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关于“利用旧形式”的讨论是抗战时期国统区文艺界的重要现象，相对于解放区和沦陷区而言，国统区的新文学传统较深厚，文艺工作者们对传统形式怀有较大的警惕性，因而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也更值得关注。《抗战文艺》作为抗战时期国统区唯一贯穿抗战始终的大型文艺刊物，记录了相关的讨论及创作资料，本文意在对这些资料进行梳理和分析，并试图对这一讨论的深层意义进行探讨。
　　关键词：《抗战文艺》 旧形式 讨论
　　引言：
　　“旧形式”，按照顾颉刚的说法，指我国传统的或民间的文艺形式，“粗分之有章回小说，评书，鼓书，唱曲，旧剧，小调，歌谣，相声，双簧，拉洋片，连环画，年画等”。[1]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抗战成为压倒一切的主题。由于抗战需要，读者群及文艺的大众化得到了文艺界的空前重视，为此，“旧形式”的应用受到了中国文艺界的重视，要不要用利用“旧形式”，利用“旧形式”干什么以及怎样利用“旧形式”成为讨论的话题。相对于解放区和沦陷区而言，国统区的新文学传统较深厚，文艺工作者们对传统形式怀有较大的警惕性，因而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也更值得关注。《抗战文艺》作为当时国统区贯穿抗战始终的大型文艺刊物，记录了一些讨论及创作资料，笔者意在对这些资料进行梳理和分析，并试图对这一讨论的深层意义进行探讨。
　　一、关于利用旧形式与抗战宣传的讨论
　　在抗战初期，对文艺利用旧形式的讨论多是出于服务抗战的目的，讨论的主要关注点在要不要利用旧形式进行抗战宣传，以及怎样利用旧形式进行抗战宣传。WWW.11665.coM《抗战文艺》第一卷第五期刊登了文协召开的 “怎样编制士兵读物”的座谈会，在这次座谈会上，文协的成员们就这一问题进行了讨论：
　　“安娥：我以为对于旧形式应该加以选择…我们负有教育大众的责任，不能拿含有毒素的东西去迎合大众的胃口。
　　锡金：我想，洋瓶洋酒只要大众买得起，还是可以为大众接受的…我们倘单做旧的，不做新的，是不对的。我们应该通过旧的去建立新的东西出来。
　　平陵：只要看酒的好不好，无论瓶的形式。
　　亚平：我认为旧瓶装新酒究竟是有限度的，超过了一定的限度就会无效…附带说一句，用本地话来写，自然更加容易收效些。
　　田汉：我认为利用旧形式写著作品，在目前是万分必要的…艺术家常常有这个毛病，为了满足自己，把客观的政治任务忘记了。”
　　此外，马彦祥的《旧剧抗战》、舒舍予的《保卫武汉与文艺工作》、姚蓬子的《文艺的‘功利性’与抗战文艺的大众化》、《关于民众的文艺读物》等文章也对这一问题发表了见解。这些讨论主要着眼于利用旧形式对是否有助于民众更好地接受抗战文艺宣传。在谈到如何利用旧形式时，大多数讨论者都认为应当选择其中优秀的至今仍活在百姓生活中的部分进行利用。
　　二、关于利用旧形式与文艺建设的讨论
　　抗战宣传是文协讨论利用旧形式的最初目的，但随着抗战的深入，参与《抗战文艺》文艺讨论的成员们普遍摆脱了初期急切追求胜利的狂热和幻想，对文艺本身投入了更多的关注，逐渐在原来单纯注重宣传教育功能的写作中，增加了文艺创造的成分，因此，对利用旧形式的讨论也就增加了构建民族文艺的使命。
　　（一）将旧形式作为中国现代文艺形式之一
　　持这一观点的主要是通俗读物编刊社同人，包括向林冰、顾颉刚等。《抗战文艺》第一卷第三期发表了向林冰的《通俗读物编刊社的自我批判》，指出了通俗读物编刊社在使用“旧瓶装新酒”创作方法中存在的“缺陷错误”，并提出了改进办法，而这种检讨的前提是对“旧瓶装新酒”创作方法的肯定和不断使之发扬的态度。随后，顾颉刚又对旧形式的种类、特征等进行了说明，具体介绍了“旧瓶装新酒”的创作方法，同时表达了旧形式应当成为新文艺形式之一的态度：
　　“是‘运用’不是‘利用’。我们不把它看作仅是宣传上的救急工具，而且认为国民文学的创造上一定有他之前途。”[2]
　　此外，方白的《通俗文艺技巧谈》、欧阳山的《我写大众小说的经过》以及黄芝冈的《我对于‘旧形式’的几点意见》等文章也同样介绍或肯定了“旧瓶装新酒”的创作方法。
　　（二）反对以旧形式取代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形式
　　在对旧形式的讨论中，一部分坚持新文学传统的讨论者如胡风、鹿地亘、艾青、老舍等是不同意以“

旧瓶装新酒”的方法来建构新的民族文艺的。在他们看来，旧形式作为抗战时期的应急手段是必要的，但中国的文艺还是要沿着五四以来的新文艺道路走下去。
　　“为了启蒙这口号，我们不能妨碍伟大的先驱们所建筑的事业之发展。而且这事业不是非大众的，而是时时刻刻在向‘大众的’方面走出……这十几年极端的历史中，已经出现了许多有才能的青年作家，以过去所不能比较的速度和数量，现代文学在普及于大众之间。一举驱逐红楼梦之理是没有的，因为今天的社会还残留着许多旧时代的生活和旧时代心理，但我们必须为了击破它而斗争。”[3]
　　此外，一些积极从事通俗文艺写作的作家，如老舍，其实也不承认旧形式具有新文学意义上的艺术价值。在这些坚定的新文学作家看来，旧形式的利用是暂时牺牲了文艺来服从政治需要的应急手段，当文艺要回归其本身时，五四以来的新文艺道路才是其应有之道。
　　（三）新文学从旧形式中吸取营养，构建新的大众文学
　　在上述两种声音之外，还有一些讨论者的着眼点在于新文学的大众化，他们主张有条件地利用旧形式， 以实现新文学的大众化。这种声音延续了30年代左联“文艺大众化”运动的主张，代表人物有叶以群、茅盾、穆木天、姚雪垠等。言论如：
　　“今日的利用旧形式的问题，是使文艺接近大众的问题。……不能不有条件地利用旧形式。只有在旧形式的利用的过程中，才能将新的内容灌输给大众，逐渐地从落后的大众中拔去旧文艺的毒素，并在内容和形式的逐渐统一（旧形式的蜕变和新形式的形成）中使他们接近纯粹的新文艺。因此，利用旧形式创作的实践，也正是创造大众化的新形式的过程。”[4] 　“一方面利用旧形式，一方面我们准备着扬弃旧形式。我们要从动的方面去认识文体的革命性，不能因为利用旧形式遂致无意中发生了或多或少的反动作用。因此，我们必须尽可能地利用大众口头上活生生的语言写作，并由此而发展新的表现技巧，更发展崭新的通俗文艺。”[5]
　　此外，楼适夷、胡秋原等也表达了相似的态度。相较于胡风、鹿地亘等人的立场，这种立场也没有超出新文学自身的话语空间，但它却事先取消了旧形式的独立性，把通俗读物编刊社的理论与实践当作了新文学大众化运动的一部分，以一元化的态度漠视了该社试图借抗战时期的特殊历史语境把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提升为一种普遍性的文学发展方向的努力。
　　（四）从“旧形式”到“民族形式”
　　“民族形式”一词是毛泽东于1938年10月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提出的：“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到1940年，《抗战文艺》也刊登了对 “民族形式”的讨论文章，黄芝冈、郑伯奇等都就如何构建民族形式发表了观点。他们的观点也是着眼于中西结合、新旧结合，从而创造出新的大众性的民族文艺，讨论者们试图通过对“民族形式”的介绍来取代对“旧形式”的讨论，以达到构建统一的文艺形式的目的。
　　如果说对“利用旧形式”的讨论是探索文艺建设之路的话，那么，创造“民族形式”便带有把持文艺发展道路的企图。
　　三、讨论之后
　　在文协组织的“1941年文学趋向的展望”座谈会上，文协讨论者们大多开始有意识地反省此前大力倡导的通俗文艺运动，提出了回归新文学发展轨辙的主张。备受关注的通俗文艺运动，以及“旧瓶装新酒”的理论主张和创作实践，从抗战文艺运动的中心走向边缘，变成了被反思的历史对象。当作家们放下抗战的狂热，重新回到文学本身时，新文学形式仍旧成为他们的首选，这一方面缘于参与《抗战文艺》创作的作家们深厚的新文学传统，另一方面也说明“旧瓶装新酒”创作方法的不成熟，作家们难以使其发挥构建民族文艺的作用，至少在国统区是这样的。
　　之后，关于旧形式的讨论在《抗战文艺》上逐渐式微，对文艺内容及新形式的讨论又成为主导。这个终结也显示了该刊物的态度：以二元眼光对待抗战宣传与文艺建设，坚持文艺构建上的新文学传统。
　　结语：
　　《抗战文艺》之于旧形式的这场论争最初以抗战宣传为目的，逐渐转向了对文艺建设的讨论，这是文艺工作者对抗战认识不断深化、对文艺自身不断重视的反映，也是不同话语主体为争夺文艺建设话语权，甚至把持中国未来文艺发展方向所进行的

努力。相对于解放区而言，《抗战文艺》对这场讨论保持了相对开放的态度，这使得多种文艺构建思路得以存活，一定程度上为中国文艺的多样性发展提供了可能。对旧形式的关注也使得一味学习西方的中国新文学获得了借鉴民族传统形式的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