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毕淑敏的多重身份使其以独特的女性眼光书写生活中的他者面临的双重生活困境，并用“爱、幸福”滋养人们干涸的心灵，给当下的中国读者特别是女性开心灵处方，表现出对真、善、美的执着追求。
　　关键词：女性 双重困境 自立 自强 中性
　　医生、心理咨询师、作家三重身份，段就了毕淑敏敏锐的观察力和细腻的情感。其作品自问世以来，以她丰富的人生阅历和独特的女性视角，给读者吹来了一股清新之风。在她的散文世界里，看不见“金戈铁马”的豪情壮志，也没有少妇般的缠绵悱恻和柔情蜜意，更多的是书写日常生活中的他者，而女性往往是其作品中的主人公。心理咨询师的身份令她发现“女人的内心像一颗话梅。细细地品，有那么复杂的滋味。咬开核，里面藏着一个五味俱全的苦仁。”[1]因为“社会又对女人提出了太多的角色。在家是举案齐眉的贤妻良母，在外是叱咤风云的巾帼强人。”[2] 女性面临于内于外的双重压力令其身心疲惫、苦不堪言。在此种情况下，毕淑敏试图寻找有别于林白、陈染式的解决路径，以“爱、希望、自立自强”等温和、中性的方式，实现一个两性和谐的理想。
　　一、女性面临的双重困境
　　1、事业困境
　　毕淑敏首先是位女性作家，从女性视角出发观察到女人无法像男人那样在外打拼自己的事业。也从未成为一个等级，无法与男人在交换、订立契约等方面平起平坐。正如波伏娃说的：“在社会中，男人可以作为一个独立完整的人，他首先被视为生产者，他为群体所做的工作可以证明他生存的必要性。女人在父兄所支配的家庭中，处于奴隶或是仆人的地位，她始终是由男性做主而嫁给另外的男性。wWW.11665.cOm”[3]
　　首先，在毕淑敏看来，与男性在事业竞争的过程中，女性从生命伊始便处于劣势。在《你是否为女作家羞愧》一文中严肃地指出作家行业中，女性从业人员较少的事实。“中国作家协会女会员的比例，大约占总数的百分之十二。”然而这种现象不是男女先天禀赋和后天主观差异造成的，影响较大的往往是传统文化对女性（特别是农村女性）的价值判断。“我不相信在中国广大的农村，缺乏禀赋优异的女性。”残酷的是，女孩若出生在贫困的农村家庭，父母一定资助家中的男孩念书。家中的女孩干着农活，支持兄弟的学业。女孩长大后，传统文化将弱者的帽子强加在女性的头上，“你是一个女人，你就打上了先天的‘红色’，无论后天付出了多少努力，都将被视为次等公民。”毫无疑问，在外与男性的事业角逐中，被先入为主地贴上弱势群体的标签。事实上，并不是女性天资不够，而是从男女比赛的开始就输在起跑线上，很难得到平等的受教育权。就像毕淑敏在《性别按钮》里说的：“几千年的观念像一张透明的娇柔的网，将你裹得紧紧。你时刻感到不能自由自在地呼吸和手舞足蹈。你看得见外面的一切，却不能随心所欲地飞翔。你抗议的时候，别人会莫名其妙地说，没有呀？没有谁束缚你。真叫你有苦说不出。”
　　其次，女性在工作中是被漠视的对象，在男性看来她们不会思考，就像传统文化所认为的“头发长，见识短”。《女思考者》指出女性在工作场合被边缘化的原因，“仿佛女人们不会用脑，而只是用头发、指甲、肚子和脚……想入非非。因此，女性的思考是拙劣和次等的，在重要的场合，不必听取她们的声音。这种思考上的歧视，绵延不尽，如无所不在的风，你抓不住它，但无时无刻都能感觉到它的浸淫。 ”再者，传统男性的价值观念将女人比喻成“衣服”，可要可无，穿完即扔。 法国学派的女权主义者认为，“父权制度在确立男权中心时只表达了一个性别，以男性在场、言说/女性沉默、缺席的强制性模式把女性放逐到边缘性位置。”[4]女性在为有自己节日自豪时，“又生出淡淡的悲哀，淡淡的苦涩。他们没有自己的节日，但他们是公认的强者。”[5]
　　再次，女性在事业成就上始终处于男性的配角地位。在看似平等的表彰当中，性别比例严重失调。在传统观念看来，事业是男人间的游戏，女性只是这场游戏的点缀，永远不是主角。《问女应几佳》讲述她参加某表彰大会的所见所感，表彰的十位先进劳动者中有八位是男性。生活中各个单位的各种表彰也大抵如此，总是向着男性方向一边倒，女性十分稀少。她们永远是陪衬的角色，登不上大雅之堂。事业上的男女平等不是男性施舍的奖项，而是给女性应有的待遇。女性被赋予太多的社会角色，以至于在事业的追逐上被认为不入流

所以在《男人与女人的区别》中，毕淑敏指出：“男人和女人都做事业。男人是为了改造这个世界，女人是为了向世界证明自己。”何不在正视男女有别的现实，还给女性应有的位置， “给女性以光明，给性别以平等，给社会以公正。”
　　2、家庭困境
　　毕淑敏还是位心理医生，与女性病人的接触过程中，洞察出女性五味杂陈的内心。运用在散文写作中，表现出跟新中国初期不同的女性话语。“在国家社会主义建设和革命过程中，性别话语所追求的绝对平等，抹杀了男女差异性，“铁娘子”、“三八红旗手”等均为当时的经典形象。女性事业得到高度肯定的同时，家庭关系在十七年文学中没有展示。”[6]但在“思想解放运动”的影响下，人们对女性话语有了新的思考。作家们开始关注女性的情感世界、家庭生活中的两性关系、女性自身命运。毕淑敏以心理医生的身份了解到女性在家庭生活中的各种困境。
　　首先，面对多种家庭角色负担，女性疲惫不堪。毕淑敏在《性别按钮》中指出：“社会赋予女性太多的角色和要求，以至于她们戴着一副副面具生活，在外是独当一面的女强人、社交场合的贵妇人，在内要是父母的孝女、丈夫的贤内助、孩子的慈母。”每天轮番换面具登台表演，主妇们早已忘记自己的存在价值。特别是在外工作的女人们处于两难的境地，除了要像男人一样承担着艰辛的工作，更有一份家务让她操持。“如果一个家不整洁，人们一定会笑话女主人欠勤勉，却全然不顾及她是否已为本职工作殚精竭虑。”[7]“持家的女人，多是把好饭好菜让给家人，自己打扫边角碎料。吃的是鸡肋，喝的是残汤。”[8]进而《每一天都去播种》尖锐地叩问：“女人，你究竟为谁而活？”女人太不爱她们自己。 其次，家庭暴力给女性带来无尽的恐惧。《去学女儿拳》写的是一位贤惠的女人在家庭生活中只因一点小事便被丈夫打得鼻青脸肿，健硕的丈夫会使用漂亮的左勾拳，打在女人的侧腰上，伤了肾，尿血持续很长时间。家暴时，不论女人说什么，男人越打越带劲。不仅伤害了女人，孩子的心灵在目睹父亲施暴后也会变得不正常。男权社会中，无论男性在外地位是如何卑微，走到自己家里，便是这个家的国王，任意摆弄妻与子。不仅如此，《幸福的镜片》中讲述家庭中常会出现的冷暴力。“先生在外面笑眯眯，人都赞扬脾气好，可回到家里，满脸晦气，令人沮丧”，坏情绪极易传染，家庭成为坏情绪的垃圾场，男人成为摘下面具后的怪物。
　　再次，“五好家庭”让女人自欺欺人。《全家福的碎屑》讲一位好面子的太太纵容两段失败婚姻后的悲剧。起初知道第一任丈夫有外遇后，为了不破坏自己在外人心中的形象，选择隐忍。“贤妻”维持不下去后毅然离婚独自抚养女儿，拼命挣钱只为证明离开前夫自己也能过得好。有钱后，遇到一位同样被抛弃而穷困的男人，对方带着儿子，因为同病相怜而结婚。女人细心呵护吃软饭的男人和顽劣的养子，试图掩饰苦楚向外人证明自己的幸福。然而因为女人一再纵容养子的顽劣，以致亲身女儿被养子强暴。女人因为太注重面子，独自默默承受家庭的不幸，最终导致悲剧的发生。毕淑敏的《婚姻鞋》看来，婚姻好比一双鞋，好坏自知，不必因外人的审美眼光而让自己吃尽苦头。当鞋确实伤害了脚时，我们也不妨勇敢地赤脚走路！
　　二、解决困境的方式
　　1、女性自身“自立、自强”
　　面对女性内外焦灼的困境，毕淑敏认为女性太不看重自身的心理和情感需要，于是大声地向外界宣布：“是的，我很重要。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有勇气这样说：我们的地位可能很卑微，我们的身份可能很渺小，但这丝毫不意味着我们不重要。”“让我们昂起头，对着我们这颗美丽的星球上无数的生灵，响亮地宣布——我很重要。”《我很重要》这篇散文曾经激励了许许多多的女性，不是因为那华丽的辞藻，而是她深刻的思辨激起了女性被遮蔽的自主意识。在她的散文世界里，没有一味地抨击男权社会中不平等现象，而是用温暖的文字抚慰受伤心灵的同时也给真切地叮嘱读者“自立、自强，爱自己”。在鼓励女人要享受时说：“忍受快乐是一种懦弱，享受快乐是一种学习。”（《忍受快乐》）这样的叮嘱不仅仅在她的散文中呈现，其小说也可看见。《拯救乳房》中的程远青初期陪着先生到国外读书，放弃工作，打工持家，含辛茹苦。可是“丈夫戴上博士帽的那天，正式宣布与她分居”，程远青经历了一场“痴情女子负心汉”的悲剧，爱情童

话破灭了。之后她在美国获得心理学博士学位后毅然放弃国外优厚的待遇，回国组建心理治疗小组。在帮助病人的过程中自身的价值不断得到确认，由此她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女人自身独立和成功的重要性。毕淑敏通过程远青告诫女性朋友们：女人不能仅仅属于家庭，女人的心灵之所必须有一间屋子盛放自身。“爱和美的觉醒就是人的觉醒，爱和美的回归就是人的回归。人听从爱和美的引领就是听从自己内在生命的引领，人呼唤爱与美就是失落的自身的呼唤而起步于回归之途。”[9]
　　2、建立中性的两性关系
　　毕淑敏构建女性话语的策略不像“个人化写作”作家们那样极端，将两性极端对峙。正如她在《蔚蓝的乐园》中说的，“男女两性的真正平等，不是单纯地向男人世界挑战，也不是一味地向女人世界靠拢，而是在男女两性平等协商，互相沟通，既重视区别又强调统一的大前提下，建立一种新的体系，一个‘中性’的价值框架。”在这个层面上，她首先主张女性首先要以独立的“人”的面貌呈现在世人面前，不是为了进入男性主流阶层而抹掉女性特质的“铁姑娘”，也不做陈染笔下离群索居、有着怪异行为和嗜好、又带着幽闭症的孤独者。而是用女性与生俱来的“爱、美、希望”敏锐而自觉地看到自身和尊严的价值，优秀的女孩应有善良之心，赋有净化灵魂的使命；优秀的女人其次是有智慧，而不是小聪明；优秀的女人还应该有勇气，“不要奢望有一处干燥的麦秸可供你依傍，不要总在街上寻找古旧的屋檐避雨”。这样才能称作是女性意识真正地觉醒。
　　其次，“中性”的价值框架还意味着两性之间的关系不是你死我活的战争，也不是自说自话的独语，而是两性间需要灵魂深处的沟通、对话，实现一个两性和谐的生活状态。《人生五大问题》（莫罗阿）：没有两性的合作，绝没有真正的文明。但两性之间没有对于彼此异点的相互接受，对于不同天性的相互尊重，也便没有真正的两性合作。”[10]毕淑敏在《男人和女人的区别》中意味深长地说：“男人和女人的区别，地久天长。”明确指出男性和女性在生理、思维、情感上的差异，需无条件地接纳它。在尊重差异的基础上，两者相互沟通，达成理解，营造出和谐的氛围。散文《全职主夫》讲述一位将约翰的男子成为一名全职主夫，他高大帅气、热情幽默，更重要的是对全职主夫这一角色充满热情，洋溢着令人愉悦的幸福感。我们不得不相信“世界上有一种非常快乐的家庭主夫生活着、绽放着令世界着迷的笑脸。”这完全颠覆了传统“男主内女主外”的固有观念，而是沟通、尊重超越了两性之间的鸿沟，不断完善互补两性间的缺失，构建温暖的家庭乃至社会。
　　三、女性意识的觉醒和重构
　　如果说，毕淑敏前期昆仑山系列的小说，以“生命”为主要言说对象，探讨生命中的矛盾、困惑、迷茫和人的自然本性的话，那么进入都市生活的毕淑敏自然将笔触延展到都市女性，尤其是男权文化笼罩下的女性追求自我、实现自我价值的问题。生活中心理医生的身份让她接触过许许多多不幸福的女人，她们或多多少被现实压力挤压，扭曲变形。用写实的手法揭示现实和历史中女性真实的处境，意识到女性两难的生存困境，一方面来自男权社会中的事业困惑，另一方面又有家庭生活中诸多的烦恼和不幸，疲惫的女人左右摇摆、无所适从。“男人为了事业，可以抛却生命和爱情。他们几乎从一开始的时候就下了必死的决心，愿意用一生去殉事业。男人是悲壮的动物。女人为了事业，力求生命和爱情两全。在两座徒壁中艰难地攀登，眼睛始终注视着狭隘的蓝天。”她对女性双重困境的揭示是都市女性生活的真实写照，提出存在于她们中间的问题，让读者自己思考并探究解决的方法。 　在正视都市女性面临的双重困境的同时，并没有忽略女性自身的角色担当，在家庭生活中，是儿子的母亲，丈夫的妻子。“终于愿意当个女人了，因为有了我的儿子。他使我认识到了女性自身的伟大和勇敢。她承担了这个世界上最复杂最精细最充满开创性的劳动——她创造新的人，包括女人也包括男人。生命的基因像一条缀着金锚的水兵飘带，是女性用自己的血凝为红宝石，以自己的眼泪和汗水化为珍珠，把智慧的密码绣在蔚蓝色的大海上，在波浪与白云之间飘荡。”另外，女性用包容、融合来过滤夫妻间的负能量，像一缕春风，扩展成暖意，铺满整个家庭。“好的家庭要有丝网般的过滤功能。快乐的幸福的消息，如高屋建瓴，肥水快流，多拉快跑，

让佳音快速进入所有成员的耳膜。忧郁的不幸的消息，只要不关急务，便遮掩它，蹒跚它，让时间冲刷它的苦涩，让风霜漂白它触目惊心的严酷。”“女人，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更沉重更谦逊的贡献，意味着更烦琐更细腻的责任。”
　　毫无疑问，女性的权益和尊严归根结底是其作为人的权益和尊严，女性的解放归根结底就是人的解放。在这漫长的过程中，需要两性共同的努力。毕淑敏面对女性在男权社会这一处境，不比上述林白、陈染那样将男性排除在女性世界之外，营造一个完全属于女性的世界，解决得那样极端。也不像池莉那样注重在日常生活中以“新写实”手法张扬女性意识在短小的篇幅中，主张通过构建和谐的两性关系，使两性关系走上一条良性的道路。“如果无色无香的文字，让人有周身温煦的感觉，我想，这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我期待自己笔下的文字，先能暖一暖自己日渐僵硬的手脚，再次是暖一暖自己迟钝的内心，最后，是暖暖自己淡漠冰冷的额头。”给人以爱的力量，给现实以启迪。
　　注释：
　　[1]毕淑敏：《男人和女人的区别》，《毕淑敏作品：话说女人》时代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第205页。
　　[2]毕淑敏：《性别按钮》，《毕淑敏散文精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108页。
　　[3]西蒙·波伏娃：《第二性》，西苑出版社2009年版，第175页。
　　[4]鲍晓兰：《西方女性主义研究评介》，北京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187页。
　　[5]毕淑敏：《三月，是我们的节日》，《我很重要：毕淑敏哲理散文精选》时代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225页。
　　[6]马春花：《被缚与反抗——中国当代女性文学思潮论》，齐鲁书社2008年版，第43页。
　　[7]毕淑敏：《对女机器人提问》，《毕淑敏作品：话说女人》时代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第113页。
　　[8]毕淑敏：《做自己身体的朋友》，《毕淑敏作品：话说女人》时代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第176页。
　　[9]李虹：《女性自我的归复与成长——新时期女性散文创作的流变》，《文学评论》，1990年第6期。
　　[10]于青：《两性世界的对立与合作——谈女性文学的社会接受和批评》，《小说评论》，1988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