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刻帖自出现以后便成为人们研究的焦点，但多数倾向于对刻帖内容真伪的考证和以及刻本优劣的评价，本文对刻帖进行分期研究，进一步挖掘刻帖对一代书风的兴起与衰落所起的作用，认为：刻帖自出现以后便与每个朝代书风的衰落与兴起息息相关。
　　【关键词】刻帖；浪漫主义书风；碑学
　　一、刻帖对两宋的影响
　　1、刻帖与北宋“尚意书风”的兴起
　　从北宋刻帖中各朝代的书迹数目来看，魏晋时期的书迹占有绝对优势。这样的选择显示出对魏晋书家，尤其是“二王”书风的崇尚意识。由于刻帖中“二王”书法作品大多是书札，并彰显晋代意韵无穷的行草书风，无疑对宋代“尚意书风”的形成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其实，对魏晋、二王的尊崇并不是自宋代才开始的，唐太宗就已开启其风，虽然唐、宋都以魏晋为尚，但宋人对魏晋的推崇和唐人对魏晋的推崇是有区别的。唐代着眼点主要还是外观形态与具体点画。而宋人所推崇的则是晋人萧散平淡、寓于笔墨之外的韵味。蔡襄说：书法唯风韵难及。虞书多粗糙，晋人书，虽非名家亦自奕奕，有一种风流蕴藉之气。缘当时人物，以清简相尚，虚旷为怀，修容发语，以韵相胜，落华散藻，自然可观。可以精神解领，不可言语求觅也。正是基于以上不同的审美倾向，唐人对魏晋书法点画形态的磋赏，决定了唐人必然注重法度；宋人对魏晋精神气质的追求，决定了宋人注重师其意韵。加之宋代刻帖的盛行，名家法书化身千万，打破了名帖被皇室贵族所垄断的现象，北宋尚意书风的主要书家苏、黄、米、蔡都不同程度上受到刻帖的影响。幸运的是当时魏晋真迹尚有一定遗存，北宋书家在向真迹取法的同时，刻帖的出现无疑对他们开拓视野上追魏晋有巨大的帮助作用。WWW.11665.COm这时刻帖的优越性充分体现出来，为 “尚意书风”的兴起作了很好的铺垫作用，最终北宋行草书突破了唐代尚法的束缚，其书法臻于了自唐后书法史的高度，不可避免的与刻帖密切相关。
　　2、刻帖与南宋书风的萎靡
　　南宋以后，在内府收藏帖版书迹散失殆尽，经典名帖毁于战火的情况下，这些刻有晋唐及北宋名家的刻帖，对书法的传承作用就显得更加重要，上到帝王，下至士人无不是把刻帖当成自己追根溯源的主要途径。
　　陆游书迹有明显苏轼的痕迹实得益于淳熙年间在成都得到的《东坡书髓》十卷本法帖。嘉泰三年（1203）他跋曰：“成都西楼下石刻东坡法帖十卷，择其尤奇逸者为一编，号《东坡书髓》，三十年间未尝释手。去岁在都下，脱败甚，乃再装辑之。”这些言论充分证明刻帖在南宋的重视程度，南宋书家几乎都受到刻帖滋养，但由于他们对刻帖过于依赖，亦不同于北宋诸家可以取法晋唐真迹，所以他们一方面堕为模仿剽拟，另一方面变本加厉，使革新书风陷入困境，导致得南宋书风越来越萎靡。
　　二、刻帖与元代复古主义书风的兴起
　　元代魏晋真迹几近于无，在复古主义书风的笼罩下，刻帖所承载的魏晋经典名帖所起的作用更是不言而喻的，元代书家们无不把刻帖奉为圭臬，借助刻帖以实现自己追溯晋人，纠正南宋“萎靡”书风的梦想。虽然在异族统治下刻帖稀少，但是南宋刻帖的大量流传也足以慰藉元代书家对刻帖的需求。
　　除此之外，元代章草和篆隶的复兴与《急就章》刻本也是分不开的，元代较宋代距离汉晋更远，可看到的《急就章》章草写本更少，赵孟頫、邓文原、俞和、宋克等章草书家更多是依赖宋代流传下来的急就章刻本学习章草。随着章草、篆隶的复兴，整个时代全面复古的风潮应运而生的。而刻帖无疑对复古主义书风起到推泼助澜的作用，促使得复古主义书风成为元代书法发展的主流。
　　三、刻帖与晚明“浪漫主义书风”的兴起
　　明初书坛是元代复古主义书风的延续，以“三宋”、“二沈”为代表的书家受其师承的影响，取法以复古为目的，其小楷、行草书都是向魏晋靠拢，而在当时，追求魏晋的主要途径就是向刻帖学习。这时刻帖经过再三翻刻，面目全非，明初书家亦继续延续帖学派只学刻帖的封闭取法方式，目光狭窄，后人评价“元明尚态”即是真实的反映，因为“态”就是对刻帖形态的模仿。这样的取法方式使他们只能徒有其形，循规蹈矩，可以说明代初期是“中国书法史上最灰暗的时期”。后人对明初书家也多是批评之词：全摹临右军笔，婉丽端雅。
　　明代中后期，刻帖更加泛滥，书家们受刻帖的影响更大。但鉴于前人学习刻帖失败的

经验，此时的书家们开始意识到师古的结果必须是建立自我风格，而不能困死在翻刻失真的刻帖上，具有这种意识的书家开始在刻帖上求法的同时，各自寻找着表现自我个性的出路，出现了徐有祯、沈周、吴宽、祝允明、文徵明等，他们上至钟繇、张芝、索靖、二王，下达宋代苏、黄、米、蔡及元代大家广为取法，为明代中期的书坛带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
　　明代晚期，书家们对待刻帖的态度与前期相比便大相径庭，董其昌和王铎等一些书家的临摹作品，基本上都和他们的创作相似，无论是董其昌以自己的主观意念“临”帖，还是王铎的割取、拼凑，都是追求神似重于形似，以自己的主观意念来对待刻帖。可以说晚明书家虽然继续把刻帖作为自己师法源泉，但他们不再亦步亦趋的追随。除此之外他们还从刻帖的外部去找新的资源，在当时“尚奇”与“追新慕异”审美情趣和金石著录逐渐增多的影响下，金石碑刻势必纳入他们的取法视野，有些书家还直接参与了访碑的活动，明代后期兼工篆隶的书家逐渐增多这一现象，反映了晚明时期以“篆隶笔意”为尚的风气，晚明的今体书法融合了“篆隶笔意”并得到了较大的发展，所以碑刻被纳入取法范围是构成晚明书风的关键因素。它改变了帖学的颓势，在晚明掀起了浪漫主义书风，而且他们这些思想为清代书法艺术的革新起到很重要的启示作用。
　　四、刻帖与清代碑学
　　清初帖学一统天下，社会对刻帖拓片的需求量空前增多，但是宋代刻帖的拓片非常的昂贵，许多商贾为谋取暴利趁机大量翻刻和伪造宋代名帖。更有的商贾绕过原帖原拓，内容或凭空妄作，或照抄相关文献，或假借他帖。造成了刻帖的真伪难辨，良莠不齐。虽然清初帝王酷爱书法，并形成了“康、雍之世，专仿香光；乾隆之代，竞讲子昂”的局面，但是帝王的这种举动，也把尚在襁褓中的晚明浪漫主义书风扼杀在摇篮之中。但是物极必反是事物发展的规律，帖学一统天下并不代表帖学的兴盛，经过由宋至清的流传，帖学在初期所表现出来的先进性，也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固封自守而渐渐的失去了活力，刻帖的质量萎缩和目光的日益狭隘，使帖学的路途越走越窄。
　　此时的书家们意识到要使书法得到真正的继承和发展，就必须从改变观念入手，晚明浪漫主义书风的审美思想开始重新的到人们的重视，加上清初金石考据学更加兴盛，金石碑版的大量出土，金石碑刻逐渐成为取法的主要对象。郑簠是向汉碑师法的先行者，而雍正、乾隆年间的著名金石学家、四体兼工尤以篆书为一时名手的王澍，提出了“江南足拓不如河北断碑”的观点，对向汉碑取法的日益增强，作了积极有力的鼓吹。乾隆盛世，以金农，郑燮为代表的“扬州八怪”群体的出现则意味着这种取法风气已形成相当的规模。邓石如的出现，以及包世臣《艺舟双楫》和阮元的《南北书派论》、《北碑南帖论》的发表，标志着碑学的兴起，康有为《广艺舟双楫》的出版，碑学更是发展到了顶峰。碑学家们这种广收博览、兼蓄百家的取法方式，丰富了自己的艺术表现形式，使清代碑学成为继晋唐以后中国书法史上的又一个高峰！
　　五、结语
　　刻帖自出现以后便与每个朝代书风的衰落与兴起息息相关，它对宋以后的中国书法发展史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它在兴起之初的宋代曾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对帖学经典法书的传承，使帖学从唐一直延续到清末。但从整个书法史上，并没有促进帖学书法整体的发展，由于传刻失真、真伪相杂造成人们的审美低下，严重的束缚了人们的取法范围，使帖学书法走向了穷途末路。但是另一方面，它的弊端又迫使人们去开辟新的取法途径，走向了“二王”书风的反面，促成了晚明“浪漫主义书风”和清代“碑学”，这些中国书法史上一次又一次的高峰，使中国书法的发展有了新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