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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构还是重塑:对韦努蒂翻译理论的再思考

解构还是重塑:对韦努蒂翻译理论的再思考

  一、引言
  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 venufi)的翻译理论近年来已成为学术界争论的一大热点。关于其理论的研究成果已经非常丰硕,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对韦努蒂阐述的翻译伦理进行反思,其中既有对他提出的归化异化策略进行的辩论,也有对其翻译理论的总体评介和解读。这些成果对翻译理论研究和翻译实践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但韦式理论在英美文化语境中的“文化政治议程”这一问题却没有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
  韦努蒂对归化和异化翻译的解释归纳起来在于:归化翻译通过透明、流畅和隐形的翻译策略进行,将译文的异质性降至最低,并且精心选择适于采取这一归化策略的文本进行翻译,从而根据民族中心主义思想,迫使外语文本符合目的语文化的价值观。与之相反,异化翻译是一种采取不流畅的或疏离的抵抗方式表现原文异质性的翻译策略,它也可以是一种源语文本的选择——即选择与目标语文化中主流的诗学与意识形态观念不同的外语文本进行译介。韦努蒂在其专著《译者的隐身——一部翻译史》中,多次强调译者应采用这种“抵抗式(resistant)”的异化翻译策略以取代在英美文化语境中占主流地位的归化翻译,因为在他看来,英美文化的归化翻译传统是一种文化霸权主义行为,而异化翻译能够保留和突显原本文由论文联盟http://收集整理文的语言和文化差异,阻止主流价值观对异质文化进行帝国主义的归化,从而有助于消解英美文化对其他文化所实施的“民族中心主义的暴力(ethnocentric violence)”。wWw.11665.com在其后来的专著《翻译之耻:趋向差异伦理》中,他又提倡一种所谓的“小众化翻译(minoritizing translation)”,但仍指的是一种能够产生异质话语并使标准方言和文学经典拥抱异质性和边缘性的翻译。
  二、默认语境及其单向性
  无论是异化还是小众化,韦努蒂提倡的这种翻译策略都是以英语为目标语,以其他语言为源语的。尽管他在其著作中并没有刻意强调这一点,但我们发现,他所列举的采取异化策略的译者基本上都是将其他语言的作品译成英语的英美译者。如约翰-诺特(john nor)、弗朗西斯·纽曼(francis newman)、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埃兹拉·庞德(ezrapound)、杜德利·费茨(dudley firs)、西莉亚·组科夫斯基(celia zuk-ovsky)、路易斯·组科夫斯基(louis zukovsky)、保罗·布莱克本(paulblackburn),当然还有他自己——尽管事实上其中不少译者所采取的翻译策略与他所提倡的异化翻译之间并不能完全划上等号。他所追溯的翻译史也主要是英美文化翻译的历史。由此可见,韦努蒂实际上将外译英作为一种“默认语境(default context)”。这一默认语境,正暴露了韦氏理论的一个问题——单向性。如果把韦努蒂的异化翻译理论比作一张供我们使用的地图,把英语和英美文化比作地图上的地点a,其他的语言和文化比作地图上的其他地点b、c、d……我们却最终发现,地图上从b、c、d等地通往a点的道路其实是一条单行道,只能前往,无法返回。同样采取异化翻译策略,将英语作品译入其他相对弱势的语言时产生的效果,与韦努蒂默认的将外语文本译入英语时的效果,毫无疑问是截然不同的。对此,谭载喜教授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启发性的问题:“当我们在翻译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层面上异口同声地赞许韦努狄,认为他的‘异化翻译论’代表了一种对‘文化霸权主义’的挑战和阻抗的时候,我们需不需要转换一个角度来印证这一理论的有效性?例如,把强势的英美语言与文化译人某种发展中的非洲语言,而不是把非洲作品译入英语?如果在这个转换了方向的语境中,我们按‘异化’原则移植了英美源文本的异族特征,所产生的结果会不会同样被看作是一种‘文化霸权主义’?如果不是,那又是什么?假如因为强势的英语变成了源语、弱势的非洲语变成了目标语,而把原本提倡的‘异化’主张修正为‘归化’主张,以彰显对‘阻抗’殖民文化入侵的考虑,那么这会不会意味着韦努狄所说的‘异化’只适用于把英语作为目标语的翻译?”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既然韦氏理论的默认语境是将英语作为目标语,而并非将其他相对弱势的语言作为目标语,其理论的单向性自然决定了他难以就这一系列问题给出完满的解释。
  在《译者的隐身》第一章中,韦努蒂曾经强调:“在抑制翻译中的民族中心主义暴力这一层面上,异化翻译作为当今国际事务中的一种文化干预策略,是非常可取的。它既对抗霸权主义的英语国家,同时又对抗不平等的文化交流,因为在这种不平等的交流中英语国家在文化上抑制了其他国家。”孤立地看这段文字,似乎很难发现什么逻辑上的漏洞。但是,当韦努蒂引用将英语作品译入其他语言的翻译案例时,却产生出一种自相矛盾的“悖论”,进而导致以上论点的无法立足。例如:韦努蒂在《译者的隐身》第四章中分析了意大利翻译家塔切蒂对英国女作家玛丽·雪莱(mary shelley)的两部哥特小说的翻译和改写。他认为塔切蒂在选择翻译对象时实际上采取了一种异化策略,引入一种新的英语小说话语,从而对当时意大利诗学中占统治地位的现实主义提出了挑战,并促使意大利文学在一定范围内转型。可是,从塔切蒂的翻译来看,我们找不到任何线索能够证明其异化翻译是为了“对抗霸权主义的英语国家”或“对抗不平等的文化交流”。这样看来,在将英语作品译入其他相对弱势的语言如意大利语时,上述引文中韦努蒂的论断根本无法成立。

  对此,道格拉斯·罗宾逊(douglas robinson)指出:“当异化派抨击同化翻译时,他们实际上是在谈论霸权文化对受控制文化的翻译。”也就是说,韦努蒂所批判的归化,事实上指的是英美文化对其他弱势文化进行的归化翻译。埃德温·根茨勒(edwin gentzler)的批评更为直截了当:“韦努蒂偏爱的翻译形式(即异化翻译)尽管有助于在美国国内挑战某些特定的文学传统,但这一形式应用于其他的国家和文化时,它则可能转变为一种暴力策略,为延续文化压迫和文化殖民服务。”[5:206]这意味着,在将强势文化的作品译人相对弱势的语言时,异化翻译策略有可能颠覆目标语规范和目标语文学传统,使得本已脆弱的目标语和目标语文化遭到更大的侵蚀和破坏。这两位学者的批评表明:他们已开始从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互译的双向角度对韦努蒂的异化翻译理论进行反思。
  三、认同重塑:英美文化语境中的异化翻译
  由于韦努蒂异化翻译理论单向性的默认语境,他必然把关注的重点放在西方尤其是英美文化之内,因此在英美文化语境之下分析异化翻译就显得尤为必要。
  1.归化异化与西方普世主义思潮
  任何一种理论的提出都有其时代环境和社会文化背景。韦努蒂的异化翻译理论成型于上世纪90年代,自然会受到那一时代社会文化背景的制约和影响。上世纪90年代,在美国兴起了一股普世主义思潮——认为西方文化具有普世性,可以推广到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并且相信西方的消费模式与大众文化在全世界范围的传播正创造着一个普世文明。这种西方文化普世信念“是以诠释和规范的方式来表达的。用诠释的方式说,它认为所有社会的所有人民都想接受西方的价值观、体制和实践。如果他们没有这种愿望并坚持自己的传统文化,那他们便会成为‘错误意识’的牺牲品……用规范的方式说,西方的普世主义信念断定全世界人民都应当信奉西方的价值观、体制和文化,因为它们包含了人类最高级、最进步、最自由、最理性、最现代和最文明的思想”。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认为这种西方文化普世信念既是错误的,又是不道德的,更重要的是它是危险的。因为普世文明的思想在其他文明中几乎得不到支持,这可能引发西方文明与其他文明之间的冲突,从而加速西方的衰落,导致西方的失败。对西方尤其是对美国来说,要避免这一结果,遏制这股普世主义思潮就成了当务之急。当然,我们同时也应认识到,不仅西方文明,任何文明的价值都不在于它是普遍的,而在于它是独特的。
  从翻译的角度考虑,韦努蒂所批判的归化翻译可能助长了这一普世主义信念,因为在将源语译人英语的过程中,通过归化本文由论文联盟http://收集整理已将其他文化的异质性消除,让英语读者误以为其他文化与西方文化具有高度的同质性,从而天真地相信西方文化具有普世性。这样一来,一种文化自恋和文化帝国主义的倾向也可能随之诞生。正如亨廷顿所言,“帝国主义是普世主义的必然逻辑结果”。因此,韦努蒂提倡异化翻译,认为“用英语进行异化翻译能够成为抵抗民族中心主义、种族主义、文化自恋和帝国主义的一种形式,有利于民主的地缘政治关系”。用英语进行异化翻译确实能够遏制西方普世主义思潮,因为这一策略有效地保留了源语文化的“异族风味”,使英语读者能够认识到西方文化与其他文化的差异性,进而承认世界文化的多元。但不应忘记的是,正如上文所言,对西方尤其是对美国来说,遏制这股普世主义思潮所期望达到的效果是避免它可能给西方文明带来的危险,避免西方的失败。换句话说,采用异化翻译的策略遏制西方普世主义思潮可能更多还是出于维护西方利益的考虑。
  2.归化异化与英美文化的自我认同
  按照社会心理学中差异性理论的观点,人们通过在特定的背景下将自己区别于其他人的特性来界定自己——“一个女心理学家与12名从事其他职业的妇女在一起时,会把她自己看作是心理学家;当她同12名男心理学家在一起时,她把自己看作是一个女人”。人们通常根据与别人的不同之处来确定自己的身份,文化的自我认同也是如此。英语中的异化翻译,由于保留了原文中的文化异质性,引入了不同于本族的文化价值观,使得英美读者能够直面世界上存在的不同类型的文化,重新考虑国际文化的格局和各种文化体系之间的关系,并在这种考虑下重塑自我认同。这其实是一种在对“他者”的审视下重新认识“自我”的过程。而在归化的英语译本中,异质性被同质性所取代,“自我”与“他者”的界限变得模糊,甚至原作与译作的差别也变得透明。文化的自我认同随之变得困难,代之以一种“自我即世界”的模糊身份意识和文化自恋,这对西方乃至整个世界无疑都是危险的。另外,一种文化只有意识到“自我”与“他者”的差异,意识到本土文化必须与其他不同的文化共存,才有可能从其他文明中不断汲取养分并健康地发展。正如迈克尔·克罗宁(michael cronin)所言:“共存意味着将一种他者的文化和(政治、宗教、情感)语言译入本土的语言和文化,从而使本土的语言和文化由于他者的存在而得到强化。”韦努蒂已经认识到,翻译“在民族身份的建构中行使着巨大权力”。在本质上,他提倡的异化翻译也在行使这种权力,期望通过对异质文化的引入,让英美文化感受到其他文化的差异和多样性,在此基础上对其进行价值判断并进一步加以筛选取舍,从其他文化中汲取养分来强化自身的文化身份和认同。
  可能正是由于认识到了异化翻译在英美文化语境中的重要作用,异化策略的选择近年来似乎已成为美国出版界的一种共识。根茨勒就曾指出,美国的出版社现在更愿意出版的,不是那些被抹去文化差异、在文类和风格上符合美国本土规范的作品,而是那些具有“异化”因素的、不同于美国本土现状的异质作品,且这些作品在翻译过程中被允许保留其异质性。由此可见,异化翻译策略目前在美国文化语境中已愈发受到重视,其位置似乎已不再像韦努蒂所声称的那样边缘或“小众化”。
  四、理论解构:从翻译策略到“翻译伦理(translation ethics)”
  随着文化研究尤其是后殖民理论和女性主义理论的蓬勃发展,“政治正确性(political correctness)”成为一个越来越受到美国学界重视的概念。韦努蒂也逐渐认识到将归化和异化局限在翻译策略的层面是不够的,于是在后来的理论发展中,他将这个二元对立上升到了翻译伦理的高度,也就是“化同伦理(ethics of sameness)”和“差异伦理(ethics of difference)”,这一变化集中体现于他1998年出版的《翻译之耻:趋向差异伦理》一书中。

  韦努蒂指出,“异化翻译的提出是为了履行差异伦理之义务”。很显然,将如此庞大的伦理重担置于一种翻译策略上,对于异化翻译来说是难堪重负的。在将强势文化译入弱势文化的情况下,异化策略并不一定是最佳选择。对于那些缺乏本土文学传统的边缘文化来说,通过对霸权文学实行更加彻底的归化翻译,将其同化并纳入本土的文化价值观,能够促进自身从口语传统向现代文学的转化。韦努蒂自己也承认,发展中国家即使采取了最为保守的归化翻译策略——这种策略是为了强化译入语文化中占主流地位的本土传统,也能够修正霸权主义的价值观。因此,韦努蒂又将过去不遗余力进行批判的归化翻译上升为所谓的“化同伦理”,从而推翻了自己过去的论述。将归化翻译由过去的批判转为现在的肯定并升华为伦理,确实能够分担异化翻译承担的伦理重任。但这样一来,正如刘亚猛教授所指出的,韦努蒂实际上已经将自己的理论彻底地自我解构了。如果说韦努蒂的理论确实受到了后结构主义理论的影响,遵循了后结构主义的基本理论议程,那也正体现在其对自身理论的一种“自我解构”上,而绝不是对处在霸权地位的英美文化的解构。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理论的自我解构现象,根源还是在于韦氏理论默认的单向性语境,韦努蒂的理论大厦完全建基于以英语为目标语、以其他相对弱势的语言为源语的默认语境之上,可以说这是他异化翻译理论的出发点。一旦他想要摆脱这种单向性语境开拓新的领域,就必须对自己的理论进行自我解构,否则其理论大厦势必会轰然倒塌。
  在《翻译之耻:趋向差异伦理》一书的最后,韦努蒂用一种类似折衷主义的方式将“化同伦理”和“差异伦理”合归于一种“因地制宜伦理(ethicsof location)”。在他看来,归化翻译可能会产生异化翻译的效果,而异化翻译实质上又总是一种归化。因此,翻译伦理的“关键问题不仅仅在于采用某种话语策略——流畅的翻译抑或抵抗式翻译,还必须考虑翻译的目的和效果,也就是翻译行为是否实现了促进文化更新和变化这一根本目标”。由此看来,韦氏理论的核心就在于通过翻译促进译入语文化的更新和变化发展,其翻译伦理背后掩藏的是一种“本土文化利益至上主义”的倾向。韦努蒂本人也承认,“抵抗式的异化翻译也可能成为一种对外的帝国主义,挪用外国文本为本国的文化政治利益服务”。而韦努蒂曾在专著中多次强调他的身份首先是“一位文学文本的美国译者”,作为一个美国译者和学者他的本土文化无疑是英美文化,那么对他而言,“本土文化利益至上主义”自然是落实在英美文化中,归根结底是以英美文化为出发点和归宿的。
  五、真实的“文化政治议程(cultural political agenda)”
  英国翻译理论家杰里米·蒙代(jeremy munday)提醒我们:“必须牢记的是文化派的翻译理论家也有他们自己的意识形态和议程,这种意识形态和议程左右着他们的理论批评”。韦努蒂的翻译理论显然受制于自己的文化政治议程,因为其理论的政治化倾向显而易见,如根茨勒所言:“让人不由联想到哲学上的目的论。其遵循的仍是传统上对于身份政治非此即彼的争论,尽管他使用了后结构主义的术语”。可以说,根茨勒的这一番评论使韦努蒂真实的对于“身份政治”的考虑暴露出来。韦努蒂自己也承认“提倡异化翻译以对抗英美文化的归化传统并不是要废弃文化政治议程,因为这种对异化的提倡本身也是一种议程”。在韦努蒂看来,归化翻译体现了一种对目标语文化中占统治地位但缺乏活力的价值观的屈从,这种翻译策略“对内就维护本土规则而言,是保守的甚至是反动的”。而异化翻译体现了对这种价值观的反抗,它“将源语文本语言和文化上的异质性凸显出来,进而转变目标语文化各种价值观的等级结构”。实际上,韦努蒂是将英美文化中的归化翻译与一种他所认为的“保守的(conservative)”甚至是“反动的(reaction-ary)”文化政治倾向联系在一起,而把英美文化中的异化翻译看作是一种在文化上、政治上“具有进步性的(progressive)”策略——这种异化策略能够“发挥一种文化重建的作用”。尽管韦努蒂后来试图通过将他的翻译策略上升为翻译伦理来掩饰这种文化政治议程,但结果却适得其反,其翻译伦理背后掩藏的本土文化利益至上的倾向愈发明显地暴露出来。
  然而,我们绝不能简单地把归化与保守混为一谈,把异化与进步划上等号,因为这种关系只是相对的——在英美文化语境中可能成立不代表在任何文化语境中都能成立。如上文所言,韦努蒂后来也承认归化异化本身孰优孰劣不是问题,问题在于两者在具体的语境中是否符合本土文化的利益,能否促进本土文化的发展。既然异化策略有助于抑制可能会给西方文化带来危险的普世主义思潮,又能够促进英美文化的自我认同和持续发展,自然受到韦努蒂的青睐和支持。由此可以看出,韦努蒂真实的文化政治议程是,在英美文化语境之下,通过异化翻译这种所谓进步的策略来实现社会意义和文化意义的改良。
  六、结语
  韦努蒂曾经表示:“即便是在设计和开展研究项目的层面上,学术理解也会充斥着本土文化环境中的价值判断。”[2:28]事实上,他本人的学术研究不也是如此吗?韦努蒂作为一位在英美文化语境下从事翻译理论研究和翻译实践的学者,其理论视角并没有完全跳出英美文化的局限。他的翻译理论与其说是对英美文化霸权地位的一种解构,不如说是对英美文化自我认同的一种重塑。这一点在他各种纷繁复杂的理论术语的掩饰之下非常隐蔽,因而长期被人们所忽视,但是在进行更深入的翻译理论研究时,却应当引起我们足够的警觉和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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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作者:李枫 [标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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