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城市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迅速崛起，成为新时期乡村小说的聚焦对象。由于时代、历史、作家认识的局限等多方面因素，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乡村小说中的城市形象呈现出极端的对立姿态。因此，打破简单的城乡对峙模式，探寻城乡文明冲突下融合的可能性，追寻人类精神家园的最终回归，成为当下乡村小说的新命题。
关键词：乡村小说；城市形象
中图分类号： i0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6720539（2013）02010505
乡村，一个安宁恬静的农业文明缩影，一个曾是作家笔下笼罩着温情诗意的乌托邦，随着现代文明大门向中国的敞开，现代化的产物——城市迅速崛起，新时期以乡村为表现对象的小说再也不是单纯浪漫的田园牧歌，转而成为显现农工业两种文明对峙、冲突和融合的复杂舞台，城市在乡村题材小说中也日益成为重要的叙事对象。正如赫姆林·加兰所说：“日益尖锐起来的城市生活和乡村生活的对比，不久就要在乡土小说反映出来了……引起文学极大兴趣的城市，如雨后春笋般地成长起来。”[1]
一、城市以文明进步的姿态作为启蒙的载体 现代化是世界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20世纪中国发展的必然方向。在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的新环境下，城市在现代工业体系和市场经济中迅速崛起，其焕发出的巨大活力愈发显露出农业文明的闭塞与滞后。城市开始成为乡村小说作家的关注对象，并以文明进步的姿态进入乡村小说，观照小农思想的种种劣根性。高晓声的《陈奂生上城》中，当陈奂生得知要自己为住过一晚的县城宾馆掏腰包，并要花费七天多工分的巨资时，开始的小心翼翼立刻转变为故意将房间的枕套沙发弄脏，以此来弥补自己经济上的损失，用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寻求暂时的心理平衡，落后的小农思想在城市环境的映射下暴露无疑，也侧面彰显出城市的进步形象。wwW.11665.cOm通过陈奂生进城和回乡的一系列故事，高晓声揭露了城乡物质精神生活的巨大差距，在批判小农思想劣根性同时，也是对城市的进步与现代化的肯定，呼吁了农村现代化建设和启蒙农民思想进步的重要性。
随着现代文明进步性的逐渐显现，农民不再安心于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耕生活，了解并进入城市成为农民的新向往。住过高级宾馆并得到过县委书记的帮助，竟让原本默默无闻的陈奂生在回乡后身份地位瞬间提高，成为被乡邻夸赞羡慕的对象，侧面展现出农民对城市的向往。铁凝的《哦，香雪》以火车在小山村台儿沟停留的一分钟为背景，细致入微地描写了山村姑娘香雪等一群少女的心理活动，表现出山里姑娘对城市文明的渴望。香雪们眼中的列车员“身材高大，头发乌黑，说一口漂亮的北京话”，有关城市的一切都让她们好奇兴奋：“房顶子上那个大刀片似的，那是干什么用的？又一个姑娘问。她指的是车相里的电扇。……烧水在哪儿？……开到没路的地方怎么办？……你们城里人一天吃几顿饭”，甚至乘客戴的手表、小城市随处可见的“一只普通的棕色人造革学生书包”都能成为她们惊呼的对象。火车上的一切无疑是现代文明的缩影，香雪们新奇振奋的心情都是对城市的热烈向往。20世纪90年代的乡村小说虽不再对城市大加赞美，却也不乏展露农民渴望城市生活的描写。荆永鸣的小说《外地人》中，民工宁可在城市的夹缝中挣扎生存也不愿离开。张抗抗的《北京的金山上》中的拾荒人李大甚至将城里的垃圾视为他的金山。贾平凹的《高兴》中的刘高兴对同伴五富说： “拾破烂是只要你能舍下脸面，嘴勤腿快，你就比在清风镇种地强了十倍，你也就饿不死在人生地不熟的城市里。” 鬼子的《瓦城上空的麦田》中“我的父亲”临死前对“我”反复叮嘱：“千万不要离开瓦城……只要你永远在瓦城住下去，总有一天你会成为瓦城人……捡垃圾也能够发大财的”。墨白的《事实真相》更直白地展露出农民心中的城市：“城市在我们眼里就是堆满黄金的地方。”在农民眼中城市拥有富足的生活条件、发达的科学技术，成为城市的一员便拥有了财富和幸福，城市，就是农民心中渴望的天堂。 如果说农民对城市的赞叹和向往是落后乡村向现
代城市的主动靠拢，那么古华的《爬满青藤的木屋》则是现代文明对新时期农民劣根性的一次彻底启蒙，知青李幸福将收音机、香皂等带到封闭的乡村绿毛坑，象征着城市文明与乡村的直接冲撞，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守旧落后的小农思想的溃败是必然的，只知道传宗接代的瑶家阿姐盘青青终于觉醒，同李幸福一起逃离出了绿毛坑。
路遥的《人生》更直接描绘出城市生活的美好图景：“高加林坐在一棵大槐树下。透过树林子的缝隙，可以看见县城的全貌……县河上新架起了一座宏伟的大桥，一头连起河对面几个公社通向县城的大路，另一头直接伸到县体育场的大门上。西边的太阳正在下沉，落日的红晕抹在一片瓦蓝色的建筑物上。城市在这一刻给人一种异常辉煌的景象……”“公路上，年轻人骑着彩色塑料缠绕得花花绿绿的自行车，一群一伙地奔驰而过。他们都穿上了崭新的‘见人’衣裳，不是涤卡，就是涤良，看起来时兴得很。粗糙的庄稼人的赤脚片上，庄重地穿上尼龙袜和塑料凉鞋。脸洗得干干净净，头梳得光溜溜，兴高采烈地去县城露面：去逛商店，去看戏，去买时兴货，去交朋友……”充溢着美好与幸福，这就是最初的城市印象。
知识分子总是不自觉地以启蒙者的身份观照人生社会，20世纪80年代当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为时代与社会的高昂呐喊、现代文明的进步性逐渐彰显，乡村小说作家也以认同现代化的姿态开始反思农业文明的落后，呼吁着农民的精神觉醒和乡村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性。象征现代文明的城市开始出现在乡村小说中，并作为启蒙的载体映照出传统文明的种种弊端。积极、文明、进步也就成为描绘城市的关键词，纯粹正面形象的塑造，自然是片面的，是作家“对经济改革的热烈响应，单纯拥护，也表现出积极呼应政策导向的写作惯性，洋溢着对现代化乌托邦的乐观想象和幼稚信仰”[2]，暴露出当时作家对现代文明认识的盲目乐观，缺少深度的理性思考。由于80年代城市正处于发展的起步阶段，在某种程度上只是物质精神上更为充裕的乡村，城乡间的矛盾冲突自然也就比较温和，加上又刚刚开始成为作家的关注对象，因而此时小说中的城市意象并不多见，大多以背景性的方式存在，90年代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城乡交流对话的进一步深入，城市形象不断丰富，在乡村小说中的比重也大大增加，而此时对城市的定义却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二、 城市作为物质文明的堕落象征
随着城市扩张和乡村城市化进程的深入，宁静和谐的乡土氛围和社会秩序逐渐被喧嚣狰狞的庞大现代经济机器所吞噬，传统美好人格在高速飞转的机械时代崩溃瓦解，现代文明暴露出的弊端使其与传统文明的矛盾冲突愈发尖锐，作家们不再对城市唱着高昂的赞歌，寻求人性精神家园的回归正成为新的呼唤，城市亦不再是高大全的进步形象，转而成为肮脏、堕落的代名词。
城市不再和蔼可亲，孤傲的将渴望融入现代文明的农民无情地拒之门外。罗伟章的《大嫂谣》中农民工居住的地方被称为“城中村”，“农民工自成一体，成为散布在中国城市汪洋中的一座座孤岛”。郑义《老井》中的农民就连在车站过夜也遭到城里人的欺压，就因为他是“乡下人”；陈应松《望粮山》中的金贵进县城卖腊肉却遭到城里人的多番欺压，甚至被赶出了县城；荆永鸣《大声呼吸》中的饭店小老板刘民与妻子秀萍通过奋斗在北京租下一间陋屋，以为终于成为城市的一员，却仍被城里人嫌弃，刘民被嘲笑是掂勺的乡下人，为了顾忌邻居受不得声音的刺激，两人连过夫妻生活也得敛气屏息，甚至秀萍连哭都得坐车跑到郊外的野地。杂工王留栓因为没有自己的房子，只得在城郊荒地跟妻子过夫妻生活，两人唯一一次在别人床上的亲热，却尴尬遭到房主“捉奸”；他们是城市里压抑、蹩脚的存在。北村《愤怒》中的ktv老板更直接蔑视在城里打工的农村人：“你们是农村人，不是这个城市的人。这不是你们的地方。”这就是城市给农民的回应，“农村人”的有色标签让他们只能在城市的边缘艰难生存，受尽冷眼和排挤。农民尴尬的生存困境，显露出城市自身的孤傲和优越感，高楼大厦的繁华下隐藏的是无尽的高傲、冷酷和无情。
权力和欲望欺压下农民的无力反抗更刻画出城市的丑恶嘴脸。刘醒龙《挑担茶叶上北京》中的丁镇长为了巴结上级领导，强硬地要求村干部执行采冬
茶的任务，为了一己私利不顾采冬茶将会对农民造成的巨大经济损失，村干部们在权力的压制下无法反抗，只得想法设法同丁镇长周旋。丁镇长和村干部们间的矛盾是城乡间利益冲突的外化，村干部们的无力反抗暴露出城市的残忍自私。权力的倾轧让农民无力反抗，欲望的压迫更让农村女人不幸成为性的牺牲品。北村《愤怒》中的打工妹春儿因为没暂住证，竟遭到收容所人员的残忍轮奸。刘庆邦的《神木》揭示了农村女人到城里“不脱裤就解雇，不解雇就脱裤”的悲惨状况。利益、欲望和自私填满了城市最阴暗的角落。
除了以农民所受遭遇的侧面视角刻画城市，城市的种种丑陋也直接被呈现出来。张冀雪的《新麦地》和贾平凹的《高兴》中就直接描绘出城市糜烂奢侈的生活：“祁三娃和麦香们也不知道，就在他们被穷山窝的苦焦日子弄得日夜憋烦的时候，在别处，有人喝金箔酒，洗牛奶澡，灯红酒绿，女人拥伴，一个晚上挥斥上万元都不是什么新鲜事。有人钱太多，他们正在为太多的钱存放在哪国银行的事情而发愁。” 黄八喊出了城乡间物质生活的天壤之别：“我就想不通，修一个公园就花10亿，体育馆开一个歌唱会就几百万，办一个这样展览那样展览就上千万……” 陈应松的《太平狗》更直接描述出城市的冷酷无情：“一辆大卡车撞瘪了一辆小汽车，死人血淋淋地从车里拖出来。刚才还是个活人，瞬间就成了死人，比山里的野牲口吞噬人还快呀！一溜的红色救火车催逼人心赶往一个地方。两个在人行道上行走的男人无缘无故地打了起来，打得头破血流，看热闹的人刹那间围了过去，像一群见了甜的山蚂蚁。一个挑担小贩跑黑了脸要甩掉一群城管。城市里充斥着无名的仇恨，挤满了随时降临的灭亡奔流着忐忑，张开着生存的陷阱，让人茫然无措。”拜金、享乐让城市成为一具没有灵魂的空壳。
现代文明丰裕了人民的物质生活，平坦的水泥马路、飞驰的汽车将现代科技送进了乡村，朴实的土地上建起了高楼，丰富多彩的现代化生活改变了农村贫穷落后的生存状态，提高了农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刺鼻的工业浓烟和污水却也搅浑了乡村以往的澄澈和安宁，城市最不堪的一面最终波及到乡村，金钱利益的诱惑下农民的淳朴本性最终沦丧，传统道德观也已面目全非。谭文峰的《走过乡村》通过倪豆豆的遭遇谴责了丧失人性的工业文明社会。企业家倪土改在村里办了六七个厂，解决了村民的工作问题，改善了村里的生活条件，“村街于一片片古朴中透着崭新的气象。一排排青砖瓦房或二层小楼傲然挺立。村街已是水泥路面……原来的村部大院早已拆除，代之而起的是一座三层的村委大楼。远近一片机声隆隆。村街不时有村人走过，急匆匆的样子，说话时脚步也不肯慢下来。工业社会辛辣的气息，已经深深渗入我古朴的乡村。”物质条件的改善本是可喜的，而这代价却是村人伦理道德的沦丧。有权有钱的倪土改被村人视为生活的依靠，当村人得知他强暴了善良单纯的少女倪豆豆时，村人、家人和村干部竟联合起来阻挠倪豆豆的上告，在金钱面前，倪豆豆受的残害竟得不到丝毫的重视。倪豆豆是乡村在工业化进程中的牺牲品，倪豆豆的遭遇和村人集体道德观念的沦丧都是对物质化城市的否定和谴责。可悲的是，倪豆豆拼命维护的女性尊严终究还是在金钱的诱惑下烟消云散。关仁山《九月还乡》中的九月跟孙艳在城市靠卖淫赚了一笔钱回到乡下，少女的纯真、传统的伦理观念被金钱吞噬，取代羞耻感的竟是衣锦还乡的荣耀，两人甚至被村长奉为投资村里建设的“财神奶奶”；吴玄《发廊》中的村里人只知道女人在城里开发廊可以赚大钱，全然不在乎要付出肉体的代价；邵丽的《明惠的圣诞》、陈应松的《太平狗》等小说中都写到了年轻的农村女性在金钱面前不惜出卖肉体和尊严。金钱击溃了城市和乡村最后的道德底线，乡村人民原本朴实善良的灵魂也已丑陋不堪。
物质的奢靡无度、利欲熏心的不择手段、人情的淡漠和人性的沦丧，城市正在混沌喧嚣的飞速发展中迷失。
三、 真实城市的还原
现代文明对农耕文明的冲击，让乡村小说作家有意识地开始关注现代文明的参照物——城市，这无疑让新时期乡村小说向前迈进了巨大一步，改变了传统乡村小说单一的叙事视角，丰富了乡村小说的内涵。然而时代、社会的需求往
往影响着作家的创作，20世纪80年代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高昂呐喊，让作家全力赞美现代文明中崛起的城市，以反衬乡村的落后和小农思想的劣根性；20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的深入，现代化弊端的暴露，城市作为工业文明的象征又转而成为被全盘否定的对象。对城市由全力肯定到极度否定，简单的二元对立的认知模式显然是片面不可取的。任何一种文明都有其自身的优劣，城市的文明进步下自然不可避免地充斥着野蛮残暴，简单地从物质表面书写城市的善恶，必然无法探究现代文明的本质内涵，也无法揭露城乡文明冲突表象下的深层意义，塑造出的城市形象只能是单薄无力的。跳出时代主流意识的框架，以理性平等的立场审视现代化过程中的城市与乡村，还原最真实的城市，才能更深层次地丰富乡村小说的文化内涵。如丁帆所言：“必须破除城乡间简单粗暴的二元对立和非正常错位，追寻乡土中国的自然生命和精神生命的融合，饱蕴感性、灵魂和血泪，从现代性的立场重构人类生命永恒的家园。”[3]
令人欣慰的是，理性层面上乡村小说作家已经认同现代文明才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正确方向，如贾平凹所说“农村城市化是社会转型的必然现象”[4]。20世纪90年代至今，乡村小说家队伍的不断发展壮大；小说题材得以不断丰富；现实乡村小说、文化乡村小说、家园乡村小说和生存乡村小说等多元化格局的出现开拓出乡村小说发展的新局面，迸发出新的生机，简单的城乡二元对立的叙事模式正逐渐瓦解，探究城乡文明冲突表象下融合的可能性成为乡村小说的新命题。周大新的《湖光山色》即是对城乡两种文明关系的新探索。小说中的乡村女青年楚暖暖，因打工在城市待了两年，城市的发展模式给了她启发，楚暖暖决定回到家乡楚王庄因地制宜发展旅游业，在城里人的帮助下，楚暖暖一家脱贫致富，楚王庄也改变了原本贫穷落后的生存困境。楚暖暖回乡后带领村民进行改革，探索乡村城市化的道路，是向现代文明的积极靠拢，体现了新一代农民的精神觉醒；城市也开始向农村敞开友好的大门，楚暖暖的成功脱贫与城里人的帮助是分不开的，城市居民也因楚王庄美丽的田园风光主动走进乡村。在这里城市与乡村不再是对峙的冲突体，二者在友好互动中走向和谐共融，这寄寓着周大新的美好希望，也是城乡发展的必然趋向。现代文明极度物质化的表象看似与传统乡村无法交流，然而冲突下隐藏的共同价值本质——真、善、美，确是人类共同的精神旨归，因此文化价值本质的同构性将促使两者最终走向和谐共融。孙惠芬也在小说中探寻着城乡和谐对话的可能性。《歇马山庄》里的农村姑娘林小青自立、理性，通过描述其对城市的向往，肯定了新一代农村青年现代意识的觉醒。小说《上塘书》从政治、文化、历史等角度勾勒了现代文明给封闭的上塘村带来的物质精神生活的改变，展现古老村落传统文明失落的同时，更在探寻上塘村萌发的现代意识。孙惠芬笔下的乡村世界不，再是封闭古旧的村落，也不再是诗意理想的浪漫田园，而是与现代文明的交流冲突下不断蜕变的新审美世界。如华莱士·马丁所说“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张力是现代叙事作品的核心”[5]，孙惠芬小说的张力更来自于挖掘城市理想与乡村现实的差异下人类内心的矛盾与迷惘、痛苦与挣扎。《吉宽的马车》叙述了农民进入城市后的边缘化生活，展现出现代文明中农民复杂的精神世界。《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中的李平带着美好的理想走入城市，却不幸被酒店老板玩弄，梦想被无情地撕碎。孙惠芬的小说中塑造的大量农民形象都将城市当做理想之城，却也是城市亲自撕碎了他们的美好幻想；孙惠芬同情农民在城乡的理想现实间的不幸遭遇，意却不在批判城市的种种弊端，而是探寻人心在这场梦想与现实的撕扯中的挣扎与裂变。她用极其细腻的笔触窥探着两种文明剧烈冲击下人的精神世界，找寻着人性最终的精神依归。撕开城乡冲突的表层，透视文明碰撞中人的内心世界，正成为孙惠芬构建其乡村小说世界的新视点。
城市已经是乡村小说中不可或缺的表现对象，然而由于时代、思维的局限，对城市的书写又往往只停留在表层的善恶，跳出束缚的框架，以理性的姿态还原真实的城市，把握城市独特的存在本质，以动态的辩证眼光观照城乡的交流对话，以普适性的价值理念揭露城乡表层物质冲突下人类灵魂的裂变与挣扎，“思考和表达这种城市文明对生命存在的潜在影响”[6]，追寻人性精神家园的回归，正
成为新世纪乡村小说所承载的新的历史使命。
参考文献：
[1][美]赫姆林·加兰.破碎的偶像[g]//刘保瑞，等，译.美国作家论文学.北京：三联书店，1984：92.
[2]张懿红.从当代中国大陆乡土小说透视乡土叙事之动力机制[j].文艺理论与批评，2006，（4）：38.
[3]丁帆.中国乡土小说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369.
[4]徐春萍，丁丽洁.贾平凹答复旦学子问[n].文学报，2005-03-31.
[5]华莱士，马丁.当代叙事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30.
[6]李敬泽，洪治纲，朱小如.艰难的城市表达——关于当前文学创作中的城市叙事三人谈[n].文汇报，2005-01-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