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北宋；滹沱河；中渡浮桥；真定行宫；兵马都监
　　【摘 要】2008年在滹沱河河道内发现的《创修真定府中渡浮桥记》，是研究北宋时期政治、经济以及军事问题的重要碑刻，本文结合有关历史文献，对碑文中涉及的人物、职官以及相关史实进行了深入的考证。
　　2008年4月，在滹沱河河道内发现两通宋代碑刻，其中《创修真定府中渡浮桥记》（以下简称《浮桥记》）记述了宋熙宁六年（1073）宦官程创修滹沱河中渡浮桥的缘由、过程以及所需款项、浮桥规模、修桥者的姓名和官职等，是研究当时正定地理环境及宋代水路交通的重要实物资料。于平兰、郭玲娣两位先生对这通宋代石碑进行了录文，并对碑文中涉及的重要人物及事件进行了注释和考证[1]。但由于考证文字过于简单，难以凸显碑文之史料价值，因此有进一步发掘之必要。笔者不揣浅陋，在于、郭二人整理的基础之上，试对碑文涉及的人物、职官以及其他相关史实进行粗浅的考证，以就教于大方之家。
　　为便于叙述，兹将碑文依原碑分行移录如下：
　　1.创修真定府中渡浮桥记
　　2.登仕郎、守秘书省著作佐郎张之才撰
　　3.皇帝圣虑深远，永惟四方，治定滋久，民物蕃阜，吏习偷简，功职不建，乃亲举贤相，任以天下之
　　4.责。于时中外百工，无有小大，莫不修举，人罔遗才，士无废功，政令典章，辉光巍峨，日益新大，唯其有为，以底
　　5.清净。历古圣帝哲王，盖未有发挥清明，采泽文藻，愈美愈固，若斯之盛者。皇城使、端州刺史、带
　　6.御器械程侯始以才选，兴修水利。WWw.11665.CoM既塞二股河泄恩、冀之患，开淇水通漕以给边，由是领外都水监丞事，逮
　　7.今五年矣。回行漳，决水，以溉民田。凡河朔之水利，举之而无遗。侯行视滹沱之中渡，距真定十里，盖
　　8.昔要害守扼之所。师徒北戍，传驿南走，迹交辙结，出此通道。而其水平阔漫肆，冬作桥梁则劳费民力，夏与
　　9.潦会涨为惊波，舟楫倾危艰不可济，千里为阻，行旅攸病。侯谓真定有西山之饶，良木之所出，可作巨
　　10.舰，系为浮桥，则蠲劳息危，永济民用。因进对陈，画其便，上深可之。会前有诏，以钱万缗
　　11.葺真定行宫，尚余八千八百缗，请以给费。官为遣使，就山场市材木，凡薪桩、藤竹、苇索、铁炭、油灰，自澶魏沧
　　12.深恩邢转而致者，皆公僦其，无一为郡邑劳者。然亦率多，都水治河之余，辄以资用，计功八万一千八百。
　　13.徙故桥之下二百一十步，夹岸筑峨眉堤，通长一千四百九十步，高一丈，其阔倍之。中留河身一百六十步，
　　14.维舟三十以为桥。虹亘舒，绝湍悍。以其余材作桥门二，造大舟五，以备运载。又立神济夫人祠，祠东建
　　15.客馆三楹，临桥创行逸草亭，为税鞅登览之胜。起三月初四日，至七月初五日功毕。真定之民享桥之安，而
　　16.恬不知挠。程侯之处事才智而果敢，故常能以易制难，因物而建功，传曰：“公家之利，知无不为，忠也。”
　　17.程侯之谓矣！虽然侯之以才智自将，能尽忠于朝廷，所至立事者，非主上神圣，举察明
　　18.审，信任之笃，亦安得尽施其所能，功用显于时哉？呜呼！他人之所难者，程侯易之。故凡程侯之功，
　　19.吾君之明也。以吾君之明而举贤任能，尽兴天下之利，使元元蒙受其福，举是可知矣！熙宁六年七
　　20.月初五日记。右班殿直、巡护北京第七埽修系浮桥部役买木张臻，左班殿直、修系浮桥部役买木窦日宣
　　21.入内内侍省内侍殿头、勾当军器弩剑箭库、催促修河物料、专修滹沱河中渡浮桥黄诰
　　22.供备库副使、新差曹州兵马都监、催促修河物料、专修滹沱河中渡浮桥杨安道
　　23.西京左藏库副使、新差邢州兵马都监、开修滹沱河巡防兵夫兼催驱功料黎仲甫
　　24.文思副使、权真定府路兵马都监、开修滹沱河巡防兵夫兼催驱功料程茂一
　　25.皇城使、端州刺史、带御器械、都大提举黄御等河公事、同管勾外都水监丞公事、提举河北兴修水利程立石
　　此碑文中的诸多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在正史资料中多可得到印证，这对于全面理解和认识《浮桥记》的价值具有重要作用。
　　关于《浮桥记》的作者，碑文第2行称“登

仕郎、守秘书省著作佐郎张之才撰”。张之才，《宋史》无传，但在宋人张商英撰写的《续清凉传》中，称其为“五台县令张之才”。《续清凉传》撰写的时间是“元丁卯二月”，亦即元二年（1087）二月，比《浮桥记》所作时间的熙宁六年（1073）稍晚。明彭大翼所撰《山堂肆考》称：“宋张之才，绍圣初知山西泽州阳城县，清谨爱民，名闻当世。及去任，《辞汤庙诗》云：‘一官来此四经春，不愧苍天不愧民。神道有灵应信我，去时犹似到时贫。’”[2]《山东通志·艺文志》收录有张之才的五言绝句，名为《广野轩》：“城隅荒僻地，潇洒亦清虚。雅有林泉乐，闲同郊野居。小园春自好，幽径客来疏。不学樊迟稼，虞卿喜著书。”宋人贺铸所撰《广湖遗老诗集》收录有作者赠张之才的诗：“夙龄垂耳慕飞黄，晚岁相逢两漫郎。我青衫奈尘土，误君白首坐文章。折腰仅厌米五斗，满腹莫骄钱一囊。多病劳生余有几，买山筑室愿邻墙。”[3]可见张之才在北宋早有文名。
　　《浮桥记》第6行的“二股河”与黄河改道有关。庆历八年（1048），黄河自澶州（治今河南濮阳县）商胡决口，合御河入海，横陇故道完全淤废。河水改道北流，自南乐迤北，经馆陶、枣强，东至乾宁军（今青县），合御河入海，宋人称“北流”。仁宗嘉五年（1060）春正月，议开二股河，《宋史·韩贽传》称：“河决商胡而北，议者欲复之，役将兴，贽言：‘北流既安定，骤更之，未必能成功。不若开魏金堤，使分注故道，支为二河，或可纾水患。’诏遣使相视，如其策，才役三千人，几月而毕。”即利用黄河故道，另开一条经大名府、恩州、德州，最后在沧州入海的新河道，以分北流水势。嘉八年（1063），分水向东，是为东流，或二股河。熙宁二年（1069）将北流封闭，但同年黄河即在闭口以南溃决。熙宁四年（1071）八月，封府判官宋昌言，都水监丞、河北兴修水利官、宫苑使、带御器械程受朝廷委派，治理二股河。据《宋史·程传》称：“河决商胡北流，与御河合为一。及二股东流，御河遂浅淀。以开浚功，迁宫苑副使。又塞漳河，作浮梁于州。兼外都水丞，诏相度兴修水利。河决大名第五埽，议塞之，因疏塘水溉深州田。又导葫芦河，自乐寿之东至沧州二百里。”熙宁五年（1072）三月十六日，“塞北京第五埽口，导河入二股，赐都大提举官宋昌言、王令图、程等钱绢有差。”[4]《浮桥记》中称“塞二股河泄恩、冀之患”，即指在程领导下，堵塞大名府第五埽口，将其水流导入二股河的行为。 关于程于滹沱河修建中渡浮桥的情况，史书中也有明确记载。《宋史·程传》称：“塞孟家口，开乾宁军直河，作桥于真定之中渡。”[5]从《浮桥记》可以看出，正定滹沱河中渡浮桥的竣工时间是在熙宁六年（1073）七月。熙宁八年（1075）正月，“同管勾外都水监丞程言，开滹沱、葫芦河直河淤田、系浮桥、回闭水继等部役官吏劳绩，别为三等，乞推恩。”[6]这说明程曾向朝廷申请对疏浚滹沱河、修建中渡浮桥的有功人员进行嘉奖，并得到朝廷许可。元丰五年（1082）八月，前河北转运副使周巩言：“熙宁中，外都水监丞程于真定府滹沱河中渡系浮桥，比旧增费数倍，又非形势控扼，虚占使臣兵员。乞皆罢之，每岁八九月修板桥，至四五月防河拆去，权用船渡。”[7]
　　《浮桥记》第11行有“真定行宫”，据《宋史·五行志》：“（太平兴国三年）九月，真定府行宫殿梁生芝，如荷花，知府赵贤进以图来上。”[8]这说明在北宋初期正定就设有行宫。《畿辅通志》卷54《古迹·正定府》称：“宋行宫，在府城外，俗名潭园。”宋人张舜民《画墁录》称：“祖、宗征河东，皆自土门还师，驻驿真定。潭园有两朝行宫，岁谨缮完器甲所储至二十四库。累有旨批排。二年裁毕，四库而已。潭园方广六里，有畸亭榭，皆王氏父子所辑。宫后八角大亭，乃耶律德光造之所也。”这表明在北宋平灭北汉的统一战争中，宋太祖和宋太宗都曾将正定作为行宫。这在《宋

》中也有记载，卷461《苏澄隐传》称：“太祖征太原还，驻跸镇阳，召见行宫，命中使掖升殿。”这条材料中的“镇阳”就是正定，说明早在北宋征讨北汉之时，河北正定就已经建有行宫。正定位于太原东200余公里，是北宋时期北上和西进的重要交通要道。从宋太祖驻跸镇阳行宫的记载看，镇阳在当时是重要的政治、军事中心。《宋史》卷309《张质传》称：“太宗征河东，还驻镇阳，彬方典枢务。一夕，议调发屯兵，时军载簿领，阻留在道。质潜计兵数，部分军马，及得兵籍较之，悉无差谬。”宋太宗在征伐北汉时，将镇阳作为调兵遣将的前敌指挥所，镇阳在当时的军事地位可见一斑。
　　关于潭园的形制及规模，沈括在《梦溪笔谈》中有详细记载：“镇阳池苑之盛，冠于诸镇，乃王时海子园也。尝馆李正威于此。亭馆尚是旧物，皆甚壮丽。镇人喜大言，矜大其池，谓之潭园，盖不知昔尝谓之海子矣。中山人常好与镇人相雌雄，中山城北园中亦有大池，遂谓之海子，以压镇之潭园。余熙宁中奉使镇定，时薛师政为定帅，乃与之同议，展海子直抵西城中山王冢，悉为稻田。引新河水注之，清波弥漫数里，颇类江乡矣。”[9]潭园除了亭台楼榭之外，园中尚有一个大池塘，沈括熙宁中曾奉使真定，因此他对正定行宫的记述应当是符合当时情况的。上述记载中，多提到潭园的修建者是王父子，王是唐后期成德镇武将王武俊之孙。除沈括外，宋人吕颐浩也曾对潭园进行过描述：“今真府使廨雄盛冠于河北一路，府城周围三十里，居民繁庶，佛宫禅刹掩映于花竹流水之间，世云塞北江南。府治后有潭园，围九里，古木参天，台沼相望。蔡京知府日，拆王武俊德政碑楼，于园为广厦，今熙春阁是也。”[10]这说明在北宋后期，潭园在蔡京的主持下，曾进行过扩修。但到了金朝，潭园废弃。天德三年（1151），金朝任命张浩扩建燕京宫室，“浩等取真定府潭园材木，营建宫室及凉位十六”[11]。
　　《浮桥记》第14行的“神济夫人”，实际上就是龙女。熙宁十年（1077）九月，朝廷下旨：“黄河诸埽龙女庙，并以灵津为名，封神济夫人。”[12]关于龙女被封为“神济夫人”的过程，宋人孙洙所作《澶州灵津庙碑》中有详细记载。大致在熙宁十年，黄河泛滥，“坏孟津浮梁，又北注汲县，南泛胙城，水行地上，高出民屋”。此次黄河决口，北宋朝廷做出巨大努力予以堵塞，“自役兴至于堤合，为日一百有九，丁三万，官健作者无虑十万人。材以数计之，为一千二百八十九万，费钱米合三十万。堤百一十四里，诏名埽曰灵平，立庙曰灵津，归功于神也。方天子忧埽于合未固，永道内讧，上下惴恐，俄有赤游于埽上，吏置于盆，祝而放之，亡而河塞。天子闻而异之，命褒神以显号而领于祠官，曲加礼焉。”[13]但从《浮桥记》可以看出，“神济夫人”的名号早在熙宁六年时就已经开始使用。史载，元丰元年（1078）四月，“灵津庙神济夫人进封灵显神妃”[14]。宋人晁补之曾撰有《祭文代祭龙女文》，文曰：“维年月日某官韩某，谨遣某奉命服诏敕，以牲酒之奠告于神济夫人之神曰：有天下者祭百神，故五岳四渎古有典祀，而山川之灵，其福足以仁其一方者，则天子亦为之崇礼，秩严貌像所以为施报甚美也。惟神聪明产德于幽，其亦歆天子之嘉命允翕巨川底方。则神之名号，惠泽洋洋，与河亡穷，乞不休哉！尚。”[15]晁补之是著名的“苏门四学士”之一，元丰二年（1079）举进士，调澶州司户参军，改充北京（大名府）国子监教授。此文应当作于其任北京国子监教授期间，祭文中的“韩某”即著名的北宋政治家韩琦。北宋中期，大名府处于黄河北流沿岸，是当时黄河第五埽所在地。通过晁补之的祭龙女文可以看出，在大名府第五埽也建有灵津庙，以祭祀“神济夫人”。
　　《浮桥记》中出现的众多人物多可考。第21行出现的黄诰，是北宋内廷太监，神宗元丰三年（1080）曾任真定府路走马承受。他在任期间，曾向朝廷汇报本路差禁军采泥城粘草，妨碍教阅，踩踏民田。朝廷下诏以常平仓头子钱购买粘草[16]。元丰七年（1084），黄诰调任环庆路走马承受，曾向朝廷“乞令诸州军城、寨积石，以备守御。诏下陕西、河东路施行”[17]。第22行出现的杨安道，同为内廷太监。英宗治平三年（1066

），宋廷以龙图阁直学士兼侍讲吕公著知蔡州，但吕公著对濮安懿王不当称亲之事有不同看法，在家称疾百余日，以求补外官。英宗遣内侍杨安道即家敦谕，且戒安道曰：“公著劲直，宜徐徐开晓，语勿太迫也。”[18]神宗熙宁元年（1068）八月，监内弓枪库承制杨安道、入内供奉官李孝基等，以不称职遭到降黜，朝廷下诏：“今后令枢密院差内内供奉官，仍委入内侍省选定。”[19]哲宗元三年（1088），杨安道曾任京西北路都监，负责管押范镇所定铸成律十二[20]。中渡浮桥的主持建造者程，《宋史》有传。关于他的一些情况，于平兰、郭玲娣在文中已经有所交代，但未点明程出任都水监，与王安石的支持密切相关。《宋史·程昉传》称：“始，安石欲兴水利，骤用，挟安石势而慢韩琦，后安石觉其虚诞，亦疏之。”《宋史·河渠志》在总结北宋治理黄河的策略时也说：“大抵熙宁初，专欲导东流，闭北流。元丰以后，因河决而北，议者始欲复禹故迹。神宗爱惜民力，思顺水性，而水官难其人。王安石力主程、范子渊，故二人尤以河事自任；帝虽藉其才，然每抑之。”[21]程在河北治理漳河期间，曾遭到御史弹劾，由于得到王安石的支持，最终使治理漳河的工程得以顺利进行。在程修建中渡浮桥的过程中，受到河北路察访副使赵子的非难，认为程造镇州中渡浮桥不便，乞差监司体量。这时王安石认为不需体量，并且说：“奉使者本欲考察官吏情实，今李承之使两浙，乃特荐严君贶，君贶以不奉新法悦俗者也。赵子使河北，专攻程，以营职奉公，为众人所疾者也。奉使如此，则众毁不至而众誉归之，然非公家之利。此必由圣心未能不为游说所惑动，故人自为利害之计，辄出此途，欲变俗使为忠实，此岂可长也！”[22]正是由于王安石的回护，正定滹沱河中渡浮桥才得以建成。但后来随着王安石变法的失败和倒台，程逐渐被边缘化，并以忧死。 　　在《浮桥记》最后的题衔中，张臻、窦日宣、黄诰、杨安道等都是宦官，这说明在修建浮桥的过程中，宦官在购买木料、催促修河物料等环节起到重要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在题衔中尚有西京左藏库副使、新差邢州兵马都监、开修滹沱河巡防兵夫兼催驱功料黎仲甫，文思副使、权真定府路兵马都监、开修滹沱河巡防兵夫兼催驱功料程茂一。黎仲甫和程茂一两人的具体情况虽不可考，但从题衔中可以看出，两人都是以兵马都监的身份，差遣“开修滹沱河巡防兵夫兼催驱功料”之职的。这表明在修建浮桥的过程中，除了征调民夫外，还曾使用大量乡兵。难怪刘挚弹劾程时，认为程等开修漳河，“凡用九万夫。物料本不预备，官私应急，劳费百倍。逼人夫夜役，践蹂田苗，发掘坟墓，残坏桑柘，不知其数。愁怨之声，流播道路，而等妄奏民间乐于工役。河北厢军，划刷都尽，而等仍乞于州调急夫，又欲令役兵不分番次，其急切扰攘，至于如此。乞重行贬窜，以谢疲民。”[23]北宋时期，由于黄河中下游地区屡屡决溢，朝廷曾投入大量军队堵塞决口、修建堤防和架设浮桥。关于厢军在河役中的使用，淮建利先生在《宋朝厢军研究》一书中曾设专章讨论，他认为厢军在河役中的大量广泛使用，不仅有利于迅速堵塞黄河决口，减轻黄河泛滥所带来的灾害，而且有效地减轻了民力的使用，有利于减少社会矛盾[24]。
　　程修建正定滹沱河中渡浮桥的目的，是解决“师徒北戍，传驿南走”的问题。黄河北流之后，在河北境内分为两派，北流和东流之间广袤的地区被黄河阻断，政区条块化现象明显。出于政治和军事目的，在河流上架设桥梁成为朝廷必然实行的措施之一。北宋朝廷历来重视河北边防的漕运，太平兴国六年（981），宋太宗命令疏浚所有通向边境的河道，又于清苑（今保定）界开掘徐河、鸡距河入白河，“自是关南之漕，悉通济焉”[25]，解决了边防军需的运输问题。淳化二年（991），又自深州（今深州市南）新寨镇开新河，导葫芦河水凡二百

至真定府（今正定），解决了河北前方驻军重地的漕运，后因河道变迁而断航。咸平五年（1002），又自静戎军（今徐水）东部的鲍河，开渠入顺安军（今高阳东），引入威虏军（今徐水西北），漕运直达边界地区。景德元年（1004），自嘉山（山名，今曲阳北）东开（下转69页）（上接52页）渠，引唐河水至定州，向东到蒲阴（今安国）以东，会合沙河，北上经边吴泊（今高阳西），直通宋辽界河。还开掘或疏浚了一些河道，也都是为了向河北北部运送边防军需。真定府的中渡浮桥于熙宁六年建成之后，成为宋辽边境的重要通道。从元丰五年（1082）起，改为每年“八九月易以板桥，至四五月防河即拆去，权用船渡”，成为季节性桥梁。据《浮桥记》所载，中渡浮桥的位置在正定城十里，桥旁建有三座客馆，表明当时通行浮桥的人员比较多，确实起到了沟通南北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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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于平兰，郭玲娣：《正定发现修建滹沱河浮桥的宋代古碑》，《文物春秋》2011年1期。
　　[2]明·彭大翼：《山堂肆考》卷77《不愧苍天》。
　　[3]宋·贺铸：《广湖遗老诗集》卷7《赠张之才》。
　　[4]《宋会要辑稿·方域》一四之二三。
　　[5]《宋史》卷468《程昉传》。
　　[6]《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59“神宗熙宁八年正月戊午”。
　　[7]同[4]，一三之六。
　　[8]同[5]，卷63《五行志二》。
　　[9]宋·沈括：《梦溪笔谈》卷24《行宫》。
　　[10]宋·吕颐浩：《忠穆集》卷8《燕魏杂记》。
　　[11]《金史》卷24《地理志上》。
　　[12]同[6]，卷284“神宗熙宁十年九月丙子”。
　　[13]孙洙：《澶州灵津庙碑》，载《宋文鉴》卷76。
　　[14]同[6]，卷289“神宗元丰元年四月戊辰”。
　　[15]宋·晁补之：《鸡肋集》卷60《祭文代祭龙女文》。
　　[16]同[6]，卷303“神宗元丰三年三月丁酉”。
　　[17]同[6]，卷345“神宗元丰七年五月丁未”。
　　[18]同[6]，卷280“英宗治平三年八月己亥”。
　　[19]同[4]，《职官》二二之二。
　　[20]同[6]，卷419“哲宗元祐三年闰十二月甲辰”。
　　[21]同[5]，卷92《河渠志二·黄河中》。
　　[22]同[6]，卷245“神宗熙宁六年五月辛酉”。
　　[23][25]同[5]，卷95《河渠志五·漳河》。
　　[24]淮建利：《宋朝厢军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18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