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霜红 欧飞兵 吴慧兰

　　论文摘要：弗吉尼亚·伍尔夫认为伟大的头脑是双性同体的，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相互融合才能到达艺术创作的理想境界。分析伍尔夫“双性同体”，可以看出这个术语的提出不仅是由于女性她自己的利益，同样也是为了揭示男性的性别实质。毫无疑问，其中蕴含的对社会性另q的透视提高了批评意识。
　　论文关键词：双性同体；男性气质；女性气质
　　弗吉尼亚·伍尔夫，英国的意识流小说大师，杰出的文学理论家，批评家，随笔家，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先驱者。她在1929年出版的《一间自己的屋子》中提出双性同体思想，成为后来众多的女权主义者争论不休的一个话题。在伍尔夫的理论中，双性同体被赋予了文学的意义，那便是借于女性气质与男性气质的相互补足从而能够达到的艺术最高境界。伍尔夫认为，伟大的脑子是双性同体的，无论是男性作家还是女性作家在进行创作中首先应该摆脱的就是个人的‘单性意识’，从双性角度去考虑问题以达到创作的最佳境界。双性同体可说是伍尔夫对于艺术家进行创造寄寓的理想，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wWw.11665.cOM
　　首先，女性因素的提出，意味着伍尔夫的“双性同体”作为一种诗学理论第一次明确地强调女性特征这基于伍尔夫作为一名女性对男女不平等的现实的那种清醒、深切而痛苦的认识。她一直试图探索一条重建女性自我，恢复女性社会地位，树立女性坚强自信的道路，也就是主张女性“成为自己”。所以，伍尔夫双性同体理论对女性因素的强调，是重视现实的结果，无形中打破了历来人们重视男性因素的偏见，使得“双性同体”不至于远离现实的基础而落入空泛。实际上，伍尔夫的双性同体是解构男女二元对立这样的父权制原则的概念，它为以后女性文学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并对女权主义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使得后来的女性批评家或者女性作家更加冷静睿智的看待父权社会施加与女性作家的压力。它代表着“一种新的文学敏感性”，这种文学敏感性不是女性的，而是双性的。但伍尔夫这位被后人看作女性主义的先驱人物，对自己这一性别写作的有限性保存了高度的警惕。她清楚地认识到，种种原因使得女性处在一个“被剥夺”的位置上，这个位置并不必然导致“真理”，导致写作方面的任何优越性。在追寻女性写作的传统时，她对写作上的女祖先一一加以清点。她发现较长时间的封闭生活给女性的写作生涯带来了明显的损害，甚至伤害很大。女性被摒弃于生活之外，猜想着外界的情况，并且不可避免地夸大了内心的经验；而等到能够接受外部世界的阳光时，她却又显得太虚弱了，她过于急切地捕捉自己的感受，可是这种感受能力具有太多的主观成分，致使她本人不能确切地知道到底什么是自己真正看见的和感受到的。而更为糟糕的是，她有时会被来自性别处境的“愤怒”所压倒和支配。以夏洛蒂·勃朗特为例，“她并不想去解决那些人生问题，她甚至根本就没有觉察那些问题的存在，她的全部力量——那是愈受压抑就愈显示其强大的——都投入这麽一种断言之中：‘我爱’，‘我恨’，‘我受苦”’。因而读她的书，找不到对于人物性格的细致观察，她的人物帮是既生气盎然又性格单纯的；找不到喜剧性的情节，她的情节既严酷又粗糙；找不到关于人生的哲学观点，她的观点不过是一乡村牧师女儿的想头。尽管她有十分强烈的感受，但那等激烈，那等愤慨，使得她无法把她的天才完完全全地释放。另外，在温奇尔西夫人和乔治·艾略特等人身上也能看到这一点，而在一些二流的女作家那里更是可以时时见到这种情况。这具体表现在她们所选择的题材上，以及她们对现实的愤怒引起的不自然的逞强好胜，对现实的隐忍引起的不自然的温良驯顺中。更甚的是其中虚伪态度的广泛渗透，她们屈从于权威，其想象变得或是太男性化，或是太女性化，从而失去了自身的完美整体性，也即失去了艺术的最根本的品质。为此，伍尔夫写下的这些话对于今天我们当下的“女性写作”似乎更有启发：“像女人那样写，但是像忘记自己是女人的女人”。

　　其次，男性因素的重申，则意味着双性同体理论是伍尔夫站在不只是片面关注女性自身，而是全面关注男女两性的历史更高点上提出来的，体现的是一种“超性别立场”。作为一位视野开阔，：其有“超性别立场”，“忘记自己是女人的女人”的伍尔夫对男性本身持有一种冷静、客观的态度，她能够发现男性创作的优点，“看过女人的作品以后，就发现男人的作品是如此直截了当而且坦率。它显示出这样自由的思想，这样自由的人，这样的自信。在这种得到良好滋养，良好教育的自由的头脑面前，人们也意识到了身体上的健康，这个头脑从未受过挫折或者被反对过，而是自出生以来就享受着充分的自由，自由地向它所喜欢的不管什麽方面去发展。所有这一切都是值得称道的”；也能够发现男性创作的缺点，“书上似乎横着一条阴影，那是一条黑色的直杠，一个样子多少像字母‘i’的阴影”这个“i”代表的男性气概，拥有绝对优势，令人枯燥厌烦乏味，把创造力的源泉给堵塞住了。她很厌恶当时“男人只是用他脑子的男性的那一面进行写作”，“没有一点儿女性”，如高尔斯华绥和吉卜林等人，不仅仅因为他们的作品“称颂了男性的美德，强调了男性的价值，描述了男性的世界”，而且因为书中“那种对于男人来说是如此深刻，如此微妙，如此具有象征意义的情感”，在女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粗糙而又不成熟的”，“不能渗透到脑子里去的”。由此，她认为，不管男性还是女性，都不能让那个“该死的利己主义的自我”的阴影占着绝对优势，堵塞创造力的源泉，都应该用一种超性别的心态和立场来创作，“任何一个从事写作的人，若是想到自己的性别那就是毁灭性的。对于一个不折不扣的男人或者女人来说，它是毁灭性的，人必须是具有女子气的男人或者具有男子气的女性。”而且，曾经被正规教育排除在外的经验，使得她获得了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眼光，从而能够冷静地重新审视已有的文明，深入到还没有被现有的文明所照亮的领域，发掘那些数千年来被忽略、被遗漏、被筛选掉的东西。这使得伍尔夫不知不觉之中对人类的另外一半采取了一种新的态度“任何阶级或者任何性别，把它作为一个整体来予以责备都是荒诞的。巨大的人群从不为他们的所作所为负责。他们为他们所不能控制的本能所驱使”，“他们也有无穷无尽的困难，也有可怕的障碍须予以全力对付。他们所受的教育在某些方面与我们所受的教育一样有缺陷。那种教育在他们身上产生了同样巨大的毛病”。
　　因此，伍尔夫的“双性同体”实际上也就是主张“男人必须与女人同时获得进化和解放”，女性要“成为自己”，男性则要“改善自己”，头脑中男女之间必须完婚，从而“双性化”的精神才能得以实现。这样，个体人格与创作艺术才能得以完善，艺术方能突破性别偏见的限制，达到人类统一的视角。这也许就是“双性同体”最大的魅力了。
不考虑特定的语境，伍尔夫的双性同体理论不但提出了“女人的男性”，也提出了“男人的女性”，颇为公允圆满。但这种通过淡化性别差异意识而达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完美构想，一放置到有缺损的“男性中心社会”的现实语境中，便受到严重的挑战。因为在“男性中心”社会结构中，让男性“俯尊屈就”，接受女性气质的渗透，只是女性的一厢情愿，甚至“夏娃的女儿们身上受人敬重的美德，安在亚当的儿子们身上会被人们认为是怪癖”(夏洛蒂．勃朗特语)，而让女性忘记自己的性别，自愿接受男性气质的渗透，则很自然地被看成是女性对居于中心的男性进行模拟与崇拜。就算在今天追求性别平等的女性主义者那里，由于两性体制的阴影，女变男也常常被视为是顺从／投机男性主导的性别优势，男变女则被视为是企图侵犯／分享女性的安全空间等。可见，伍尔夫在文学创作的艰难探索与实验中偶然发现了社会性别，这便成为了一种挑战，挑战着男性体现了超验的人这一观点。伍尔夫反对这一观点，因为它对女性是不公正的。于是她站在历史的更高点上提出“双性同体”，这实际上也表明了重铸女性的相关身份的问题等同于重铸男性的相关身份的问题。在文学批评中，社会性别是一个附加的尺度，或者一种扯开帘子的方式，它暴露出自身及社会的一个看不见的隐窝。毫无疑问，伍尔夫对社会性别的透视提高了批评意识，让我们看到充满生机、欲望的世界不止有一个性别，不止有一个真理，不止有一种历史，不止有一种法律解释，不止有一种社会学的说明。“双性同体”这个术语被提出不仅是由于女性她自己的利益，同样也是为了揭示男性的性别实质。尽管在一个对女性充满歧视的男性中心社会，伍尔夫本人也无法做到超然的写作，但她丝毫没有失去她的伟大之处。她这具有开拓者的自发性、敏锐性、混成性与超前性的“双性同体”观，“‘如同水晶能存在于大块的岩石之下一样，也可以继续存在。’曾经有一天是如此真实的东西，是永远不会死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