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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国家制度因素对FDI影响的实证分析
摘要:文章以俄罗斯为例,从转型国家比较典型的产权保护和政府干预度这两个制度因素入手,用定量分析的方法对产权保护制度、政府干预行为与fdi的相关性进行分析,进一步明确了明晰界定和保护产权以及政府的正向干预行为对净化投资环境,促进fdi增长的重要性。
  关键词:转型国家;制度因素;fdi;实证;俄罗斯
  一、 转型国家制度因素对fdi的影响方式分析
  在fdi中,除了企业自身的经营风险会影响其对外投资以外,东道国的制度环境也同样是影响其投资的重要因素。良好的制度环境可以增加投资者信心,从而促使本国的外资流入量增加,进而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恶劣或者不稳定的制度环境使投资者的合法经营无法得到保障,甚至有亏损或破产的风险,这就会抑制外资流入,使本国经济的发展严重受阻。
  欧洲银行的分析报告中曾提到,发展中国家主要存在两方面经济发展障碍:微小的财产权利和不安定的宏观经济环境。而转型国家大都是发展中国家,同样也存在着这类障碍。
  市场经济越发达,就要求产权界定越明细、明晰。经济转型的过程,也是推进私有化的过程,明晰的产权、健全的产权保护制度和规范的产权交易行为是私有化改革成功的关键。微小的财产权利是由产权保护制度不完善造成的。产权保护不力会导致资源配置无效,从而无法形成有效竞争和健全的产权交易市场。对于外国投资者来说,无效的资源配置、不公平的产权交易市场和不健全的产权保护制度,会对企业自身经营和投资者的财产权利造成威胁,从而降低投资者的投资积极性和投资信心。如在俄罗斯,虽然曾经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但是由于改革者缺乏经验和对市场关系界定不清,改革效果不理想,产权不明晰和产权保护制度薄弱是造成这种结果的重要原因。wWw.11665.COM并且就目前俄罗斯的立法情况来看,现有的界定和保护产权的法律法规在可操作性上还有待改进,无法应对转型过程中的一些复杂和突发的情况。
  良好的投资环境与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密不可分,恶劣的宏观经济环境会直接导致投资环境恶化,从而严重阻碍fdi的发展。从制度环境这个角度分析,造成宏观经济环境变化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政府对市场的干预行为。政府对市场的干预或调控,是为了克服市场失灵,弥补市场机制的缺陷和不足。正向的政府干预行为主要是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和提供公共物品等,经济资源的调控和配置主要是由市场自身来完成,政府对其的参与是有限的。而政府对资源拥有过多的调控权,利用行政手段配置市场资源即是负向干预行为。这种行为会导致无效的竞争和无序的市场,甚至滋生寻租和腐败,从而严重影响政府诚信。同时,由于政策制定者在市场运行机制认知上的局限性,会导致政府政策不确定,进一步降低政府的公信力。在俄罗斯腐败现象严重,政策的颁布和实施缺乏稳定性。例如俄罗斯针对外国投资者的免税政策,时而取消,时而恢复,使外商对俄罗斯的经贸政策缺乏必要的信心和安全感,从而严重影响外商对俄投资。
  以上是转型国家普遍存在的问题,同样处于转型期的中国也无法独善其身。完善私有产权保护制度,明晰界定产权,积极发挥政府的正向干预作用,是改善投资环境和促进fdi发展的重要保障,也是转型国家努力的方向。
  二、 变量的设定
  由于对投资产生影响的制度因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产权,没有明晰的产权界定,对私有财产权缺乏有效的保护,无法形成公平竞争的环境,从而抑制投资;二是政府干预,这里包括连个方面:政府的正确和理性干预,即正向干预,这样可以净化投资环境,完善和投资相关的法律体系;但如果政府过多地非理性干预市场,即负向干预,会造成市场无序和低效率的资源配置,从而影响投资环境。我们这里考察的是政府的正向干预。因此,我们在计量模型中将制度因素变量设定为以下两个:(1)私有化程度(pri),私有化程度可以反映出对产权的保护程度,私有化程度越高,产权界定越明晰,产权保护越规范。本文采用俄罗斯非国有经济产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表示。(2)政府干预度(gov),我们用政府管理支出占gdp的比重来表示。因变量投资情况(inv)用国外对俄投资占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表示。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自世界银行和《俄罗斯国家统计年鉴》。
  为了分析制度因素与外国对俄投资波动的相关性,我们采用了h-p滤波法计算得到了实际外国对俄

投资波动,数据采用外资占总投资的比重,如图1 所示;还计算得到了各制度因素的波动成分,如图2所示。从图1中可以看出,外国对俄投资在2000年~2004年间较为平缓,其余时间波动较大,出现一个波谷和两个波峰,存在陡升陡降的特点,可能和金融危机以及投资环境有待进一步改善有关。从图2中我们发现,私有化进程波动明显,出现了一次较明显的波峰和两次较明显的波谷,从它们出现的时间来开,普京执政以来采取的各项改革措施与之是相对应的。政府干预行为的波动2000年~2004年间以及2008 年~2010年间较为剧烈,出现了两次波动幅度较大的波峰,但是波谷的波动幅度较小。
  三、 制度因素与外国对俄投资波动的相关性分析
  1. 俄罗斯外资波动与制度因素冲击的脉冲响应分析。从inv、pri和gov原序列的散点图可以看出有异方差的存在,所以分别对他们取对数得到lninv、 lnpri和lngov。对三个对数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得出三个对数序列为一阶单整,即lninv,lnpri,lngov~i(1)。我们建立一个 var模型来分析制度因素对外资的冲击。在建立var模型之前,先要选择对数似然函数值lr的滞后阶数。由于本文选取的样本容量较小,我们采用aic原则,经过反复比对采用滞后阶数为1。因此建立var(1)模型如下:
  从表达式中可以看出,是制度因素和外国直接投资的前一期对投资的本期有影响,说明制度因素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影响有一定的时滞。并且,根据系数可以看出,私有化因素即产权保护制度相对于政府干预度,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影响更显著。  根据var模型,我们给出了外资波动对制度因素冲击的脉冲响应路径,如图3。从图3中我们可以看到,外资波动对其自身冲击和私有化变革的冲击脉冲响应曲线近似一个阻尼正弦波,周期在9年左右。对于政府干预的脉冲响应曲线,则近似于一个阻尼余弦波,周期在5年左右。
  外资波动对制度因素冲击的具体响应轨迹分析如下:当1个单位的私有化制度变革冲击产生后,外资波动产生了明显的正相反应,大约在第3年达到最高值。此后,私有化制度变革波动对外资产生的冲击逐渐减弱,到第9年为0。随后开始新一轮的波动,但波动幅度明显减小。当1个单位的政府干预冲击产生后,外资波动出现了明显的负向反应,反应幅度较小,大约在第5年后达到最小值。此后,政府干预对外资波动的正向冲击开始增强,到第9年后达到峰值,第9年后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周期。负向冲击的时间周期大于正向冲击的时间周期,这说明政府干预行为的波动会给外资波动带来较为不利的影响。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的信息:(1)外资波动对私有化变革冲击的脉冲响应周期较长,大于外资波动对政府干预行为的冲击的脉冲响应周期。这说明政策性的私有化制度变革对外资冲击的作用更持久,并且在脉冲响应图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种冲击作用在逐渐减弱;(2)外资波动对政府干预行为冲击的反应幅度较大,大于外资波动对私有化制度变革冲击的反应幅度,这说明政府干预行为在短期内对外资波动影响较大。
  2. 俄罗斯外资波动与制度因素冲击的协动性方差分解分析。为了进一步分析各种制度因素冲击对俄罗斯外资波动的影响的重要性,我们采用预测误差的方差分解的方法,利用cholesky分解对方差矩阵进行正交分解,进而分析制度风险各因素冲击对外资波动的重要程度。各个变量的预测误差的方差分解见表1。
  从表1中我们可以看出,外资波动各期的预测误差主要是由自身冲击、私有化制度冲击和政府干预行为冲击共同作用的结果。从短期看,外资波动主要是由自身冲击引起的,第一期自身冲击对外资波动的预测误差的贡献率是100%,第二期达到98.93%,随着时间的增加贡献率逐渐递减,从第四期开始有所增加,之后仍是逐渐递减。私有化相比于政府干预度对外资波动的贡献率较大。这也从实证方面证实了私有化制度变革对于增加外资投入,降低投资风险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政府的正向干预行为,如俄罗斯采取的一系列鼓励外资投入的优惠政策,可以优化投资环境,并且稳定的制度环境也会进一步增强外国投资者的信心,从而促进俄罗斯fdi的增加。
  3. 俄罗斯外资波动与制度因素冲击的相互影响关系。利用格兰杰因果检验来分析外资波动与私有化制度变革波动和政府行为波动之间的关系。格兰杰因果检验的基本原理为:如果存在两个时间序列变量xt和yt,用x的k阶分布滞后

预测xt的均方差误差,如其与xt和yt的两个序列变量的k阶分布滞后预测的均方差无差异,那么就认为这两个变量之间存在单向或者是双向的格兰杰因果关系,具体检验结果见表2。
  表2给出了滞后3期和4期的检验结果,显示部分结果是显著的。对制度因素冲击与外资波动的因果关系的具体分析如下:(1)私有化制度变革波动与外资波动在滞后期为第3期和第4期时,原假设“私有化制度变革波动不是外资波动的原因”被拒绝,而原假设“外资波动不是私有化制度变革波动的原因”也被拒绝。这说明外资波动和私有化制度变革波动之间存在着格兰杰因果关系。(2)原假设“政府干预行为波动不是外资波动的原因”被拒绝,原假设“外资波动不是政府干预行为波动的原因”被拒绝。说明二者之间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
  实证显示,私有化制度变革波动是外资波动的格兰杰原因,而外资波动也是私有化制度变革波动的格兰杰原因,这与普遍的观点都不同。学者们普遍认为,正是私有化制度变革的波动性影响了外资的波动性。然而,我们看到,外资的大幅波动,使投资环境不稳定,干扰了投资者信心,影响了国民经济,进而影响了私有化制度的制定和变革。这也从俄罗斯开始经济转型以来频繁变动的私有化制度得到验证。这进一步验证了诺斯的推论,即制度对经济的影响不一定总是单向的,可能是双向的。实证结果拒绝了政府干预行为波动不是外资波动的格兰杰原因的原假设,即政府行为的冲击确实影响了外资波动。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制度因素对外资波动的冲击有一定的时滞,这也符合制度变量对经济影响的特征。
  四、 结论与建议
  俄罗斯在叶利钦执政时期就已经开始了“大刀阔斧”的私有化改革,采取了以全面、彻底私有化为目标的激进式改革,将庞大的国有资产快速转移到非国有者手中。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截止到20世纪末,俄罗斯的私有化经济占gdp的比重已经达到了70%。但是主持私有化改革的政府人员并没有管理企业和国家经济的经验,对市场关系的界定十分模糊,导致了正常的私有化改革遭到了严重的破坏而失败。虽然私有化进程迅速,但是这种激进式私有化的效果并不理想,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产权不明晰和产权保护薄弱。产权不明晰无法保障经济主体利益,而缺乏对财产所有权的有效保护,很难形成真正的公平竞争。产权是市场经济的有效运作工具,健全的私有产权保护制度能够保护企业家的合法权益,充分调动企业家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积极性。私有产权保护制度的不完善,会使外国投资者过度担心自己的私有财产得不到有效保障,从而降低他们对投资的积极性,阻碍fdi的流入和发展。
  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中央政府的主要职责是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地方政府是提供区域性的公共物品,市场的主体是企业和消费者,政府对经济资源的调控权和配置权是有限的。在转型国家中政府常常对资源拥有过多的调配权和支配权,这种不规范的政府职能会带来极大地制度风险,导致制度环境恶化,从而严重影响外国投资者的投资信心,不利于fdi的发展。
  处于政治和经济双重转轨时期的俄罗斯,在加入wto之后,面临着更加开放和竞争性更强的国际投资环境,因此改善本国制度环境以吸引外资就变得更加迫切。在这方面俄罗斯已经做出了努力:普京上任以来,采取措施规范政府职能,大力打击腐败以提高政府诚信度;进一步深化私有化改革,明晰产权制度,加快制度创新。这些举措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俄罗斯国内的投资环境,增加了外商的投资信心。 从1992年开始,中国的外资引入也逐年增加。加入wto之后,中国履行了很多制度上的承诺,这对改善制度环境,鼓励外商投资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随着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中国在健全产权制度改革和国企改制方面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以引导外商对华投资,特别是吸引外商参与到西部大开发的深化改革中来。
  但面对更加激烈的国际竞争和严峻的国际经济形势,转型国家在改善本国制度环境和投资环境方面依然任重道远,应努力顺应国外企业的系统性投资趋势,适时调整本国的促进政策以提升自身的投资竞争力。
  fdi是一国经济增长的发动机,投资环境和经济的潜在增长能力直接影响着外商投资,投资环境的改善除了依赖于宏观经济环境的改善之外,也同样依赖于制度环境的改善,因此转型国家更应该努力健全产权保护制度和规范政府干预行为,以进一步改善制

度环境,从而吸引海外投资。实证结果显示,私有化程度的高低即产权明晰的程度对fdi的影响是双向的,产权明晰度高会稳定投资环境,促进fdi的流入;而fdi的增加促进国民经济的增长,更巩固了明晰私有产权的制度地位。因此转型国家需要健全私有产权保护的法律体系,增强相关法律之间的协调性,加大保护力度,建立独立高效的执法和监督机构;还应加强制度的有效性,这包括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在制订和实施上的双重有效性。针对增加fdi流入进行制度创新,扫除制度障碍,打破制度瓶颈,提升整体的制度环境从而改善宏观环境,进一步促进fdi的增长。除此之外,应规范政府职能,提高政府诚信度,减少政府对经济的负向干预,避免由于政府负向干预过多造成制度环境缺乏制约性、有效性及合理性。自由开放的经济体制、完善的法律法规、健全的私有产权保护制度和清廉高效的政府只有加强制度创新,化解制度风险,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消除制度上的障碍,才能不断促进转型国家fdi的流入和经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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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史晋川,赵自芳.所有制约束与要素价格扭曲——基于中国工业行业数据的实证分析.统计研究,2007,(6).
  作者简介:许倩倩,南开大学经济学院经济系博士生。
  收稿日期:2013-0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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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更新时间:2013-06-04 16:21:48  作者:佚名 [标签: 制度 影响因素 经济转型 宪法 制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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