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零度写作　审美现代性　罗兰·巴尔特　文本
　　论文摘要:罗兰·巴尔特的零度写作理论，在强调不含思想感情的零度的、中性的写作同时，提倡自由的语言形式和语言结构表现，在主张写作主体消解的同时，又试图通过作家的风格间接地表现主体的思想情绪和观念意图，表现出零度写作理论丰富的内涵与深刻的美学思想以及审美现代性。
　　罗兰·巴尔特《零度写作》写于20世纪50年代，其写作的主要目的是同当时法国左翼文学批评的领袖萨特进行对话。萨特在《什么是文学》这篇论文中强调了文学的功能是恢复世界的本来面目，文学必须“根植于人类自由”的基本观念。巴尔特则对文学表现主体性思想持不同意见，强调写作的无主体性。他提出的“零度写作”的文学观就在于从根本上推翻了萨特的为谁写作的命题，从而确立了一种新型写作观。但是，长期以来在文学界与评论界一直对罗兰·巴尔特的这种零度写作观持不同见解。有人认为，只要是作家写作就不可能是零度的、不含思想感情的写作，任何文学作品都包含有作家主观的观念意图和感情色彩，所谓主体退出的一种沉默的零度写作是不可能的。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巴尔特理论的一种误解。当我们重新进人巴尔特零度写作理论的文本世界时，它的丰富的内涵和外延，深刻的辩证美学思想，并不是一句不含思想的写作所能概括的。
    巴尔特在《零度写作》中称“零度的写作根本上是一种直陈式写作”，是没?有语式的写作，类似于新闻式的写作。巴尔特认为写作类似于语言的中性项和零项，并将自己的这种发现引人写作和语言文学领域，冠之以“零度写作”。WwW.11665.COm
    在我看来，巴尔特的零度写作理论包含了三个方面的了一个对现实世界的一切抱“无所谓”态度的默尔索形象。加缪让人物以存在主义的方式自由自在地生活着，不介人不评判。巴尔特认为加缪实现了一种作者“不在”的风格，一种不介人的零度写作;第三，零度的中性写作具有工具性特征。即作为业余的首要条件的语言形式的工具，驱除了古典写作中的目的性和意图性。它是作家一种全新的使用语言的方式，即采取一种中性的零度写作并摆脱了某种典雅或华丽的风格，以及消除了个人情绪的介人。因而，语言不再是沉重的、单义的、观念的，而是处于一种纯中性的可变形式的状态。当写作的语言工具不再为社会意识形态所利用，不再具有功利性时，作家才可能完全自由地写作而不必受制于社会和阶级意识。这种全新意义上的中性零度写作中的工具性美学色彩的表现，诚如巴尔特所说:“于是文学被征服了，人的问题敞开了，并失去了色泽，作家永远是一个诚实的人”。由此看来，巴尔特的零度写作的核心强调中性的隐含作家主观意图的写作，明确提出了“文学是一种语言学问题”。
    巴尔特从语言学角度来论述文学与写作，认为写作是一个符号系统(writing is a system of signs )，其本质是纯粹的语言学范围的活动，一种不及物的活动。文学既不是指向客观实在，也不是指向心理的主观表现，写作活动本身成为了文学的核心。不及物写作是对零度的中性写作，作家的不“在场”的一种语言学意义上的深人论证。零度写作就是一种不及物写作。巴尔特认为，不及物写作(in-transitive writing)则是作者(author)写作。作家所致力于的是“怎样写”，强调的是“写”本身的行为动作。
    显然，无论是零度写作也好，抑或“白色写作”，不及物写作。巴尔特所强调的是在文学向语言学回归的过程中，作为观念意识代言的主体的消解。作家不再去承担社会和伦理的重担。而是在写作的空间中，提倡一种白色的或零度的写作，一种无动于衷而放弃责任的写作，作家退出了作品，成为了一种完全意义上的“缺席”。但是，在作家的写作实践中，这种所谓的“白色写作”是不现实和不真实的。因为它所具有的自由形式诞生于不确定的语言领域中，这种语言囚为与思想和现实的完全中断，使得它重新成为自己的“形式神话的囚徒”。因为它又重新创造了一种完全中立的、与任何思想无关的、完全客观的“中性写作”的“神话”，但是，人不可能逃离其社会和心性价值。一个人除了所谓政治、革命、阶级、思想等规定性以外，他在操持着语词的组合同时，也在充分确定和表现着自己的全部历史，因为人毕竟是由语言呈现和界定的。在巴尔特看来，根本就不存在无语言的思想，也不存在无思想的语言，因此文学同形式的分离，它仅仅是书写的类别，然而语言本身却包含着深刻的经验。或者是语言本身带出了文学在当代的全部困境，文学被导向语言问题，同时也被导向四分五裂的生存图景。
    零度写作理论本身受攻击最大的一点是主体消失论，中性的零度写作常常被称之为取消了作家作为创作主体的作用，作家只是书写的工具。其实这是对零度写作理论的一种误读。一方面，作为文学写作的主体概念，对于古典写作中具有特定的先验思想和社会观念的主体，对主体而言，在巴尔特的去意义而又唯语言的形式写作理论中，其地位作用的确是被消解了，主体被掏空了。文学不再是社会、阶级或作家的了，不是主体左右的作品，“文学应成为语言的乌托邦”。在巴尔特看来，在文本中作者的作用是使语言统一起来。所有的文本的表达都处于一种有序的语言结构之中，主体所面对的不是社会、意识，而是处于语言之中。作为文学主体的语言，是一个独立自主的系统，不是主体控制语言，而是语言控制和制约主体。任何一个文本，从形式的角度来说，其实都是语言的各种组合，永远也不可能冲出“语言的牢笼”，任何一个新的文本，都是以过去的文本作为参照而形成的对语言字词的一种新的组合表现，即各种文本都是一种“互文性”或“文本间性”。

    另外，在巴尔特的“可读的”和“可写的”这组范畴中，涉及到的美学层面是非常广阔的，它反映了古典美学的一些基本信念的消解以及现代新的美学观念的确立。其核心乃是那种中心化的权威性的东西受到严峻的挑战。同时也是对古典美学中的主体性观念的颠覆，那种绝对的个体主体性或反思主体的概念受到了质疑。交互主体性的思想在“可写的”文本观念中得到体现。文本的意义不是固定在文本中，而是要通过读者自己的“生产性”活动而产生。这包含着两方面:一方面，读者被提升到和作者平等的地位，中心化的特权主体不复存在了;另一方面，意义不再是作者和文本自身的拥有物，毋宁说是读者自己的发现和创造。于是，意义便从古典的文本中心或作者中心转向了读者的“生产性”过程。“这些现实是对传统的美学观的有力颠覆，它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审美现代性所蕴涵的平等，对歧义的宽容，交互主体性，交往对话等观念”。

    巴尔特零度写作理论的提出，其实是对文学史上写作理念相对于主体的束缚而言的，是经过写作和文学的辩证历史的考证之后而形成的一种对现代写作状况的描述。
    然而，无论从哲学、美学还是语言学的层面，我们还是可以看出巴尔特本人对零度写作局限性的一种认识。首先，在巴尔特看来，如果文学或者写作真的是以零度的、白色的中性写作为准则的话，在作家获得了充分的语言自由的同时，在语言形式代替文学内容的话语体系以及一种清新的形式主义审美观念被人们普遍接受的同时，那么也预示着一种新的写作模式在语言领域中的诞生。然而一旦新的写作模式出现，它本身就会以一种语言形式的神话去规范并影响着作家，即使是作家自己，也会被自己所创造的语言形式的规范所禁锢。因而，巴尔特在阐述了他的零度写作观点以后，紧接着就说:“不幸，没有什么比一种白色的写作更不真实了，在如下的领域里逐渐形成了一些自动作用，在这里首先有一种自由，一套凝结的形式越来越具有话语最初的清新性;一种写作重新诞生于一种不确定的语言领域中，达到经典水准的作家成为其原初创造的模仿者，社会从这位作家的写作中创造出一种方式，并使他重新成为他自己的形式神话的囚徒。其次，我们也可以说，巴尔特零度写作理论的提出，仅仅是就文学的性质所具有的语言的本质属性而言的。表现为巴尔特试图将语言从古典写作中的特定意识形态的工具性，收回给语言的自然属性的意向中。与此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出巴尔特零度写作的另一面，即当语言不再为某一特定时代、特定阶层和特定的社会意识所专断时，当语言真正回归它的自然属性、它的原初的、零度的语言状态时，同时又哲学地、辨证地表现出语言的无所不含的属性来。也即是说，当写作语言真正是零度的自然语言时，不再仅仅指涉单一社会意识时，那么就意味着自然语言结构指涉和包含着整个社会和历史的语言。因此，巴尔特说:“文学承担了在一切其他信息之前直接报导成熟之人的情境的任务，这些人都处于他们的阶级、地区、职业、传统和历史的语言结构之内。在这里我们明显看出巴尔特的零度写作理论中一以贯之的思想:即首先，一切都是符号，符号之外无他物。符号总是受制于权力话语及其压抑。其次，既然任何权威话语都是权力话语，那么，自由就只能是一种从权力中解放出来的能力，是避免对别人施加权力的能力。语言形式的本身就包含了无限的思想性，语言形式的选择并不排斥理想，因为建立在社会言语上的文学语言永远摆脱不掉一种限制它的描述性质。与传统不同的只是它不表现单一的特定的思想意识，转而去表现更丰富多姿、更多样化、更自由化的广泛的社会的思想意识。也正是在这个层面上，巴尔特说:“当作家采用人们实际说着的语言，即当它不再是生动描绘的语言，而是包含了全新社会内容的基本对象的语言之时，写作就把人物的实际言语当成了他的思考场所。文学不再是一种骄傲或避难的场所了，它开始变成一处传达清晰的信息的行为。”当语言摆脱了某种特定思想的束缚后，它同时又成为了人类思想的栖息地，自由的思想之国。
    照理说，这种自由只能在语言之外存在，但是，巴尔特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于是，便出现了一个悖论:语言是一种压抑，而反抗这种压抑又只能借助于语言自身。解决这个悖论的唯一途径就是文学。他说道:“这种有益的诡计，这种逃避，这种宏伟的欺骗，允许我们在权力限制之外和语言永恒革命的辉煌中来理解言语。我把它称之为文学。”
    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自现代主义艺术以来的一个基本主题:通过艺术形式的游戏来对抗和颠覆现存的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文化。巴尔特主张把文学变成为一个能指的游戏，通过词语之间多种意义的无穷替换，最终实现文学的政治潜能。很明显，巴尔特是想建立一个语言的乌托邦。在这个乌托邦里，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语言和欲望，存在着各式各样的写作和读者。文学成为一场多样化的演习，这一切和压抑性的规范语言和权力压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它聚集了语言的不纯粹性，使语言学成为无用之学，使信息直接讹误:只有多种欲望、恐惧、幻影、威胁、进度、奉承、抗议，超越和侵略。它们是活泼的语言所创造的各种各样的音乐”。体现出典型的后结构主义的观点。“巴尔特所推崇的零度写作只是在乌托邦的意义上，在一种审美的意义上，在虚无的意义上才可能存在，正是这样，写作的零度与其说是实践的、科学的、冷静的，还不如说是美学的、想象的和乌托邦的，与其说是理性的，还不如说是小说性的。
    巴尔特将文学归之于语言学，试图在语言与意识形态的分裂中获得一种语言的自由，在对普遍的自然而自由的语言追求中，来期待实现人的绝对自由和平等社会到来。从零度写作理论中可以看出，在巴尔特的思想中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观点，就是抗拒意义的暴力。多少世纪以来，这种暴力以非此即彼的先在模式来决定意义。而多元的文学和解释，正是语言的乌托邦，它提供了一种从现存的物化的社会文化语言中解脱出来的可能性。于是，语言的乌托邦就是实现梦想的唯一一条途径。
    至此，我们可以看出，在巴尔特那里，传统美学那种确定的中心化和实体化的意义便被解构了，无论是作者还是文本，都不再具有对某种意义的绝对垄断权。意义是主体与主体或主体与对象之间的对话，协商和活动的产物，是一种开放性和生成性的生产过程，而不是封闭性和已完成的东西。如果回到美学命名之初，这种对审美的现代性理解揭集了一个重要观念，那就是审美思维对差异或歧义的宽容正是审美现代性的特征之一，它呈现为多元性或多义的包容涵纳，对歧义的宽容，作品的意义有无穷阐释的可能。保留歧义和多元，捍卫宽容和差异，这正是审美现代性在表意实践和思维范式上的体现，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巴尔特断言:“文学应成为语言的乌托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