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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高等教育研究取向之历史比较

中美高等教育研究取向之历史比较

  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具有鲜明的“学科指向性”,以学科建构为着眼点,偏向于高等教育学科体系的建构;而美国高等教育研究则带有显著的“问题偏向性”,以现实问题为着力点,偏向于高等教育领域内具体问题的研究及解决。事实上,将高等教育作为一门学科还是作为一个研究领域并非截然对立,仅是中美不同历史文化背景下自发形成的两种研究取向而已。它们可以看作是对高等教育不同视角、不同方面的自主研究,并无“科学”与“非科学”之分,而是典型的“和而不同”。
  一、问题研究:美国高等教育作为研究领域的历史透析
  一般而言,美国高等教育通常被当作是一个多学科的研究领域,研究者往往更偏向于具体问题的研究。之所以形成如此的研究取向,并非研究者的主观偏好,而是与西方独特的学科建制历程有关;因此,根植于西方学术文化背景下的美国高等教育研究自然不能例外。
  (一)西方理性主义的科学标准使美国早期高等教育研究无法获得“科学化”的学科身份
  严格意义上讲,“学科”是西方语境下的学术用语,它伴随着知识的分化而逐渐形成,是特定于历史时空的形式。[1]在古西方文明初期,一切知识都囊括于哲学母体中。那时,学科仅仅是知识分门别类的代称。文艺复兴后,人之理性得以张扬,人们开始主动寻找知识的真谛。www.11665.cOm从15世纪起,以揭示自然真理为目的的科学家们向着神学发起一系列的科学冲击。在“理性主义”大旗的引领下,物理学、化学、生本文由论文联盟http://收集整理物学等各门以实验为主的自然哲学逐渐与哲学母体剥离和分裂。“到18世纪末,自然哲学断裂成为各门独立的自然科学,现代意义上的诸学科正式诞生。”[2]
  在自然科学学科建制的过程中,社会科学深受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的影响。以往那种带有纯粹思辨性质的“形而上”式研究被淡化,取而代之的是所谓“科学化”研究的出现。当时的学者们普遍认为:“要想在一个牢固的基础上组织社会秩序,社会科学就必须越精确越好。抱着这样的宗旨,十九世纪上半叶许多现代社会科学的奠基者(尤其是英法两国)转向牛顿物理学,并将其作为效法的楷模。”[3]例如:斯宾诺莎曾试图用几何学的方法建构他的伦理学体系;而孔德则干脆把自己的社会学研究称之为“社会物理学”。在这种“科学化”研究的背景下,到19世纪中后期,经过学者们的努力,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等社会科学也与哲学母体分道扬镳,并取得了相应的学科身份。
  从西方学科制度化的历史过程可以看出,理性主义的科学标准始终深刻影响着科学研究的学科建制。而且,对于具体研究而言,只有运用了数学、物理学等具有逻辑或实验性质的研究方法,才会被当时的学者们接纳与认可。显然,美国早期的高等教育研究要想获得学科身份,就必须经得起“科学化”的学科标准检验。因此,早在1893年,c·s·霍尔就在美国创办了第一个高等教育专业研究生项目,并寄希望于用实验、数据来提升本研究的科学性。他强调要“通过广泛调查各国各地的成功失败经验,使未来的高等教育研究能和其他学科一样,对高等教育工作与成就具有专门的知识”[4]。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理性主义的科学标准参照下,尽管美国高教研究者做了大量的工作,但由于当时的高等教育研究既没有让学术同行认可的、坚实的科学理论作为学科支撑,也很难向自然科学那样采用精确量化的方法来解决实际问题,以确保研究的科学性。故而,美国早期高等教育研究的学科身份始终无法被当时的学术界普遍确认,而相关的研究也只能采用“问题研究”的取向。
  (二)战后“范式”学科标准及高教研究的适切性使美国当代高等教育研究很难获得学科身份
  1945以后,世界格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这一变化深刻地影响着包括高等教育研究在内的社会科学的发展。在重建社会科学思潮的影响下,自1950年代起,伴随美国高等教育的大发展,一大批具有学科背景的学者纷纷进入高等教育研究领域,他们迫切希望通过若干年的努力,把高等教育建构成一个独立的新学科。为此,美国《教育研究与发展》杂志还在1973年出版了高等教育研究专刊,其中明确强调“高等教育是应国家改革需要而‘诞生’的一个‘新学科’”,而c·芬彻甚至宣称美国高等教育学科已“在形成中”。
  然而,在美国学界看来,高等教育能否作为一个成熟的学科,至少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有关高等教育的知识积累能够达到学科的标准,二是高等教育研究的理论成果能够有效地指导具体实践。目前,美国学界普遍认可的学科标准来自于库恩的“范式”理论。大多数研究者认为,一个成熟学科必须至少有一个学术范式;而且,范式化知识体系的根本在于其不容怀疑的知识核心,因为这些核心知识能够防止学者们在基本问题上争论不休,从而把更多精力用于相关研究。可是,尽管经过多年的学术努力,美国同行们依然未能积累起普遍认可的关于高等教育的核心知识。正如德雷索和马瑟在总结美国高等教育研究状况时描述的那样:“广泛接受的学科标准是一个至少能够被合理地进行某种逻辑分类的知识总体,使得学者们能够至少定量地说出自己被接受的知识的分界线在哪里;然而,日益增长的高等教育文献所提供的多是作者的观点,而不是关于高等教育现象的知识。”[5]另一方面,美国高等教育理论研究与实践的指导关系也不甚乐观,研究者的理论成果往往不被实践工作者所接纳。大多数实践人员在实际工作中基本不看高等教育研究者的论文;在他们看来,高等教育研究并没有产生多少能够让人记住的著作与文章,他们通常认为高等教育研究以外的文献更有用。事实上,许多研究者已经注意到这种情况,有人就曾直接批评美国高等教育研究醉心于所谓科学定量的方法,存在着脱离实际、闭门造车、行文晦涩、重形式轻实质等弊端,甚至有学者将美国高等教育研究指责为“只开花不结果的树”。面对这样的研究现状,阿特巴赫曾做过中肯的辩解,而且批评人们对高等教育研究的实用性期望过高,对理论研究需要更多的时间没有给予足够的耐心,等等。但是,即便是他本人,在回顾美国高等教育研究时也不得不承认,由于没有学科基础,没有学术归属,没有确立自己的方法论,更没有被学界广泛认可的理论支持;因此,“高等教育确实是一个多学科的研究领域,它将不会成为一个单独的科学学科”[6]。

  由此可见,依据高教研究的适切性,参照库恩“范式”理论的学科标准,并结合西方学科建制的历程来判断,美国高等教育确实只能看作是一个多学科的研究领域,其学科身份将很难在短期内被学界广泛接受与认可。而且,受实用主义的功利倾向影响,美国高等教育研究者在一定程度上更愿意延续既往的“问题研究”取向,毕竟关注具体问题的现实解决远比学科建构要实际得多。更为重要的是,美国高等教育研究多年来一直沿着这一取向展开相关研究,不仅能够让持有异议的学者普遍接受,而且还产生许多具有重要理论意义的学术成果;同时,也被证明是一个符合本国研究实际的应然选择。
  二、学科建制:中国高等教育作为学科建构的历史成因
  在我国,高等教育之所以能够作为学科而建构起来,也是与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特殊历史文化背景紧密相联的。历史地看,正是中国高等教育百年来在依附、移植、借鉴、创新基础上的自主发展,为高等教育学科建构提供了特殊的历史时空。
  (一)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依附性改造与西方学科体制的全面引进为高等教育学科建构提供了学术土壤
  客观地讲,中国高等教育近代化属于典型的“后发外生型”近代化,是一种被动的转型,其间自然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在制度和理论等方面对西方高等教育的依附、模仿、借鉴与改造。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遭遇了“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为变革图存,洋务派极力主张效仿泰西,并设立了具有高等教育性质的京师同文馆,以期求富自强。然甲午战败,喧嚣一时的洋务运动宣告破产。后起的维新派在痛定思痛中深刻反思,并将战败的部分原因归结为教育落后,民智未开,且强烈要求对旧式教育进行全面的改革。在维新派的鼓动下,传统高等教育予以改造。然而,中国近代高等教育毕竟是一种被动的转型,受当时条件限制,所有的教育形式都不得不模仿西方或日本。例如京师大学堂设立后,不仅学科设置、规章制度仿诸日本,就连房屋样式、学舍间数也悉数模仿日本。这使得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呈现出一定的“依附性”特征,而对西方的学科体制自然也只能是照猫画虎般的模仿。
  “五四”运动以后,欧美留学生群体迅速崛起,他们扎实的专业知识、敏锐的学术思想、开阔的国际视野深深影响着当时的中国高等教育发展。他们不仅带回了西方的教育理念,而且将欧美大学既有的学科体制也都移植到中国来。“当时的主流似乎在于从‘西潮’和‘古学’的综合中发现‘新知’,而这样一种总的追求与对于‘学以致用’的儒学知识论的反叛相联合,进而促进了追求相对具有学术自主空间的研究机构与知识论范式的运动结合起来,使学科建构成为知识分子运动的主要诉求。”[7]学者们积极创设新系科、编写新教材,不仅西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理论被不断地整理、翻译、出版,而且具有本国特色的科研机构、学术团体、研究刊物也纷纷创立起来。这些学术努力又进一步加速了对西方学科体制的移植、引进与扩散,造成“西方有中国也有”的学科体制。
  尤为重要的是,由于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始终充满着救亡图存、教育救国的理想,因此,学者们不仅关注自然学科、人文学科的建构,而且对高等教育的研究也从未忽略过。例如:在高教理论研究方面,庄泽宣很早就对“高等教育”的概念给予阐释,并在其《教育概论》中专门把高等教育作为一章加以论述,且较为详尽地对中西方高等教育进行了比较;孟宪承则针对当时高等教育的实践撰写了《大学教育》等专著,并对“高等学校职能”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等等。在高教译著方面,郑若谷翻译了威尔金斯的《大学教育新论》,谢冰翻译了埃里奥特的《大学之行政》,洪秋雨翻译了《欧美大学生活》,等等。在高教研究期刊方面,1943年中国最早的高教研究刊物——《高等教育季刊》创刊;而且,《中华教育界》、《教育杂志》、《新教育》等期刊也为高等教育研究提供了自由讨论的平台,并对当时高教研究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在高教研究人员方面,蔡元培、梅贻琦、蒋梦麟、竺可桢、萨本栋、郭秉文等一大批学者则在他们教育实践的基础上更是提出了许多至今仍值得认真学习的高等教育理念。由此可以看出,从清末到民国结束这一时期,有关高等教育的基础知识已经开始在学者们的教育实践与学术研究中逐步积累,只不过因时局动荡、战乱频繁,而无法全面、深入地展开研究而已。因此,尽管当时高等教育作为学科建构还不具备充分的条件,但却在其他学科移植、借鉴、制度化的过程中埋下了自己的学科种子。换言之,学科建构的学术土壤已经具备,一旦条件允许,定然会开出具有中国本土芳香的高等教育“学科”之花。
  (二)中国当代高等教育的曲折发展与学科建构行政化的客观现实为高等教育学科建构提供了特定空间
  从1950年到1976年,中国当代高等教育的发展始终处于复杂的政治环境下,曲折前进、艰难求索。建国初期,受苏联高等教育模式的影响,众多高校被按照理、工、农、医、师等专门学院的类型加以拆分和调整,既有的学科设置也被分解为专业建设,而且特别强调专业建设要以工业建设为中心。以1955年高校专业设置为例,在国家设置的249种专业中,理工科占152种,而文科仅占25种。显然,此时的学科和专业建设已完全服务于国家建设的需要,带有较强的政治目的和行政干预色彩,而与知识分类和学术研究本身无关。因此,尽管厦门大学早在1957年就编写出《高等学校教育学讲义》一书,但这本仅能做到普通教育学的一般原理原则与高等教育若干论点与材料糅合的内部发行教材,并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仅仅只能看作是对高等教育学学科建构的一次尝试而已。此后,随之而来的种种政治运动和左右不定的教育政策,则使当代高等教育不得不在政治的挤压下曲折发展,学者们对高等教育的研究只能偶见于某些零星的探索和论述中,且带有明显的个人色彩与学术自觉性质,而高等教育作为学科构建的工作根本无法全面开展。尤其是“文革”期间,裁撤全国所有的政法院校、仅保留2所财经院校等荒谬做法,以及对所谓的资产阶级学科(法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的彻底抛弃,更使高等教育作为学科建构成为学者们内心挥之不去的向往;但恰恰是这种违背学术规律的政治盲动为日后的学科建构积淀了学术的动力。

  “文革”结束后,高等教育得到国家的大力支持,那种通过大力发展高等教育赶超西方发达国家的强国梦想又被唤起,整个高等教育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局面。相关文献显示:仅1978年一年内,国务院就分别于4月和12月先后两次批准恢复、增设普通高校224所。而且,出于国家战略发展的需要,以前那些被抛弃的“资产阶级”学科也开始得以恢复和重建。经过浩劫洗礼的人们再一次认识到:高等教育对国家繁荣昌盛的现实意义,并迫切要求在总结历史教训的基础上对我国高等教育给予深入研究。而就在此时,以潘懋元、朱九思为代表的老一辈学者不失时机地大力倡导深入研究高等教育,并将高等教育学学科建构付诸实践。1978年,潘懋元撰文呼吁“必须开展高等教育理论的研究”,并在厦门大学建立了我国第一个以高等教育为研究对象的专门研究机构;此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也相继成立了高教研究的专门机构。1981年,厦门大学在全国率先招收高等教育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1983年,高等教育学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正式列为教育学二级学科。1984年,我国第一部《高等教育学》专著正式出版。与此同时,在全国各高等教育研究机构的共同努力下,1983年5月,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正式成立,并确定《中国高教研究》为会刊。在短短的几年内,编写教材专著,培养研究人才,成立研究学会,出版研究刊物等一系列学科建构工作相继完成,这些学术努力标志着中国高等教育作为一门正式学科得以确立。
  很明显,中国高等教育作为一门学科能够在短时间内建构起来,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我国学科建构行政化的客观现实。其实,当时包括高等教育学在内的社会科学学科恢复、重建与创建的目的并不完全是出于知识认识的本身,其间带有很强的政策性色彩和学科建构行政化的外部推进。而这一点,从我国法学、社会学等学科的恢复与重建过程中也可得到进一步确认。因此,如果站在西方学科建制的立场上,我们似乎很轻易地就可以对这种学科建构行政化的学术合法性提出质疑;但是,如果我们站在学科设置的国家诉求层面看,这种基于我国特殊历史背景下的学科建构则具有其天然的合理性。诚如华勒斯坦及其支持者普遍认为的那样:“社会科学即使不是国家的造物,至少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国家一手提携起来的,毕竟它要以国家的疆界来作为最重要的社会容器。”[8]事实上,正是中国这个具有独特文明和特殊历史的“社会容器”为高等教育学科建构提供了特定的学术空间。
  三、和而不同:着力建构高等教育研究的中国学派
  综上所述,一个时期以来,关于高等教育作为学科建构还是作为多学科研究领域的争论,实际是中美不同历史文化背景下通过自主选择而形成的两种不同研究取向,二者并不存在孰是孰非的本质区别,是典型的“和而不同”。“它们以各自的文化传统为前提,产生于各自不同的文化传统之中,在各自文化范围之内都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和规范性,彼此之间不存在‘先进’和‘落后’,‘科学’与‘非科学’,‘现代’与‘传统’之分。”[9]但必须指出,这种争论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意义;毕竟,它能够为我们提供一个关于高等教育学科发展及未来走向的清醒认知。
  总之,与美国高等教育研究相比,中国高等教育作为一门学科已经被历史性地构建起来,尽管它作为学科的建构还不完善,但它确实地存在了。因此,作为高等教育的研究者应搁置争议,进一步明确学科研究方向,厘定基本概念,创新研究方法,夯实理论体系,扎扎实实地作好中国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建构工作,努力创建具有“本土化”特色的高等教育研究之中国学派。这既是高等教育研究者的历史责任,更是时代赋予中国高教学人的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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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更新时间:2013-08-11 23:40:12  作者:王玉丰 [标签: 中美 中美 上海 中美 研究中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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