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多样性与生物多样性的关系
　　如果说生态语言学家只是要专门研究语言与自然生态的关系问题，那么事实也并非如此简单。
　　目前生态语言学基本概念之一是：语言生态系统最显著的特征就是语言的多样性，多种语言在系统中共存，并与其所处环境相互作用而形成一种动态平衡。语言多样性与生态多样性相互制约、相互影响。语言研究者常用的经典例子是m·hlh·usler的有关澳大利亚袋目小动物的生态状况的调查。在澳洲大陆曾经生活着许多袋目小动物，可后来这些袋目小动物却被冠以与其属性不符的名字“灌鼠”或“本地鼠”，结果它们被当作老鼠一样的东西而遭到人类的伤害，其数量日益减少。国外研究者把这称之为语言的衰退导致生物的衰退。本文作者认为，就本例而言，这种结论未免太过草率。
　　人类在认知这个世界的过程中，按照自己的理解给这个世界的物象进行范畴划分或分类，赋予物象以不同的名称，同时也就规定了物象的属性。通过语言的传播，在人们的意识中形成了对物象的固定认识。可以说这是导致澳洲大陆这些袋目小动物濒临灭绝的语言原因。但这里面更深层次的原因还是当初给这类袋目小动物改名时，人们对于保护生态平衡的意识差，认识世界的深度不够，目光短浅，不知道保护生物的多样性、保持生态平衡对于地球、对于人类的生存具有多么深远和重大的意义。如果命名者当初没有给这类袋目小动物改名，是否它们就不会处于今天这种濒危状态了呢？是命名的原因还是生态保护意识的原因？世界上有多少动植物并没有被改名字，可已经灭绝的和濒危的有多少？是人的意识问题还是语言表达问题？我们还需深入研究。这里似乎又回到了长期以来学界争论不休的问题：萨丕尔—沃尔夫的语言决定论。
　　如果说生态语言学家只是专门研究语言与自然环境的关系问题，那么事实也并非如此简单。
　　生态语言学自建立以来，有些语言学家试图从纯粹的生态学角度证明生物的多样性与语言的多样性有着直接的关系。如william sutherland在《自然》杂志上发表文章指出：“具有高度语言多样性的地区也同时拥有高度的鸟类和哺乳动物的多样性。”③
　　常识告诉我们，生物多样性的存在是自然环境的平衡未被破坏。生物的存在状况取决于生物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语言的存在状况当然本文由论文联盟http://收集整理也取决于语言生存环境，但自然环境只是语言环境的一部分。
　　fernande krier在研究所有可能与不可能影响葡萄牙的一种少数民族语言生存的环境因素时，她用了harald haarmann建立的生态语言学变量，其中包括种族人口统计、种族社会、种族文化以及其他方面的各种因子，这些构成了一种语言的“环境”。
　　薄守生和董照辉认为：“语言环境是由人口、文化、经济、社会、交通、信息传播等因素构成的，也就是说，语言环境涉及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其中社会环境是语言环境的主要组成部分，社会环境非常复杂，是一个远离平衡的开放系统。”所以说，语言多样性与生物多样性的高度相关性并不能说明语言的生物属性。
　　沙漠地区生物数量极少，更不适合人这种物种的生存，也就没有语言存在，可以说在这种区域内生物的数量和种类与语言数量和种类高度相关，但人类这种生物与其他生物有着本质的区别，人并不是完全被动地适应自然，人可以改造自然。美国的拉斯维加斯就是最好的例子。同样，世界上有着广袤的原始森林、热带雨林、大平原、大草原，在那里生长着成千上万种生物，可是如果这些地方没有人种存在，就没有语言，所以这样“拥有高度的鸟类和哺乳动物的多样性”的地区并不“具有高度语言多样性”。
　　“具有高度语言多样性的地区也同时拥有高度的鸟类和哺乳动物的多样性”，这样的结论并不能证明语言与生物的直接关系的另一个关键点是语言的自然环境问题。我们也认为自然环境也是语言环境的一个组成部分，但这个语言的自然环境与生物的自然环境并不完全相同。
　　薄守生和董照辉认为，地形复杂、交通不便、条件恶劣的区域会对保持语言多样性形成一个保护屏障，又是保持生物多样性的一个屏障，这是自然环境对语言多样性的影响，但不能说明语言濒危与物种消失具有相同的规律。“把语言多样性比附于生物多样性更是缺乏根据，生物是自然的产物，遵循的是自然规律，语言是社会的产物，遵循的是社会规律。”④
　　语言的消亡与生态保护
　　生物多样性与语言多样性的关系是非直接关系。在生物多样性的生态地区未必都有人的存在，没有人就没有族群，没有族群，就形不成社会，也就没有语言的存在。
　　从生态学角度试图证明生物多样化与语言多样化有着直接联系的学者试图说明人类要想保护和挽救濒危语言，首先要保护生物（包括人类种群）和生物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因为生态的多样化形成了人类种群的多样化，从而形成语言的多样化。但保护和挽救语言远非那么简单。语言的生存、发展、乃至消亡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战争、宗教、移民、文化等紧密相连，生态环境对语言的直接影响相比之下微乎其微。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濒危语言问题特别专家组在一份报告（2006）中称 “语言濒危即可能因外部力量所致，如军事、经济、宗教、文化和教育的逼迫等；也可能由内部因素引发，如语言族群对母语的消极态度。内部压力往往有其外部根源，二者都阻碍了语言和文化传统的代际传承。许多土著民族把自己的弱势社会地位与其文化相联系，进而认为自己的语言没有保留价值，于是抛弃自己的语言和文化，以期摆脱歧视，过上稳定的生活，增强在社会中的能动性，以及融入全球市场经济。”
　　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英语成为最重要的沟通语言。据统计，世界上约有15亿人使用英语。英语除了是英国、美国、加拿大等发达国家的母语外（使用人口约有3.75亿），它也是世界上 70多个国家或地区的官方语言或第二语言（约有3.75亿）。中国、俄罗斯、日本等10多个国家或地区选择英语作为优先学习的外语（约有7.5亿）。也就是说，全球有近 1/4的人口能使用流利的或基本正确的英语，而这个数字还在增加。
　　以美国为代表的英语国家在经济、科技等诸多领域显示出极强的优势，使得每个国家都对语言政策做出了一定的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