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随着翻译主客体研究的深入，译者的主体地位越来越受到重视，由蒙蔽走向彰显。在新时期，不仅要专业角度考虑译作的优劣，还要加强译者的伦理观念，培养责任意识。本文从译者与原文作者、译者与原文文本、译者与译文读者三者之间的关系分析在翻译过程中如何体现译者的主体地位，明确译者的责任。

【关键词】译者；伦理；责任

abstract: as the developing of translation theories, the subjectivity of the translator attracts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and the translator’s role also experiences a change from anonymity to prominence. this study tentatively analyzes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translator and the source text writer; the translator and the source text as well as the translator and the target reader so as to make clear the role and responsibilities of the translator in the translation process.

key words: the translator;ethics;responsibilities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中外文化交流的增多，翻译作为一个行业与教育、出版等其他行业的联系越来越紧密，逐渐发展壮大成为有些人眼中获利丰厚的产业，但作为一个新兴行业，人才良莠不齐，心态各异，翻译质量难以保证。WWW.11665.cOM因此，既要从翻译理论上严格要求翻译者的专业素质，又要从道德上加强译者的职业素养。

反观整个翻译历史，出现了众多翻译理论、翻译流派，总的来说各种翻译理论都基于语言、文学和文化三个层面。20世纪70年代以前，学者们多用语言学理论解释翻译现象，20世纪70年代以后，翻译理论开始转向文化层面，与此相关，译者的作用和身份成为人们关注的话题，译者的主体地位越来越受到重视，由蒙蔽走向彰显，译者必须充分发挥译者的主体性才能较好的完成翻译任务；而译者主体性的发挥必然受到其自身价值观的制约和影响，因此从二十世纪末，人们开始考虑译者的伦理问题。

翻译的实质是两种语言文化的传播和交流，二者是相互影响相互尊重的，应该保持译者与原作者平等的地位，既要发挥译者的主导性、能动性，又要承认译者是在原作的基础上进行二度创作，然而在实际的翻译过程中，翻译又离不开人的价值观，特别是辨别是非、善恶等伦理观念的支持与制约。切曼斯特就翻译伦理的内容总结了物种现行伦理模式：1、再现的伦理——再现原文文本、原文作者；2、服务的伦理——完成与委托人协商后达成的要求；3、交际的伦理——实现与他者的交流；4、基于规范的伦理——满足特定文化的期待；5、承诺的伦理——履行职业道德的规范和誓言。

本文将参照以上分类，从译者与原文作者、译者与原文文本、译者与译文读者三者之间的关系分析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如何再现原作，传递原作者的声音，满足目的语社会文化规范以及译文读者的要求，从而充分体现译者的主体性作用，履行自己的职业道德规范和誓言。

一、   译者与原文作者

中国现代学者徐永煐说：翻译——是译者用一种语言(归缩语言)来表达原作者用另一种语言(出发语言)表达的思想。译者作为翻译活动的主体，诚然具有主导性，但并不具有无视客体（原文文本）客观性的凌驾性，必须要尊重两个要素：原作者和他表达的思想。然而一些持有主体凌驾理论的研究者，如古罗马的圣·杰罗母认为对翻译者而言，原作的思想内容只不过是一个阶下囚，译者具有征服者的特权将其移植到本国语言中。中国的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从古代的佛经翻译开始，虽有的重质有的重文，或二者兼顾，但大都只着眼于主体的译经原则。主体的存在把原作者挤出了文本，使之

不存在，从而导致了译者取原文作者而代之的效果和后果，这显然是违背翻译的基本职能。

翻译是两个语言社会之间的交际过程和交际工具，前苏联语言学派翻译理论家费道罗夫说：“翻译就是用一种语言把另一种语言在内容和形式不可分割的统一中要表达出来的东西，准确而完全地表达出来。”交际是人类的基本活动，是信息交流的过程。信息发出者通过说或写等手段发出信息，并被信息接受者完好无损地获得，就会有正常的交际。而事实上，信息的质量、传达手段及其它情景因素会使接受者对信息产生某种程度的曲解，这个问题在翻译中会显得尤为复杂。因为在翻译中，译者首先要作为读者来阅读理解原作者的信息，然后把他所理解的信息传递给其他的听众（读者），而这些人可能与原作者预想的大相径庭。这时译者的角色就像美国著名翻译理论家奈达于1964年给出的一幅图表反映的一样：译者作为两种语言体系的一员，在原语中他是听众，对该信息解码并为之行动；在目标语中，他是说话者，经过转换对该信息编码，将它说出来或写下来。译者首先是原作的读者，不过其身份决定了他/她是特殊的读者。译者的禀赋资源——译者本身所具备的条件，即人格修养和学识修养，此外，还包括译者的审美偏好以及审美鉴赏力和顿悟力等其他因素都会影响到译者的文化心态和现实选择。

然而，译者在翻译时总会受到时代及目的语社会文化规范的影响和制约，不能无所顾忌，以免对目的语文化造成伤害。因此，就译者与原作者的关系而言，译者是原作者预设中的一名理想读者，是原作者文本的最佳诠释者，因此他是原作者最具使命感的读者。译者只有努力提高自身的文化素养，认真研究原文作者身份背景，用心对原文作者进行“心迹跟踪”，才能达到与原文作者平等的地位，在翻译过程中更好的发挥主体的能动性。同时尊重原文作者，又要尊重译入语读者和文化。

二、译者与原文文本

解构主义翻译观认为，译者是创造的主体，翻译文本是创造的新生语言。译本决定原文文本，没有译文原文就无法存在，原文依赖译文才能生存下去。正是囿于自己的头脑中主体中心论的这个怪圈，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总是将原文文本看作一块只能看到译者自己的反光镜，而不是一块理应运用自己的眼力将与原文文本如实地看穿的透镜：那里记录的是原文作者的心迹，翻译是对原文作者的心迹跟踪。翻译原文文本，是对原作者的心迹跟踪，翻译从一开始就进入了一个主客体动态的交感过程，这个过程不是线性的、平面的、单一的，因为文本绝不是原作者的思想化石，它的共时性和历史可变性，使翻译过程大大复杂化。所有的翻译活动都始于阅读，译者本身就是原文文本的一名读者。跟普通读者一样，他的成长过程、生活经验无不影响着其对文本的理解；作为译者，他总是以原作者或原文文本已有的观点为基础，从自己所处的文化背景中获取资料，理解原文文本。

在语言系统中各个语言要素有机结合共同构成了一个整体，而且在文学作品中，作者总是以普通读者眼中“非正常”的手法创作作品，一件独一无二的作品总有它独一无二的框架，创造性的作家在在创作过程中通常出乎读者的预料，成功的运用个人经验选用语法形式和措辞而这时如果读者以它们惯有的分析事物的方法来理解作品，那么二者之间就会有偏差。此时译者没有必要破坏原文或试图重新创作一份“原文”，人们不应该要求译者不断解释原文文本字里行间的每个意思。必须意识到说话者的经历可以是一个意义片断，包含一系列意思和含义，译者必须判断哪些意思是与国内读者有关的，因而在众多可能的翻译中推敲出最合适的那个。不管译者的决定多么有逻辑、多么有洞察力，都不可能使译作既原汁原味的诠释原文文本，又能体现目标语言文化的新鲜意境。因而翻译就是强硬的用目标与读者理解的文本来替代原文文本中的语言文化差异，这种差异不可能彻底清除，但有必要尽可能减弱以求得最大可能迎合目标语的独特之处。

中国当代学者王以铸说：“好的翻译决不是把原文的一字一句硬搬迁来，而主要的却是要传达原来文章的神韵”。 前苏联文艺学派翻译理论家索伯列夫说：“翻译的目的就是把一种语言中的内容和形式移植到另一种语言中去”。因此翻译不是译者对原文文本的摆布，译者作为翻译活动的主体，也不是客体的征服者和操纵者，而是原文文本的传达者，移植者。因而译者在翻译原文文本时，既要保持原作的语体特点，民族特点，还要考虑到作品的共时性和历时性，用不同的表达形式去译不同时代的文章，以保持原作的时代特点。

此外，在我国空前的翻译高潮面前，每个译者还应树立崇高的职业道德。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陈独秀为了反映当时的政治现实，传播自己的政治信念和理想，唤醒民众，在译作中明显加入了一些原文文本没有的反封建、反压迫色彩，并非其无视原文作者、原文文本的存在，而是“现在第一要紧的是把国人从睡梦中叫醒。信达雅的事，等以后没有事时，再坐下来慢慢译。”在今天的和平时期，宽容的政治环境下，译者决不能为了商业利益，而不管原文的优劣，不顾我们的民族利益，粗制滥造，损害民族文化。因此，译者要加强职业道德修养，培养责任意识，为创建和谐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

三、译者与译文读者

现代译学对翻译的接受者和译者这两个要素以及社会文化因素对翻译活动的制约给予了充分强调。翻译的目的论认为翻译有明确的目的和意图。翻译的首要规则是目的规则，即翻译应能在译入语情景和文化中按译入语接受者期待的方式发挥作用。译入语的受众是有自己特定文化世界知识，期待和交际需要的译文文本的接受者或听众。翻译的最终目的是完成交际活动，译文只有和译文接受者联系起来才能实现交际。翻译标准的历史变化充分反映了的译文读者在翻译活动中地位的变化。

翻译标准是翻译活动必须遵循的准绳，是衡量译文质量的尺度，也是翻译工作者应该努力达到的目标。但是，翻译界对翻译标准的讨论从未停止过。我国译界最具代表性的说法有严复在《天演论》“译例言”中提出的“信、达、雅”标准；鲁迅提出“凡是翻译，必须兼顾两面，一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保存着原作的丰姿”；傅雷的“神似”说——“以效果而论，翻译应当像临画一样，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钱钟书的 “化境”说，在国外的译论中，引证得最多的是等值标准和等效标准。等值标准不但要求译文与原文思想内容等值，而且要求语言形式上的等值。等效标准所追求的目标是；译文读者能和原文读者同样顺利地获得相同或基本相同的信息，包括原文精神、具体事实、意境风格等。美国著名翻译理论家奈达在《翻译科学探索》(1964)一书中,就明确地指出,“在动态对等翻译中,译者所关注的并不是源语信息和译入语信息的一一对应关系,而是一种动态关系,即译语接受者和译入语信息之间的关系应该与源语接受者和原文信息之间的关系基本相同。”在《翻译理论与实践》(1969)一书中,奈达又进一步定义动态对等为:“译语中的信息接受者对译文信息的反应应该与源语接受者对原文的反应程度基本相同。”可见,奈达的翻译理论强调的是两种语言的接受者的感受应该大致相同,追求的是两种效果之间的对等。

各式各样的翻译标准代表了译作价值的各个方面，没有哪一种标准能放之四海而皆准，每个标准在各自发挥自己的功能的同时，其实就是在和所有的标准相辅相成，起着弥补其它标准缺陷的作用。但我们从中可以得出，现代的译者和翻译理论家在兼顾译者主体的同时，也越来越关注译文读者的感受和反应，因为一部译作的价值不仅依该译作自身的价值而定，倒常常依欣赏者本身而定，所以译作的价值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其所以是相对的，是因为其价值的实现依赖于价值接受者，而价值接收者的判断标准因人而异，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在这里译文读者和译者就成了裁判者和被裁判者、接受者和被救受者的关系。因此译者在进行翻译时，除了要考虑原作者、原文文本，还要仔细分析译文读者的文化素养、审美心理、及其它功利性目的，也就对现在市场上一本原著多个翻译版本的现象见怪不怪了。

总之，在当今全球化语境这个大背景下，翻译也被打上了深深的时代烙印，刘宓庆曾在《文化翻译论纲》一书中指出：“译文实际是原文﹢原文文化背景﹢译文﹢译文文化背景﹢原作者的气质和风格的混合体。” 译者作为文化传播和交流的使者，其地位从边缘走向中心，从隐蔽走向彰显，为了更好的发挥译者作为翻译主体的主导性、能动性和创造性，译者应该熟悉原语和译语两种文化，具备深厚的文化修养，并充分意识到，客体和主体同样是能动的、动态的，明确自己的责任，处理好译者自身与原作者、文本及读者的关系，才能创作出优秀的译文。

【参考文献】

[1] nida, e. a. 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on [m]. leiden: e.j.brill, 1964.

[2] 刘宓庆.《翻译与语言哲学》[m].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

[3] 思果.《翻译新究》[m].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0.

[4] 申迎丽、仝亚辉.翻译伦理问题的回归——由《译者》特刊之“回归到伦理问题”出发[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