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助推阶层固化的社会资本分析

　　近年来，随着社会阶层分化的加剧，“阶层固化”现象成为全社会关注的议题。阶层固化是指社会阶层分化严重导致的社会阶层间流动减少，父母的阶层地位决定了子女的阶层地位，社会阶层结构实现了接近原样的代际复制，不平等在代际被固定化的现象。[1]阶层固化的出现对正处于社会转型过程的矛盾凸显期的中国是严峻的挑战，如果不能遏制这种趋势，将会对社会发展及社会稳定带来负面的影响。
　　高等教育是实现个人向上流动的最好通道。人们可以通过高等教育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教育在一定程度上使个体跨越社会阶层间的障碍。在我国恢复高考制度后的一段时间内，许多农村青年或者出身贫寒的学子正是通过接受高等教育实现了向上流动。但是近年来，人们发现，虽然我国的高等教育已经从精英化走向了大众化，高等教育却不再是实现社会阶层合理流动的渠道，反而成为“阶层固化”的助推器。“‘阶层固化’所导致的严峻社会现实已经摆在我们面前，再不可漠视。”[2]那么，高等教育助推阶层固化体现在何处？高等教育又为何和如何助推了阶层固化？本文运用布尔迪厄的社会资本理论分析这一问题。
　　一、“寒门难出贵子”与“蚁族”：高等教育助推阶层固化的表现
　　高等教育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源，与社会分层及流动之间有着密切关系。人们对高等教育领域中阶层固化的关注起因于本文由论文联盟http://收集整理“寒门难出贵子”的讨论。WwW.11665.COM2011年，一篇题为《穷孩子没有春天？——寒门子弟为何离一线高校越来越远》的文章，引发了人们对阶层差距影响教育公平问题的广泛讨论。该文记者针对国内名牌高校农村学生越来越少的现象进行了调查和访谈，感叹“‘出身越底层，上的学校越差’，这一趋势正在被加剧和固化。三十年来，国家的转型在继续，但底层个体命运的转型，却在逐渐陷入停顿”[3] 。“寒门难出贵子”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改革开放以来，高考制度为许多草根阶层尤其是农村孩子提供了鲤鱼跃龙门的机会，所谓“知识改变命运”正是这样的写照。但是近年来，随着社会阶层分化加剧，贫富差距拉大，教育差距也随之拉开。我国高等教育规模已经由精英化转向大众化，农村孩子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没有扩大反而降低了。教育学者杨东平主持的“我国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的研究”课题组调研得出，中国重点大学农村学生比例自1990年代起不断滑落。北京大学农村学生所占比例从三成落至一成。清华2010级农村生源仅占17%。[4]越是名牌高校这种现象愈加明显。
　　如果说“寒门难出贵子”体现的是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差异，那么“蚁族”现象则是接受高等教育后的年轻人在走向社会时的差异。廉思及其研究团队的调查表明，在北京、上海、武汉、广州等大城市有很大一部分低收入大学毕业生群体，被称为 “蚁族”。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受过高等教育，但大都毕业于国内二三流高校，大部分来自农村和小城镇，家庭收入较低。当他们来到大城市，就只能居住在人均不足10平方米的城乡结合部或近郊农村，大多数从事简单的技术类和服务类工作，以保险推销、电子器材推销、广告营销和餐饮服务为主，月平均收入不足2千元。[5]虽然也受过高等教育，但以他们的起点在大城市打拼，想要实现向上流动是非常困难的。他们中的大多数来自于社会中下阶层的家庭，将来也很难摆脱与父辈相同的阶层地位，套用一句网络流行语，屌丝的后代仍然还是屌丝。
　　二、布尔迪厄的社会资本理论：高等教育助推阶层固化的分析范式
　　社会资本近年来成为社会科学领域的重要分析范式。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在20世纪80年代正式提出了“社会资本”的概念。“社会资本是那些实际的或潜在的、与对某种持久网络的占有密切相关的资源的集合体，这一网络是一种众所周知的共同熟悉的、体制化的网络，或者说是一种与某个团体的成员身份相联系的网络，它在集体拥有的资本方面为每个成员提供支持，或者提供赢得各种各样声誉的‘凭证’。”[6]根据这一定义，社会资本以关系网络的形式存在，“特定行动者占有的社会资本的数量，依赖于行动者可以有效加以运用的联系网络的规模的大小，依赖于和他有联系的每个人以自己的权力所占有的（经济的、文化的、象征的）资本数量的多少”[7]。不同阶层成员的社会网络规模大小不同，所拥有的社会资本总量不同，为个体所提供的支持自然不同，取得的成就也不同。在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及毕业后的职业选择中，来自不同社会阶层的学生由于社会资本质和量的不同表现出明显的差异。
　　布尔迪厄的社会资本理论与他对教育的研究是分不开的。“在布尔迪厄的著作中，教育占据着中心地位，他致力于探讨现代分层社会中阶级、文化和权力之间的紧密联系。”[8]他把教育体系看做社会地位获得和权力分配的主要机构。当社会普遍认为教育机会的扩大减少了社会不平等，促进了社会公平时，布尔迪厄坚持认为，教育实际上有助于维持社会体系的不平等，“教育体系——远不止家庭、教会或公司——已成为现代社会传递社会不平等的最主要机构”[9]。因为教育活动与各种资本形式密切相关，“教育活动中产生的学术性收益，取决于家庭先期投资的文化资本这一前提，而且，教育资格所带来的经济和社会收益也取决于社会资本，而后者是继承得来的，又可以用来支持人们获得这类收益”[10]。占有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的不同决定了人们能否获得教育及获得什么样的教育。

　　高等教育作为实现社会阶层流动的主要渠道之一，从表象看，通过接受高等教育，不同社会阶层的青年达到了相同的社会位置，高等教育因此实现了缩小社会不平等的功效。但是，在高等教育机会的获得中，不同阶层社会资本的差异却进一步强化了阶层间的不平等。布尔迪厄认为，由于所处社会结构位置的不平等，所以下等阶层出身的学生，在上学期间就不容易获得成功，特别是在高等教育期间，他们大多被剥夺了在主导文化及其能力获得方面的系统训练的机会。[11]社会分层客观上是社会成员因获取社会资源的能力和机会不同而呈现出高低有序的等级层次的现象。社会资本是社会资源的一部分，每个人在社会结构中处于不同的位置，从而形成不同的社会关系，拥有不同的社会资本。当社会资本分布严重不均衡时，就会产生阶层固化的现象。
　　三、社会资本差异与失衡：高等教育助推阶层固化的成因分析
　　自20世纪90年代末高等教育大规模扩招之后，接受高等教育的适龄青年的绝对数量大大增加。但是不同阶层背景、家庭背景、城乡背景的学生进入高层次学校的机会却大不相同，毕业后的就业选择机会也有云泥之别。家庭社会资本和城乡社会资本的不均衡使得高等教育成为阶层固化的助推器。
　　（一）家庭社会资本差异导致高等教育机会及就业机会不平等，催生了阶层固化个人不能选择自己的出身，因此先赋因素的差异是不可避免的。“当阶级或阶层地位首先来自世袭时，我们把地位获得方式称为先赋（ascription），即人们在社会分层体系中的地位来自他们不可控制的特质（例如，种族、性别、出身）；当阶级或阶层地位首先是由个体自身可控制的特质来决定时，我们把这种地位获得方式称为自致（achievement），即人们获得相应的社会地位是因为他们的优点，因为他们追求理想，因为他们遵循某种成功法则。”[12]如果一个社会的地位获得方式是自致因素重于先赋因素，则说明这个社会具有合理的社会流动渠道，社会结构是开放的。反之，如果是先赋因素决定地位获得，那么社会结构就会板结，社会阶层趋于固化。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流动的增强给了许多寒门子弟改变命运的机会，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通过知识改变命运。笔者上大学的20世纪80年代初，班里同学有许多来自农村，毕业后通过分配工作又都留在了城市。虽说当年的高考堪称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但一旦考上大学，家庭出身的作用就淡化了，因为毕业分配政策是与学习成绩和地域因素相关联的。现今党政机关、高校和科研院所的许多干部和学者都是当年来自于贫寒农家的孩子，这些人真的是通过知识改变了命运，彻底实现了身份的转换。他们的奋斗历程生动诠释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从身份到契约”的进步。
　　但是近年来，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深入和高校招生规模的扩大，一方面国家不再包办大学生的就业，一方面每年高校毕业生的数量在增加，社会普遍认可的地位高收入好的就业岗位成为稀缺资源。这种情况下，大学生的本能反应必定是动用家庭关系。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曾经说过：“普天之下，家庭显然是重要的社会资本之源。”[13]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会出现福建屏南县财政局为某官员女儿量身定做招聘条件的事情了。“拼爹”就是人们对大学生动用家庭社会资本的形象说法。这样的结果必然是家庭背景好的大学生得到了高社会地位和高薪的工作。当家庭背景成为就业过程中一道不断升高的门槛，普通人家的子弟因为父母没有金钱和权力，也就没有足够的家庭社会资本为其就业提供条件。而那些家庭社会资本充裕的孩子，则可以轻松获得体面的工作、较高的收入以及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就业是实现不同群体流动的重要环节，如果不能遏制这种状况，会进一步加大社会底层向中间阶层以及更上阶层流动的难度，催生阶层固化现象。
　　（二）城乡社会资本失衡导致高等教育资源占有不均，进一步加剧了阶层固化
　　我国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造成了城乡二元结构的长期存在。城市化进程的推进使得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明显增多了，但是户籍制度却仍然是横亘在城乡之间的障碍。杨东平的研究表明：“在国家重点高校，具有较强的文化资本、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强势社会阶层的子女，占有较大的份额，而农村学生和弱势阶层的子女所占份额逐渐减少。”[14]毫无疑问，强势阶层都来自城市，自身经济条件和城市教育资源的优势，使他们既可以为孩子提供较好的学习条件从而在起点上高于农村学生，也可以为孩子动用社会资本以在高等教育入学竞争中享受到各种优惠政策。寒门子弟为何离一线高校越来越远，不是因为他们不聪明不努力，而是因为他们一开始就没有享受到城市中优质的教育资源，他们在高等教育的起点上已经输了，结果也就可以预见了。这就是高校扩招后“教育资源、教育质量相对较弱的地方性高等院校聚集了最多的农村学生，同时也集中了最多的高校贫困生”的原因。[15]高校扩招缩小了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城乡差距，但城乡二元结构带来的社会资本不平衡却使城乡学生在就读的高校类型和层次上有了更大的差距，直接导致毕业时的就业差距，进而导致未来的阶层差异。
　　“蚁族”现象也与城乡二元结构带来的社会资本差异密切相关。廉思研究团队的调查表明，“蚁族”大学生有54.7%来自农村。[16]其家庭的社会关系网络在农村，他们的社会资本投资人群主要在农村和城市非正规部门就业，对他们在城市正规部门求职几乎没有帮助，这使得来自农村的大学生就业选择面越发窄小。由于高校毕业生的相对过剩，就业单位动辄非“985”、“211”院校的毕业生不予录用，这些人沦为“蚁族”也就不足为奇了。而城市户籍大学生的社会关系网络集中在城市，那里是国家机关、高校、科研机构集中的地方，城市居民更有机会把社会资本投资集中在上述机构，因此更有可能动用社会资本获得就业信息或直接达成就业目标。这使得城乡二元结构造成的差异在代际间继续扩大，从而进一步加剧阶层固化现象。
　　四、小结
　　布尔迪厄基于对法国社会的研究，把教育看做使社会等级再生产合法化的机构。在我国，高等教育成为社会分层工具已是不争的事实。社会分层本来就是社会结构不平等的产物。在一个开放的社会中个人可以凭借自身努力实现向上的流动，而高等教育是最主要的渠道。社会资本在家庭和城乡间的不平衡，导致高等教育已经很难成为出身于社会中下层的成员实现向上流动的通道。这与我国高等教育公平的目标及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公平正义的要求是不相符合的。为此，如何消除社会资本差异带来的教育不公平，达成高等教育促进阶层流动、消解阶层固化的目标是本文后续研究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