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章运用联立方程组模型，对中国127家商业银行2008-2011年间的资本充足率与风险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证明，资本充足率监管的风险激励效应存在且显著，对资本不足的银行而言，风险激励效应则更明显。监管当局提高资本充足率的目标是增强银行体系的稳健性，如果风险激励效应存在，则与资本监管的初衷背道而驰，这是监管当局不得不引起关注之处。
　　关键词：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风险激励效应；实证检验
　　巴塞尔协议iii的核心是加强银行资本数量和质量监管，对资本充足率提出了更加严格的要求，商业银行一级资本充足率从4%提高到6%，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从2%提高到4.5%，此外，留存缓冲资本要求2.5%，逆周期资本为0%～2.5%，系统重要性银行还要额外附加资本。在资本充足率约束提高的背景下，商业银行风险行为将反应如何？风险水平将有何种变化？能否提高银行系统安全性？本文将资本监管对银行风险行为的影响结果定义为资本监管的风险激励效应。利用127家商业银行2008年～2011年度的面板数据，研究了中国银行业资本充足率监管的风险激励效应，初步探讨并回答了上述问题。
　　一、 文献综述
　　理论界和监管实践对资本充足率监管的风险激励效应一直存在较大的争议。基于不同的假设条件和模型形成了三类结论。一些学者基于效用最大化假设，认为资本监管要求会激励银行提高风险偏好。kahane（1977）认为增加资本监管可能增加而非降低银行风险。koehn和sant-omero（1980、1988）在均值—方差模型下，预期收入效应存在，导致银行提高资产组合风险水平。WWw.11665.cOmblum（1999）在一个动态框架中，加入了期间效应认为资本不足的银行为达到资本充足率要求，可能增加当期资产风险。shrieves和dahl（1992）、jacques和nigro（1997）建立了联立方程组模型，证明银行资本与资产风险之间呈正相关关系。altunbas等（2011）运用半相依回归模型，利用1992年～2000年欧洲银行的数据，发现资本与风险之间显著正相关。
　　另一些学者则从价值最大化假设出发，认为资本监管要求能够降低银行风险水平。furlong和keeley（1989）、rochet（1992）假定银行追求价值最大化，证明资本提高与风险负相关，即在险资本效应（capital at risk）使资本监管具有负向激励效应。吴俊、张宗益、徐磊（2008）运用shrieves and dahl联立方程组，根据中国12家上市银行2003年～2006年面板数据，认为在险资本效应显著。马理、黄宪和代军勋（2008）构建了风险偏好指数，认为资本约束越严格，信贷越稳健，风险越低。
　　还有一些学者认为资本监管要求与银行风险之间的关系不确定。jensen（1976）认为风险和资本之间有显著的平衡影响，银行的选择具有多样性。calem和rob（1996）运用多期动态资产组合选择模型，运用美国1984年～1993年银行数据，证明资本约束与银行风险行为之间呈“u”型关系。rime（2000、2001），hovakimian和kane（2000）分别研究了瑞士银行业和新兴市场银行数据，认为资本监管不影响银行的风险偏好。altunbas（2001）认为欧洲商业银行和储蓄银行的资本与风险显著正相关，而合伙银行资本水平与风险呈显著负相关关系。heid等（2003）以德国储蓄银行1992年～2002年数据为样本，采用修正的shrieves-dahl模型，发现银行资本和风险的调整关系依赖于缓冲资本的高低。inwon song（1998）根据韩国1993年～1996年25家银行数据，证明总体上银行高风险资产没有增加。
　　二、 模型的构建与说明
　　1. 模型的构建。从银行实际运行机制来看，银行将协同考虑资本与风险的变动，从而确定其资本水平和风险行为，因此，模型的设计应当反应这一内在协同关系。我们参照shrieves和dahl（1992）创立的局部调整的联立方程组模型，jacques和nigro（1997）对模型做了修正和发展，该模型在以后的资本与风险研究文献中被广泛应用。
　　hart和jaffee（1974）和marcus（1983）认为资本的调整不仅取决于银行自身的行为，而且受到外部冲击的影响。因此，假设资本和风险的变动由两部组成，一部分是内生性变量，另一部分是外生性随机因素，建立资本与风险行为联立方程组模型，如（1）和（2）所示：
　　δcarj，t=δcardj，t+εj，t（1）
　　δriskj，t=δriskdj，t+νj，t（2）
　　δcarj，t和δriskj，t分别表示

银行j在t时期的资本和风险调整。δcardj，t和δriskdj，t表示银行自主调整的内生指标，εj，t和νj，t分别表示影响资本和风险水平的外生变量。δcardj，t和δriskdj，t以本期目标数值与滞后一期的实际值之差来表示，如函数式（3）和（4）。
　　δcardj，t=α（car*j，t-carj，t-1）（3）
　　δriskdj，t=β（risk*j，t-riskj，t-1）（4）
　　car*j，t和risk*j，t分别表示银行j在当期的资本和风险水平的目标值，carj，t-1和riskj，t-1分别表示银行j前一期的资本和风险的实际值。α和β是系数。将（3）和（4）分别代入（1）和（2）中，得到：
　　δcarj，t=α（car*j，t-carj，t-1）+εj，t（5）
　　δriskj，t=β（risk*j，t-riskj，t-1）+νj，t（6）
　　银行当期的资本和风险目标水平无法直接观察，根据shrieves和dahl（1992），jacques和nigro（1997），rim（2001），heid和porath，etc（2003）等研究，可以分别表示为监管压力、资产规模、收益率水平、资产质量等变量的函数。由此，建立联立方程模型： 　　dcapj，t=a0+a1×prj，t-1+a2×roaj，t+a3×sizej，t+a4×driskj，t+a5×capj，t-1+a6×gdpt+εj，t（7）
　　driskj，t=β0+β1×prj，t-1+β2×llossj，t+β3×sizej，t+β4×dcapj，t+β5×riskj，t-1+β6×riskt+vj，t（8）
　　为了考察不同资本充足率水平的银行在监管压力下的反应，我们采用heid和porath，stolz（2003）及francesco和mario（2006）的方法，加入两个变量的交叉乘积所组成的虚拟变量（rp×δrisk和rp×δcar）。
　　2. 变量选择。资本充足水平。本文拟采资本充足率（car），在资本方程中作为被解释变量。
　　风险指标（risk）。本文采用了不良贷款率，不良贷款率影响银行贷款拨备水平，从而影响银行的赢利水平和资本。在风险方程中作为被解释变量。
　　收益水平（roa）。本文采用资产收益率指标（roa）代表效率水平。
　　资产规模（size）。一般认为，资产规模越大，更容易多元化配置资产，实现风险的分散化。本文选用总资产指标，计量时取自然对数。
　　不良贷款（lloss）。本文选用不良贷款额作为该指标变量，在实际计量时取自然对数。
　　资本压力（pr）。资本压力指银行实际资本充足率与监管标准之间的差距。本文选用银行实际资本充足率与监管当局公布的年度行业平均资本充足率的差额作为该指标变量，并采用滞后一期prt-1。
　　gdp指标。宏观经济环境对银行的收益和资本有实质影响，银行的经营业绩和资本水平也具有顺周期性，本文采用gdp增长率表示宏观经济环境。
　　资本和风险滞后项。银行根据上一期资本充足情况及风险水平调整下一期的行为，因此，在模型中加入了资本滞后项（cart-1）和风险滞后项roat-1，考察银行行为的调整。
　　3. 样本数据说明。本文选取中国127家银行2008年～2011年四年的面板数据为样本，共计3 048个样本点。本文采用了大样本数据，这有别于以前研究者所采用的少量银行样本的研究方法，能够更加全面、更具代表性的反映银行的资本监管效应。
　　（1）数据来源。本文数据来源于毕马威2007年～2011年《中国银行业调查报告》，wind万德数据库，各家上市银行年报，部分银行网站年报披露等。所有数据均来源于公开渠道，并经审计师审计，数据质量和真实性较高。
　　（2）数据样本概况。从样本银行的总量来看，2011年全部样本银行的总资产合计91.88亿元，占中国全部银行总资产113.3万亿元的81%，贷款合计49.58万亿元，占全部银行贷款总额58.2万亿元的85.2%，所有者权益合计5.71万亿，占全部银行所有者权益7.2万亿元的79.3%，净利润合计1万亿元，占全部银行净利润1.25万亿元的80%。
　　从银行类型来看，包含了6家国有大型银行（含国开行），12家股份制商业银行，80家城市商业银行，20家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9家在大陆注册的外资法人银行，涵盖了中国主要的商业银行类型。
　　三、 回归结果及分析
　　本文采用jacques和nigro（1997）以及aggarwal and jacques（2001）使用的三阶段最小二乘法（3sls）进行联立方程组模型估计，3sls估计方法考虑了变量的内生性，保证模型估计结果一致性。而且，由于两个方程的扰动信息项同时相关，3sls估计方法估计效率更高

。运用eviews6.0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
　　1. 资本方程计量结果分析。滞后一期资本压力（prt-1）。在两个模型下，prt-1均在1%的置信区间下显著，且相关系数为负。表示上期资本不足的银行（即prt-1越小），本期资本充足率上升幅度更大，这说明资本压力对银行资本充足率的影响具有显著的效果。
　　资产规模（size）。在两个模型下，size均在1%的置信区间下显著，且相关系数为负。表示资产规模大的大型银行资本充足率变动率较中小型银行低。由于大银行“大而不能倒”，其受到更多的金融安全网保护，融资渠道广，补充资本的成本更低，银行对资本充足率的依赖不强，国家信誉的保障部分的替代了资本充足率对市场传达的声誉信息。
　　风险变动（drisk）变量并不显著，显示银行风险对资本的变动效果并不明显，但其回归系数为负值，代表银行风险变动与资本变动之间存在反向关系。
　　模型ⅱ加入了pr*risk交叉项，主要检验存在资本压力情况下，银行风险水平对银行资本充足情况的影响。实证检验结果证明，pr*risk不显著，代表即使面临资本压力的银行，其风险变动对资本水平的影响也不明显。但系数为正数，表示存在资本压力的银行风险变动与资本变动之间存在同向关系，即风险水平高的银行，资本充足率提高的更快。
　　2. 风险方程计量结果分析。模型ⅰ中，dcar相关系数为0.1707，且在5%置信水平下显著，代表当资本约束提高时，银行在提高资本充足水平的同时，也增加了资产的风险水平，因此，资本监管的风险激励效应是存在的。
　　模型ⅱ加入了pr*car交叉项，实证检验证明，pr*car在5%的置信区间显著，相关系数为0.170 6，显示资本变动对风险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资本不足的银行风险激励效应也是存在的。
　　riskt-1系数为-0.629，且在1%置信水平下显著。表示上期风险高的银行，本期风险行为会有所降低，风险偏好趋于审慎。从调整速度来看，与cart-1系数4.370 6相比，意味着资本调整的速度是风险调整速度的7倍，说明资本监管条件下，银行更愿意调整资本，而调整风险的速度和难度更大。
　　四、 结论与政策建议
　　1. 资本充足率监管要求可以有效提高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水平，有利于提高整个银行业的稳健性和抵御极端风险的资本实力。商业银行在监管强化的压力下通过各种途径增加核心资本和附属资本，有利于银行体系的稳定。
　　2. 实证检验证明，银行资本约束提高可能产生风险激励效应。因此，监管当局应当充分意识到资本充足率监管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除了强化资本充足率监管以外，还要加强监督检查，风险教育等措施，强化新资本协议下第二支柱的功能，有效引导和约束商业银行的风险行为和风险偏好。
　　3. 商业银行的董事会和管理层之间应当进行有效的沟通，降低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董事会应设定合理的利润目标和风险目标，平衡好两者之间的关系，处理好短期利益与长期稳定经营的利益冲突，约束管理层可能出现的逆向激励倾向。
　　参考文献：
　　1. shrieves， r.and d. dahl.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isk and capital in commercial banks. journal of banking and finance，1992，（16）：439-457.
　　2. furlong， frederick t.， and michael c.k- eeley， capital regulation and bank risk-taking： a note， journal of banking and finance，1989，（33）：883-891.
　　3. 吴俊， 张宗益等.中国经济转型期商业银行资本与风险行为研究——兼论巴塞尔协议在我国的实施效果.财经研究，2008，（1）：51-60.
　　4. 聂广礼，成峰.商业银行的信贷组合管理——基于我国上市银行信贷投向的分析.现代经济探讨，2012，（8）.
　　作者简介：贺文峰，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博士生，高级经济师。
　　收稿日期：2013-02-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