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类型（文体）的文本有着不同的解读方式。这就决定了教学方式的不同。目前语文教学中存在的教学内容不适当、教学方法不对路等问题，与教师解读文本时对文本体式的忽视有一定关系。
    文本解读要解决的实际上是两个问题：第一，这篇文章写什么，它体现的人文思想是什么；第二，它是如何驾驭语言文字将这种人文思想表达出来的。具体地说，就是把握文章的语言、语脉、语境和语义。当然，这四者并不是截然独立的。文本的体式不同，其文章的构成也就不同，散文讲究“隐”，讲演词则要“显”，同是赞颂马克思（语义相近），拉法格的回忆录与恩格斯的悼词（文体不同），文章的语脉和语境大不相同，因而文本解读的方式也大不一样。
    《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是恩格斯在马克思葬礼上的演讲，无疑这是一篇悼词，与一般讲演词相比，悼词在表达内容和文本格式方面有着一些特殊的要求，但它毕竟是讲演词的一个分类。讲演词结构上一般由开题（开头）、主体、结尾构成，是一种议论性、说理性的应用文体。正因为恩格斯的这个讲演具有很强的议论性和说理性，所以长期被误定为论说文。
    讲演词与论说文的区别是很大的：从语脉上看，论说类文体的中心是论证一种观点，讲求的是观点的正确性，论证的严密性，换句话说，论说文要求鲜明的思想观点、确凿的事实材料、精练的文。表达，而它的感情因素可强可弱，甚至可有可无；而悼词是向死者表示哀悼、缅怀与敬意的一切形式的悼念性文章，行文的语脉所表达的思想感情通常是“悲痛——颂扬——悼念”。wWw.11665.cOM从语境上看，论说文的叙事成分不具有独立性，它仅作为论据依附于论点，对其进行说明论证，通常是紧扣论点，点到即止；悼词是对死者一生事迹的缅怀和评价，事迹叙述的内容有相对独立的地位，保持一定的量。
    对文本的体式、文体性质的认识误差，给文本解读埋下了误读隐患。把悼词当做论说文对待，势必无端地去寻找中心论点、分论点，其结果是，将对逝者的评价当成中心论点，将对逝者的追思和缅怀当做论据，于是又不得不无中生有地去归纳论证方法，真是南辕北辙！
    语脉，作为文章学的一个术语，说的是文章语言的脉络，也就是文章的布局和条理。古人对语脉极为重视，陆游《书叹》诗云：“论文有脉络，千古著不诬。”元代刘壎《隐居通议·文章三》：“凡文章必有枢纽，有脉络，开阖起伏，抑扬布置，自有一定之法。”我们解读文章的过程就是把脉、品脉的过程，但又不能不认识到，不同文体性质的语脉，即文章的布局和条理是不尽相同的。
    《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作为悼词，它的基本结构是“开头——主体——结尾”的框架，这是悼词的常式结构，然而它的语脉环环相因，丝丝入扣，常中有变，不入俗套，表现出作者驾驭语言的高超技巧。
    《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的主体部分是叙述马克思的功绩，而恩格斯行文的顺序，也就是说语脉的贯穿，粗一看似乎不合常理，仔细揣摩，认真推敲，不禁拍案称奇。例如悼词的第二段，依据行文前后分别照应的惯例，结构上后文就该先讲马克思在革命实践方面的贡献，然后才讲马克思在历史科学理论方面的贡献，但悼文的后面行文与此恰恰相反，先例举其理论贡献，再表述其实践成就。因为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是用英语讲演的，我们姑且用英语原文比较一下。对于这篇悼词的这一处理，有人解读为先讲马克思的理论贡献是为了突出悼词开头的“思想家”，看似有理，其实是概念混乱，将“思想家”（thinker）等同于“科学家”（the man of science），并且认为“革命家”（revolutionist）不是“思想家”，显然，这不符合恩格斯关于这些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的界定（值得注意的是，译文中“科学家”一词，恩格斯在悼词中使用的是短语the man of science，而不是单词scientists。悼词英语原文这一句是such was the man of science，强调他“作为科学的人就是这样的”，显然是说明马克思的科学研究，而不是说明身份）。也有人根据马克思的墓志铭“历史上的哲学家总是千方百计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解释世界，然而更重要的在于改造世界”来解读，认为实践更重要，但实践是在理论指导下开展的，所以这样行文。那么，何不将“对于”两个短语顺序交换，全句变成“这个人的逝世，对于历史科学，对于欧美战斗的无产阶级，都是不可估量的损失”，这样与后文呼应，岂不是更符合逻辑了？这种解读，究其原因，还是按论说文的论证来理解文本的语脉，或者说是论证性的文章脉络，使得文本解读捉襟见肘，难以自圆其说。

    从文章章法来分析，可以通过散见于全文的一系列特殊语句来把握它语脉的构成。悼文的段落之间，几乎每个段落都有关联性、承接性的语句，如：
    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
    不仅如此……
    这些语句可以连缀成一条连贯的语脉——层层递进。如果我们的解读不是从论证中心论点出发，而是从一个共同战斗40余年的战友缅怀逝者、向听众叙述他的伟大功绩出发，这一切不是很容易理解了吗？
    讲演是一种社会活动，因而不可避免地要体现出这一活动的特征，如针对性、鼓动性、时效性。正因为如此，讲演对语境（时代感、听众因素等）的依赖性比较强，后人阅读前人的讲演词，距离感比较大，这就更需要依据文本体式，充实必要的背景材料来解读。
    就语境而言，讲演词的语境不仅有一般文体的背景材料（社会背景、文化背景）和文章所营构的语言场景，而且有人际关系产生的语境，讲演是要说服听众的，因此，讲演者的身份，主体听众的身份，讲演的目的，都构成语境。《我有一个梦想》的讲演内容是民族平等问题，设想，讲演者如果是白人，或者主体听众（在华盛顿林肯纪念堂的听众应该会有白人）不是黑人而是白人，这个讲演的语境就不同了。同样，《谈中国诗》的主体听众如果不是外国人，钱钟书的讲演肯定是另一个文本。
    恩格斯的《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是对马克思一生伟业的高度概括，理论性很强，知识面很广，涉及的历史背景纷繁复杂，要让学生读懂这篇文章，不得不牵涉很多背景材料。由于参加葬礼的是马克思生前的战友，如李卜克内西、拉法格和龙格等人，很多东西都是双方默契和共知的，我们今天阅读时，就产生了语境的空白，如不补充这些背景材料，难免会影响到对语义的理解。例如：
    但马克思在他所研究的每一个领域，甚至在数学领域，都有独到的发现。
    为什么要特地说“甚至在数学领域”？因为背景材料的缺失，我们很难理解。有的教师竟然把它当做病句加以指责，还美其名曰“向权威挑战”，真是无知者无畏！这里的背景是，当时从莱布尼茨、牛顿到拉格朗日关于微积分长达百年的争论，媒体炒得沸沸扬扬，让人们觉得数学这一领域高深神秘，从而视研究数学者为神人。而马克思留下近千页的《数学手稿》，其中有读书摘要、心得笔记和述评，以及一些研究论文的草稿。只要看看马克思给恩格斯关于数学的两封信，我们就可以理解，恩格斯为什么要强调马克思在数学领域的研究了。
    此外，我们知道，讲演时为加强效果，往往辅以形体语言（形体动作），有如戏剧中的科白一样，说话为“白”，动作为“科”，形体语言也是讲演的内部语境。
    文本体式之异，实际上是文体思维之异。不同文本的不同体式，它们的外部语境和内部语境都有很大差异，行文的脉络各异，这就决定了文本解读的方法不同，意味着所需要的阅读能力也不同，因而所采用的教学方法也就不同。
    另外还有一点需要说明：人教版将《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安排在高一，而文中两个重要的问题“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和“剩余价值”，政治课要到高二才讲，换句话说，这是学生知识的盲点，教师必须把这两点讲清楚，学生才会更加理解马克思的巨大贡献。但这样一来，教师在课堂上讲的时间就多了，似乎像“满堂灌”，似乎与课改精神不符。其实，学生不懂的东西，该讲解的还是得讲，试想，“先前无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或社会主义批评家所做的一切都只是在黑暗中摸索”，只有马克思发现了“剩余价值”，而我们在学生一无所知的情况下，让他们去“自主”，去“建构”，岂不荒唐？无论用什么课型，把备课的基点建立在学生的“学”，这才是新课程的本质性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