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12月，北京天坛上演了袁世凯主祭的祭天典礼。这一典礼极力模仿传统帝王祭天的礼仪与服饰，其虽一度得到了孔教会、清朝遗老的支持，却在社会上激发了以“民主”为旗帜的广泛的质疑与批判，进而被坐实为袁氏预谋复辟帝制的“罪证”。事实上，该典礼是袁世凯重塑权威的仪式表演，也是“袁家班”和各种旧势力合谋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意图体现，但并不是袁氏复辟帝制的预设步骤。
　　关键词：袁世凯；祭天；天坛；孔教会；礼治
　　中图分类号：k 28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030(2011)06－0104－06
　　民国一代，以大总统之身行天坛祭天典礼者，仅袁世凯一人而已。这一“旷世盛典”也仅在1914年举行过一次即告终结。迄今为止，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国家祭天典礼。
　　袁氏辞世至今的近百年问，为其著书立传者多为此典礼留下一笔“特写”。不过，这些“特写”尚存在着两个问题：其一，此前的相关论著描述袁氏祭天典礼的部分细节不够准确，尤其在袁氏的祭天礼仪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其二，论者普遍认为袁氏祭天典礼是其复辟“帝制之先声”，更有甚者，将其说成是清廷祭天典礼的现代翻版。那么，袁氏祭天典礼的真相到底如何?它是不是“帝制之先声”?本文将运用新发掘的《暂行祭祀冠服制图》《祭祀冠服制》和《祭祀冠服图》等资料，细致梳理袁氏祭天典礼的来龙去脉，并辨析其与帝制复辟的关系。
　　一、酝酿与公告
　　袁世凯在1914年举行祭天典礼，确有一个微妙的酝酿过程。这一过程不是袁世凯与“袁家班”的独角戏，而是当时多种利益集团及其因缘聚合而成的奇异风景，毕竟“袁家班”只是一群以袁世凯为首的官僚、学究与方士等人组成的既得利益集团，并不能完全主导当时的政局与社会舆论。wWw.11665.CoM
　　民初政局动荡，难以收拾，“命世英雄”如袁世凯者，也不免暗自叫苦。以袁氏本人而言，既要重建社会秩序，又要巩固个人地位，实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二者皆不可少。袁氏同时实现这双重目标的道路，无非是加强个人的权威与权力，重建“人治”的等级权力秩序，因为他确实不喜欢民主制度，也认为当时的中国不适合实行民主制度。
　　袁世凯深知“人治”的权威离不开仪式与排场的塑造。换句话说，这种权威的基础就是以礼仪确定等级化角色与规范的权力秩序。1913年，“袁家班”重建“五礼”的整体方案已开始着手实施，并尝试建立“礼治”的政治模式。“五礼”以吉礼为首，吉礼以祭天为大。袁氏特聘的日本籍政治顾问有贺长雄来华后给出的第一个建议就是袁大总统前往天坛举行祭天典礼，这时的袁氏很需要一场盛大的仪式来展示自身作为一国之主的权威与角色。
　　为避免引发列强对中国政局与袁氏控局能力的疑虑，负责筹办袁氏祭天典礼的内务总长朱启钤向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解释说：“忽视祭天，对民国政府来说是有危险的。全国农民根据阴历查看有关播种、收获以及其他农事的仪式。如果废除现在政府已经确定要举行的冬至祭天典礼，而跟着来一个荒年或大歉收，全国人民定要责难政府的。”他还笑着补充说：“祭祀并不能一定保证丰收，但无论如何，却可以减轻政府的责任。”_212’朱启钤此说虽然勉强，但也不无道理，毕竟当时的乡村百姓普遍信仰天意，家中还供奉着“天地国亲师”的牌位。
　　尽管朱启钤为袁氏祭天找出了一个合乎历史传统与现实境况的理由，但却难以消解祭天典礼与复辟帝制关联的嫌疑。因此，“袁家班”不敢贸然包办这一典礼，他们需要代表民意的“劝进”。1913年，约法会议秘书王式通和曾任南京卫戍总督的徐绍桢分别向国务院提出了《请定祀典说帖》和《请将天坛改为礼拜堂配以孔子呈文》。国务院随即发布训令，称祀天配孔的关系重大，应征集国民多数意见，并交发了王氏的说帖与徐氏的呈文。
　　袁氏祭天的动议得到了孔教会的热烈响应。1913年5月，孔教会的灵魂人物康有为急切宣称：“且凡新国未制礼，必沿用前王之礼，乃天下之公理也”，“宜复崇天坛，改祈年殿或太和殿为明堂，于冬至祭天坛，上辛祭明堂，以孔子配上帝，义之至也，礼之崇也，无易之者也”。其意说民国肇始，没有制定新礼就要沿用旧礼，沿用旧礼就要祭祀天神，而且要以孔子配享。康氏极力鼓吹祭天，目的本不在祭天，而在于“以孔子配上帝”，将孔子之道抬到与天同高的地位。孔教会另一巨擘陈焕章从“生人”、“立国”与“天人合一”的角度

大讲祭天的重要性。
　　在康、陈二人的带动下，“祀孔配天之议各省皆已众论”。其中广东教育会的谭少沅的献议尤为引人注目。他说：“总统虽无天子之名，而不能不行天子之义”，“祭天之事舍总统其谁与归?”此外，他还批评了“疑祭天为即奸雄盗据之符”的猜疑。孔教会如此不遗余力地为祀天配孔摇旗呐喊，意在借祭天之机抬高孔子地位，立孔教为国教，通过重构儒学来抵制西方文化的冲击。不过，内中也隐含了他们谋求成为民国新贵的功利意图。
　　1913年底，袁世凯向政治会议提交了祭天咨询案。政治会议很快做出了《祭天案审查报告书》，其大意说祭天典礼所体现的“报本返始”，是本民族在悠久的历史发展中形成的共同心理，它的存在决定着国家祭天的政治传统不应随时代改变而中断，但典制仪式却会因时因地制宜，尤其在民国建立后，不应与共和政体相抵触。1914年2月7日，袁世凯发布了《祀天定为通祭令》，将其授意下的《祭天案审查报告书》以国家法令的形式确定下来。
　　二、筹备与盛况
　　内务部精心筹备袁氏祭天大典，按照复古基调对祭服、祭礼、祭品等事项做了详细规定。为使祭天大典体现民主、共和的色彩，并且不引起别国的疑虑，朱启钤在与美国公使芮恩施谈话时说：“我们将修改典礼，使它适合民国的体制。我自己正在为参加典礼的人设计一种特别的礼服，祭乐和祝文也将稍有变更。”在他的主导之下，内务部便紧锣密鼓地开始了祭天大典筹备工作。
　　其一，为体现民国总统至尊的权威，内务部在祭服上煞费周折。在内务部编订礼制会成立之前，先是由朱纶等人初步制定祭祀冠服，印制了《暂行祭祀冠服制图》呈给袁氏，待编订礼制会成立后再斟酌确定。其中规定祭冠、祭衣和祭裳均分为五等，自大总统至平民，分别对应。袁氏对此不够满意，因为他们没有体会到袁氏梦想的至尊威严。
　　1914年7月2日，袁氏设置了礼制馆，延聘通儒，分类编辑祭祀冠服，馆长由徐世昌担任。朱启钤特别强调特别冠服“仍以合乎古而不戾于今为当”。礼制馆贯彻了朱启钤的要求，制定出一套体现独尊意图的祭祀冠服。根据礼制馆颁布的《祭祀冠服制》和《祭祀冠服图》规定，祭天所用冠称为“祭冠”，所用服称为“祭服”，“均为临祭而设，惟求适宜相称，文采章施，厘然有序，用昭敬恪”。礼制馆在会各员经过一再讨论，确定了新制爵弁的式样：在传统样式上略加改动，减少了笄与缥，增加了组缨。祭服采用了“上玄下”，似乎“最于民国国体为宜”。这套祭祀冠服与朱 的冠服相比更突出了总统的独尊地位，但却少了民主共和的色彩。
　　其二，礼制馆制定了《祀天通礼》。他们认为祭天之礼的实质在于崇敬，共和时代的祭礼不能完全复古，需要因时制宜。因此，大总统祀天仪礼的拟定“大抵断自唐代，下逮明清，斟酌取舍，唯从其简，至所删易各条，悉有依据，不敢凭臆妄作”。《祀天通礼》中所制定的祭礼与清代圜丘祭天之礼相比，既有变革，也有删减。
　　其三，礼制馆对祭天的祭品、祝文与乐章做了精心准备。《祀天通礼》所规定的祭品与清代祀天祭品基本一致。礼制馆制定的祭天祝文日：“中华民国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大总统袁世凯代表国民敢昭告于上天日：惟天降鉴，集命于民，精爽式凭，视听不远。时维冬至，六气滋生，式遵彝典，慎修礼物。敬以玉帛牺齐，粢盛庶品，备兹禋燎，祗荐洁诚。尚飨。”这一祝文与清廷祭天的祝文在文辞章法上颇为相似，二者最大的差别在于国号与官称。在祭礼乐章上，礼制馆照应共和政体之“和”，特为袁世凯祭天制定了以“和”为名的新乐章。新制乐章与清代以“平”为名的祭天乐章相比，形式完全一样，只是内容略有变化。乐谱系黄钟正均，黄钟起调。所用乐器与清代基本相同。
　　其四，总统祭天的祭所与祭期十分关键。礼制会建议袁世凯祭天的地点选择在天坛，他们宣称其理由有二：一是再筑新坛，“势非国库所给”；二是使用现存圜丘，“庶几费轻而易举，且深合于古制也”。“势非国库所给”倒也并非纯粹的托词，但“深合于古制”才是关键之所在。天坛是明清诸帝举行祭天大典的地方，经过600余年的发展，它已成为最能体现天子“为天牧民”之神权的古典建筑。礼制会根据《祭天案审查报告书》大纲的规定，将祭天日期定在每年的冬至节。
　　袁世凯对此表示满意，称：“祀天典礼綦重，所呈各节，准今酌古，考订周详，应即准予照办，交

事堂礼制馆通行，遵照说明书并发。”
　　1914年12月初，修整天坛内外设施的筹备工程开始启动。各要点如下：(1)坛内大道要路，满用黄土垫平，并安设汽灯、电灯；(2)选择保安警备队满驻坛内；(3)坛墙及祈年殿、圜丘等处略加修饰；(4)殿堂等处匾额缮有满文者，一律更换易新。另外，袁氏祭天典礼使用汽车灯、电灯，并将“南北二根灯杆伐掉，石台拆毁，只留下中间一根”。当时在华的德国传教士卫礼贤记载称：“为给称帝作准备，袁世凯在北京天坛按照皇家礼节敬献了牺牲。”值得注意的是，卫礼贤认为袁氏祭天是为其“称帝作准备”。
　　12月19日起，袁世凯率各部官员开始了为期3天的斋戒，其中散斋两天，致斋一天。同时向各部颁布了誓戒辞，内称：“某年月日冬至，本大总统代表国民恭祀上天于南郊，凡百有位，其蠲乃心，齐乃志，各扬其职，戒哉毋忽。”意在警戒各部官员恪尽职守，恭敬从事，以表示对祭天的虔诚和敬畏。是日，通令各机关休息一天，惟紧要机关人员须轮流放假。各学校亦休假一日。
　　12月21日，袁世凯特发布了祭天告令。紧接着，京师警察厅就祭天时所应遵守的交通规则发布了通告。第二天下午两点，各部参与官员齐集天坛，按照礼节单举行祭天演习。是夜，前门外一带夜市均须停止，夜戏亦行停演。卫兵警吏严密周巡。正阳门前，工人赶铺黄土，十分忙碌。
　　12月23日早晨，正阳门至天安门的南北大路暂断交通，行人均由正阳门左右两门进出，防卫至为严密。“在规定的警戒线内，警察挨户通知不许民户留宿亲友，每户须具十字连环切结。正阳门和天桥两旁的浮摊都被警察赶走。”天坛周围站有几千名荷枪实弹的兵士，有些房顶上布置了嘹望哨，天桥下也布置了守望哨。
　　上午6时，袁氏乘装甲汽车出总统府，在南坛门外换乘礼舆(双套马的朱金轿车，四角垂以缨络)到昭亨门外换乘竹椅显轿到坛前。沿途官厅、商铺皆高挂国旗。军警卫护森严，不许来往民众停留偷看。
　　6时10余分，袁氏的礼舆抵坛内，至昭亨门外降舆。卫士及护从兵警均跟至昭亨门外停下。内务总长等人恭导袁氏由昭亨门左门人，至更衣幄。次诸护从随侍大总统，侍从官奉盥，奉悦巾。袁氏盥手后，司祀官以祝版进袁氏恭阅、署名。然后，大礼官恭请袁氏行礼。袁氏出幄，次内务总长等人恭导袁氏由外棂星左门人内棂星左门。人门后，袁氏率领文武百官依次在天坛台阶上站好。接下来，袁氏和文武百官在鸣赞官的指引下，按照燔柴、初献、亚献、终献、饮福受胙、撤馔与望燎的程式逐一行礼。礼成时，已是8时50分了。
　　行礼期间，有几位观览者闯入了禁道，当即被巡警拘留，带人区内审讯。外交部找来专门负责照相的外国摄影师，因为事先没有和负责警卫的总司令接洽，被挡在坛门外，只拍了几张袁氏回府的照片。
　　三、质疑与批判
　　袁氏祭天典礼一经动议，就在新旧交织、破立并存的民初社会激起了强烈的反响。一时间，除孔教会和部分清朝遗老不胜欢喜之外，无论是批判的武器，还是武器的批判，全都直指向了帝制复辟的图谋。无论袁氏祭天的初衷如何，当时人们普遍认为这一典礼在向社会传播一种强烈的政治信号——大总统要变成“天子”。
　　其一，社会舆论的讽刺与怀疑。当时就有目光犀利者，从“闲人”二字的字缝中看到了袁氏惟我独尊、蔑视民众的心理，《大公报》评论说：“此总统之所以尊于帝王欤?且闲人之称究以何者为标准?……闲人闲人，因祭天而无处容身，殆亦执政者体天心以示降罚之意欤?彼闲人不免呼天号泣矣。”这则评论直接批评了袁世凯比皇帝还要尊贵。原本为民祈福的祭天大典，却让普通国民“呼天号泣”!“闲人”二字作为显示皇威的贬义词已经不能再被有识之士接受。毕竟当时民主、平等的观念有力促进了市民社会的发育和民众意识的觉醒。
　　袁氏祭天大典的举行更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当时《申报》评论说：“诚使以举国所以筹备祀天之经费，尽移之以赈济江皖、山东之灾民。……吾民之受实惠当万万倍于虚文靡节之典重辉煌。即天心之默感当息息相通，亦万不至以崇祀之迟早一二岁，而或有不虞之表示。”这则评论严厉抨击了袁氏滥用国币、妄行古礼、丝毫不关心民生疾苦的政治行为，也根本不考虑“民主”成为新“天道”的时代意义。
　　不只是中国人对袁氏祭天痛加诘责，在华洋人也因身为“闲人”被拒门外而大加抱怨：“吾人于此，不禁深感中国大总统

之尊严及人民地位之卑下，且于共和政治果适用于中国与否，亦不免有所疑焉矣。”美国外交使官芮恩施记录了当时人们的议论：“这件事意味着袁氏正在趋于僭取帝位”。
　　其二，革命志士的批判与讨伐。尽管有人为袁氏祭天典礼的帝制嫌疑一再开脱，但革命党人还是将此视为复辟帝制的前奏。章太炎于1913年8月11日到了北京，因大诟袁氏包藏祸心而遭其软禁。12月，章太炎严词批驳了孔教会“点窜《尧典》《舜典》以为美，涂改《清庙》《生民》以为文，至于冕旒郊天，龙衮备物，民国所必不当行者，亦可借名圣教，悍然言之。”显然，章氏对孔教会 凯祭天之事十分不满，甚至认为袁世凯祭天之举与“帝制萌芽”密切相关。
　　革命党人对袁氏祭天不仅诉诸了“批判的武器”，而且诉诸了“武器的批判”。当时流亡日本的孙中山发布的《中华革命军大元帅檄》称：“(袁世凯)卒以非法攘攫正式总统，而祭天祀孔，议及冕旒，司马之心，路人皆见。”明确指出了袁氏祭天祀孔意在称帝的图谋。
　　袁氏的祭天典礼不仅在朝野上下掀起了了轩然大波，而且开创了民国祭天的新传统，在政治观念上延续到了徐世昌当政之时。
　　四、祭天与帝制
　　当时人们的猜测、评论以及后来的回忆，都指称1914年袁氏的祭天典礼是其预谋称帝的必要步骤，即所谓“帝制之先声”。更关键的是，袁氏后来称帝的做法却在客观上坐实了当初人们对其举行祭天典礼之动机的猜测。即在当时，袁氏对此也是百口莫辩。那么，袁氏祭天典礼与复制帝制的关系究竟如何?
　　理清上述问题的关键是袁世凯何时开始酝酿复辟帝制。数十年来，这一问题人人言殊。章太炎后来回忆所言的1914年“袁氏帝制萌芽已二岁”的说法恐系其推论，似无确凿证据。刘成禺后来回忆说：“民国三年五月一日公布新约法，特任徐世昌为国务卿，设政事堂，六月设参议院，即为预备帝制张本。”在他看来，袁世凯在1914年5月1日开始将复辟帝制付诸实践。依照刘成禺的看法，1914年12月的祭天典礼就可以看成是复辟帝制的先声。不过，这种看法仍不免有事后推测的意味，因为整个1914年中国面临的国际形势很不明朗，袁氏还不敢公然“帝制自为”，他“既想着，又怕着”，犹豫不决。
　　袁氏称帝之心早在退隐卫辉府城时就已在其“翻觉太行低”等诗句中表露无遗，但这并不意味着袁氏从宣统年间就在谋划着自立为帝。以其对时局的洞察与控制而言，袁氏做事有板有眼，绝不会轻易表露称帝之心。民国成立之时，袁氏不敢轻易弃共和精神于不顾，而冒天下之大不韪。更要紧的是，袁氏一朝当国，“袁家班”内部即在权力分配上产生了难弥补的隔阂与裂痕，而且由此严重削弱了袁氏权威与权力的基础。
　　在“袁家班”日益离心离德的情况下，袁世凯若公然谋求称帝，实在是得不偿失。就“袁家班”内部而言，这会迫使掌握实权的段祺瑞等人进一步叛离，将袁氏架空；就其外部而言，会在政治道义上授人以柄，从而带来自身垮台的巨大风险。事实上，袁世凯的称帝计划与德国、英国的鼓动密不可分，如袁世凯的幕僚张一唐曾对参议院议员刘成禺所说，“帝制创议，始于德，而阴嗾于英”。
　　提出祭天案之后，袁氏一直用心于重新获得掌控军队的最高权力。1914年10月，他成立了模范团并亲自出任模范团的第一任团长，以削弱段祺瑞的军权，培植袁克定的势力。祭天典礼举行之后的12月29日，袁氏公布了《大总统选举法》，在法律上确定了他这位具有皇权色彩总统的地位。1914年，袁世凯忙于在政体上集中国家军政大权，对付日益严重的内忧外患，尤其是日本为掠夺中国而制造的种种外交麻烦，并没有多余的精力再于国体上做文章。当然，这也不意味着袁世凯放弃了称帝的意愿。
　　袁氏准备将复辟称帝制付诸行动，首先考虑的是当时的国际形势。1915年初，日本向中国提出了“二十一条”要求，使中国面临着灭顶之灾。袁世凯为之大惊，深感棘手。当时英、法、俄三国因欧战正酣，几乎无暇他顾。美国由于实力偏弱，难以牵制日本。在国际援助无望的情况下，袁世凯在极度痛苦中不得不倾其全力，忍辱负重，在对日妥协中将外交做到“错误甚少”。在这种险恶的国际局势下，很难说袁世凯敢为一己之私而图谋称帝。况且早有学者指出，“在当时的背景下，袁世凯根本不可能考虑自己的帝制野心”。
　　在国内，杨度于1915年4月出炉了《君宪救国论》一文，袁氏阅后大为激赏，但

仍不能确定称帝之事是否可行。当时复辟帝制的传言早已天下尽知，以致于冯国璋在是年6月下旬进京当面向袁氏问及帝制。袁氏回答说：“我绝对无皇帝思想，袁家没有过六十岁的人，我今年五十八，就做皇帝能有几年?况且皇帝传子，我的大儿子克定残废，二儿子克文假名士，三儿子克良土匪，哪一个能继承大业?你尽管放心。”这番话是人情人理的实话，袁氏此时还保持着洞察时局的理性，不必要刻意蒙蔽冯国璋。其所言“我绝对无皇帝思想”，不是说他没有称帝之心，而是说他没有实际的称帝之行。此后不久，袁氏才在一帮谋求“开国元勋”的政客、官僚以及另有所图的国内外势力的劝诱下成立了筹安会，放手一赌“皇帝”的名号。
　　袁氏祭天典礼与其复辟帝制的行为尽管在时间上距离很近，但并不在同一个因果逻辑的链条上。时人在袁氏称帝之前认为祭天典礼是“帝制之先声”的看法，只是一种貌似合理的猜测；在袁氏称帝之后再认为此前的这些猜测都已“坐实”，不过是“倒放电影”的错觉，这不仅在逻辑上得不到印证，而且也不符合袁氏的政治风格与当时的政治环境。
　　袁世凯举行祭天典礼，既是其权威的一次塑造和展演，也是对“袁家班”与各派政治力量的一次检测与考验，还是其重建“礼治”政治模式的一次试探。这一典礼无异于中国国家祭天传统的闭幕式。不过，它并没有为袁氏带来多少实际的政治利益，反而激起了人们对其图谋复辟帝制的质疑，刺激了民主观念在中国社会的进一步传播。
　　诚然，袁氏的祭天典礼也是“袁家班”的祭天典礼，而“袁家班”正是清朝“人治”体制的既得利益者，其多为官僚、学究与方士。民国初年，这三种人图谋恢复旧体制实是意料中事。陈独秀曾提到当时蔡元培认为袁氏的祭天典礼就是学究们“顽旧”而不识天变道销的典型表现。他们与当国者合谋，试图将自己变成民国的新贵。
　　袁氏的祭天典礼在当时引发了人们对复辟帝制的担忧，但这一典礼与复辟帝制本无内在的关联。退一步说，它仅仅是有复辟帝制的嫌疑，而不是所谓“帝制之先声”。因为“倒放电影”的认识方式和彻底倒袁的话语环境，1914年的祭天典礼不免被重构成了袁世凯窃国称帝的“罪证”，这不是历史主义的态度。
　　1914年袁世凯的祭天典礼，在一定程度上是中国传统“礼治”的回光返照，但在“天道民事为主”的共和时代，这一典礼总不免带有试错性的悲剧色彩，为后世留下了一个不可回避的镜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