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释“贯”为“行”。
　　王引之引其父之言，将贯释为“行”，并旁证博引以证明此词为“行”之意。阮元、焦循释《论语》“一以贯之”句皆释贯为“行”。此是清人的共识。然而，语言学的训诂并不能完全代替哲学思想的意义解释。“贯”释为“连贯”、“贯穿”也不能说是错误的。这里涉及到训诂学与哲学解释学的复杂关系。此处不能详论。
　　7.“物”有“类”义。
　　王引之认为，“物之训为事，常训也。又训为类。《系辞传》：‘爻有等，故有物。’韩注曰：‘等，类也。’桓二年《左传》：‘五色比象，昭其物也。’谓昭其比类也。……《方言》曰：‘类，法也。’物训为类，故又有法则之义。《大雅·蒸民》：‘天生忝民，有物有则。’《孟子·告子》篇引此而释之曰：‘有物必有则。’言其性有所象类，则其情必有所法效。性有象类，秉夷之谓也。情有法效，好是懿德之谓也。故下文遂曰：‘民之秉夷也，’故好是懿德。”
　　上述“训物为类”的词义考古，孤立地看起来仅是对词义的再发掘。然而，联系《大雅·蒸民》“天生蒸民，有物有则”一句中“物”字的训释历史，我们就会发现此训释所包含的深刻的哲学意义的颠覆。宋儒二程子皆训“物”为“事”，戴震对此句中的“物”字亦训为“事”，并从“实事求是”的经验主义思维出发，将这一句话解释成从具体的万民生活中寻求人伦之理。王引之应当读过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一书，然而并不同意其师戴震对此句话中“物”字的训释，而是将“物”字训为“类”。依“类”之义而言，则此句话中的意思是：民有其类则当各效法其所好之法则。他还进一步引《孟子》一书对物训为类的解释，以证明自己的训释为的训。虽然还不能说是旁征博引，然而也是言之有据的。如果像王引之所言，将“物”训为“类”，则《大雅·蒸民》一诗中这句话可以释为“有类有则”，《孟子》一书中“有物必有则”一句可以训释为“有类必有则”，这是可以说得通的一种新解。不过，将“物”训为“事”也并不能算是错误的训释。这里涉及到字、词意义的训诂与经典整体思想的系统解释之间的复杂问题，在此非三言两语所能说清的。从经验论的哲学立场来看，“万民”的表相让人感觉到无从去把握他们、管理他们。然而诗人告诉我们，这一由上天生出的“万民”，其实是有内在的规则可循的。因为所有的事物表相背后都有其一定的法则，故孟子才说：有物必有则。当然，如果说是“有类则必有则”，也可通。然而，戴震在此字的解释上没有与二程、朱子立异，在其“气化流行即道”的形上学框架里，将“物”训为“事”，努力寻求事相背后的法则。戴氏的这一词义训释与其哲学思想体系具有内在的一致性。
　　王引之发掘“物”在常义“事”之外的另一层意思——类、法则，这本身并没有错，扩大了人们对“物”的多义性的认识，从而扩大了人们对古代词汇意义的认识范围，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说，他也拓展了经典的意义世界与古典人文知识的视野。如果依照王引之训“物”为“类”的意义方向，对传统经学中“物与则”的关系作一更深入、系统的研究，或许能开辟出另一条经学的解释系统。可惜戴震之后的乾嘉考据学没有在思想系统的解释与建构方面做出更多的努力。
　　二、揭示古代汉语在实际运用中的复杂现象
　　王引之在《经义述闻》卷三十一《通说》上部分，还发现并总结出了古代汉语中双声、叠韵，复语，双字词汇，古代汉语中的特称、泛称、通称等多种复杂的语言现象与语用学现象，对于后人进一步深入、准确地解读古代经典的意义提供了语言学的新成果。
　　1.双声、叠韵现象的发现：“夫双声之字，本因声以见义。不求诸声而求诸字，固宜其说之多凿也。”
　　通过对双声词“犹豫”一词的分析研究，王引之批评了训诂史上依字形字义训释词义的缺陷。这里涉及两个问题：其一，字与词的关系。古代汉语（包括现代汉语）中，有时字与词的界线并不是很清楚，此为字与词的重合现象。其二，字义小与词义大，词脱离字而别有意义，特别是双声词、叠韵词之类，像犹豫，以及与犹豫意义相同的一些双声词。词不脱离字而有更加丰富的意义，如“自由”一词。此为双音节词。而此类双音节词经过语言与思想的发展而演变为一个特殊概念的时候，其意义更加丰富。然其根本意义仍然与字义相关。“六书”原理表明，汉字有依形起义，有依声起义。然而，“词”在语言中比字的意义更为丰富。字为词素，词为句素。依声起义的词，若依字形训义，的确有穿凿之处。然亦不能一概而论，夸大依声起义原则的普适性。
　　王引之发现，双声词有一个发展过程，从单声词发展而来。犹豫一词，可以分开来解。犹与豫均可作“犹豫”解。《管子·君臣》篇有“贰豫之心”，《老子》有“犹兮若畏四邻”。
　　与犹豫意义相同而词形不同的词有：犹犹、与与、夷犹、容与、狐疑、嫌疑、踯躇等。
　　对于双声、叠韵一类词语的训释，王引之接受了同时代人“因音求义”的正确方法，提出了因声求义的方法论原则。他说：“大氐双声叠韵之字，其义即存乎声。求诸声则得，求诸其文则惑矣。”——训诂学中词学原则的确立可以视为清代训诂学超越汉代训诂学的地方。在一定意义上已经使训诂学超越了搜集材料、整理材料的阶段。在此原则指导下，王引之引其父王念孙之言，以为唐初之人，已经不了解古汉语中“无虑”一词的真正意思了。这应当是中国语言学史上的一个重要的词义研究成果。他通过对唐以前中古汉语史的疏通，将“无虑”一词的本来意思阐明了。“无虑”即“大凡”也，概指之词，非精确计算之词，非不考虑之意也。又，“无虑”一词还有变形的，有时“虑”亦即“无虑”之意，见《荀子·议兵》篇、《汉书贾谊传》。有时“无虑”作“勿虑”；有时先秦文献作“摹略”、“孟浪”、作“莫络”。
　　王引之认为，上述词汇在语用过程中的这些变形都是一声之转的结果。通过因声求义的词学研究方法，王引之为后人正确阅读古代经典文本，更加逼近古代经典的原义，提供了语言学研究的成果与训诂学的经验。
　　2.复语现象的发现：“殆，亦疑也。古人自有复语耳。”
　　王引之认为，古汉语有少量的双音节的词汇，“何休注襄四年公羊传曰：殆，疑也。……《史记·仓公传》：‘良工取之，拙者疑殆。’殆，亦疑也。古人自有复语耳。……《庄子·山木》篇：‘侗乎其无识，傥乎其怠疑。’怠疑即疑殆也。文十二年（公羊传）：‘惟善诤言，俾君子易怠。’怠，疑惑也。言使君子易为其所惑也。后人但知殆训为危、为近，而不知又训为疑。盖古义之失传久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