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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瑳象雕牙业及其市场消费状况探究
:宋代是中国象牙雕刻业发展的转折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官营作坊在超经济体制下规模不断扩大,其中雇佣工匠的比重逐渐增加,同时私营作坊也获得了较大的发展空间,原料及产品市场也不再局限于官方控制的场所与行市。科技的发展使从业者的工艺技法在继承前代的基础上有所创新,首创了象牙“镂空透雕”法。伴随着城市商业的繁荣,富民阶层开始崛起,成为除皇室贵族及官僚之外的另一个重要的消费群体。
  关键词:宋代;蹉象雕牙业;象牙雕刻品;消费群体
  中图分类号:k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12)01-0103-05
  宋代是中国象牙雕刻业的转折期。虽然在距今7000年左右的浙江余姚河姆渡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已出现了“双风朝阳”饰板和鸟形圆雕匕等象牙实物、河南安阳殷墟也出土了商代象牙雕兽面纹嵌绿松石等象牙雕刻品,但这只是象牙雕刻艺术的萌芽期。至周代“周礼百工饬化八材,谓珠、象、玉、石、木、金、革、羽也”,象牙作为重要的手工原料位居“八材”之中,象牙雕刻才初步发展为手工业中的重要行业。到汉代,象牙雕刻进入低迷期,历经三国两晋南北朝至唐代开始复苏。迨至宋代,象牙雕刻业逐渐趋向繁荣,成为其时重要的手工业。
  就目前研究来看,有关象牙雕刻作为一个行业及其产品的市场消费状况的研究,学术界涉及较少。而宋代作为象牙雕刻业的重要转折期,在象牙雕刻制作、管理、市场和消费群体上承上启下的作用不容忽视。有鉴于此,本文旨在对该问题做—历史考察,不当之处,敬祈斧正。
  一、象牙雕刻业的作坊及其从业者
  “八材,虽有自然之质,必人功加焉,然后可适用。WwW.11665.COm”中国古代工匠利用原料自然质地及形制各异的特点,采用不同的制作技巧,“珠曰切,象曰磋,玉曰琢,石曰磨,木曰刻,金曰镂,革曰剥,羽曰柝”,加工“八材”为器物,象牙雕刻业因此也被称为“磋象雕牙”业。
  自周代“天官”之大宰以“百工饬化八材”、百种巧作匠人“变化八材为器物”始,历代政府对象牙雕刻业的管理初始是设置官方象牙手工业作坊。迨至宋代,随着官方作坊运作规模的逐步扩大、商业的繁荣、城市居民的剧增、象牙雕刻品需求量的扩大,私营作坊有了较大的发展,二者的结构和比重发生了变化。
  (一)官方作坊及其从业者
  象牙雕刻品历来都是具有等级象征意义的,作为上层社会追求的奢侈品倍受青睐,因此官方作坊的存在和制作规模的拓展是满足皇室、贵族阶层生活所亟需的。
  “文思院”是宋王朝设置的一个大型官方手工业作坊,太平兴国三年(978)置“掌金银、犀玉工巧之物,…隶少府监……领作三十二,打作、棱作、银作、渡金作……犀作、节条作、捏塑作、旋作、牙作”。“少府监”的职能之一就是“凡金玉、犀象、羽毛、齿革、胶漆、材竹,辨其名物而考其制度,事当损益,则审其可否,议定以闻”,为文思院大规模、细分工、技术精的生产作准备。“作”相当于民间一个中型或大型作坊,有数十人或百十人不等,其中“牙作”即象牙雕刻作坊。文思院是少府监中最大的一院,分上下界,上界“分掌事务:修造案,承行诸官司申请,造作金银、珠玉、犀象、玳瑁等”,贵重材质产品的制作归属于文思院上界。据资料而论,广义上,文思院是宋代象牙雕刻的官方作坊;狭义上,象牙雕刻品的制作属于文思院上界的“牙作”,因此文思院的章程和规定适合于“牙作”。
  文思院的组织十分繁密,“上界监官、监门官各一员,手分二人,库经司、花料司、门司、专知官秤、库子各一名。……库经司、花料司,承行计料诸官司造作生活帐状,及抄转收支赤历。专知官,掌收支官物、攒具帐状,催赶造作生活。秤子,掌管秤盘,收支官物。库子,掌管收支见在官物。门司,掌管本门收支出入官物,抄转赤历”。从这则材料可以看出,文思院各级官员职守明确细化,原料耗损、资金出纳及产品生产等都有具体官员管理,有力地保证了生产进度和产品质量。官营手工业作坊的管理组织是十分严密的,官方象牙雕刻作坊的管理也必定遵循此例。但是,面对众多的工匠,为数有限的官员不可能对工匠进行时刻有效的管理,这就需要把工人有效地组织起来,建立以匠管匠制,于是就有了作匠、作头等名称的工匠。
  官方象牙雕刻作坊的产品比较精致。为了保证产品质量和规格,一般来说,在制作之前,“授以法式(图样)”,然后工匠

按照程序加工,产品制成后刻上工匠的姓名、制造年月、器物色号,表示对此物负责,“交付作匠(作头)”检验质量,合格者才送交仓库收储。
  文思院所需劳动力有两个来源,一是官工,也被称为“官奴”,是工役制下各种名目的工匠;二是雇工和募工(即募征的工匠),即来自私营作坊的匠人。据《宋会要辑稿·职官》记载:文思院“牙作”的产品“除分擘官工制造外,所有合行和雇钱,欲乞下户部限日下支给和雇,趁限造作”。“牙作”的雕品生产,依照文思院的“院规”,除大部分由牙作官分配给官工制造之外,少数由雇佣和招募的工匠限时制作,并支付一定的报酬。其原因在于官工不同程度地受超经济强制,劳动积极性不高,而雇佣工匠虽只是官营手工业劳动力的一小部分,但自唐代至宋代,在官营手工业中的比重却逐渐增加,生产积极性也较高。
  文思院对工匠的管理严苛,有严格的门禁制度。门阙由步军司派遣十一名厢军兵卒把守,每月一轮换,工匠出入受到监视与“搜检”,如有工匠偷窃,许人告捉,告发者可得奖励,“支赏一千”或“支赏钱二千”不等。对工匠防范容易,但文思院监临官的营私舞弊、贪污腐化极为普遍,且难以制止,因此官府工匠生产积极性不高。据《宋会要辑稿·职官》记载:宋初,文思院“牙作”的工匠“所支工钱低小,其手高人匠往往不肯前来就雇”。绍兴二十六年(1156年),为了改变这一状况,把对工匠生活为害最甚的“即日对工除豁”支付工钱的方法,调整为“立定工限,作分钱数与免对工除豁支破工钱”。淳熙九年(1182年),上界也曾改由临安府内的“百姓工匠”承揽“牙作”雕品制造,以期调动技术高超匠人的生产积极性。
  “牙作”受雇工匠和募征匠的劳作虽仍有“徭役”的成分,但政府另需支付给一定的“雇值”,即“雇工食钱并给一色钱会支散”,一定程度上也可以避免工匠偷窃的弊端。虽然文思院内工匠的劳动时间有明确规定,“人匠各令送饭,不得非时出作”,但据《宋史·食货志》载,工匠也有休假制度,一般是“每旬停作一日”。
  (二)私营作坊及其从业者
  早前,象牙雕刻品的制作囿于官方作坊,私营作坊甚少存在。至宋代,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都市出现了诸多“高赀户”,财富的积聚使他们向往贵族的生活。从而使私营象牙雕刻业获得了较大的发展空间。
  由于种种原因,有关当时私营象牙作坊情况的史料记述不详。只能从《东京梦华录》、《梦粱录》、《武林旧事》等史籍的记述中,了解汴京(今河南开封)、临安(今浙江杭州)城中此作坊的概况。据《西湖老人繁胜 载:京都(杭州)有四百十四行,“……茶坊吊挂、琉璃泛子、粘顶胶子、染红牙梳、诸般缠令、修飞禽笼、修骨、成套筛儿、接象牙梳”[8](p44)。其中描述的“染红牙梳”、“接象牙梳”已经成为常见的私营作坊行,与“茶坊吊挂”、“修飞禽笼”等百姓生活所需品的作坊并列。
  宋代工匠以户为单位,经常聚居一处,因此相同工种的作坊与工匠自然地组成了一“行”,如《西湖老人繁胜录》记载的“染红牙梳”、“接象牙梳”即是民间私营象牙作坊与工匠的“行”。这种“行”也被称为“团”,其组织的主要动机之一是由于要和官府打交道,“市肆谓之团行者,盖因官府回买而立此名,不以物之大小,皆置为团行”,便于有效地应对文思院的招募和雇佣。
  其时,私营象牙作坊的工匠是文思院募工和雇工的来源。淳熙年间,文思院招募工匠的原则改变后,仍无法杜绝贪弊,为了改善状况,上界对“百姓工匠”要求“有家业及五百贯以上人充”,对受雇工匠家资的要求说明当时私营作坊的从业者中家资丰厚者相当可观,使文思院在“雇工”选择时有转圜的余地。此外,雇匠和募征匠必须有都府中有物力的铺户作保,“如有作过人,令保人均陪”,作坊间的互保使私营作坊及工匠间的联系紧密、利益相关。同时,雇、募匠人数不足时,“即令籍定前项铺户(保人)权行隔別,承揽掌管”,籍定在册的保人承揽工匠不足之数,是“团行”作为“文思院牙作”与“私营象牙作坊”间桥梁作用的体现,有力地推动了民间象牙雕刻业的发展。虽然宋代应役的募征匠和雇匠地位都很低微,但待遇逐渐趋于优厚,“虽差役,则官司和雇,支给钱米,反胜民间雇佣工钱,而工役之辈,则欢乐而往也”。
  二、宋代象牙雕刻业的产品制作技艺
  今见传世或考古出土的宋代象牙雕刻品实物凤毛麟角,从而使

从实物考察其制作技艺十分困难。通过史料分析知,官方及私营作坊的制作技艺大致主要有以下四种:
  (一)解磋
  解即剖开,瑳通“磋”,意为切磨,是象牙雕刻的基本技艺。如象笏的制作就是运用了解磋技法。“笏度二尺有六寸,其中傅三寸,其杀六分而去一。”先将整枝象牙解为两尺六寸长、中间宽三寸的片,再磋为“上圆下方”的形状。据《宋会要辑稿·职官》记载:绍兴元年(1131)政府诏令:广南路市舶张书言“捡选大象牙一百株……赴行在准备解笏……宣赐臣僚使用”。一次性选取一百株象牙解蹉为象笏之举,说明了宋代解瑳技艺的娴熟,作坊的规模及匠人的数量也是前代无可比拟的。
  (二)茜色
  茜色亦即染色,因采用植物茜草作染料而得名。象牙色泽洁白无瑕,随着牙雕艺术的发展,牙雕创作题材也日益丰富多样,单一色彩难以表现主题,于是就产生了象牙茜色。从考古发现看,象牙茜色早在先秦时代就已出现,到唐宋时期出现了染色与线刻相结合的“象牙拨镂”技法,即先将象牙雕刻成一定的造型,然后在其表面染上颜色,在染过色的牙雕表面再线刻图案纹饰,露出象牙本色。据《梦粱录·诸色杂货》记载:诸色杂货“补修魷冠、接梳儿、染红绿牙梳、穿结珠子……”其中“染红绿牙梳”就是此技法运用的实例。茜色成了生活中象牙雕刻品的常见技法。
  (三)微型雕刻
  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就有奇巧之人能事微型雕刻。然象牙微型雕刻,据史料推测最迟出现在宋代,当时已有高不盈寸的立体微雕。据《遵生八笺》记载:宋人王刘九是微型雕刻高手,“寿星、洞宾、观音、弥勒佛像,岂特肖生、相对色笑,俨欲谈吐,岂后人可能仿佛。又如峋壳镌刻观音、普陀生像、山水树木,视若游丝白描,目不能逐发数”。这说明宋代的微型雕刻技法已经炉火纯青,雕品形象日益多样,且雕刻出了不少精品。
  (四)镂空透雕
  镂空透雕是玉、竹及木雕中广泛使用的技法,但在象牙雕刻中却较特别,最富有代表性的就是镂空透雕象牙球,为宋代首创。据曹昭《格古要论》记载:“尝有象牙圆球一个,中直通一窍,内车二重,皆可转动,谓之‘鬼功毬(球)’,或云宋内院作者。”“内院”即文思院,“鬼功毬”也被称为“同心圆”,是以整块象牙雕出可层层转动的镂花牙球,外观为一个球体,表面刻镂各式浮雕花纹,球内则有大小三层空心球连续套成,而且所套的每一层球内外都镂刻精美,繁复的纹饰显得活泼流畅、玲珑空透,所套的每一层球均能自由转动,并且具有同一圆心。宋代的“鬼功毬”实物如今尚未见到,其雕刻技法从宋代以后到清乾隆以前也已失传。
  由于宋代对科技和技艺采取了一系列的奖励措施,如对技艺高超者诏补官职或不次擢升等,象牙雕刻技艺在继承前代的基础上不断创新,而父兄子弟相承和师徒传授的技艺传承方式,可能也会使某些技艺失传。
  三、象牙雕刻品的消费市场
  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宋代象牙雕刻品消费市场的拓展突破了前代由官方市场独控的窠臼,民间市场开始活跃。
  (一)政府操控的官方市场
  宋代象牙雕刻品主要供应的是皇室贵族及官僚这一特殊群体,它的消费市场与官营体制息息相关。
  宋代,官营象牙作坊的雕品原料市场主要由政府掌控。太平兴国初,太宗曾下诏广州、交趾:、两浙、泉州的诸蕃香药宝货非出自宫库的,不得私相贸易。其后又诏:“自今惟珠贝、玳瑁、犀象、镔铁、鼇皮、珊瑚、玛瑙、乳香禁榷外,他药官市之余,听市于民。”象牙作为禁榷品,依据诏令,其贸易由政府操控的官方市场独控。此外,宋初平定岭南后,阁婆、三佛齐、渤泥、占城诸国“岁至朝贡,由是犀象、香药、珍异充溢府库”。宋代府库的象牙原料趋于过剩,官方市场供应充足,而象牙的主要用途之一就是制作成工艺品,说明象牙雕刻品的官方市场需求量是较大的。
  另据《萍洲可谈》记载:“象牙重三十斤并乳香抽外尽官市。”描述了政府掌控的象牙官方原料市场的基本情况及选取象牙的标准。由于象牙贸易的丰厚收入,宋代采取了激励措施,宋太宗于“雍熙四年(987年)五月,遣内侍八人,赍敕书金帛,分四纲,各往海南诸蕃国,勾招进奉,博买香药、犀、牙、真珠、龙脑”。“出洋招贡”象牙之举说明象牙的原料市场通过另一种独特的途径也掌控于政府之手,象牙雕品的官市消费能力在增强。
  以上事实说明,官方象牙雕刻业

原料及产品消费市场本质上而言是一种“超经济”的市场。此外,文思院的象牙原料不足时,“令工部申取朝廷指挥,更不知行市及舶司收买”。此章程也表明:在强权下,文思院可以集中大量人力、资金,在“市场”之外或以权力操纵市场运作。对于政府官方作坊而言,由于消费群体固定,基本无市场压力。
  (二)民间市场
  象牙自古就是中国境内的特产,由于气候变化和人类社会需求的影响,宋代大象的分布已经南移至淮河以南,但是象牙仍是南方诸多地区的土产。据《宋史》记载:广南东、西路有“犀象、玳瑁、珠玑、银铜、果布之产”。虽然宋太宗淳化年间曾颁布法令“民能取牙,官禁不得卖”,法令实施的效果并不明显,私营象牙作坊的发展为民间偷猎获取的象场。鉴于此,象牙雕刻品的民间市场得以存在并有所增多。
  此外,皇家作坊所需工匠有一部分来自民间私营作坊,因文思院贪弊不断,“往往关防不尽,致行人匠偷盜”,政府作坊的象牙雕刻品有机会流人民间市场,这种方式流入市场的牙雕品带有“黑市”的色彩。
  同时,在宋代,有一定经济实力的城郭“富民阶层”的兴起使象牙雕刻品在民间市场有了一定的消费群体,民市获得了发展机遇,而“便籴”制度的施行也使象牙通过特定的、合法的途径流入到豪商大贾手中。据《文献通考》记载:“河北旧有便籴之法,听民输粟边州,而京师给以缗钱,钱不足即移文外州给之,又折以象牙、香药。”象牙等禁榷物资在民间市场得以流通,私营作坊的原料也有了保证。另据宋代《西湖老人繁胜录》记载,京都(杭州)诸行市有“象牙玳瑁市、金银市、珍珠市、丝锦市、生帛市、枕冠市”等。史料表明,其民间市场多集中于都城,规模可能不大。
  四、象牙雕刻品的消费群体
  由于象牙的独特性和宋代社会发展的特点,宋代象牙雕刻品的消费群体主要分为四种:一、皇室贵族及官僚,由于处于权力顶层,是主要且固定的消费群体;二、西南少数民族,由其风俗习惯决定;三、富民阶层,拥有一定财富,象牙雕刻品就成为抬升其社会身份的象征;四、一般平民阶层,由于某种特殊原因而拥有数量极少的象牙雕品。
  (一)皇室贵族及官僚阶层
  象牙具有神圣的涵义,是权力的象征,一直在皇室及王公贵族的生活中作为体现身份及权力的特殊装饰物倍受青睐,成为难以替代的生活奢侈品的代名词。
  执笏朝见作为区分身份的一种方式始于周朝。“天子以球玉,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士竹本象可也。”需要指出的是,诸侯是以象牙为笏,士则是以象骨为笏。宋代“杯酒释兵权”后,“冗员”众多。据《宋史,舆服志》记载:“宋文散五品以上用象,……武臣、内职并用象,干牛衣绿亦用象。”与前代执象笏的规定相比,宋朝执笏的贵族与官僚的级别和范围有所扩大,且文武官员区分明确,文职散宫五品以上,武官、内职(枢密、宣徽、三司使副、学识、诸司以下,称为“内职”)以及千牛卫皆使用象笏。在官僚阶层中,象笏的消费者激增,但消费群体相对固定。此外,宋代名臣章得象“母尝梦登山遇神人,授以玉象,及生,复梦庭积象笏,因名得象”。这说明宋代象笏已经成为致仕的代称,并在官僚阶层的观念中有所反映。
  宋朝南迁之后战事不断,为了嘉奖有功勋之人,政府依据其功劳大小,以象牙牌为凭先后奖励。绍兴五年(1131年),“初置节度使已下象牙牌。其法,自节钺正任至横行遥郡,第其官资,书之于牌……一留禁中,一降付都督府,相臣主其事。缓急临敌,果有建立奇勋之人,量其功劳,先次给赐,以为执守”。在南宋,象牙牌是皇帝赏赐和核实军功以备遗忘的独特凭证,一式两份,主要的消费群体是因战获功的官员。绍兴初,由宣抚使便宜“给札补转”,随着军事形势的变化及时人对象牙牌之上“御书押字,刻金填之”的追求等原因,各都省多有请求,在南宋官僚阶层中象牙牌的数量逐渐增多。
  “文思院”上界的“牙作”是官营象牙雕刻作坊,雕品禁止民间市场流通,皇室贵族是其产品的固定消费群体,且对牙雕的需求不断增加。如自宋代始,宫廷乐器中的骨管、牙管、哀笳的制作原料,都以“红象牙”代替羊骨。此外,“车辂院”中的“象辂”也有特定的皇室阶层消费群体。据《宋史,舆服志》记载:“象辂,亲王及一品乘之。”同时,皇帝还时常赏赐功臣象牙雕品。因与西夏交战有功,神宗为“鄘延、泾原、环庆、熙河、麟府路各

赐金银带、绵袄、银器、鞍辔、象笏”;徽宗时,因李纲辅助有大功而赐象简。
  (二)西南少数民族女性
  宋代,中国的西南地区多出产象牙,巴蜀之地夔州路下的南州(治今綦江县南东溪附近)“土产:象牙、犀角、斑布”,溱州(治今重庆綦江县南吹角)“土产:文龟、斑竹、象牙”,其中羁縻溱州的象牙为“贡品”。而象牙是西南地区各少数民族的共同崇拜之物,多以其为珍品,服饰中佩戴象牙雕刻品并形成风俗。据陆游《入蜀记》记载:“未嫁者率为同心髻,高二尺,插银钗至六只,后插大象牙梳,如手大。”在宋代,西南一带少数民族的未嫁女性是象牙雕刻品的主要消费者。如今江西景德镇市郊宋墓出土的瓷俑上,仍可以看到这种装饰的妇女形象。
  (三)富民阶层
  宋代,富民巨贾萃于廛市,拥有大量的财富,成为城镇中一支举足轻重的经济力量,形成了坊郭富民阶层。富民是平民阶层的一部分,有较强的经济实力,故宋代又称富民为“高赀户”。但是在政治意义上,富民也是封建统治阶层的一部分。象牙是身份和财富的象征,为了体现其拥有大量的财富和“尊贵”的身份,富民阶层开始执著地追求象牙雕刻品。据《遵生八笺》记载,为了迎合富民阶层的需求,宋代的象牙雕刻品逐渐多样化,雕品形象趋于世俗化,如寿星、观音、山水树木、诸天罗汉经面板等,都是难得一见的精品。
  宋代妇女头饰中盛行插梳,象牙梳成为一种时尚。据《燕翼诒谋录》记载:“旧制妇人冠以漆纱为之,而加以饰金银珠翠采色装花,初无定制。仁宗时,宫中以白角改造冠并梳,冠之长至三尺有等肩者,梳至一尺。议者以为妖。仁宗亦恶其侈。皇祐元年(1049)十月,诏:禁中外不得以角为冠梳,冠广不得过一尺,长不得过四寸,梳长不得过四寸。终仁宗之世,无敢犯者。其后,侈靡之风盛行,冠不特白角,又易以鱼魷,梳不特白角,又易以象牙、玳瑁矣。”据说当时购制一把上好的象牙五色梳子,所需费用达二十万贯,并非普通平民所能承担,惟有城中富民阶层才有能力购得。在敦煌壁画中,宋代都市妇女插梳的形象比较具体,梳子的安插部位一般在正额上部,少则4把,多则6把以上,插时上下两齿相合、左右对称。
  综上所述,宋代象牙雕刻品的主要消费者最显著有别于前代的消费群体就是富民阶层。
  (四)一般平民阶层
  一般平民和富民是相依存的,富民出资,一般平民出力。在城镇,富商大贾往往雇佣了数量不等的生产者(属于一般平民)。据《梦粱录》、《西湖老人繁胜录》等记载,宋代都城汴京、临安的染红绿象牙梳作坊、象牙玳瑁集市的出现,其中就蕴含有两者相互依存的关系,富民多为作坊主,一般平民多为工匠。出于自身财富和经济实力的局限,一般平民极少拥有象牙雕刻品,即便拥有也可能是家族多年的传家宝、通过交换或者其他特殊途径获得的。
  五、结语
  象牙雕刻品历来是奢侈品而为上层社会人士独享。宋代之前,其制作与销售基本无市场压力。迨至宋代,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城市商业的兴盛,为时人生活所需提供了多重选择,基本上改变了隋唐以前权利崇拜超过一切的极其明显的等级差别,并冲击着统治者的社会地位。基于此,宋代的象牙雕刻业及其市场消费状况受其影响出现了一些变化,呈现出新的趋势。就官方作坊“文思院”而言,围绕原料、劳动力等各环节,本身就充满着矛盾,既有权力的支配因素,某些方面也受到市场的影响。民间私营作坊的制作规模虽十分有限,但雕品类型多样,开始从实用品向珍玩方面转化。制作技艺也在继承前代的基础上有所创新,首创了“镂空透雕”象牙球的技法。此外,微型雕刻法也最迟出现于宋代。有鉴于此,消费市场与消费群体也发生了变化,消费市场不再仅被政府控制,政府之外的民间力量也参与其中。虽然皇家及官僚贵族依然是主要消费群体,但随着富民阶层的崛起,他们也成为主要的消费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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