 2000: 311)在一次次的交往中乔万尼也曾被贝雅特丽丝“青春女性的温馨”所打动,暂且忘记了她身上的毒素而全然沉浸在爱的温暖里,但贝雅特丽丝美貌背后所呈现的滥杀生灵的可怕情形始终萦绕于乔万尼的脑际,使得“希冀与害怕在他胸中不停地争斗。”(hawthorne, 2000: 317)女性主义研究者认为女性形象因此长期被异化,被歪曲,女性声音被遮蔽,被压抑,被男性意识所边缘化了的女性始终无法以主体的身份名正言顺地存在于历史叙事文本中;男性叙事话语有意空缺、忽略女性的客观存在,直接导致了女性的非主体化、非人格化的惨痛历史,历史女性形象歪曲、话语失落之悲剧的后天性和人为性显而易见。贝雅特丽丝作为其父亲的科学实验品长年封闭在神秘的花园里,她与世隔绝,对人情世故一无所知,已经完全丧失了作为一个人的独立人格。她唯一的选择只有服从:服从父亲,不顾生命安危伺弄毒花异草;服从恋人,怀着对生活的眷恋喝下置她于死地的解药。乔万尼经不住巴格里奥尼医生的诱惑,痛骂贝雅特丽丝“有毒草的东西!你已经使我和你一样成了丑陋肮脏、招人痛恨的该死货色——成了可怕怪异的世界奇迹!”可怜的女孩儿只能咕哝着,从内心发出一声低吟,带着那颗破碎的心,跨越时间的界线,奔向天国。长期在男权意识控制下,贝雅特丽丝没有话语权,即便在绝望中向乔万尼做了些许解释也是如此的苍白无力,在父亲长期毒素的“滋养”下最终死在恋人的手里。
  
  4.温柔抵抗
  
  与传统的女性主义作家创作的“苦闷、彷徨、哀怨、发泄,进而抗争”的女性形象有所区别的是,霍桑笔下的女性形象在男权控制下表现出的是宽容、温柔、自信、无言的抗争。正如有评论者指出的那样,抗争只是女性丰富的生活内容和情感内容的一部分或者说是相当重要的一部分,而不等于整个女性世界。
  在小说中值得一提的是贝雅特丽丝为追求幸福的独特抗争方式。被痴迷科学实验的父亲长期禁锢在花园中的贝雅特丽丝内心也有“苦闷、彷徨、哀怨”,但是整个故事中她始终欢笑着,温柔着,视父亲交给她伺弄花草的任务为一种愉快的事情,以至于曾对贝雅特丽丝一见钟情的乔万尼渐渐地由对其美貌的迷恋转向对其精神上的向往:“她的精神世界在他面前湍湍涌出,如同一股新鲜的溪流初次瞥见阳光。”(hawthorne, 2000: 317)尽管在其父亲拉帕西尼眼里,贝雅特丽丝与其它生灵一样已完全被“物化”了,但在贝雅特丽丝以其宽容、温柔地抵抗这种男权意识的强制“物化”而更加突显其人性的一面。她会为蜥蝎死于她呼出的剧毒气息中而伤心不已,也会抑制住爱的欲望而理性地回绝乔万尼的爱抚。贝雅特丽丝对爱情的追求单纯、执着而热烈。沉浸在爱情喜悦的贝雅特丽丝体会不到乔万尼因她身上释放的毒素所表现出的恐惧、心有疑虑的表情、躲躲闪闪的眼神,她全身心地爱着这位闯入她寂寞生活的英俊男子,把她那圆润甜美的音调送上了他的房间,在他身边飘荡。从霍桑对贝雅特丽丝的描述看,读者会觉得她是一个逆来顺受、没有思想、甘愿做她伟大的科学家父亲的“凡夫俗子。”但仔细阅读文本,会体会到事实上贝雅特丽丝所表现的对生活的热爱、对爱情的追求、对父亲的宽容是一种独特的抗争,一种温柔的抗争。这种抗争超越了传统妇女以“苦闷、彷徨、哀怨”所进行的对男权意识的愤怒抵抗而更加凸显其内在的张力。始终温柔着的贝雅特丽丝在喝下乔万尼的解药前,对她的父亲拉帕西尼发问“你为什么把这悲惨的命运加在你女儿的头上?”对她深爱着的男子乔万尼的抨击更是一针见血:“在你的本性中就不具有比起我还多的毒性吗?”(hawthorne, 2000: 329)女性的意识觉醒在贝雅特丽丝对压制她的两位男性的质问中体现得一览无遗。
  
  5.结论
  
  霍桑作为一个男性作家,以其独特的文学视角创造出与女性作家截然不同的女性人物,并赋予她们新的层面的女性主义内涵。霍桑笔下的女性人物在男权压制下不哀怨,不消沉,不愤懑,而是以宽容、柔情、自信展现她们优雅美丽的人性,令我们体味比发泄、愤怒更有力量的另一种反抗。男性作家比较能够以全景式的广角视野观察世界,以一种吞吐万物的汇总情怀涵纳人生,比较善于从整体上把握内心情绪及情感世界,以一种超然的自信和对客观事物的支配感,去消融人生的悲欢和世事的起落。这给我们今天的女性主义以新的启迪。
  
  参考文献
  hawthorne, n. letters of hawthorne to william ticknor. 1851-1864[m]. nj: carteret book club, 1910: 75.
  hawthorne, n. 霍桑小说全集:第四集(允桓译)[a].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00: 304-305, 307, 309, 311-313, 317.
  陈玉娟. 试析霍桑的非理性科学观[j]. 四川外国语学院学报,2000(4):33.
  弗吉尼亚·伍尔夫. 一间自己的屋子[m]. 王还译,北京:三联书店,1989:42.
  宋敏. 贝雅特丽丝之“毒”,红色的禁区[j]. 国外文学,2001(2):83.
  吴兰香. 霍桑与现代科学观——读《拉帕西尼的女儿》[j]. 外国文学评论,2006(4):66.
  西蒙·德·波娃. 第二性[m]. 桑竹影等译. 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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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作者:田亚曼 [标签: 扭曲 压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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