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为探讨现阶段不同类型农户的生计脆弱性，对“生计脆弱性”概念进行了界定并将农户分为三类，在此基础上建立了评估农户生计脆弱性的综合分析框架和指标体系，并利用重庆市合川区入户调查数据，对不同类型农户的生计脆弱性程度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纯农户的生计脆弱性程度最高，外出务工农户次之，当地非农就业农户最低；缺乏完善的养老保障和农业发展落后是纯农户生计脆弱性的主要原因，外出务工对外出务工农户生计脆弱性存在双向影响，当地非农产业的脆弱性是导致当地非农就业农户生计脆弱性的重要原因。因此，制定改善农户生计脆弱性的相关措施需要充分考虑农户类型的不同。
　　关键词：农户；生计；脆弱性；重庆市合川区
　　中图分类号：f3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114（2013）07-1715-06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进程加快，当今中国的绝大多数农民已经脱离了贫困，正努力迈向小康生活，收入水平的高低已不再成为衡量农户生计水平的惟一标准。总体来看，虽然农民的人均收入逐年递增，但开放的市场经济和生态环境冲击着农民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新的社会问题给农户生计带来了怎样的影响，不同类型农户之间的生计脆弱性水平存在着怎样的差距？这些问题值得我们关注。本研究通过对重庆市合川区的农户进行调查，将农户分为三类，运用生计脆弱性概念建立评估农户生计脆弱性的指标体系，对其进行分析，并寻找导致不同类型农户生计脆弱性的原因，以期为相关决策提供参考。
　　1 生计脆弱性概念界定及农户分类
　　1.1 生计脆弱性概念界定
　　学术上“生计”的定义基于20世纪80年代末世界环境和发展委员会的报告中所提出的“可持续生计”概念，chambers等[1]认为，生计是一种谋生的方式，该谋生方式建立在能力、资产（人力资产、自然资产、物质资产、金融资产和社会资产）和活动的基础之上。WWW.11665.Com该定义得到大多数学者的一致认同。“脆弱性”的定义却因研究领域的不同而难以达成一致，目前对“脆弱性”的界定可大致分为四类：其一，脆弱性是暴露于不利冲击的程度或遭受冲击的可能性；其二，脆弱性是遭受不利影响的敏感程度或受损的程度；其三，脆弱性是承受不利影响的能力；其四，脆弱性是一种概念的集合，包含了风险、敏感性、适应性和恢复力等一系列相关概念[2]。虽然界定的角度不同，但都意在揭示陷入脆弱性的原因及其结果特征。然而，学者们对生计脆弱性概念进行专门的界定还很少。因此，有必要对其进行深入分析。
　　从字面上看，生计脆弱性由生计和脆弱性两要素构成。生计是一种谋生方式，家庭成员是主体，家庭资产是基础，同时它还是脆弱性实现的载体，因此脆弱性也就建立在家庭各方面因素和特征之上。脆弱性的内涵则相对更加复杂，从其形成原因来看，它是受家庭各类资产、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共同作用产生，包含家庭内外部因素，因此脆弱性的形成既是主动的又是被动的；从其表现形式来看，它主要体现在生计资产水平的低下，发展家庭生计能力缺乏，容易遭受压力和风险的冲击且难以恢复；从其表现程度来看，它作为一种度，即脆弱程度，通过家庭对风险的敏感程度、抗冲击能力和恢复力反映出来。结合以上分析，笔者认为农户生计脆弱性是指农户在生计过程中，遭受内外部不利因素冲击使家庭承受风险的可能性以及抵御冲击的能力。
　　1.2 农户分类
　　农户作为农村相对独立的最小生计单位，本文根据家庭收入来源的不同将农户类型分为三类：纯农户、当地非农就业农户和外出务工农户。这里的纯农户是指依靠种植和养殖，以农业收入为主要经济来源的农户；当地非农就业农户是指家里目前至少有1人以当地（县域以内）非农就业为主，没有成员外出务工；外出务工农户是指家里目前至少有1人外出务工就业为主。
　　2 生计脆弱性分析框架
　　国内外学者根据不同的研究群体设计出了多种分析框架：世界粮食计划署针对贫困人口脆弱性，提出风险因素、抗风险能力和社会服务体系所构建的分析框架[3]；hahn等[4]提出了生计脆弱性指数（lvi），并以受灾度、适应性和敏感度为基本框架建立了生计脆弱性指标体系；国内学者李小云等 [5]根据sharp在非洲开展的关于生计资产的量化研究，利用可持续生计框架设计出适合测量中国农户的生计资产指标，以度量脆弱性程度。新时期随着

国农民不断融入经济社会，人际环境、生活方式以及社会角色等发生改变，农户的生计脆弱性变得更加复杂，但以往对生计脆弱性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贫困人群，直接利用已有的分析框架或指标体系难以满足要求，必须结合实际对其加以改进。
　　本研究将生计脆弱性所包含的内容分为三个层次。首先，由于农户家庭内外部不利因素扰动所导致的各种风险存在，必然影响家庭生计系统的稳定，因此将生计脆弱性的第一层次简单概括为风险暴露程度。而农户所处的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家庭环境和社会环境，风险则由这三方面显现，因此将风险暴露程度分为自然风险暴露程度、家庭风险暴露程度和社会风险暴露程度。其次，风险是针对主体而言，它必须与主体相联系才能发挥作用，不同家庭对于相同的风险敏感度不同，导致风险对不同类型的农户产生的效果不一样，因此将生计脆弱性的第二层次概括为风险敏感度。最后，一旦风险对家庭生计产生负面影响，农户将凭借已有能力抵御风险冲击，减少其带来的损失，因此将生计脆弱性的第三层次概括为抵御冲击能力。抵御冲击能力包括家庭自身的抵御能力，同时还需要有社会提供的服务和帮助，因此抵御冲击能力可用农户资产水平和享有社会服务与保障来衡量。分析框架见图1。
　　3 数据来源与生计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
　　3.1 数据来源
　　本研究的调查地选取在重庆市合川区。合川区位于重庆市西北角，大部分面积由山地和丘陵覆盖，春夏两季的旱灾和洪灾是当地面临的主要自然灾害。重庆市合川区经济发展迅速，政府为加强统筹城乡发展，不断提升和完善农村的各项社会保障，其中包括农村医保、各类社会保险、种植补贴和农村低保等。但总体来看，当地农村发展仍相对落后，农民享有的社会保障水平还很低，矿产资源作为当地的重要自然资源带动了当地农民非农就业，但过剩的劳动力使农民外出打工十分普遍。因此调查新时期农村社会不同类型农户生计脆弱性的实际状况，合川区具备一定的代表性。　笔者于2012年1～3月对重庆市合川区5个镇的7个行政村展开实地调研，以户为单位采用问卷和谈话的方式获取所需数据，有效问卷189份。其中，自然灾害和环境污染信息数据通过实地观察并与当地农民和政府相关人员交流后进行主观评定，农户家庭基本状况、资产等相关信息数据直接获取，风险敏感度和享有社会服务与保障的测定则采用李克特五点尺度的量表形式获取，农民通过选择“非常不同意”、“不同意”、“不确定”、“同意”、“非常同意”5种不同程度回答选项。
　　3.2 指标体系的建立
　　基于农户生计脆弱性分析框架（图1），对框架所包含的具体内容进一步细化，根据新时期与农户紧密联系的各种社会因素选择指标，最终建立农户生计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表1）。借鉴hahn等[4]对生计脆弱性的定量方法，将生计脆弱性程度（f）表示为：f=（r-a）×s（r为风险暴露程度，a 为抵御冲击能力，s为风险敏感度）。该公式可用来比较研究区不同类型农户生计脆弱性的相对大小，值越大则脆弱性越高。
　　3.3 指标权重的确定
　　客观确定指标权重的方法主要有主成分分析法和熵值法，由于主成分分析法所确定的权重可能存在负数，因此最终选用熵值法确定权重。将生计脆弱性指标细化为三大类，对每类指标分别进行权重确定。由于抵御冲击能力所包含的农户资产水平（aa）和享有社会服务与保障（ab）是通过客观与主观两种不同方式评判的，因此对其分别进行权重确定。根据目前二者的抗冲击能力程度，农户的资产水平所起的作用更加突出，因此赋予aa权重0.7，ab权重0.3。各指标权重如下（数据先经过标准化处理，演算过程略）。
　　4 结果与分析
　　计算结果如表2所示，最后的生计脆弱性值都为负数，表明抵御冲击能力都相对高于风险暴露程度。生计脆弱性程度为纯农户>外出务工农户>当地非农就业农户，且纯农户相对于另外两类农户脆弱性程度高出较多。
　　4.1 风险暴露程度
　　三类农户当中风险暴露程度最高的是外出务工农户，纯农户和当地非农就业农户基本相同但低于外出务工农户。首先从自然风险暴露程度看，当地非农就业农户>外出务工农户>纯农户，其中“当地非农就业农户的环境污染程度”指标远远高于其他类型农户，纯农户最低。研究区旱灾发生的次数基本相同，洪灾发生的概率则差别较大，所调查的三类农户当中纯农户沿江居住的

较多，因此受灾程度最高。其次从家庭风险暴露程度看，纯农户>外出务工农户>当地非农就业农户。其中，纯农户除了“家庭非农就业能力欠缺程度”这一指标，其他指标都明显高于另外两类农户，而外出务工农户的所有指标都高于当地非农就业农户。最后从社会风险暴露程度看，外出务工农户>纯农户=当地非农就业农户。外出务工农户在“非农就业风险暴露程度”和“农产品贸易风险暴露程度”两项指标都最高。当地非农就业农户的非农就业风险暴露程度低于外出务工农户，农产品贸易风险暴露程度也低于纯农户，相对于其他两类农户其在社会风险的规避上做得较好。
　　4.2 风险敏感度
　　三类农户的风险敏感度为：纯农户>外出务工农户>当地非农就业农户。具体来看，纯农户只在“环境污染对农作物影响严重”这一项指标上最低；相反，当地非农就业农户只在这一项指标上最高。纯农户认为无论大小病能得到及时治疗的难度、得到他人帮助和借贷款的难度、找到满意的非农就业难度都最大，同时还认为家里小孩失学的可能性最大，农作物受自然灾害影响最大，而且认为家庭除农业外的其他收入稳定性最差。当地非农就业农户认为无论大小病得到及时治疗的难度、借贷款的难度都最低，认为家里财产遭到损失的可能性最小，农作物受自然灾害的影响最小，而且还认为农业收入、非农业收入的稳定性最好。外出务工农户认为家里小孩失学的可能性最小，找到满意的非农就业难度最小，但农业收入最不稳定。
　　4.3 抵御冲击能力
　　三类农户的抵御冲击能力为：当地非农就业农户>外出务工农户>纯农户。从农户资产水平来看，外出务工农户和当地非农就业农户接近，纯农户相对较低。纯农户除自然资产水平稍高于其他两类农户以外，其他各类资产水平都明显较低。当地非农就业农户在自然资产水平和物质资产水平上高于外出务工农户，外出务工农户则在人力资产水平、金融资产水平和社会资产水平上较高。政府层面上，除特殊人群外各农户所享有的社会服务保障是同等的，但家庭和社会环境的差异造成最终所享有的实际水平并不相同。其中纯农户最低且差异显著，当地非农就业农户最高，与外出务工农户较接近。具体看，当地非农就业农户的各项指标均较高，而纯农户各项指标都最低，纯农户在“接受所需技能培训容易”这一指标落后最多，相反家庭成员具备有效的医疗保障这一指标差异最小。
　　5 生计脆弱性原因与改善途径
　　较高的风险暴露程度和抵御冲击能力的缺乏是导致农户生计脆弱的根本原因，风险敏感度的大小则会加强或削弱最终脆弱性程度。由结果可以看出，家庭风险暴露程度和抵御冲击能力是纯农户的生计脆弱性程度高于其他两类农户的关键因素，而缺乏完善的养老保障和农业发展落后则是影响这两类因素的主要原因。这是因为调研区的纯农户中纯老年家庭比例较大，老人独立生活造成家庭风险的可能性增加，然而目前农村缺乏完善的养老保障，抵御冲击能力更加有限。加之当地农业发展落后，绝大多数农户仍处于小农户生产经营状态，难以提高金融、社会等资产水平，使得纯农户的抵御冲击能力更加薄弱。
　　外出务工明显提高了外出务工农户的生计资产水平，但相应的社会服务与保障水平并没有提高，反而增加了风险暴露程度。这是由于农民工长期远离家乡，使得留守家庭的成员老龄化以及儿童教育等风险暴露程度提高；同时，外出农民工很难享有城镇居民同等的社会服务与保障，当地政府提供给农民工的服务及优惠政策效果并不明显，因此削弱了外出务工农户抵御冲击能力。
　　目前当地非农就业农户生计脆弱性程度相对最低，但生计的可持续性并不乐观，主要表现在非农产业多样性缺乏，并且严重影响当地生态环境。农民的当地非农就业主要基于矿产资源所带动的一系列相关产业，矿产这种不可再生资源一旦枯竭，农民难以找到其他非农就业代替；同时，该产业所引起的环境污染已经明显造成当地耕地质量的下降和可用水资源的减少，农户的风险暴露程度将不断增加。因此，针对不同类型农户需提出不同的改善措施。首先，纯农户作为当地农村社会的弱势群体，农村的相关优惠政策应更多倾向于纯农户，加强对困难家庭提供特殊保障。其次，外出务工农户作为当地农村最普遍的家庭，各乡（镇）应把指导农民外出务工作为发展农户生计的重点，加强对农民的技能培训，发展多种外出务工协会或组

织，努力保障农民工的社会权益。最后，针对当地非农就业农户，应鼓励扶持农民创业，优化投资环境，吸引外地企业投资办厂，为当地农民提供多形式的非农就业渠道。
　　6 结论
　　本研究基于生计脆弱性内涵，建立了评估农户生计脆弱性的综合分析框架及指标体系，利用重庆市合川区的入户调查数据，对纯农户、当地非农就业农户和外出务工农户三种不同类型农户的生计脆弱性进行了比较分析，并找到影响不同类型农户生计脆弱性的主要原因。
　　三类农户当中纯农户的生计脆弱性程度最高，其次是外出务工农户，最低的是当地非农就业农户。较高的风险暴露程度和抵御冲击能力的缺乏是导致农户生计脆弱的根本原因，风险敏感度的大小则会加强或削弱最终的脆弱性程度。缺乏完善的养老保障和农业发展落后是导致纯农户生计脆弱性的最主要原因；外出务工提高了农户生计资产水平，但农民工未能享受到应有的社会服务与保障，还给家庭新增了风险和负担，最终导致生计脆弱性程度低于当地非农就业农户；当地非农产业多样性缺乏以及对生态环境产生的负面影响是导致当地非农就业农户生计脆弱性的重要原因。因此，改善农户生计脆弱性措施需根据农户的不同类型有针对性地实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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