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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大公报》“文艺副刊”与京派文学批评的形成
论文摘要:《大公报》“文艺副刊”对京派文学批评的形成起了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京派文人以《大公报》“文艺副刊”为物质载体,展开文学批评活动,逐渐形成了独特的文学观、批评观以及批评方法,并扩大了这一流派的影响。
  论文关键词:《大公报》;京派;文学批评
  《大公报》“文艺副刊”指的是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公报》先后出现的《文艺副刊》和《文艺》这两个纯文学副刊。它是京派文学实践的重要场所,它以刊登相当数量的京派作家的文学作品体现了京派的创作成就,对京派文学贡献很大。“文艺副刊”还登载了京派大量的批评文字,对京派文学批评的形成同样起着重要作用。
  任何的文学及批评流派的形成都要有一个过程。大公报“文艺副刊”作为京派重要的联络场所、物质载体和发言空间,在塑造这个批评流派的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印刷品,不管哪种作为内容载体均在大众媒介之列,另一方面,它的效果以交际过程这一基础为先决条件。”…报刊作为现代媒介,是现代知识分子的活动舞台,其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是交流性。京派文人以大公报“文艺副刊”为依托,得以与其它方面的知识分子和大众进行文学方面问题的交流与互动。京派文人以大公报“文艺副刊”为论述空间,实践着自己的文学理想,他们非常重视对话与交流,除了发表一般的、相对“无意识”的批评文字外,他们还常常针对一个问题或一个现象展开探讨。这些探讨常常逸出京派之外,从而产生广泛的社会效应。1933年10月18日,沈从文在《文艺副刊》发表了《文学者的态度》,引起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非常著名的“京派”与“海派”之争。WwW.11665.com1934年8月发生了关于“大众语”的讨论,沈从文、曹聚仁、黎锦熙等人参与了讨论。1936年,沈从文以“炯之”的笔名在《文艺》发表了《作家问需要一种新运动》,引发了关于“反差不多”的广泛讨论。论争使得各方面得以宣扬自己的观点,或修正自己的立场,而参与者的文学观念和文学思想就由这些论争得以体现。除了参与某些问题的讨论外,京派文人还策划和组织各种具体的交流形式。一是编者采用书信的形式,与有关的人进行文学方面的探讨。如1934年12月6日,编者在《文艺副刊》发表了《致一个作者的公开信》,讨论了创作方面的问题。1935年1月6日,编者在《文艺副刊》刊登《致一个读书人的公开信》,强调了文艺创作的独立性。二是1935年l1月6日,《文艺》开设了“答辞”专栏,在《启事》中,编者表示:“一点情感的抒散,或一些零星意见的吐露不能和‘议论’一样看待。我们永远把读者看待成在脑力心胸上至少与我们齐肩平等的人。”“这栏文学是一个年轻人对另一年轻人的攀谈。”“答辞”栏目的设置,充分呈现了编者的读者意识和交流意识。三是大公报“文艺副刊”的编辑者充分利用了书评这一形式迅捷灵活、新闻性强的特点,刻意登载数量众多的书评文章,其中既有单篇的评论文章,也设有“书评专刊”和“书评专辑”。书评的应用有利于各方进行充分的交流活动。1935年2月,《文艺副刊》以整版刊登了朱光潜等人对话剧《委曲求全》的评论文章;1935年,刘西渭以书评的形式和巴金就“爱情三部曲”进行了讨论;1936年,刘西渭和卞之琳发生了关于《鱼目集》的争论;同年12月,文艺副刊组织了对曹禺的剧作《日出》的集体评论。这些评论使得创作者、批评者和读者得以进行“立体交叉”的对话与交流,使作品的价值得到进一步的挖掘,使各自的文学观念得以展示。四是举办“文艺奖金”的评选和编选作品集。1936年,为纪念“新记”《大公报》诞生十周年,《大公报》馆举行了“文艺奖金”评选活动。评选出何其芳的《画梦录》,芦焚的《谷》,曹禺的《日出》为奖金获得者,这是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非常有名的事件。为显示大公报“文艺副刊”的创作成绩,同年副刊又编选了《大公报文艺丛刊小说选》选人了京派作家们的优秀作品。
  京派文人坚持开放包容的文学立场,重视对话与交流,因此副刊得以吸纳不同方面的声音。沈从文、朱光潜、李健吾、萧乾、梁宗岱、李长之、常风、杨振声、林庚、卞之琳、罗念生、苏雪林、叶公超、林徽因、梁实秋、茅盾、李辰冬、曹禺、巴金、李影心、黄照、陈世骧、穆时英、刘荣恩、吴世昌、杨刚、张天翼、艾芜、陈蓝……从这一长串名单中我们可以看出稿件来源的复杂性。其中既有朱光潜、沈从文、李健吾这样的京派中坚,也有梁实秋、巴金、曹禺等不属于京派的自由知识分子,也包括了茅盾、张天翼、艾芜等左翼人物。他们在副刊上发出不同的声音,形成了“众声喧哗”的局面。“所谓文学其实就是在作者、文本、读者这三者没有穷尽的、不稳定的辩证关系之历史中不断重构的。”京派以大公报“文艺副刊”为依托,实践文学理想,进行文学批评,在“众声喧哗”的对话交流中促进了“京派文学批评”的形成。

  第一,京派以大公报“文艺副刊”为平台,形成了自己的文学观和批评观。1933至1937年的大公报“文艺副刊”先后由沈从文、杨振声和萧乾担任主编。在编辑方针和原则上具有一致性,他们坚持文学自身的规律和特点,注重文学的独立性,要求文学的非政、非商,提倡创作的严肃性。大公报《文艺副刊》创刊号发表了杨振声的《乞雨》和林徽因的《惟其是脆嫩》,表明了其办刊宗旨:一是要打破北方文坛的沉寂局面,使文坛变得富有生机和活力;二是要保持文学的独立性,使其不受商业和政治的影响。这里体现了京派一个重要的文学思想:讲求文学的独立性和创作的严肃性。1933年10月18日,沈从文在《文艺副刊》发表《文学者的态度》,文章开头便强调“这是一个很文雅庄严的题目”,作者以家里的大司务为例,说明文学创作是严肃的事情,要“诚实的去做”,要“本分”,要反对将文学当成“游戏的”,在“玩票白相精神下打发日子”的观念。对文学独立性的强调使沈从文将文艺创作看成一项类乎宗教的神圣事业。在《萧乾小说题记}(1934年l2月15日《大公报·文艺副刊》)中,他提到自己从事创作的原因时说:“因为我活到这世界里有所爱。美丽,清洁,智慧,以及对全人类幸福的幻影,皆永远觉得是一种德性,也因此永远使我对它崇拜和倾心。这点情绪同宗教情绪完全一样。这点情绪使我来写作,不断的写作……。”在《给志在写作者》(1936年3月1日大公报·文艺》)中,沈从文强调:文学是一种“信仰”,而不是“兴趣”。沈从文之外,其他京派人物也经常强调文学创作的独立意义。叶公超、萧乾、芦焚都曾发表过相关文章。
  京派对文学独立性的强调,不仅指创作而言,也指文学批评而言。他们特别重视文学批评的独立意义。1936年1月5日,刘西渭在《大公报·艺》发表《答巴金的自白书》,指出“批评不像我们通常想象的那样简单,更不是老板出钱收买的那类书评。她有她的尊严,犹如任何种艺术具有尊严,正因为批评不是别的,也只是一种独立的艺术,有它自己的宇宙。”《大公报·文艺》在1936年8月2日刊登了朱光潜的《谈书评》。朱光潜认为书评者评论作品的唯一理由是对作品有“特殊的见解”,“独到的见解”。对批评的独立的强调表明了京派文人在批评上的自觉,这是一种具有现代;意识的批评观。
  京派对文学独立性的重视容易使人认为京派}的文学思想是“纯文学”的,只讲求“审美”的,与社会现实相隔绝的思想。其实,京派也重视现实关怀,但他们反对将文学作为直接的政治斗争的工具,而是从人生、人性健全的角度来传达他们对社、会和民族命运的关注。沈从文于1934年1月3日在《大公报·文艺副刊》发表了《元日试笔》一文,指出了国家当前的种种“坏处”,认为“在这种情形下”,需要“具有独立思想的作家,能够追究这个民族一切症结的所在,且明白了这个民族人生观上的虚浮、懦弱、迷信、懒惰,由于历史所发生的坏影响,我们已经受了什么报应,若此后再糊涂愚昧下去,又必然还有什么悲惨场面,他又能理解在文学方面,为这个民族自存努立上,能够尽什么力,且应当如何的去尽力。”萧乾在《创作界的瞻顾》(1934年11月28日《大公报·文艺副刊》)中认为作家要“努力跳出个人主义的圈子”,明白“对时代的义务”。“丢弃了艺术又丢弃了大众”的文学是无路可走的。京派文人并未忘怀现实,他们更了解文学自身的审美特性,意识到了文学与现实的复杂关系。他们努力在文艺与现实之间建立一种合适的关系,在不损害文学的审美特性的前提下发挥文学的社会功用,通过对人生、人性和人格健全的关注,实践着自己的文学——社会理想。

 京派既强调文学的独立性,又不放弃现实关怀,他们以自己的创作和批评实践寻求着两者能够兼顾的最佳途径,以便保持平衡而不走向任何偏激。“距离说”是他们这一实践的重要方法。朱光潜在《从‘距离’说辩护中国艺术》(1935年10月27日《大公报·文艺》)中指出世界之所以“不经见”,是“因为我们站得太近”。“艺术取材于实际人生,却须同时与实际人生之外另开一世界,所以要借种种方法把所写的实际人生的距离推远。”萧乾在《欣赏的距离》(1933年1月8日《大公报·文艺副刊》)中指出不但要懂得“物的方面”的距离“心理上的距离”也很重要。要“训练我们神经对美的反应,保持住自己和艺术品的距离。”此外,李影心在《评(五月)》(1936年1月3日《大公报·文艺》)中,常风在《南行记》(1936年3月6日《大公报·文艺》)中,都谈到了在艺术活动中“距离”的重要性。

  京派用“距离说”调适艺术与现实的关系,注意把握审美主体与客观世界的适度平衡,这就在技巧上对创作者提出了较高的要求,他们不约而同表达了对技巧的重视。1935年11月3日,萧乾在《大公报·文艺》发表了《为技巧伸冤》,阐述了技巧在创作中的重要性。1936年1月15日,沈从文在《大公报·文艺》的“答辞”栏中表示在创作中“不能过度挥霍文字”,“聪明不凡的作家还会在作品上有意无意留下一些缺点,把作品表现得更生动一点。”其它的关于技巧与形式的相关文章也很多,如朱光潜《诗与谐隐》,罗念生《节律与拍子》、《音节》,梁宗岱《关于音节》,叶公超《音节与意义》。京派强调技巧的重要性,但他们并没有走上形式主义的路上去,在他们的观念中,形式和内容是互为表里,不可分割的。在重视技巧的同时,他们也重视作品和题材的现实意义,寻求艺术性与社会性的和谐统一。
  第二,京派文人以《大公报》“文艺副刊”为平台,展开批评活动,形成了自己的批评方法和批评风格。1935年4月14日,朱光潜发表《创造的批评》(《大公报·文艺副刊》),这是一篇很能说明京派批评特点的文章。作者以欧洲文学为例,指出了只重理论和“义法”,不顾具体作品的“判官式批评”的流弊,“文学是创造的艺术,决非几条死板的规律所酿成的,而且文学家往往不仅创造作品,还要欣赏作品的趣味,每种伟大的新作品都是一种新趣味,我们决不能以古人之已然,责后人之必然。”“如果自己没有创作经验,不识其中甘苦,只根据几条死板的规律称引一点旁人的理论,去说明是非,总不免隔靴搔痒。”京派在批评实践中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有意或无意的对理论的拒斥。他们不喜欢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去扣理论的大帽子。萧乾在《创作界的瞻顾》(1934年l1月28日《大公报·文艺副刊》)中说“批评家不是用辩证法的大帽子就是引用某外国学者的网绳,我们的批评家太急于对一个正在努力的作家作盖棺以后的总括结论了。”“为什么不集中在某篇作品上,谋读者理解作品的补益呢?从一般批评看,这些人应改业作牧师、屠户,唱花鼓戏者。”沈从文、萧乾、李健吾、梁宗岱等京派主要人物都具有两种身份:既是创作家,也是批评家。在创作与批评两个领域游走使得他们对写作的甘苦深有体味,因此,他们喜欢在批评实践中用自己的艺术敏感来感受作品,将自己浸入作品,从中获得新的审美感受和审美价值。对“创造性批评”的重视是京派文学批评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梁宗岱在《诗·诗人·批评家》(1936年5月15日《大公报·文艺》)中指出需要有“诗人兼批评家或批评家而具有诗人禀赋”的人。朱光潜也强调批评者必须是创造者。对“创造性批评”的重视使得他们在批评中将表现出强烈的主观情感,在思维上注重直观感受,并用一种统摄性的思维方式来审视对象,显得缺少推理分析。韦勒克认为:“批评不是艺术,批评的目的是理智上的认识,它并不像音乐或诗歌那样创造一个虚构的想象世界。”因此他们的批评文章在风格上一方面显得意趣盎然,精彩纷呈,充满灵动与创造,一方面又显得缺少逻辑建构和客观标准。
  如李健吾对《鱼目集》、《画梦录》、《边城》的评论,萧乾的《(虫蚀)里的三部曲》,李长之的《林庚的诗集<夜)》等等。需要指出的是,这种风格的形成,固然是由于京派文人的文化选择和审美取向所致,但我们也不能不考虑到刊物本身的作用,从物质载体的方面来看,现代传媒往往会影响到文学和文学批评的风格和形态,大公报“文艺副刊”稿件来源复杂,作为一种公众性很强的刊物,其本身不是纯学术期刊,要考虑到一般读者的需求和接受条件,在这些客观条件下,刊物就不能选择那种学理性很强的文章,并且,其版面有限,不便登载篇幅太大的批评文章,因此,学理性较弱,而文学性和“趣味性”很强、篇幅又相对短小灵活的批评文章便占据了副刊的大部分。
  第三,京派以大公报“文艺副刊”为依托,展开批评和交流活动,增强了凝聚力,扩大了影响力,并促进了“京派文学批评”的形成。1933年8月,沈从文回到北平,9月开始主编《大公报》“文艺副刊”。《大公报》的办报立场是“文人立场”,这与京派的文学思想非常相合,他们在这里找到了施展身手的广阔舞台。沈从文和杨振声主编大公报《文艺副刊》时,京派成员均已陆续返回北平,大公报“文艺副刊”增强了他们的相互联系,他们也借此一展身手,实践自己的文学理想。在《大公报》“文艺副刊”上登载批评文字的人很多,已大大超出京派范围,但就主要撰稿人而言,沈从文、朱光潜、萧乾、李健吾、梁宗岱、李长之等京派主要人物的批评文字最多,影响最大,而且,他们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一致的文学和批评选择,如强调文学创作和批评的独立自足,对技巧的重视和对人性的关注,讲求创造性批评和主题介入,注重直观感受,这些都是京派文学批评的独特风格,而风格是一个批评流派形成的重要标志。京派以《大公报》“文艺副刊”为舞台,展开了许多交流活动,而且都具有一个不容忽视的特点,即采用了将文艺创作批评和报刊这种现代传媒相结合的形式。京派文人是这些活动的组织者和重要参与者,他们的文化取向和审美选择无疑会极大地影响这些活动的内容和结果,他们的文学观念和批评方法借这些活动得以形成和展示。拉尔夫·科恩认为“文学理论就其范围而言是一种有关话语的论述。”话语本身具有构成性和功能性,报刊作为现代传播技术,具有极大的公众力和社会影响力,它能够将经由这些活动而构成的京派文人的文学思想和批评方法变成一种“话语权力”。这样,京派文人的文学和文学批评的取向变成为一种风气的导向,在文坛表现出自己特有的风格,作为批评流派的“京派文学批评”也得以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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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作者:李恒才 [标签: 文学 的形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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