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西方语言学中的理性主义

在西方哲学史的认识论中存在着两大主要阵营，即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其中理性主义（又称唯理论），在狭义上，是一种片面强调理性作用的关于认识的理论或学说。它同经验论相对立，认为具有普遍必然性的可靠知识不是来自经验，而是与生俱来的，或是从先天概念出发的逻辑推理得到的。［1］理性主义者认为，对真实知识的追求，不是建立在感觉印象基础之上的，因为感觉印象常常出错。人类具有理性，这是无可辩驳的事实。因此，他们特别强调理性思维。语言学与哲学是分不开的，如何观察世界就决定着如何看待语言。［2］因此，在西方语言学的整个发展历程中都可以发现理性主义的影子。梳理理性主义在西方语言学中的不同表现形式，为我们认识西方语言学史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对于当代语言学的研究具有借鉴作用。
　　一、古希腊——古罗马时期
　　古希腊是欧洲语言研究的发源地。古希腊人的语言研究常常与哲学研究难解难分，语法被当作哲学的组成部分。古希腊最早接触语言问题的是一批哲学家，他们把语言问题当作哲学问题的一部分看待，从哲学的角度分析语言现象。公元前4世纪，古希腊哲学进入系统化时期，代表人物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他们总结了以前各派的哲学思想，创立了自己的哲学体系。柏拉图创立了“理念论”（又称形式理论），他认为理念存在于感官事物之外，普遍存在于个别之外。他认为理想的世界存在于被智慧捕捉到的理念之中，从而奠定了西方理性主义和形式主义研究范式的基础。柏拉图为了论证其理念论提出了“回忆说”。WWW.11665.Com他认为，人的感觉只能认识变灭的、不真实的事物，而不能认识永恒的、真实的理念，人论文联盟http://们关于理念的知识通过回忆才能获得。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唯理论“天赋观念”的雏形。受认识论的影响，柏拉图在语言研究方面表现出明显的理性主义倾向。他认为真实存在的是事物的本质，即他所谓的理念，理念世界只能由思维来认识，而知识也就是对理念的命名；意义在于语言（名字）和事物间的“自然关系”，似乎由认识者对着理念说出便成。［3］
　　古罗马与古希腊来往已久，到公元3世纪古罗马帝国征服古希腊城域之后，古希腊虽然是战败者，但是它的科学文化却对古罗马科学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古罗马人所用的拉丁语与古希腊语的结构比较接近，所以古罗马人在继承古希腊人的学术和艺术方面成就的同时，也把古希腊人关于语言学的思想争论和语法范畴运用到对拉丁语的研究中去。沿用希腊语法理论和语法范畴描写和分析拉丁语是古罗马语法研究的特色。因此，其认识论的基础主要是经验主义。
　　二、中世纪
　　中世纪学术的突出特点是，教会势力增长，并且左右着文化教育和学术研究。公元11世纪到14世纪，基督教势力强大，经院哲学达到全盛。
　　这一时期在语言学上最值得关注的是经院哲学影响下出现的由摩迪斯泰学派的学者们建立的思辨语法。思辨语法遵循理性主义传统，它是把普利西安和多纳图斯对拉丁语语法的描写融入思辨哲学体系的产物。与过去单纯教授学生不同，在思辨语法学家看来语法的理论基础应当属于哲学家的研究范围。于是，哲学在语法研究中的地位得以确立，并导致了普遍语法观念的产生。在中世纪，拉丁语是当时唯一的学术语言，思辨语法学家虽然用拉丁语写作，甚至举例也使用拉丁语，但是，他们却试图对拉丁语语法所体现出的规则赋予一种普遍的有效性。从12世纪开始，思辨语法学家不再满足于对语言现象的描写和说明，而是要探索语言的内在原因和深层的语言理论问题。如果说以普利西安为代表的古典语法学家及其拥护者面向语言材料，其材料主要来自文学文献和古典用法，那么，思辨语法学家则主要面向语言理论。此外，在例证的选择上，思辨语法学家也呈现出理性主义倾向。他们几乎用程式化的形式编造自己的例句，不考虑实际的言语，也不管适用的情境是不是可能。
　　三、文艺复兴时期及以后
　　文艺复兴运动开始于14世纪的意大利，逐渐波及整个西欧，16世纪达到高潮，16世纪末接近尾声。文艺复兴是新兴资产阶级反对封建神学的伟大文化运动，是一个自我觉醒的时代。极力宣扬人文主义，提倡以人为本，反对宗教桎梏，要求个性解放，提倡研究古典希腊和罗马的哲学、文学和艺术，追求科学知识，主张客观的科学调查研究，是当时的总体精神面貌和基本科学特点。
　　到文艺复兴后期，欧洲的自然科学（尤其是力学、天文学、数学）的发展和研究方法，对哲学产生了极大影响。一方面，当时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是实验和分析，在这个基础上产生了哲学上的经验主义。另一方面，自然科学的发展，要求从哲学上进行概括和总结，要求提出新的认识世界的方法和途径。在这个基础上，产生了哲学上的理性主义。
　　在理性主义的影响下，一些语言学家认为，人类或者至少是达到文明程度的人类，具有一种普遍的思维结构。这种普遍的思维结构基本上可以独立于任何语言。因此，可以用一种普遍的语法表达。就这个问题，英国的维尔金斯的《论一种真正的文字和一种哲学语言》是同类作品中最有影响的。他提出了编制“世界通用语法”的设想。在他看来，这种“语法”应当包括能够满足所有交际需要的各种词类及简洁的句法规则。他的目的是想建立一种所谓的“哲学语言”，这种语言结构严密，而且具有一套适用的原则，这种语言既可以写，又可以说，全世界各民族的人都能够用它交流思想。然而，维尔金斯等人的设想是天真的，他们没有能够创造出什么“哲学语言”。但是，他们的努力说明当时的语言学理论有了新的发展，他们是在探索语言到底是如何构成的。他们相信不论讲哪种语言，人类都具有一种相同的思维结构，所以人的思想才能够用一种普遍语言表达出来。这种观点也正是法国波尔—罗瓦雅尔学派的指导思想。波尔—罗瓦雅尔学派以笛卡儿的哲学为基础，认为人的理智高于一切权威；因为人的思维和理智是相同的，表达思想的语言也应该有相同之处。他们试图阐述语法的普遍原则，揭示存在于一切语言中的语法在表达思想上的一致性。［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