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唐末，扬州在人们印象中就是一座繁华之城、享乐之城、风月之城，充满物质化、世俗化倾向。宋仁宗庆历年间，欧阳修于城郊蜀冈兴建平山堂，将疏离红尘闹市，亲近山水自然，清静、清淡、清雅的精神形态与生活趣味带到扬州，客观上倡导了中国传统的雅士文化，提升了这座城市的文化品位，有助于城市文化的多元发展，为脂香粉腻、珠翠满目的扬州城市意象平添了几许高情雅致。这种超越世俗之趣的文人雅兴，思想的根基在于对生命无常本质的深切体认。欧阳修、苏轼的两首平山堂词，既是对平山堂所指向的生命意趣的最好注脚，亦是对迷失在扬州城内滚滚红尘与滔滔物欲中的人们一记当头棒喝。这些文化遗产，对今天的城市文化建设仍具有宝贵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扬州；城市文化；欧阳修；苏轼；平山堂
　　中图分类号：g 127；i 22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030(2012)01－0087－06
　　自鲍照《芜城赋》名世，扬州即成为文人墨客笔下的热门题材。尤其是在6～9世纪的隋唐时期，这座城市迎来了它的第一个黄金时代，京杭大运河的开通，盐铁转运使等朝廷重要财政机构的设立，极大地促进了商业的繁荣与经济的发展，扬州成为全国屈指可数的经济、文化大都会。文人士子或游于扬、或宦于扬、或居于扬，写下大量歌咏扬州的诗篇。截至唐末，这些或优美、或轻艳、或凄怆的文本重重叠加，给世人勾勒出一个特定的、几乎是凝固不变的扬州城市意象，它强有力地左右着后来者对扬州的认识与期待：所谓“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扬州是一座繁华之城、享乐之城、风月之城，充满物质化、世俗化倾向。www.11665.coM沿及北宋，扬州虽已不复隋唐之盛，但仍是全国重要的商贸城市，“百州之迁徙贸易之人往还皆出其下，舟车南北，日夜灌输京师者，居天下十之七”，红袖满楼、笙歌满城的市井遗俗，亦绵延不变。然而，这样一座令大唐才子们心醉神迷的“欲望都市”，却似乎让崇尚清雅的宋人感到些许的不足，平山堂的修建及其在后世不断突显的文化意味，适足以构成对这种不足的一种弥补。
　　一、平山堂的修建与欧阳修对高情雅趣的追求
　　平山堂始建于宋仁宗庆历八年(1048)春夏，其时欧阳修移知扬州不过数月。纵览古今，尽管他曾感叹“扬州无复似当年”，但作为江淮重镇、东南水陆交通枢纽，扬州的繁华热闹与穷僻的滁州相比自不可同日而语。经过3年滁州之贬后，走出仕宦低谷，来到这“红尘中第一等的富贵之地”，欧阳修当有苦尽甘来之感。可是，数百年灯红酒绿、歌舞不休的扬州，从来就不乏游宴享乐的场所，为什么欧阳修上任不久却偏偏如此急切地要在城外蜀冈上兴建这座平山堂呢?对此，他从来也没有做出过直接的说明。不过，《与韩忠献王稚圭》其八中的一段话，似乎提供了一些线索：
　　广陵尝得明公镇抚，民俗去思未远，幸遵遗矩，莫敢有逾。独平山堂占胜蜀冈，江南诸山一目千里，以至大明井、琼花二亭，此三者，拾公之遗，以继盛美尔。(大明并曰美泉亭，琼花曰无双亭。)这封书信作于皇祐元年(1049)颍州任上，信中表明，作为韩琦的继任者，自己的扬州之政可谓是萧规曹随，唯独平山堂是个例外。值得注意的是，欧阳修显然将平山堂的兴建作为自己引以为豪的重要政绩，向倾心敬仰的老上级、老战友汇报。可见，在欧阳修心中，平山堂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宴游之所。由于文献阙如，我们无法进一步分析欧阳修兴建平山堂的深刻动机，但是结合相关诗作及其在平山堂纳凉赏荷、传花饮酒的雅事，仍可清晰感知欧阳修身处扬州这座“世俗之城”所体现出的超越世俗之趣的文人雅兴。
　　作为一名内心丰富、情感细腻的文人，欧阳修也有他风流多情的一面，这从《醉翁琴趣外编》中那些令后人聚讼纷纭的艳情词中可见一斑。宋人笔记小说中流传的那些真真假假的佚闻，虽不能完全视为信史，但多少具有一定的真实性，青年时代的欧阳修确曾一度游饮无节，沉溺于声色歌舞。多年以后他回首往事，对这段放浪形骸的生活深致愧悔，在《答孙正之第二书》中他写道：
　　仆知道晚，三十以前尚好文华，嗜酒歌呼，知以为乐不知其非也。及后少识圣人之道，而悔其往咎，则已布出而不可追矣。圣人日“勿谓小恶为无伤”，言之可慎也如此。为仆计者，已无奈何，惟有力为善以自赎尔。
　　其实，即便是年少轻狂的时候，欧阳修也早已不满足于纯粹的物欲享乐，而向往更高层次的清雅之趣。初仕洛阳时期，他与

梅尧臣、尹洙等谈诗论文，迭相唱和；仿先贤故事，相互品题；揽山水之胜，听禅诵道论……“乘美景，远尘俗”，高情远趣，“无愧古昔”，实非世间“酒肉狂人”所能望尘。
　　移镇扬州时欧阳修已年过40，仕途沉浮的历练，自我修养的提升，身上的浮华之气早已凋落殆尽。可以想见，单纯的物质化、世俗化的扬州是无法让他满足的。因此，作为扬州的新主人，寻求或者创建新的休闲之所、休闲方式，便显得十分自然。而平山堂的兴建，似能从多个层面契合欧阳修的心灵需求。
　　首先，就选址来看，平山堂建于城郊蜀冈，远离“十里楼台歌吹繁”的热闹市井，“环堂左右，老木参天，后有竹千余竿，大如椽，不复见日色”，仰观俯察之际，但见“山横天地苍茫外，花发池台草莽间”，充满旷然天真的山林野趣。欧阳修生性酷爱自然，他一生宦游四方，每到一处都会利用公余之暇寻幽揽胜，留下了大量山水名篇，所谓“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正是其心性的真实写照。相对于污浊多伪的世情与繁琐拘束的俗务，大自然清净、单纯而又真实。投身于自然怀抱，可以拂去身上的尘垢，涤除心头的烦恼，释放无拘无束的本性，焕发奔腾洋溢的生命激情……虽寄身仕途，但江山风月、林泉野壑才是他心灵的归宿、精神的乐土。在《画眉鸟》一诗中，欧阳修曾用比兴的手法，表达了内心这份最本真的渴望。
　　百啭千声随意移，山花红紫树高低。始知锁向金笼听，不及林间自在啼。疏离红尘闹市，亲近山水自然，这种清静、清淡的精神形态与生活趣味，原是中国传统士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扬州这座因商贸的兴盛而崛起的城市，在这一点上无疑有所欠缺，而平山堂的兴建即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种欠缺。当欧阳修每每“携客往游”之际，当刘敞吟诵“可惜薄书捐白日，强从宾客宴平台”之时，当“缙绅之东西以不得到为永恨”的风气形成之后，扬州这座城市以市井世俗文化为主导的单一格局是否也在悄然发生改变呢?
　　其次，就扬州山水的审美属性而言，前人更多专注其清新秀丽的一面。唐人对扬州的歌咏，以安史之乱为界，大致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诗歌数量较少，只有对扬州景物的零星描写；后期诗歌数量大幅增长，但诗人的注意力多被都市的繁荣、世俗的享乐景象以及当地的侈豪之风所吸引，赏玩自然的诗歌并不太多。将前后两期的山水描写进行比较，可以看出，初盛唐诗人喜欢摄取大景人诗，体现出恢宏博大的气象。如：
　　樯出江中树，波连海上山。
　　天边看渌水，海上见青山。 唐诗人则往往着眼于清丽纤巧的细部描写，如：
　　半逻莺满树，新年人独还。落花逐流水，共到茱萸湾。
　　广陵寒食天，无雾复无烟。暖日凝花柳，春风散管弦。
　　扬州地处南北要冲，地形地貌形态多样，既有丘陵，亦有平原与江海、湖泊，而唐人诗歌多取平远之境，且偏于妩媚纤柔，对扬州山水之美的丰富性尚嫌发掘不够。这同唐人在感觉和观念上对扬州城市性格的定位相一致。
　　尽管欧阳修的散文风格纡余委备、容与闲易，偏于阴柔之美，但他的审美倾向却偏于阳刚，喜欢气魄宏伟、豪放壮美的事物，这从他对李白、韩愈诗文的偏爱与推崇可以窥见。他的古体诗学韩愈，也学李白，有的诗歌写得奔放、峭健，如《庐山高赠同年刘中允归南康》步趋李白《庐山谣》，《明妃曲二首》融叙事、写景、咏物、抒情为一炉，与韩愈的手法相似，都是他平生得意之作。这种对壮美的偏好，也影响到词的创作，使他将豪迈不羁的情怀引人词中，开苏辛一派先声。欧阳修兴建平山堂或许也是出于这一审美倾向。
　　平山堂“占胜蜀冈，江南诸山一目千里”，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居高临下，视野开阔，世人推许其“壮丽为淮南第一”。登堂远眺，但见江南诸山拱列檐下，与楹廊齐肩，仿佛触手可及，借助这一绝佳视角，扬州山水呈现出高远、雄伟、壮观的一面。游人至此，无不胸襟大开，豪情勃发，他们眼中、心中、笔下的扬州也随之展露出别样的风姿：
　　吴山不过楚，江水限中间。此地一回首，众峰如可攀。俯看孤鸟没，平视白云还。
　　——刘放《平山堂》
　　危栋层轩不易攀，万峰犹在户庭间。长空未省浮云碍，积翠如遮去鸟还。
　　——刘攽《平山堂》
　　城北横冈走翠虬，一堂高视两三州。淮岑日对朱栏出，江岫云齐碧瓦浮。
　　——王安石《平山堂》
　　堂上平看江上山，晴光千里对

凭栏。海门仅可一二数，云梦犹吞八九宽。
　　——苏辙《扬州五咏·平山堂》
　　江、海、樯、帆、莺、树、花、草，固然是扬州迷人的风物，危栋层轩、万峰积翠、孤鸟横空、江岫云齐，又何尝不是极富特色的扬州景观?只不过，前者常与绮情幽思相生发，而后者更易激发遗世独立、摆落尘嚣的文人意趣。
　　第三，欧阳修在扬州平山堂的活动记载，最早见于他作于皇祐元年(1049)的《答通判吕太博》一诗：
　　千顷芙渠盖水平，扬州太守旧多情。画盆围处花光合，红袖传来酒令行。舞踏落晖留醉客，歌迟檀板换新声。如今寂寞西湖
　　上，雨后无人看落英。诗中自注曰：予尝采莲千朵，插以画盆，围绕坐席。又尝命坐客传花，人摘一叶，叶尽处饮，以为酒令。这段清雅故事充分凸显了欧阳修将生活艺术化的浪漫情怀与创意，同时也对追求优雅风致的文人有着非同凡响的魔力。他们不仅津津乐道，而且试图模仿、重演。从南宋初叶梦得独对小池莲荷，畅想“来岁花开，当与山中一二客修此故事”，到宋元明清各时代平山堂上盛行不衰的分韵唱和诗会，在休闲娱乐中酝酿文学艺术产品，平山堂成为人们心中的文学圣殿。
　　事实上，到18世纪，扬州城市发展的第二个黄金时代，平山堂已不仅仅是扬州的文学圣殿，更上升为扬州人精神文化的皈依。成书于乾隆时期的三部扬州地方志书都不约而同地以“平山”命名——汪应庚《平山揽胜志》、程梦星《平山堂小志》、赵之璧《平山堂图志》——即是明证。清末民初文人况周颐《眉庐丛话》中更有一条有趣的记载：
　　扬州盐商皆官也，自咸丰朝开捐纳翎枝例，则又皆戴花翎，每日宴集平山堂，翎顶辉煌，互相夸耀。胸无点墨、满身铜臭的盐商的效颦之举固然可笑，但捐钱买官、因富而“贵”之后，即“每日宴集平山堂”，一方面说明在世人的心中，平山堂是风雅的象征，另一方面也显示出富贵之后求高雅已成为扬州市井问的一种风气。附庸风雅总比肆无忌惮地卑视、毁灭风雅要好，因为前者多少还存留着一点点对人类文明与文化的尊重，多少还存留着一点点向上的精神引力。
　　从以上论述中我们虽然还不能轻率地推断欧阳修兴建平山堂的动机所在，但至少可以认为，平山堂的修建，客观上倡导了一种更高层次的精神追求，提升了这座城市的文化品位，有助于城市文化的多元发展，为脂香粉腻、珠翠满目的扬州城市意象平添了几许高情雅致，确实可以看成是欧阳修治理扬州的不朽政绩。
　　二、两首平山堂词所蕴含的生命喟叹
　　正如醉翁亭名重天下得益于《醉翁亭记》在全国范围的广泛传播，平山堂突兀今古亦有赖于欧阳修与苏轼先后所作的两首平山堂词。
　　欧阳修《朝中措·送刘仲原甫出守淮扬》作于宋仁宗至和三年(1056)，其时他离别扬州已整整七年。这是一首为朋友送别之作，又是一篇抚今追昔之词，虽借红巾翠袖浅斟低唱于酒筵歌席之间，其情感的内蕴却极为深隽厚重。前人论述欧阳修散文风格，常以“六一风神”相推崇。而“六一风神”的精髓即在于感情体验的丰厚，“乐与悲、昔与今、理与情，在他的内心世界是不可分解的并存结构，既各自肯定，又互相否定，痛苦可以化解，欢乐也不必过于欣喜，时间和空间的重叠、渗透使他不断品味往昔的愉悦和现今的悲哀，但他炽热的感情始终受到理智的控制”。欧阳修散文所呈现的这种情感特色，从《朝中措》一词中也可清楚地感受到：
　　平山栏槛倚晴空，山色有无中。手种堂前垂柳，别来几度春风?
　　文章太守，挥毫万字，一饮千钟。行乐直须年少，樽前看取衰翁。豪迈不羁的情怀，时不我与的忧伤；往昔的快意，今日的颓唐；生命与光阴的转瞬即逝，生命热情的执着与高亢，多种复杂的情愫并存，构成内在的张力，自我抗拒，自我调节。因此，人们从词中读出的不是颓丧与绝望，而是饱经沧桑却依旧大气磅礴的生命激情。这是一种勘破人生的无常与短暂之后才能达到的哲学高度。
　　生命短促、人生无常的感慨，从汉初以来就不断回响在历代文人的心头。有的人从此走向悲观消沉，或者沉溺于物欲的享乐，有的人祈求长生不老，一味舍弃现实人生。从景祐三年(1036)一贬夷陵，到庆历五年(1045)再贬滁州，欧阳修在仕途上经历了几起几落，备尝世态炎凉与人情冷暖，他面对人生的荣枯顺逆，也由最初刻意为之的理性自律，而逐渐转化为一种平静自然、散淡从容的超越态度。这种因深切体认生命的无常本

质所获得的品格与修养，使欧阳修既认识到人生可悲慨的一面，也不否认人生可赏爱的一面，因此他不再为物质的欲望所迷乱，反能以自己的全力珍惜并发扬天地间的所有美好。在朝廷不避仇怨，直言谠论；在地方宽简为政，与民同乐；处逆境超然豁达，意气自若；居高位恬淡自守，急流勇退。为政之暇潜心于精神文化创造，为后世留下无数宝贵的遗产。因此，追怀扬州，他既不似张祜般吟唱“人生只合扬州死”，恋恋于世俗的享乐；也不像杜牧般感慨“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俸名”，充满了生命落空的挫败感。他笔下的扬州清朗、高远，一如他在那里度过的那一段充实而美好的 
　　对于欧阳修这首《朝中措》，宋人谈论颇多，但都是围绕“山色有无中”一句是否能算欧公独创，以及该句与开篇“平山栏槛倚晴空”是否存在矛盾而展开，唯有苏轼对词中所蕴含的生命感喟致意再三。
　　苏轼自幼生长在一个佛教气氛十分浓厚的家庭，少年时代又特别喜读《庄子》，与庄子学说有种妙处神会的天然契合，受佛道的影响，他很早就在观念上接受了人生无常与虚幻的思想，因此，早在宋仁宗嘉祐六年(1061)初人仕途之际，就写下了“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这样充满空漠、无常之感的诗句。《西江月·平山堂》作于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春，此时他虽然还未曾经历仕宦生涯中的大起大落，但官场生活的种种苦闷，生老病死、悲欢离合的人生体验，已使他对个体生命的有限性与虚幻性有了真切体认。因此，登平山堂，追怀已经仙逝的恩师，发为歌吟，自然进发的就是一曲生命的悲歌：
　　三过平山堂下，半生弹指声中。十年不见老仙翁，壁上龙蛇飞动。
　　欲吊文章太守，仍歌杨柳春风。休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皆梦。
　　就生命主题而言，苏轼此词可说是对欧阳修《朝中措》的一次跨越时空的唱和。熙宁四年(1071)由京赴杭，熙宁七年(1074)调任密州，元丰二年移知湖州，这已是苏轼第三次取道扬州。“驱驱行役，苒苒光阴”，年华就在路途的奔波中消逝了。这种生命的仓促感，在与先贤的映照中显得尤为强烈。熙宁四年，苏轼曾与弟弟苏辙前往颍州探望致仕家居的恩师，这是他们最后一次相见。如今，30年前在平山堂上挥毫泼墨的文章太守早已驾鹤西去，苏轼凝视壁上墨迹和堂前杨柳，咏歌“平山栏槛倚晴空”之句，感叹生命短暂之余，更深味人生的虚幻无凭。
　　事实上，从壮年到老年，无论境遇顺逆，“吾生如寄”、“人生如梦”的咏叹总在苏轼的诗中反复出现，表明他对人生确实有着悲观的彻悟。但是，和欧阳修一样，这悲哀的根芽上开出的是乐观的生命之花。承认人生悲哀而又力求超越悲哀，始终保持旷达乐观的情怀，进而以无生的觉悟，成就伟大的有生的事业。而比欧阳修更进一步的是苏轼对人生虚幻性的思考。欧阳修的诗词中，以梦比拟人生的例子并不多见，仅见的几例，如：“忆从太学诸生列，我尚弱龄君秀发。同时并荐几存亡，一梦十年如倏忽。”“细想前欢，须著人间比梦间。”。“忆昔西都欢纵，自别后有谁能共?伊川山水洛川花，细寻思，旧游如梦。”“一觉年华春梦促，往事悠悠，百种寻思足”，“风月无情人暗换，旧游如梦空肠断”等。抒情的重点似乎还是在于时光的一去不返，而未尝导向对个体生命实在性的怀疑与追问。这或许与欧阳修对佛道思想的排斥有关。而深受佛道思想濡染的苏轼，则对人生的虚幻性有着非同寻常的敏感，可贵的是，他并未因此陷入悲观与虚无的泥淖，而是努力寻求超越与解脱。对此，王水照先生在《苏轼的人生思考和文化性格》一文中有精到的阐述，本文只围绕平山堂这一主题，做一点小小的引伸。
　　元祐七年(1092)二月，苏轼知扬州，距欧阳修治扬已经过去将近半个世纪。时任扬州通判的是“苏门四学士”之一晁补之。赴任途中，苏轼在《次韵晁无咎学士相迎》一诗中无限感慨地写道：
　　每到平山忆醉翁，悬知他日君思我。路旁小儿笑相逢，齐歌万事转头空。这是苏轼再一次以平山堂为契机回应欧阳修词中所发出的生命感喟。与元丰二年所作《西江月》对读，我们可以清晰地感知，岁月更替，时日迁转，生命代代轮替，在飞逝不停的时间之流中，欧、苏之后，一个新的世代已经出现，那就是晁补之等“苏门四学士”所代表的一代文学新人。斯文不坠，薪火相传，短暂而虚幻的个体生命遂获永恒。因此，诗歌并无伤感，而更多欣慰。这或许可以视为苏轼超越生命悲感的

一个典型实例。
　　如果说，疏离仕途与红尘闹市，淡漠名利与世俗享乐，追求清静、清闲、清雅的生命意趣，寄情山水，啸傲林泉，诗酒风流，是传统雅士文化的外在表现，那么，对生命本质的追问与体认则是这一文化传统的内核与底蕴。前者或可模仿、乔装，后者则是利欲熏心之徒无从梦见的。欧、苏两位文化巨人，先后与扬州结缘，乃是扬州城市文化发展史上的幸运与机遇。欧阳修兴建平山堂，客观上提升了扬州城市文化的品位，欧、苏平山堂词对生命本质的抉发，既是对平山堂所指向的生命意趣的最好注解，也是给迷失在扬州城内滚滚红尘与滔滔物欲之中的人们一记当头棒喝。认真总结这些丰富而宝贵的文化遗产，对于今天城市文化的建设其现实意义是不言而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