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激进民主主义在法国社会转型期的崛起不仅深刻地影响了法国的历史进程，而且也为人们对现代化过程中一种共性现象的把握提供了典型个案。应该说，激进民主主义与重农学派、立宪主义等思潮一样，都是作为应对当时法国社会转型困境的特定方案而面世的，而它能在与其他思潮激烈竞争的过程中最终胜出，成为左右法国大革命的意识形态，则是当时法国特殊的“转型社会生态”影响的结果。在现代化进程中，只有按照市场经济内在要求努力改善“转型社会生态”，才能够最大限度地约束激进主义的发展空间，有效防范激进主义运动在转型社会被激活的风险。
　　关键词：法国现代化；激进民主主义；转型社会生态；政治价值体系
　　中图分类号：d09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3）02?0130?07
　　就西方世界而言，现代国家的构造是将分散的权力集中，并对集中权力进行有效制约的双向过程①。权力的过分集中乃至于走向专断是法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顽疾。纵观法国社会转型史，我们能够看到法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不仅没能摆脱专断权力的桎梏，反在绝对主义王权的掣肘之下为社会平添苦楚。旧制度与市场经济的利益交织、恶性互动是法国社会转型期间不得不面对的历史困境。就此看来，法国转型社会涌现出的诸如重农学派、立宪主义、激进民主主义等诸多政治价值体系，不过是针对环境危机的种种应对方式，它们中的每一种都试图为变迁中的法国提供出路。然而，这场竞争最终结果是激进民主主义力克对手，一跃而成为历史舞台的主角。
　　站在现代化发展的“大历史”高度来看，激进民主主义所呈现出的激进性并不孤立。wWw.11665.Com激进主义总是在后发展国家中以这样或者那样的方式复活，并且无一例外地如同法国大革命一般，加剧了所在国家的转型阵痛与现代化发展的难度。就此而言，如何摆脱激进主义的阴影便成为“后发”国家面临的一个普遍课题。因此，对法国大革命中激进民主主义崛起个案做出再解读，就具有了一种我们时代的意义。应该说，激进主义运动在社会转型困境中的崛起，有着包括时代认知方法在内的一系列背景，而我们在这里的讨论则主要从“转型社会生态”这一视角出发，揭示此两者间互动生成之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若干思考。所谓转型社会转型生态这一概念的提出借鉴了生态学的方法论基础，意指由于转型所形成的特殊性社会环境。按照生态学的观点来看，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的产生，是其所处环境塑造和选择的结果②。
　　一、转型困境：旧制度③与市场经济的畸形共生
　　在18世纪，法国的市场经济取得显著进步。就国内贸易来说，“一百年来工商业已大为发展。就贸易价值而论，法国仅次于英国”[1]（9?10）。国际贸易的发展则更为迅速，“它的外贸在1720—1780年间增长了四倍”[2]（72）。几乎同时，法国的“财政收入飙升到超过1亿”“国民收入也在以更高的速度增长着”。[3]（1）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全国性行政体系的建立与完善、公共设施建设的广泛进行，这一切似乎都意味着法国社会已经渐入佳境、即将走向进一步发展。
　　然而，与此同时，绝对主义君主制与等级制依然作为法国旧制度的显要标志而存在。绝对主义君主制是在与贵族持续斗争中逐步形成的，“专制的、管理性的君主制从亨利四世统治时期开始形成，到路易十四时期达到鼎盛，并持续于整个18世纪”[4]（48）。至少在理论上，这种君主制度认定国王可以乾纲独断、不受制约地裁决军国大事。与此同时，尽管绝对主义君权的兴起与僧俗贵族地位的衰落是一体两面，但是，法国君主制仍然与贵族制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君主专制制度不论如何现代化，如何具有革新精神，却仍发现，要从土地贵族组成的阶级制度中挣脱出来是不可能的”[2]（26）。这就意味着，法国君主在把贵族从公共权力驱逐出去的同时，却小心翼翼地维护社会的等级体系，并将其视为旧制度的基础。
　　法国的市场经济便在绝对主义君主制和等级制所构成的制度环境中发展，这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市场经济的活力，而且扭曲了它的发展方向。在旧制度下，市场经济并没有实现与社会稳定之间的良性互动，反而与专断的君主权力、贵族的封建特权相互勾结、彼此呼应。市场经济由此催化了社会矛盾的积聚，这比较有代表性地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特权与市场的结合导致农民生存环境的日益恶化。

就革命前的法国农业来说，它已然不再是完全意义上的中古时代的自给自足经济。诸如谷物生产、葡萄酒生产等项目越来越深地卷入到市场经济大潮之中。然而，伴随着农业的市场化，并没有随之出现农村生产技术的革新、生产方式的变更与社会结构的改组。法国农业市场化的基本模式是，“法国贵族把农民束缚于土地之上，并用封建的手段榨取更多的产品，然后贵族再把这些产品拿到市场上去出售”[5]（36）。不仅如此，市场经济的发展带来了通货膨胀和货币贬值，这导致居乡贵族财富大面积缩水[6]（238?239），进而刺激他们加强利用手中残余的封建权力榨取农民所得。这就表明，在旧制度中，法国农业的市场经济发展与贵族的传统领主权力实现了联合，这种联合的结果就是农民要承受市场经济与领主特权的双重压迫。而这又随着贵族经济状况在市场经济发展中的进一步恶化而加剧，“那些少有其他收入来源的地方乡绅，为应付其收入日益下降的情形，极尽可能利用手中强大的封建权力，加紧搜刮农民的钱财”[2]（75）。
　　第二，资本与权贵勾连加剧官僚腐化。将卖官鬻爵作为一种特殊制度固定下来是在17世纪，这一时期也是法国绝对主义君主制发展、巩固和市场经济快速增长的时期。在此背景之中，官职买卖具有特殊历史意义和复杂的社会影响。对于君主来说，官职买卖不仅可以缓解财政压力，而且可以吸纳新生社会力量用以巩固王权。就官职消费者而言，也就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主要受益者来说，购买官职可以有效地提升社会地位，并且获得利用旧制度的权力体系扩大和保障自身利益的机会。故而，官职在17、18世纪的法国被看作“私人财产”、购买官职被认为是能带来稳定回报的“长期投资”[7]（70）。国家权力的商品化和市场经济的政治化，或者说权贵与资本的联姻是法国社会旧制度的一大特征，这种特征将前现代的政治因素和现代社会的经济因素进行了某种畸形的混合。“官位的出售集中体现了这种商品化和前商品化制度的混合特征，并且显示出企图把它们调和起来的倾向”[5]（45）。 　　作为这种混合的结果，国家权力、官僚政治体系被视为个人牟利的工具，官吏们热衷于“利用他们的职务向国王臣民勒索金钱”[8]（281）。与此同时，新生社会力量由于通过买卖官职进入既得利益集团，构成特权俱乐部中的一员，他们“狂热地把统治者的气派、傲慢和偏见接受下来”[9]（39）。英国社会转型中形成市场经济化的新贵族，而法国则将市场经济得利者转化为穿袍贵族，这种差别对两国政治的最终走向产生了深远影响。
　　市场经济在法国旧制度下的发展与影响，显然并非经济发展导致新生社会力量，从而要求全新社会体制这么简单。在法国，市场经济发展与权力之间的关系表现为：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意味着对旧制度束缚的反抗与突破；而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部分受益者被旧体制吸纳，进而成为既得利益的一分子，他们自觉不自觉地反对旧体制作出与市场经济要求相适应的积极改革。由此，市场经济与旧制度的纠结在转型时代的法国造成了复杂的社会影响和独特的转型困境，法国社会在转型过程中所呈现的多种政治价值选择都不过是对这种困境压力下的不同回应。
　　二、转型困境下的多种政治价值体系选择
　　面对专断权力与市场经济之间恶性互动的困局，法国社会也曾出现多种政治价值体系选择。重农学派试图运用专断权力促进市场经济发展，这无疑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它并没有意识到专断权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与生俱来的危害性。立宪主义倡导限制王权在很大程度上已然触及到核心问题，然而，法国转型社会的特殊环境使之得不到来自中上层精英的支持，最终悲剧性地成为发动具有反王权，也反市场经济倾向的激进民主主义革命的导火线。令人扼腕的是，激进民主主义革命的内在气质决定了，它希翼的只是把专断权力从国王那里夺过来并为中下层平民造福，而没有意识到市场经济条件下专断权力本身就是一种无可救赎的恶。
　　重农学派试图将市场经济发展与专断王权相互调和，代表了体制内政治价值体系重塑的努力。重农学派一方面将政治价值目标指向颇具市场经济色彩的经济繁荣，而另一方面却将实现目标的动力寄托在旧制度专断的君主权力身上。他们在政治权力使用上并不信奉全能，然而，在权力授予观念上却再次滑向旧制度所崇尚的绝对权力观念④。他们希望“那些已经干下坏事的权力

正好足以用来消灭坏事”[3]（13?14）。作为重农学派理论与实践上的代表杜尔哥，他所领导改革的失败，在事实上表明重农学派所勾勒的政治道路在当时法国的空幻色彩。这是因为，这种政治路径选择一方面极大地忽视了由市场经济获利上层和特权阶级所构成的既得利益集团阻力的强大；另一方面是对具有专断色彩的王权给予太大希望，而专断王权最终却抛弃了重农学派自身。
　　孟德斯鸠所倡导的立宪主义代表了另外一种努力方向，这就是试图从市场经济获利者和市场经济化的贵族联合着手，通过限制专断王权，从而实现政治更新。这种政治价值体系选择以政治自由为目标，在实践上推崇立宪君主制度⑤。这一政治主张特别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它并不看重权力授予和权力的合法性问题，而是把关注的焦点放在了权力的制衡问题上，进而提出分权主张。在大革命初期，君主立宪派在部分意义上体现了这种政治主张。然而，正如克鲁泡特金所认为的那样，法国革命是资产阶级的观念潮流和人民的行为潮流结合的产物[10]（1）。立宪主义思想所体现出的温和性和精英性很难得到长期受到压抑、怨恨不断积累的底层民众的真正认同，它最多只能充当后者主导的革命中的早期同路人。1792年8月10日起义在事实上彻底结束了由立宪主义主导法国社会转型的可能。
　　以卢梭为代表的激进民主主义是底层民众长期受剥削、受歧视后，所激发出的具有对抗特权、仇视等级、批判传统的心意表达，它最终在与重农主义、立宪主义的竞争中获胜，并成功地主导了法国大革命的历史进程。激进民主主义渴望通过割断与传统的联系，根据抽象的法则全面改造社会，从而实现他们所勾勒的绝对平等的社会理想。“法国大革命的全部激进性、彻底性都不过是这种绝对平等观的派生特征”[11]（104）。然而，在将平等绝对化、抽象化付诸实践之时，激进民主主义所依赖的不能不是专断的无限权力，因而它不可能真正对旧制度及其无限权力做出革命性的清算与批判⑥。结果，人们悲剧性地发现，在对旧制度毫无保留地批判与痛斥中，在对新制度义无反顾地热衷与迷恋中，旧制度最需要加以割除的无限权力本身却悄然还魂了。
　　三、“转型社会生态”与激进民主主义的胜出
　　追求绝对平等、主张颠覆传统的激进民主主义为什么能够在多种政治价值体系竞争中胜出，既往研究者多是从思想史发展的内在理路着眼，从而勾勒出从卢梭到罗伯斯庇尔的发展链条[12， 13]。然而，这种解释框架固然有道理，但却不足以说明为何激进民主主义能够在当时社会得到大范围强烈共鸣。与重农主义和立宪主义相比较而言，激进民主主义的“比较优势”究竟表现在什么地方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需要我们跳出思想逻辑的推演而进入到用政治生态学的视角来观察。这也就是说，需要我们对政治思想赖以产生、得以发挥影响的社会环境加以考察。正是政治思想与特定“社会生态”交互影响，才造成了激进民主主义得以发酵膨胀，最终得以胜出的基础与条件⑦。从转型社会生态角度着眼，我们不难发现，法国革命走上激进道路并不偶然：
　　第一，走向寄生性与封闭性的等级体制激化法国社会矛盾，加深转型社会苦难，从而夸张性地放大了平等的价值与意义。
　　历史地来看，贵族的特权是与贵族所承担的社会功能相匹配的，然而，自卡佩王朝以来，通过历代法国君主的持续努力贵族手中的公共权力被渐次褫夺。到了旧制度末期，贵族阶层在整体上已然丧失公共社会功能，且日益蜕化为寄生阶层。但是，贵族阶层却依然享有特权与利益，旧制度下的法国人依然被严格区分为三个等级，“他们之间的严格界限须臾不得逾越”[14]（111）。这种等级的划分不仅因为约定俗成而成为“王国的基本法律”[4]（8），并且得到专断君主的支持和维护。这造成旧制度下的法国出现了“贵族与其无用的程度成正比例。门第与闲暇使他们具有各种特权”[1]（1）的怪诞局面。然而，由于贵族不再承担社会功能，他们所要享有的特权也就丧失了合理性。不仅如此，当贵族不再履行社会职责的时候，“贵族特权的分量便显得沉重，甚至贵族本身的存在也成为疑问”[15]（72）。 　　在法国社会转型期，面对社会情势的沧海桑田，贵族并没有积极谋求自身角色转变，反而执拗地对抗着时代变迁。这种违背时代潮流的做法强化了贵族阶层的寄生性和封闭性，加剧社会阶层对立，从而激化社会矛盾。

　　首先，贵族阶层的寄生性日益增强，贵族越来越成为社会发展的沉重负担。在旧制度之中，4000个宫廷贵族一年的开销大体相当于政府每年预算的四分之一[1]（3）。而散居各地的大量乡居贵族则试图通过对农民敲骨吸髓的压榨与掠夺来抵御市场经济给他们造成的危机。乡居贵族的生活越发受到市场经济的侵蚀，他们就越“穷凶极恶地要求充分执行所有传统的权 利”[16]（8）。在旧制度末期，贵族作为一个整体已经沦落为社会的寄生阶层，并且是底层民众生活逐步恶化的直接相关者。
　　其次，当贵族阶层愈来愈意识到自身特权地位的岌岌可危时，“他们在极端排外主义中寻找出路”[9]（81）。法国贵族的排外性一方面表现为贵族阶层极力强调自己与第三等级的身份区别，从而使之“越来越像种 姓”[15]（235）。贵族的倨傲与自以为是日益成为社会批判的焦点。另一方面，贵族阶层加强了对政治、教会和军事要职的垄断，从而阻碍纵向上升空间。1781年以国王敕令方式规定，只有证明四代皆为贵族的条件下才能出任军官。与此同时，司法和宗教的高级职位也逐渐被贵族阶层所垄断[16]（5）。社会垂直流动的道路几乎都被堵塞，留给第三等级的晋升机会消失殆尽，旧制度中蕴含的不平等性表露无疑，而法国现代政治价值信念对平等的强烈渴望很大程度上是对这一现象的反弹。当第三等逐渐认识到“既然所有的大门都被关上了”，那么，“唯一的办法就是把大门撞开”[9]（81）的时候，法国现代主流政治价值体系的激进性便呼之欲出了。
　　法国贵族面对市场经济冲击与挑战，通过强调封建特权而日渐退缩为一个封闭小集团，将自身与底层民众尖锐对立起来。并且贵族在经济上，“抵制中产阶级的要求，力图阻止处于萌芽状态的资本主义的发 展”[17]（256）。从而，我们能够看到，在旧制度下的法国，在社会意识和社会阶层上形成“贵族-第三等级”二元对立的哑铃型结构。而这种二元对立的社会阶层结构使得本就复杂的社会矛盾更为尖锐和极端，渴望绝对平等、全盘反传统的激进思潮就从这尖锐对立之中迸发而出。
　　第二，社会转型成本不成比例地转嫁到底层民众身上，寻仇情绪在社会底层累积，民众急切希望改变现状的情绪高涨。社会转型意味着原来社会生活、生产方式的全面转化，这必然意味着利益结构的深层调整。这期间，由于新旧社会因素之间的碰撞和磨合产生一定的危机与压力作为转型成本也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在法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转型成本通过专断王权和特权体系不成比例地压在法国底层民众身上。
　　大革命前的法国，在经济上是繁荣的，然而，这并不必然意味着法国普通民众，尤其是底层民众生活水平的实质改善，而这种情况在经济低落时期就更为突出和明显。就工资与消费价格来说，“1771—1789年间的平均工资与1726—1741年间相比，仅仅增加22%，相同期间内消费价格却上涨了62%”[18]（22）。这表明普通民众实际生活水平不仅没有提高，反而是在下滑。生活必需品的匮乏与昂贵使得广大底层民众长期饱受生活的煎熬。作为承受这种苦难的社会结果，在大革命前的一个世纪之中，法国各大城市“一致受着这种骚动的威胁”[19]（25）。占据城市人口绝大多数的小店主、小商人、工匠、帮工等一般劳动者在怨恨目标上获得了一致，这部分人构成后来大革命中不断走向激进的“无套裤汉”的主力。
　　与市民阶层比较而言，法国农民的处境更为悲惨。对于农民在旧制度下的境况，马迪厄曾坦言道，“农民是负荷这个社会重负的牲畜”[1]（13）。在旧制度下，农民要承受来自王室、教会和领主的三重负担。伴随着旧制度下王室开销的膨胀和领主贵族所转嫁的市场压力，农民身上的负担越发沉重。“只在路易十六统治时期直接税就增加了百分之二十八”[16]（17），而在整个18世纪地租几乎增加了一倍[16]（19）。恶劣生存状态促使大部分农民对现实表现出强烈不满，这直接地表现为农民暴动，而更为深远的影响则在于，“贫苦农民的处境村是许多人开始信奉激进的平均主义理论”[5]（57），对平等的绝对向往和追求与平均主义之间仅具一步之遥。
　　社会转型成本的重担造成法国底层民众生活压力的空前加大和对转型社会本身的严重不适，他们热切地希望结束苦难、改变现状。对社会现实的绝望与深刻仇恨情绪在广大城乡的众多底层民众之中不断孕育。在这里，社会转型成本与对现实仇恨累积成正相关性，这种仇恨心

理的累积最终表现为对旧体制、历史与传统的断然摒弃和对新世界、对未来的无比渴望。激进革命的形势由此走向成熟，而唯一需要的只是那引爆革命的火星而已。对此，克鲁泡特金曾颇为精要地评论道，“如果失望与困苦逼着人民叛乱，就是因为他们希望得到解放，而激动他们革命”[10]（19）。
　　第三，旧制度之下，法国的权力一元结构与市场经济适应性较低，从而造成法国转型社会苦难格外深重，进而为激进思想的滋生创造了条件。
　　作为政治家和历史学家的基佐在对英、法做比较的时候指出，英国历史上社会因素中权力多元化结构始终存在，而法国始终是一种一元独大的局面[20]。一元权力结构形成于近代，并成为法国转型社会的突出特征。近代以来，法国社会由于君权的逐步增强，从而形成最具代表性的绝对主义国家。在此之中，“法国没有一个城市、乡镇、村庄、小村、济贫院、工场、修道院、学院在各自的事物中拥有独立意志，……政府把全体法国人置于管理监督之下”[15]（91）。而从英国转型经验之中，人们不难发现，恰恰是在多种社会力量、多种权力主体的夹缝里面市场经济经营者所需要的独立自主性才能够得以萌生、发展和壮大。也正是在多种社会力量竞争的角逐中，才能形成对于国家权力任意侵犯个人财产的有力牵制，从而孕育政治价值体系降服绝对权力的功能指向。经营者的独立自主与明晰的个人财产权利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两条根本要件。而这两点，在近代法国由于权力一元独大的权力结构始终付之阙如。 　　旧制度下，法国政府利用庞大官僚机构和行会对工商业进行了完全地、全面的操控于掌握。“国家政策是要把法国的市场控制在适当的行政管理范围之内”[21]（154）。经营的活力、多中心探索的路径被彻底窒息，寻租与腐败纷沓而来。如果说对市场经济发展的过多掌控所造成的破坏尚属于无心之过的话，那么，不受制约的国家权力对个人财产的侵犯，则构成国家对市场经济发展的直接破坏。在旧制度下的法国，“处处都可看到王家财产被出售后旋即收回，认为不可出售；契约遭到破坏，已经取得的权利无人承认，国家债权人每逢危机便成为牺牲品，国家不断失信于民”[15]（139）。法国政府与英国政府不同，他一方面希望市场经济发展完全在自身掌控范围之内，另一方面又屡屡通过几近劫掠的方式对资本和个人财产进行侵犯，从而导致私人收益率与社会收益率的偏离，进而破坏私人从事商贸活动的激励机制。这就阻碍了有序、透明的市场经济发展制度的形成。
　　总而言之，权力一元化的权力结构将市场经济的发展引入歧途，从而造成市场经济所具有的解构力量、腐蚀效应在法国空前显著。由此，法国在社会转型过程之中承受了更多的转型苦难，而正如上文所一再强调的，转型社会苦难是激进思想泛滥的温床。
　　四、几点启示
　　人类既是社会生态环境的接受者，也是社会生态环境的创造者，而这两方面的重要连接点便是人类所特有的反思能力。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对激进民主主义与“转型社会生态”之间的思索与探究便不是纯然的怀古幽思，而是具有鲜明的时代意义。
　　首先，推动传统精英阶层的时代性转换，谨防社会阶层的两极对立。任何社会都有属于自身的精英阶层⑧，这个阶层是一种特定制度能够存在与维续的基础。然而，精英阶层的存在往往也都与特定的时代背景、社会基础、思想文化意识密切相关，当上述条件发生根本性变更的时候，传统精英如何把握自身在变革社会中的地位就显得尤为重要了。面对时代变革，传统精英所具有的地位、资源与利益往往要受到调整与冲击。对此，是强化原有体制资源与权力，对抗现代化发展趋势，抑或是积极谋求自身转变，顺应时代发展潮流，这两种选择对于转型社会而言，其影响完全不同。就前者而言，传统精英阶层可能因为对既有体制的越发依赖而逐步走向封闭，人为地阻碍社会流动，从而造成社会对立空前严重。此中，传统精英容易被视为社会寻仇对象，这最终将会形成一条通向激进主义之路。如果选择后者，传统精英则有可能在现代化发展中重新获得定位，并使得自身对于社会其它阶层逐步包容与开放，从而有可能充当缓和转型社会矛盾冲突的中间性力量。
　　此一方面，英国贵族的历史表现是值得人们回味与思索的。英国贵族也曾承受市场经济的冲击，然而，他们并没有蜕化为依附于旧制度的寄生者，而是积极地谋

求在市场经济时代的现代化“转身”。市场经济化的新贵族成为社会转型进程中，平衡平民阶层与王权斗争的中间力量，这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由于对政治精英层进行全面替换而对社会稳定所造成的强大冲击力。更确切地说，在英国，市场经济化的贵族阶层构成传统社会通往现代社会的一个中介环节，他们的存在在社会阶层结构上为政治价值体系平稳转型提供了某种可能。
　　其次，维护底层利益底线，合理分担社会转型成本。在从非市场经济向市场经济转换的过程中，市场经济的建立过程往往意味着社会既有的生产、分配乃至于生活方式的重大调整[22]（23?29）。在这个结构性重组的过程之中，难免不产生阶层的衰落、利益的减损、生活的苦难等转型成本，这是市场经济残酷性的一面。顺利的现代化转型经验便在于，如何成功地将这种转型成本在社会范围内合理分担，如何有效地利用现代化红利冲抵转型成本所带来的危害，如何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构筑一道维护底层基本权益的底线。现代化的过程不应该是一个对底层民众的伤害、掠夺的过程，市场经济的发展历程也不应该是一个大众饱受饥饿与恐慌煎熬的过程。法国转型社会生态之所以最终孕育出全盘反现实、反传统、反市场的激进民主主义，其病症之一就在于它总是试图利用体制性力量将转型社会成本转嫁。殊不知，这种转嫁过程同时就是一个累积愤懑与怨恨、使社会大众疏远政府，从而走向激进主义的过程。概言之，只有通过设置维护大众利益底线的“安全阀”、合理分担社会转型成本，才能为社会减压，为温和、节制、渐进的政治价值体系生成奠定基础。
　　最后，顺应市场经济要求，疏导权力一元结构。现代化的历史表明，越是在转型道路上充满艰辛、苦难与挫折的国家，就越容易跌入激进主义的深渊而不能自拔。而权力结构一元化与市场经济发展要求之间的结构性失调恰恰是造成转型苦难频发的重要缘由。这是因为即使不考虑“政府失灵”所导致的政治权力无能，权力本身所追求的政治逻辑与市场经济所奉行的经济逻辑之间也并不完全一致。过度集中乃至专断的权力可能造成滥用与自我牟利，从而窒息经营主体活力、损害市场赖以发展的规范环境。更为可虑的是，一元化的权力结构还容易造成社会范围内权力迷信、权力崇拜的心态，这则直接构成激进主义运用权力拯救社会的重要内容。
　　市场经济的发展有着它自身内在规律，要实现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与市场经济携手并进就要尊重市场经济的内要要求与逻辑。这一方面表现为，市场经济是一种可以进行行为预期的规则经济，这就意味着对绝对权力任意干预的否定，政治权力任意而为的黑手必须要得到有效控制。这一点恰如帕森斯所言“如果对政治权威没有严格的限制，能在经济发展中取得普遍突破，仍然是难以置信的”[23]（8）。
　　另一方面，市场经济也是一个尊重经营主体自主性，崇尚社会活力的经济，这就意味着国家要承认自己权力作用边界的有限性，让商品经营者和社会从自身的密切监控和主导中脱身出去，成为自治主体。只有这样，才能使国家、社会和个人三者的活力都得到发挥，彼此促进、相互协调，从而更为有力地推动现代化进展，最大限度规避转型苦难。只有如此，也只有如此才能在社会生态这个角度真正形成对激进主义的抵御与免疫。
　　注释： 　　① 关于权力的集中的历史表现，详见：安德森.绝对主义国家的系普[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有关权力制约方面详见：palmer. the age of the democratic revolution： a political history of europe and america， 1760?1800，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9.
　　② 关于生态学的基本内容及其对人文学科的启示，详见：彭文贤.行政生态学[m]. 台北：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88，第一章。另见：刘京西. 政治生态论：政治发展的生态学考察[m]. 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7。
　　③ 旧制度是指法国大革命前的社会与政治制度，这种制度与“封建制度”具有密切联系，然而却也表现出一些自身特色，这主要表现为绝对主义君主制的确立。详见：郭华榕.法国政治制度史[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第33页。
　　④ 重农学派认为自身所推崇的是一种“合法的专制制度”，也就是说这种专制是在自然规律约束下实行的，而在执行自然规律的过程中这种权力是不应该受到限制的。详见：沃尔金. 十八世

法国社会思想的发展[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第85页。
　　⑤ 孟德斯鸠虽然在其著作中高度赞扬了共和制度，但在现实政治选择中他却折衷地认为“现今唯一代表优良和有效的政体是君主制”。详见：夏克尔顿.孟德斯鸠评传[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第343页。
　　⑥ 这里的历史吊诡之处正如哈耶克曾指出的，试图使人们平等的行为只能导致新的奴役。详见：哈耶克.个人主义：真与伪[c]//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 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第16页。
　　⑦ 梅棹忠夫曾在病理学的视角下考察极具精神生活特质的宗教现象，他认为宗教得以大规模信奉与传染病一样，不仅要考虑病原体（观念持有者），也要考虑传播的环境条件。详见：梅棹忠夫.文明的生态史观[m]. 上海：三联书店，1988，第234?235页。笔者以为，这个思路对于政治价值体系的研究也是适用的。
　　⑧ 这里是在权力占有的中性角度使用精英这一概念，这一个概念的运用受到帕累托、莫斯卡等早期精英理论家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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