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灶神之妻》　文化冲突融合　母女关系　东方主义
　　论文摘要:谭恩美在《灶神之妻》中从一个华裔美国女作家的特殊视角探讨移民美国的母亲和美国出生的女儿之间从冲突到相互尊重和融合的心路历程。同时也剖析了谭恩美的情节安排迎合了东方主义的阅读喜好。表达了作家在中美两种异质文化冲突和隔阂中，寻找多元文化共同发展的美好愿望。    
　　正如西蒙娜·德·波伏娃在《第二性》序言中所说的:“我还要从女人的观点去描述女人所应当生活的那个世界。这样我们便可以在她们渴望取得人类一员的身份、努力挣脱今天仍指定给他们的领域时，正视她们前进道路上的重重困难。”谭恩美就是这样一位从中美两国文化冲突和隔阂缝隙中看到女性的挣扎和母女从隔阂到融合的著名的美籍华裔作家。她继1959年出版的《喜福会》获得美国主流社会和大众读者的欢迎后，又于1991年推出了第二部小说《灶神之妻》。在这两部畅销的小说中，谭恩美以自己第一代华人移民后代的特殊身份，将在大陆有着坎坷经历的中国母亲和在美国有着文化困惑的美国女儿的生活经历和心路历程描写得淋漓尽致。
    《灶神之妻》以女儿珍珠作为主要的叙事主角，她向母亲隐瞒了她患有多发性硬化症的病情，而母亲也向自己的女儿隐瞒了她在中国和一个中国丈夫文福的不幸婚姻经历，以及第二任美国丈夫吉米·路易怎样让她摆脱中国的痛苦折磨来到美国的经历。母亲仍然是中国式的，而女儿却是完全的美国化，两人在文化上、心理上都有着深刻的隔阂。wWW.11665.CoM这种文化的纠纷和冲突主题，不单单是在谭恩美的作品中得到特别的体现，它几乎是一个母题，在许多海外华文文学中反复吟唱，同时在海外游子心中萦绕。
　　一、中华伦理和西方价值观的冲突
    中国儒家文化中，强调“三纲五常”、“三从四德”，要求中国女性“未嫁从父”、“嫁后从夫”、“夫死从子”。《灶神之妻》中的母亲扛雯丽在书中却没有尊崇妇女的“三从四德”。江雯丽出生在20世纪初上海的一个富商之家，由于母亲是二姨太，并且和情人私奔了，父亲一怒之下将江雯丽扔到崇明的叔叔家，从小就没有“未嫁从父”。嫁人后，她的丈夫是个心胸狭窄火自、私小气的施暴者，虽然是个飞行员，但是没有教养，对她百般凌辱。他随着国民党部队到处飘零，她也只好跟随着他。他在外吃喝缥赌，在家不顾亲生女儿的死活，最终让她忍无可忍，决意离婚。他们来到上梅时，江雯丽曾幻想依靠父亲的权势来摆脱与文福的婚姻。可当了汉奸、破了产的老父反而需要在国民党当过兵的女婿的支撑。江雯丽只好再次忍气吞声。直到父亲死后，她才得到一个爱她的美国人吉米·路易的帮助，来到美国。江雯丽在中国的婚姻中，也没有“嫁后从夫”。来到美国，丈夫死去后，她也没有依靠任何一个子女，自己开花店，自给自足。江雯丽夫死后也没有“从子”。
    母亲江雯丽虽然不是一个自觉的反抗封建伦理纲常的女子，但是她所做的一切符合美国自由、平等和民主价值观。美国宪法保护个人圣神不可侵犯的权利，《自由宣言》中崇尚“天赋人权”的精神，也是母亲最终享受到的。中国的封建伦理在美国这块土地上，得到了彻底的解脱。这样的故事情节让强调“自助者天助”的美国读者拥有了强烈的阅读期待。
    在两种价值观念的冲突中，母亲最终选择了西方的价值体系。同时，作者又安排了美国人吉米·路易给予母亲无私的爱和帮助。这也正契合了西方人眼中所希望看到的东西方。萨义德曾指出:“东方主义是一种与宗主国社会中的男性统治或父权制相同的实践:东方在实践上被描述为女性的，东方的财富则是丰富的，而它的主要象征是性感的女性、妻妾和专横的—又极为动人的—统治者。正如同萨义德所言，在《灶神之妻》的故事结构中，就蕴涵着西方人眼中的东方主义。吉米是西方的男性，魁梧动人而且彬彬有礼，崇尚自由、平等、民主的人权;而母亲是东方的女性，美丽聪慧却被暴虐的东方丈夫统治，缺乏爱情和安全感。母亲通过吉米的爱情和移民帮助逃离父权统治的行径，最终被东方主义理解为西方解放了东方。东方主义认为:东方总是代表落后原始、荒诞无稽、神秘、奇特，多为女性的象征，而西方则是理性、进步、科学、文明，多为男性的象征。在20世纪初的时候，西方的文明终于将东方文明发现并解救出来。在文学中爱德华·赛义德在《东方主义的再思考》中指出:“文学史学家已经进一步注意到，在所有种类的审美创作与人物塑造中，人们习惯地按照一种西方化的轨迹来看视东方。”谭恩美的《灶神之妻》在某种程度上，迎合了东方主义的思维模式。

　　二、母女间的文化冲突和隔膜
    “母爱女孝是父子伦理的变体，是传统文化中儒家家庭伦理最重要的属性之一。华裔作家也擅长通过母爱女孝伦理的体认来反思传统文化是如何塑造中国人的，也以此反映新旧文化与中西文化的差异”。谭恩美的成名作《喜福会》中，作者就用女性特有的细腻笔触写出了在东西方文化下，母女之间关系怎样由隔阂走向融合和理解。而在第二步同样畅销的小说中，她依然通过第一代移民的中国母亲和本土生长的美国女儿之间的关系来反思不同文化在人们心中造成的快乐和忧伤。
    《灶神之妻》中除了描写东西方两者之间的伦理价值观有着冲突以外，血缘至亲的母女也在两种文化的熔炉中相互不理解。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家庭”既代表着家长对子女的权力，又意味着子女对其依赖关系。“血缘关系”即与“孝道”相伴随而存在，有“百善孝为先”之说。但是在女儿珍珠十四岁“充满了愤世嫉俗的怒火”的时刻，她做了让母亲很难原谅的事情。女儿拒绝悼念濒临死亡的父亲吉米:“我不想悼念躺在棺材里的这个人，这个病人已经瘦得不像样子，他呻吟着，衰弱无力，直到临终一直在用可怕的目光搜索我的母亲。他与我的父亲一点也不像，我的父亲是那么富有魅力、那么强壮、仁慈，总是慷慨大度，笑声不断”，“我怒气冲冲，满脸泪痕地跑上哥伦布大街，一直跑到海湾，也不管那些怔怔盯着我的游人。结果，我错过了葬礼。”为了这件事情，女儿和母亲关系一直就很紧张。正如文中说:“我们两个都赢了，也都输了。”
    结婚后，女儿看望母亲也像是例行公事。珍珠在从母亲家回到自己家的路途中，“我望着窗外急驰而过的风景‘水库，起伏不平的小山坡，还有我路过上百次的同样的房子，从来不知道里面住的是什么人。一程又一程，一切都是那么熟悉，又是那么陌生，就是这距离横亘在我和我母亲之间，把我们分开了。这中间的距离就是文化的差异和隔阂。虽然女儿珍珠生有中国人的脸，但是她自小长在美国，思维方式和行为举止都是美国式的。她主张父母与子女是平等的，父母对子女没有绝对的权威;而母亲对她的管教仍然是中国式的，需要严格地服从和遵守。一旦女儿反抗，母亲便觉得触犯了中国的“忠孝”观念，更不用说不看一眼濒临死亡的父亲吉米了，那在中国简直是大逆不道，不可原谅的罪过。她不知道，女儿其实也爱父亲，只是表达的方式不同罢了。
　　三、血脉的融合消饵了隔阂
    中国有一句古话:“血浓于水”的确，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更迭中，宗族主义发挥着巨大的作用，而在文化的冲突和隔阂中，血缘关系对于定居在他乡的华裔来说，也是最好的毅合剂。“所有族裔散居团体定居在自己的出生地(或想象中的出生地)之外地领域，承认‘古老的国家’—一个深埋于语言、宗教、风俗或民间传说中的概念—认为这个古老的国家总是能抓得他们的忠诚或感情。虽然中国只是存在于女儿珍珠几乎模糊的记忆中，但是毕竟自己的中国人外貌和族群认同心理是不能磨灭的;虽然美国是她现在居住的地方，但是“中国”是更具有象征性的、集体无意识的“家园”。
    无论文化有怎样的隔阂，总是有更无法割舍的血脉维系着母女的关系。母亲终于在整理房间的时候，看见了意想不到的东西。她发现女儿将父亲的逝世日期记在一张卡片上，同时上面盖着黑纱。当时，母亲想到:“只有在这时我才想到我错了。我想马上就给阿珍(即女儿)打电话，告诉她，现在我才知道，你伤心过，你哭过，不是在脸上哭，而是在心里哭。你爱你爸爸。母亲立刻理解了女儿当时因为愤怒和绝望而没有看垂死的父亲的心情。女儿没有从行动上安慰父亲，但是在心中却一直深深地缅怀着。
    而女儿则是通过母亲的叙述进行了一次文化寻根，和母亲一起追忆了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经历了怎样的沧桑生活和情感纠葛才更了解母亲的。通过这次文化寻根和精神砒砺，女儿自觉寻找和确认自我在现实与精神上的归属。寻根这个主题，作者在前一本书《喜福会》上已经通过四对母女的故事阐释过，《灶神之妻》继续通过“母亲和女儿”这条生命链来追溯。谭恩美的文艺理论观也是跳出了“美国叙事”或“中国记忆”单一的一维思维模式，如乐黛云所说:“从人类文化的现状和合理交往方式出发，站在多元文化共存、‘和而不同’、互补共进的文化生态立场，将自己的方法论基础放到了世界性文学对话的起点上，力图将不同文学话语之间的事实联系、逻辑关联和美学精神相结合。谭恩美站在文化融合的立场上，熔铸出反映出跨文化特征的华裔文学《灶神之妻》。
    母亲的爱和关怀通过血脉源源不断的渗透到女儿的身上，女儿最终也沐浴于母爱或者说是中国特有的家庭血缘凝聚力中。女儿珍珠愿意用中草药来治疗多发性硬化症，母亲也送给女儿一个具有寓意的女菩萨“莫愁”，她希望用中国的菩萨“莫愁”来保佑美国长大的女儿珍珠。这次文化寻根意义的谈话，终于让中国血脉的融合消饵了文化的隔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