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谈迁遭逢明清鼎革的巨变，激于明亡的惨烈不甘，在其编年体明朝史学著作《国榷》一书当中，对于华夷观念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他认同中国古代的传统华夷一统观念，笔者对此作了一番梳理，同时也因为明遗民的立场问题，他极为鄙视周边的少数民族，特别是对于元和清这两个以蛮夷建立的正统政权更是极为排斥，书中到处可见“虏”的字眼。但是谈迁也并非完全的肯定其儒家式的华夏民族“优越论”的思想，还是主张历史地对待之，不能一味地赞同或者批判，这充分显示了其作为一个史家的严谨态度。
关键词：谈迁 《国榷》 华夷观念 历史对待
谈迁（1594-1658），浙江海宁人，字孺木，清贫一生，以写作一部信史为其信仰，晚年遭逢明清鼎革之际，以“江左遗民”自居，拒绝仕清，穷其所有完成了一百零八卷的史学巨著——《国榷》。生逢乱世，蛮夷入侵，面对不同知识分子的选择，谈迁于《国榷》书中坚持明朝人的立场，用历史主义原则写作，对华夷观念作了一番分析。“华夷之有别，当始于有夏之世。华夏夷狄之称，遍见于儒家经典著作之中。四千多年来，随着民族的冲突和融合，‘华’和‘夷’的内涵和外延发生频繁变化。”①传统的华夷观念无外乎就是基于儒家思想为代表，将整个社会划归为以“贵华贱夷”为基本精神的华夏民族“优越论”的情境之中，其终极目的就是要达到“用夏变夷”②。
一、传统华夷观的衍变：
夏商周三代上古时期，华夷思想首次萌芽出一统的局面。自从夏启开始了“家天下”的模式，其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几乎超越了其他周边各民族或者部落，“夏王有作为的时候可以取得春秋时代盟主的地位”。Www.11665.cOM虽然其周边仍有不少同样有实力的氏族为了争权夺利，谋求土地权和话语权不断同夏王朝展开激斗，但夏启仍能挟种种强有力的作为举办“钧台之享”，从此宣布周边诸侯受其节制，听命于夏朝，以其为尊。而到了商朝时期，经济发展水平更是强之于夏，特别是商王武丁更是把周边不少民族统于自己治下，期待着一统华夷，为“天下王”。这一点在《诗经》中也有所反映：“邦徽千里，维民所止，肇域彼四海。”③而西周时期特别强调的“五服”之分正式将华夷一统观念迈向了一个新的高度。这种划分实际上就是将“华”和“夷”视为一个整体，全部纳入以周王为中心的统治区域。到了春秋战国民族大融合时期，周边大量少数民族涌入中原，“南夷与北狄交争，中国不绝若线”④的局面屡屡出现。“尊王攘夷”的观念已经行不通，依凭血缘关系和种族远近已很难分辨出孰夏孰夷，而只能达成一个“夫和戎狄，国之福也”的共识，本着共同发展的目的，忽视掉彼此之间的华夷矛盾，如此一来才能真正解决所谓的“夷夏之争”，促进民族大对流。
秦朝的统一“第一次创造了华夷一统的活生生的现实”⑤，首次把西南夷和南越等少数民族政权并入中央王朝，但由于政治思想上并未达到空前的统一，所以导致华夷一统观也并未真正得到实现。直到西汉武帝完成“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上的高度集中，大一统的局面也至此最终形成完整的体系并屹立两千多年不倒。汉武帝扫匈奴，出西域，逐漠北，至南越，大兴“四夷之功”，所到之处，无不宣扬着其大一统天下的王者风范，各民族紧密团结一起，其所居之地都归入中央疆域圈。思想上、疆域上的统一为华夏一统的现实提供了政治基础。从此之后延续到元明清时期，无论是分裂还是融合，无论是华夏统治者还是蛮夷统治者，其一个十分显著的目的都是统一其疆域，增强民族认同感。可以说西汉时形成的华夷一统观的思想已经融入各族人民的血脉之中，驱使着其完成天下一统的使命。
华夷族群之间相互博弈之中，双方均形成了一种对同族认同和对异族排斥的自我意识。这就要求这些所谓的在野知识分子不仅仅需要对各自身份认同的回应，还须因着不同种族民族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要历史地看待之。这就引发了中国古代史书正统地记载夷族历史的出现。这一点正是成为华夷观念一统思想完善的一个标志。而西汉史学家司马迁的《史记》恰恰将其作为“列传”一些篇章放进纪传体史书体例当中，首次开宗明义的为少数民族立传，“华”和“夷”的身份不再对立，而是彼此成为封建国家整体社会不可缺少的一环。作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史记》，其在探讨历史发展规律的同时，也对华夷观的发展做到平等的审视，其原则无外乎“写
者题之以纪，则上通帝王，榜之以传，则下同臣妾”⑥，这样的创作思路，从此受到历代史家的推崇。而以“江左遗民”自居的晚明史家谈迁也不例外。
二、谈迁的华夷观念：
在中国古代常有东夷、南蛮、西戎、北狄这样四方夷狄配合华夏民族居中的说法，由此可见华夷观念历代受到儒家大一统思想的支配。在这一点上，作为一个从小受过儒家教育理念洗礼的谈迁本人来说，“天朝上国”的意识必然根植于其骨子里。李宗侗认为，中国史学的特点之一就是尊王攘夷的观念绵亘不绝，时隐时现，而特别“至夷狄交侵之候，则此种观念转趋强烈”⑦。所以谈迁是完全以一个“天国”的意识看待明朝和周围外国之间的关系，在他的“谈迁曰”中经常提及到的就是“堂堂中国”⑧、“堂堂天朝”⑧、“堂堂天斧”⑧，直截了当地将周围其他民族称呼为“四夷”⑧，对于以异族身份闯入中原建立正统政权的元朝和清朝的统治更是鄙视之极。在华夷之间的关系问题上，谈迁的思想也经历了一番波动，比较复杂。身为明遗民的他，曾一度无法接受一个蛮人建立的满清政权，尽管现实中这个政权是正统的，但是站在明人的角度上，他必须按照自己的立场去书写这段历史，不能够从心底里去认可这个政治上拥有正统身份的新王朝。所以在其《国榷》一书当中，对于清朝的称呼根据入关前后也有稍微的改变，比如入关前呼之为“建虏”或者“东虏”，1844年入关定都北京之后，一律改称为“清虏”。但不变的还是对满清政权的不承认，一个“虏”字说明了其鄙夷之心，表示他仍将清兵视之为夷狄。
除此之外，在《国榷》一书中，对于明王朝周边的少数民族，谈迁也大多持不满情绪。如他对曾策划制造土木堡之变且常骚扰中国北方的瓦剌直接当作野蛮民族对待，形容其何种狡悍：“戎狄无亲，缓则人，急则兽。”⑧谈迁觉得瓦剌这个“戎狄”简直是喜怒无常，跟明朝关系缓和时还像个人，一旦两者关系紧张就像野兽一样凶残，到处搜刮抢掠北方边境的百姓。除此外，他还评价瓦剌民族内部争夺领导权是家常便饭的事情，“夷狄篡弑，自有恒习”⑧。甚至强调其“虏至狡悍，单辞难信”⑧，跟他们可以不讲任何道理，反正他们也没有任何诚信可讲，对付他们可以不考虑采用何种手段方法。而安南国，谈迁也同样觉得既然是一个“夷性犷悍，叛服不恒”⑧的民族，时叛乱时臣服。这么一个如此不听话的夷狄，就需要明朝政府以一个“天朝上国”的威严狠狠地修理之。虽然谈迁对于周围的民族一律呼之为“夷”，区别汉民族的“华夏”立场，但是唯独对朝鲜称呼其“属国”，甚至将之与日本的“岛夷”相比较。他说：“岛夷蛰我属国，拉焉倾覆，彼告急于我，度不能膜外置之。而急在银夏，势不两顾，且李昖来奔，帝择善地居之，徐观其会可耳。辽抚郝杰不量见力，亟请声援，狡倭数万众，如太山压卵，而我才三千人往，委肉虎口，无俟至平壤立糜矣。堂堂天朝，扬威海外，兵少发则不振，多发则不继，此岂易事，而漫尝为也。属国流离，缓之可，急之可。” ⑧对于日本的“岛夷”称呼，明显持鄙夷态度，而对朝鲜的“属国”态度由此观之，一旦“属国”遭遇“夷狄”的进攻侵略，作为宾主，明朝政府必然还之以颜色，这就是万历年间的援朝战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