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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传统礼仪的中国渊源
  摘 要:日本吸收中国文化养分的历史源远流长,中国文化核心“礼”的内容也随着文化交流浪潮大量涌入日本。文章通过探讨日本传统礼仪中中国经典礼仪思想及礼仪行为的吸收情况,考察中国对日本传统礼仪的影响作用。首先探讨日本吸收中国礼仪文化的历史轨迹,以期明确中国对日本传统礼仪产生影响的宏观历程,进而使用理论探讨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通过考察经典礼仪书中日本吸收中国礼仪思想和礼仪行为两个方面的论证加以论述,得出了日本传统礼仪在礼仪源流、礼仪理论、礼仪实践三个方面均受中华礼仪深刻影响的结论。
  关键词: 礼仪思想;礼仪行为;文化交流
  中图分类号:g131/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2458(2013)01-0057-07
  井然有序的日本社会和彬彬有礼的日本人一直是对日本有过接触的人津津乐道的一个话题。世界各国的学者、文人所著的日本文化论著中皆不乏对其礼仪的赞赏。我国早在成书于公元3世纪后半期的《魏志·倭人传》中已经有记载:日人主“敬”,描写其“下户与大人相逢道路,逡巡入草;传辞说事,或蹲或跪,两手据地,为之恭敬。对应声曰噫,比如然诺。”日本作为一个长期吸收中国先进文化养分的国家,对中国文化根基礼文化也展开了广泛的吸收。著名法国东洋学者 m·kinsky感叹这一现象为“日本礼仪思想在没有中国礼仪文化存在的基础上是不能成立的。[1]97” 日本对华夏礼仪文化吸收情况的代表性研究著作包括:西本昌宏所作关于日本国家宫廷礼仪中中国礼仪文化吸收情况的探讨;王海燕研究日本古代都城空间礼仪中的中国因素影响;近藤启吾考察日本武家政权时代中国冠婚葬祭仪式的吸收情况;西村昌吉论述日本律令体制下畿内制创建过程中的中国典籍影响作用等[2]8。Www.11665.Com
  先行研究中,考察日本国家层面或贵族阶层仪式性礼仪中中国礼仪吸收情况的研究居多。国家层面的研究偏重礼仪与政治、外交等的关系;仪式礼仪的考证多偏重特定场合程式化的礼仪规范。对民众日常生活中的礼仪状况探讨的视角尚不多见。笔者通过选取各阶层礼仪书①,在考察内容上侧重民众一般社会生活中的礼仪场面,形式图在这方面做一突破。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作用多发生在源头上,故本文重在探讨日本传统礼仪。日本礼仪发展变迁过程按照主要礼仪行为主体的标准可大致划分为:天皇政权下的宫廷贵族礼仪、武士集团政权下的礼仪、资本主义体制下的一般社会大众礼仪。其中开花于室町时代,于江户时代向社会民众普及的武士集团政权下的礼仪具有承上启下的重大作用。此时诞生了武家传统礼仪的三大流派:伊势流、小笠原流、今川流。伊势流主攻室内礼仪、小笠原流主攻军阵礼仪、今川流主攻朝堂礼仪。到江户时代伊势流与今川流逐渐衰落,小笠原流吸收了其他两流的可取之处,其宗家服务于德川幕府,其门人致力于向庶民阶层的普及。到了明治时代,武士集团政权下的礼仪被作为传统继承下来,通过学校教育、一般社会教育成功实现了向社会各阶层的普及,对日本进入现代社会后的礼仪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有学者将这种全民普及武士礼仪规范的现象称为日本社会的“武士化”,并将其视为日本近代化的一个指标[3]7。因此,本文设定武士政权下的礼仪为日本传统礼仪,在明确日本吸收中国礼仪文化的历史轨迹的基础上,着眼于日本经典礼仪书中中国礼仪的吸收情况,就礼仪思想、礼仪行为两个方面展开论述。
  一、日本吸收中国礼仪文化的历史轨迹
  日本吸收中国礼学经典的历史源远流长,其过程经历了由中央到地方、由宫廷贵族、官僚、以禅僧为主的知识阶层到武士集团,进而到农工商社会各阶层的历程。早在日本《记》、《纪》传说时代就有中国儒家经典经由朝鲜传入日本的记载,传说当时来自朝鲜的阿直歧教授太子中国经典,王仁将《论语》10卷和《千字文》1卷带到日本。此后在日本与百济的交通中,公元513年6月百济五经博士段杨尔抵日,此后516年9月百济又派出五经博士汉高安茂以替代段杨尔。五经是讲述周礼、尚书、毛诗、礼记、春秋的总称。百济派出的五经博士模仿当时的梁制,需要分掌五礼(吉、凶、军、宾、嘉)的仪注。据此可以断定日本从此时开始系统学习我国礼学经典。此时中原礼学经典与平安时代开始设置的官僚选拔教育机构大学寮相结合,在大学四学科之一的 “明经道”课程中专门设置了中国古典礼书,即“三礼”《

周礼》·《仪礼》·《礼记》的课程。在广泛吸收礼学精髓后的实践操作过程中,以《周礼》的畿内制与宫城建设为理论基础,大化改新政权下以王宫为核心的畿内建设逐步完善;体现儒家礼制思想的官位十二阶与宪法十七条;奠定了律令体制下日本国家统治的基础;在推古朝的外交活动中,礼仪标准主要参照了隋朝的《江都集礼》[4]345。
  到了武家政权时代 (公元12-19世纪),我国的宋学、禅宗、岁时思想开始广泛影响日本传统礼仪。经历了室町时代后期的“应仁、文明之乱”后,礼学经典在日本开始逐步由中央向地方传播。萨南学派与海南学派分别致力于在九州与四国弘扬儒学。设立于今日本枥木县足立市昌平町的足立学校承担了向地方各阶层传授《礼记集说》等宋学典籍的重要作用。武家的婚姻礼仪中吸收了朱熹所著《家礼》的诸多元素。朱熹监修的《小学》也被收录到金泽文库中①。另外从中国传到日本的禅宗被武士阶层所青睐,从多个层面对日本传统礼仪产生了重大影响。禅寺带有书院形式的房屋构造首先被上级武家住宅所采用,后扩展到民间,影响了其室内礼仪的形成和发展。以客厅为中心的日本式房屋内的礼仪与饮食礼仪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禅的茶礼及清规的影响[5]57。禅宗思想对日本的剑术礼仪也产生了重大影响[6]84。8世纪中叶,成书于中国6世纪的《荆楚岁时记》传入日本, 此后这本书一直拥有众多读者, 甚至直到江户时代还被重新翻刻,对日本的岁时年节礼仪产生了重大影响。进入武家政权鼎盛期的江户时代后,德川幕府推崇儒学为官方学问意识形态,在幕府开设的学问所、诸藩开设的藩校以及民间大量私塾、寺子屋等机构中广泛讲授以四书五经中的《礼记》为代表的儒学经典礼学著作,并在此基础上推行了大量的庶民教化政策。山下武论述道“儒家伦理道德教化是德川幕府的一条政治主线。[7]89”中国对日本传统礼仪的影响具有时间跨度大、影响层次深、影响范围广的特点,对日本传统礼仪文化体系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   二 、日本传统礼仪思想中的中国因素
  日本传统礼仪注重细节,不注重抽象思辨,礼仪书的内容基本都可以概括为“细微礼仪行为举止描写的罗列。[8]155”关于礼仪思想核心问题的思考,笔者认为礼仪本质与内涵的思考可以回答何为礼仪、礼仪的功能与作用的问题,是一国礼仪之所以成立的关键所在;礼仪的内在精神与外在行为关系以及礼仪原则是决定一国礼仪的特色所在。故本小节从上述三个方面分别考察日本传统礼仪对中国礼仪的吸收情况。
  (一)关于礼仪的本质与内涵
  中国传统礼仪文化将礼仪分为礼之文与礼之义。礼之义为礼仪的根本内涵,礼之文为礼仪的外在表现形式。《礼记·曲礼上》开篇开宗明义讲到践行礼仪必须做到“勿不敬”。后篇中有 “所以治礼,敬为大”(《礼记·哀公问》)的论述,日本传统经典礼仪书《三议一统》②中直接引用“礼记曰礼之所治,敬为大。[9]6”认为尊敬之心为礼的本质,奠定了日本传统礼仪以敬意为礼之根本的基调。
  礼仪的本质为敬意,敬意向谁表达,在什么范围内适用呢?需要对礼仪的内涵及其所要调整的关系做一论述。《三议一统》中回答这一疑问如下:
  (礼仪即为)合神道、王法之理,制上下、同辈、三纲五常之矩,和平盛世为束带之法、举止进退之规,战乱之世为军旅之谋,以图天时地利人和之境。[10]9
  这里所说的礼仪的内涵包括宗教、政治之理、军事之谋、衣冠制度(束带)之法、举止进退之规。这种包罗广泛,甚至包括军事、政治的礼仪内涵明显有别于西方及伊斯兰文化圈,应该说受中国传统吉凶军宾嘉的礼仪分类思想影响颇深。另外武家的礼仪在和平时代表现为仪表服饰之态、日常动作之仪,战乱时代表现为战事谋略。这与《礼记·聘义》中的“故勇敢强有力者,天下无事则用之于礼义,天下有事则用之于战胜。”有直接的对应关系。
  日本传统礼仪在论述礼仪需要调节的关系时频繁出现 “上下的差别”、“同辈之礼”、“三纲五常”的概念。同辈之礼,不拘泥于只向身份地位高于自身的对象表达敬意的礼仪规范,在中国礼仪思想中体现在礼仪被封建道德化之前,“君使臣以礼”(《论语·八佾)》)甚至要求君王以臣下作为尊敬对象;《礼记·哀公问》中“君子无不敬也,敬身为大。身也者,亲之枝也,敢不敬与?”以自己的身体为尊敬对象。在处理上

下等级关系时,需要重点考虑的关系是“三纲五常”,《宗吾大草纸》①中对“三纲五常”做如下解释:“所谓三纲,礼记有云,君臣、父子、夫妇是也。敬其所敬、亲其所亲、耻其应耻”[10]17,这与《礼记·曲礼上》的“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别同异,明是非也。”有直接的对应关系。并且明确在文章中使用《礼记》作为引用出处来源,可见在当时的礼仪规范中,《礼记》作为判断礼仪行为是否妥当的标准发挥着巨大作用。关于三纲五常《宗吾大草纸》进一步解释为:“礼仪为,臣敬君,子孝亲,弟从兄,敬老者,上不侮,下不乱。[10]51”强调礼仪是用以调整、规范君臣、父子、兄弟、朋友等人伦关系,使社会关系更加和谐的行为准则。
  综上所述,日本传统礼仪继承了中国经典礼学理论框架,认为尊敬之心为礼仪的本质,礼仪的内涵包罗军事政治等广泛内容,在处理礼仪需要调整的关系时,通过吸收中国传统人伦思想使礼仪与封建等级秩序紧密结合。
  (二) 关于礼仪与道德、修身的关系
  中国传统礼学思想认为“礼节为治事之本”(《礼记·仲尼燕居》)。同时论述“不知礼无以立”(《礼记·尧曰》)。那么礼仪因何而立呢? 对于礼仪这样一种需要逐步掌握的社会规范,我国礼仪文化强调首先加强个人修养,即习礼应从修身开始,强调修身养性是持家立业的基础。并强调内外兼修,内修道德,外修举止。这一思想对日本传统礼仪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日本传统礼仪流派小笠原流礼仪教育书分为《修身论》、《体用论》两本,《修身论》用于修心,《体用论》用于修体,两者紧密结合才能发挥礼仪的神髓。
  武家经典礼仪书《三议一统》强调“(礼仪的修为)首先修身最为紧要”[10]31,认为修身为关键第一步。这与《礼记·大学》“从天子以至于庶人,皆以修身为本。” 强调要达到“平天下”的境界,“修身”是最初的阶段,有明显的对照关系。在《宗吾大草纸》中进一步阐述修身与礼仪的关系:“修身即为修心。应努力提升自身修为,培养德行。克制自我,不可放纵身体(行为)。随心所欲、随心之所想而动的话,无法区分德行的高低。[10]22”
  其中的“修身即为修心” 可以在《礼记·大学》中找到“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的本源语句,意旨“心为身之主”。身(行为)是心的表现,按照礼仪规范来约束自我,不过分放纵身体行为即为外修举止的过程。外在行为举止的修为在《礼记·冠义》中称:“礼仪之始,在于正容体,齐颜色,顺辞令。”强调礼始于端正容貌、体态,一个有良好修养的人一定要体态端正、服饰整洁、表情庄敬、言辞得体。这既是内在修养的流露,也是尊敬他人的表现。《三议一统》中规定“礼仪之始在于正颜色、培养起居进退之度、言辞选择之慎。[10]38”同样要求礼仪起始于表情、动作、言辞等规范。
  在外在行为举止的修为之外,中国传统礼仪文化思想认为礼仪需与道德紧密结合。强调人的主体道德意识,要着力培养内在道德根基,要求人们做到“徳挥动于内”然后才是“礼发诸外”,对日本传统礼仪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日本传统礼仪同样注重内在道德的培养。关于人的内在道德培养要求基于武士社会的需要,首先要求忠诚、武勇。在这些徳目之外日本传统礼仪对中国五常思想也有一定的吸收。《三议一统》论述道:“礼仪最初要培养,仁义礼智信的五常”[10]33。中国《礼记·儒行》强调“礼节者,仁之貌也”,《宗吾大草纸》中将其直接翻译为“礼节是仁之貌。”,并进一步解释“仁即内心慈悲”[10]26,仁在中国礼学思想中内容包涵甚广,孟子强调“仁者爱人”,仁的核心是“爱人”,也即可以理解为慈悲之心;《三议一统》对义的定义为“扬善惩恶,明赏罚”[10]27。《礼记·中庸》谈论“义者宜也”,也即是关于义务性的“应当”的判断;礼的定义为“礼用来区分上中下各种情形,以此为依据,做出适当的举动。[10]27”这与礼记中的“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别同异也”有直接的对应关系。智为“忠为中”[10]28,在中国礼学经典中,不能直接找到类似的语句,但结合《礼记·礼器》中“忠信,礼之本也”与《礼记·仲尼燕居》“礼乎礼!夫礼所以制中也。”(礼是用来使人的言行适中的)的论述、忠(信)=礼、礼=中、可以推导出忠为中的结论。这里的“中”是指适中之意。信的定义为“真,真诚。[10]28”与中国传统道德观“讲诚信,诚实”有一定的传承关系。

s=defstyle>  中国礼仪思想认为,内在道德与外在礼仪行为规范相结合才是表达礼仪的最理想境界,同时内在与外在礼仪修养的具体内容,对日本传统礼学理论的建构产生了深刻影响。
  (三) 关于礼仪的适度性原则
  中国礼学理论强调礼仪是仁慈、敬意的外在表现,两者紧密结合才能发挥礼仪的神髓。在具体礼仪的实践过程中需要遵循的首要原则是适度性原则,避免过度的形式主义与精神主义。如《礼记·仲尼燕居》:“前略…徳不备,礼为虚”,无德的礼仪便是徒有其表,《礼记·乐记》更有“铺筵席,陈尊俎,列萹豆,以升降为礼者,礼之末节也”的论述,强调“筵席·尊俎”等物品如何安置是繁琐的礼之末节,而非礼仪的本质。没有形式的“三无”即“无声之乐、无体之礼、无服之丧”(《礼记·孔子间居》)甚至也都认为是符合礼仪规范的。《三议一统》中有段《论语》中对礼仪本质与末节关系的引用“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10]41,即使形式上有所欠缺,只要内心充满相应情感,就是符合礼仪规范的,不提倡超出应有情感的过分的礼仪形式。
  但中国礼仪文化没有完全否定礼仪形式的重要性,过分强调精神作用而忽略形式同样不可取,日本传统礼仪同样看重礼仪的形式,《三议一统》将习得礼仪需要掌握的内容概括为礼的心、礼的型、礼的运用[10]19。其中,礼的运用强调从型到心,通过不断反复礼仪的形式,体会礼仪的神髓。《宗吾大草纸》更是有一段引自《礼记·仲尼燕居》中的句子“敬而不中礼,谓之野;恭而不中礼,谓之给;勇而不中礼,谓之逆”[10]15,来批驳轻视礼仪形式的心理主义倾向。
  正确的礼仪应该是既反对置内心敬意于不顾的形式主义、又反对完全忽略形式的心理主义。在施行礼仪的过程中做到“礼不妄说人,不辞费。礼,不愈节,不侵侮,不好狎”(《礼记·曲礼》)。在内在精神与外在道德之间寻找一种平衡,做到恰到好处的度。这种平衡如何把握呢?中国礼仪理论强调礼仪行为与自身身份、礼仪环境相适应,认为恰当的礼仪行为需要自我抑制、自我调整。《礼记·檀弓下》有云“礼有微情者,有以故兴物者。有直情而径行者,戎狄之道也。(中略)品节斯,斯之谓礼。”《礼记·曲礼上》曰:“傲不可长,欲不可纵,乐不可极,志不可满”,强调在礼仪的践行过程中,既需抑制主体自我情感,也需依照礼仪事项本身而选择装束、物品、采取适当行为,由此来达到礼仪效果。没有不加修饰的完全展现自我的礼仪规范或者需要适当调整、适应环境氛围的要求。
  在继承中国礼学思想的基础上,江户时代著名伊势流礼学家伊势贞丈奠定了日本传统礼仪对这一礼学命题的基调:所谓礼节,是对贵人表示谦卑与敬意,不轻视身份卑微的人,对同等地位的人亦表示谦让。若过分对人表示尊敬即为谄媚;过分轻视身份卑微的人即为傲慢。既不谄媚、也不傲慢,举止与身份·环境相符合,无过之也无不及,是为礼节之要义[11]38。
  上述内容强调,礼不谄媚、不傲慢的关键在于适度,提倡与身份符合的、与环境相适应的礼仪活动而且不可一味讲求外在礼仪规范,而失掉内心礼仪情感的伴随。(只注重形式的敬意容易被认为是谄媚)要时时考虑在适度性的原则下施行礼仪,在每个不同场合下选取最适合自身身份的礼仪形式。日本传统礼仪流派小笠原流强调礼仪要符合时宜,要遵循“时、位、处”的原则,即礼仪行为需与相应的时间、地点、个人身份相符合,认为礼仪环境与礼仪主体身份的重要性,小笠原流的礼仪儿童早教歌谣“失礼的行为,如(因与环境一致)未引起注意,不算作失礼。若引人注目(与环境不尽一致)了,即为失礼。[12]8” 《三议一统》指出“失礼,即是指不符合自身身份的不加抑制(感情与行为)的,随心所欲的行为”[10]19,根据身份、环境,选择合适的能够表达相应情感的礼仪形式,这与中国经典礼学思想有很明显的传承关系。
  三、 日本传统礼仪行为中的中国因素
  中国自古就有 “礼仪三百,威仪三千”(《中庸》)之说,本小节重点考察了日本民众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礼仪行为,而频繁鞠躬几乎成为了世界各国对日本人交际礼仪的印象,以此探讨日本传统礼仪中交际礼仪核心要素敬礼方式与日常行为礼仪基本要素:对本节分基本姿态与基本禁忌两个方面加以考察。
  (

一)敬礼
  交际礼仪是人们在社会中用于人际交往的重要礼仪,在社会生活不断变化的今天仍发挥着重要作用。敬礼是交际礼仪中历史最长的核心礼节,用于表达问候、敬意、致歉等多个含义。纵观世界各国的这项礼节,一般都伴随身体接触,如西方礼仪中的握手礼节、亲吻礼节。而唯独中国传统礼节中的作揖、跪拜以及日本的鞠躬、跪拜礼节,行礼双方不需发生身体接触即可完成。敬礼在日本传统礼仪中分为站立敬礼方式(立礼)与跪坐敬礼方式(坐礼)两种,都是通过屈体的深度表示敬意的程度。
  “立礼”相当于中国礼仪行为中的“揖”,“坐礼”相当于“拝”。《仪礼·观礼》中描述古代贵族相互行礼叫做揖,分为:土揖(对百姓)、时揖(对异姓)、天揖(对同姓)三种、以直立姿态,双手合掌置于身前上下震动表达敬意。以手部提升的不同位置来表示不同程度的敬意,手部提升高度与敬意呈正相关,即提升越高,敬意越高。日本传统站立敬礼方式需首先保持身体直立,双臂下垂放置身前,随上体前倾双臂沿腿部下垂。敬意表示程度分为三个层次,一般划分为“真、行、草”三种,躯体深度即身体距离地面高度与敬意程度呈反相关关系,即身体距离地面越近,敬意越高。这与中国古代礼仪中的三种“揖”有一定的对应关系。
  中国传统礼仪中对应不同的场合和对象,跪拜礼节一般按照《周礼·春官·太祝》的分类为:稽首、顿首、空首、振动、吉拜、凶拜、奇拜、褒拜、肃拜。其中除吉拜、凶拜、奇拜之外的各种礼拜方式在日本传统礼仪中都有所体现。稽首是跪下后,两手着地,拜头至地,停留一段时间,是拜礼中最重者。顿首是引头至地,稍顿即起,是拜礼中次重者。空首是两手拱地,引头至手而不着地,是拜礼中较轻者。这三拜是正拜。因中国汉代前没有凳椅, 人们的坐姿相当于现在的跪,所以基本姿态都是先跪坐地面。日本传统礼仪中“坐礼”的基本姿态也都是先跪坐于地面①,   双手触地,上半身屈伸程度越大敬意越高,常见三种“坐礼”分别叫真、行、草,依次为使头部触到手背、头部距离手臂四五寸、身体带动头部略前倾。与中国跪拜中的上述三种跪拜有一定的对应关系。中国的“振动”是两手相击,振动其身而拜。这种拜法主要在日本神道拜式中有所体现,神道一般拜式为两拍手再拜,即双手在身前排击两下敬礼礼拜。褒拜是回报他人行礼的回拜,也称“报拜”,日本传统礼仪中一般要求受礼一方要根据与行礼一方的身份地位差异给予回应。肃拜,是拱手礼,并不下跪,相当于上述站立敬礼方式,对应中国的“揖”。另一种说法为女性拜礼,跪坐于地面,双手触地,身体前倾而拜,但头部保持抬起,不触地。在日本平安时代的宫廷女官中曾经一度施行过此种拜礼方式。
  行礼时的基本禁忌在中国传统礼仪中规定“立容辨卑、毋谄;头颈必中”(《礼记·玉藻》),这种不过分谄媚,否定仅仅依靠头部表达敬意的做法在日本传统礼仪中得到广泛吸收。日本传统“坐礼”、“立礼”都要求头部不下移,“头颈必中”,与背部保持水平。
  上述日本传统礼仪中的立礼、坐礼从基本姿态、基本禁忌的角度都受到中华礼仪的深刻影响。
  (二)步行
  仪表礼仪中的步行方式在各种仪式场合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日本礼仪注重从一个人的一举手一投足中去窥探礼仪修养,对礼仪行为细节有十分苛刻的要求。日本传统礼仪观点认为表敬程度越高,越要迈大步并放缓速度(女礼、庶民礼仪书、武家礼仪书皆有要求)。中国《礼记·曲礼下》中描述“天子穆穆、诸侯皇皇、大夫济济、士跄跄、庶人僬僬”,从天子到庶民步速依次变得急促,可以推断中华传统礼仪认为步速的庄重程度、表敬程度是缓慢大于急促,应该对日本传统礼仪规定产生了一定影响。此外,日本传统礼仪规定在铺设有榻榻米的和室中,举行茶会等较隆重的活动时要求足底不离开地面的步行方式,这种步行方法在《礼记·曲礼下》已经有所描述“行不举足,车轮曳踵”。要求步行时不抬起脚,像车轮滚地一样拖地而行。作为一种表达敬意的步行方式在我国《礼记》的成书年代已经存在。在建筑物内的快速行进,《礼记·玉藻》强调“执龟玉,举前曳踵,蹜蹜如也”,要求持有龟甲、玉器时抬脚尖用脚后跟拖地而行。而武家礼法的室内徐驰规定是“提高后脚跟,点脚尖进行,避免身体上下起伏以及发出声音。[13]18”传统武家礼法

的跑步方式与中国礼记中规定的要求不尽一致,但在抑制身体上下起伏,不发出跑步声音这点来说是共同的。
  此外在步行的禁忌中存在明显的传承关系,《礼记·曲礼上》记载了“大夫士、大夫士出入君门,……不践阈。”的语句,要求不踩踏门槛。日本传统家庭礼仪教育书《诸童躾法》要求“进入铺设有榻榻米的房间时,切勿踩踏门槛等。[14]23”在现代日本礼仪中依然通用。另外“先生书策琴瑟在前,坐而迁之,戒勿越。”《礼记·曲礼上》要求不踩踏地上放置的物品。这与日本传统礼仪普遍强调的“切勿跨物而过,将物品移至一边后再通过”[15]3具有明显的一脉相承关系。
  (三)对面
  日本礼仪不论传统与现代都有一个共同的重要特点,即在与身份高于自己的人交谈时将直视对方的眼睛视为禁忌。但是同时又将面部完全不朝向对方视作及其失礼的表现。这点在传统到现代的众多礼仪书中都有所提及。因此将视线投向哪里是一个非常微妙的礼仪规范。《三议一统》奠定了日本礼仪关于这个问题的基本规范,“跪坐对面时,目光投向六尺左右的距离,既不过度仰面也不过度俯首。站立对面时,目光投向十五尺左右的距离,过度仰面或俯视视为丑陋。[10]21”
  中国《礼记·曲礼下》中规定“天子视不上于袷,……凡视:上于面则敖,下于带则忧,倾则奸。”与天子对面时,看天子的目光上不过衣领的交叠处,下不过衣带,凡视人,视线高于面部就显得傲慢,低于衣带就显得忧愁,歪着头就显得用心不正。中日两国对面视人时的目光投向规定有一定对应关系,只是日本传统礼仪规定更加细致。双方处于水平高度时,关于目光的规定如何呢?日本传统礼仪规定“在主君面前,要谨记将自身的左面呈现在其视线所及之处,切不可呈现右侧。[16]6”认为将自己的左半部呈现在对方目光可及范围视作敬意的表示,《礼记·玉藻》提到“凡侍于君,……视下而听上,视带以及袷,听乡任左”,意为凡陪侍国君的,……目光下视,耳神上听,眼光下不过国君的腰带,上不过国君的衣领,倾听时头稍偏右,用左耳。与上述内容有一定的对照关系,应该同是遵从中国阴阳思想认为左为上的论断。综上可以认为日本传统礼仪中在与人对面时的核心礼仪规范——视线投向的基本要求与禁忌与中国传统礼仪有很深的渊源。
  (四) 物品呈递
  向对方呈递物品过程中,为了表达对对方的敬意及尊重,《三议一统》规定基本姿态原则:“轻物若重,重物若轻。[10]26”在《礼记·曲礼下》篇章中,“凡执主器,执轻如不克”,意为“凡为天子拿器物,即使很轻也要像拿不能胜任的重物一样”几乎有同样规定。手持物品时的高度也有规定,在日本传统礼仪书中根据自身与对方的身份差异物品呈递时的举托高度按照敬意程度由高到低依次为,同目高、同肩高、同胸高、同腰带高四种。同目高的要求一般用于极其贵重之物品,包括祭神器具等。为来客呈上饭菜茶水一般要求托举至与胸同高。这种手持物品高度的差异可以在《礼记·曲礼下》中找到根据“执天子之器则上衡,国君则平衡,大夫则绥之,士则提之”,意为“执天子之器物需要举至高于心的位置,国君则与心持平,大夫则低于心,士则提着就可。”
  物品呈递禁忌主要为,若是异性间相互传递物品时,有严格的禁止触碰手部的规定。日本传统礼仪认为:“(男性)向女性传递“銚子”(传统斟酒器具)时,应抓长柄后端,切勿抓前端,双方传递完毕后迅速收手”[17]51。江户时代小笠原庶流(民间版)“女性给男性递送(香炉)时,不论对方身份高低,一律先放置于地面再传递。[18]9”中国《礼记·曲礼上》中已经有“男女受授不亲”的礼仪规范、具体来说“其相授,则女受以篚,其无篚,则皆坐奠之而后取之。”《礼记·内则》要求男女不直接传授物品,在祭祀等隆重场合需要传递物品时,女性用托盘接物,若没有托盘的话则放置于地上,男性再取之。   日本传统礼仪中,为对方呈递物品时自身持物品的不同高度规定以及在公共空间男女传递物品时的接触禁忌,体现了对中国经典礼仪行为规定的吸收。
  结 语
  本文从历史源流、礼仪思想、礼仪实践三个方面,探讨了日本传统礼仪对中国礼仪文化的吸收情况。以儒家礼仪著作为主要内容的书籍早在《记》、《纪》时代就传入日本,一直到江户时代到达鼎盛期,并成为政府的官方意识形态,在长达200多年

的历史长河中实现了从统治阶级向社会大众的渗透普及,对日本传统礼仪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中国礼仪思想中礼仪的广泛内涵及其与封建等级秩序的结合、重视内在德行与外在修为内外兼修的特点、礼仪的适度性原则均在日本传统礼学原理的建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在礼仪具体行为实践中选取了交际礼仪中最常见的敬礼方式与礼仪元素层次的步行、对面、物品呈递四个方面加以考察,发现在行为姿态基本要求与禁忌方面均受中国礼仪行为规定的深刻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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