域”具有主体涵盖面广泛、内容极具批判性、媒介功能强大、公共舆论作用效果明显等特点。中国市民社会与网络公共领域存在双向互动、相互依赖关系。网络公共领域在促使信息传播的民主化、培养民众的批判精神和民主意识、为市民社会组织的发展提供新场域三方面促进了中国市民社会的健康生长和发展。而市民社会的不断成熟也为网络公共领域提供了丰富的主体资源，使网络公共舆论走向理性和成熟。市民社会的日趋成熟会最终把网络公共领域纳为自己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关键词：公共领域；网络公共领域；市民社会；网络政治
　　中图分类号：c912.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2)08－0149－04
　　一、“公共领域”的一般含义
　　尽管汉娜·阿伦特很早提出公共领域理论，但让“公共领域”概念风行一时的是哈贝马斯。哈贝马斯对公共领域的定义是：“首先是我们社会生活中的一个领域，它原则上向所有人开放。在这个领域中作为私人的人们来到一起，他们在理性辩论的基础上就普遍利益问题达成共识，从而对国家活动进行民主的控制。”尼古拉·加纳姆指出，尽管哈贝马斯的原始取向存在着许多可以改进之处，但是他的核心想法仍然非常有益：首先，公共领域概念始终把大众媒介的制度和实践同民主政治的制度和实践之间经久不变的关联作为关注点；其次，哈贝马斯没有忘记，任何公共领域都存在必要的物质基础；再次，它避免了“自由市场／国家控制”这种简单的两分法，视公共领域的功能为在市民社会和国家之间进行斡旋。基于此，真正的公共领域应该至少具备三个条件。www.11665.CoM
　　第一，由超脱于个人或利益集团私利之上，不受公共权力约束的私人自愿组成的一定规模的公众。公共领域向所有人开放，其主体应是具有独立人格的社会公众。他们基于某种普遍利益的关注。在一定的公共空间中进行广泛深入的自由对话和讨论。他们既能够自由地集合和组合，也可以自由地表达和公开他们的意见，从而在这个私人领域和国家之间的中间地带，形成对社会生活的调节和对国家政治的影响和监督。
　　第二，形成具有强烈批判性的公共意见。公共领域是以批判意识为核心、以对国家权力进行批评与监督、控制为主要特征与目标的公共意见。哈贝马斯认为，公众舆论的主要功能是通过对国家权力的批评，监督并最终控制国家权力；当然，这种批判必须建立在公众理性的基础上，以最大限度的理性作为批判尺度。批判的尺度是公共舆论的一个核心问题。人们在公共舆论对国家权力进行批判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公认的可以作为讨论依据的理性尺度，公众据此做出独立于公共权力领域的理性判断。所以，公共领域是以批判性为其精髓的，以批判为目的，并形成坦诚交往的氛围，由此对公共事务做出独立于公共权力领域之外的理性判断。
　　第三，以公共媒介和公共场所作为公共领域的物化形式。关于新闻媒介在公共领域中的地位与作用，哈贝马斯在论述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形成及政治功能的转型时都有充分的阐释。媒介与场所决定着信息的数量和流向。公共媒介和场所是社会公众表达和传播自己意见并使之对以国家权力为主体的公共权力施加影响、约束乃至监督、控制的物质基础。历史上它们曾经以宴会、沙龙、剧院、咖啡馆乃至街头集会、广场演讲等形式出现，在现代社会中，它们主要表现为报纸、广播、电视等。但报纸、电视和广播等传统媒介属于单向非沟通的媒介，在单面的、甚至是虚假的信息面前，参与者的理性和独立毫无意义。哈贝马斯指出，19世纪中后期以来，正是大众报刊在资本权力和政府组织的双重影响下，导致出现资产阶级公共领域衰败的形式。因此，现代公共领域必须具备了能够保障参与者充分沟通的媒介和场所，才能对公共权力真正产生制约效果。
　　二、互联网语境下的中国“公共领域”
　　19世纪以来，由于国家与社会的分离逐渐消失，社会领域与内心领域产生两极分化，更重要的是大众传媒日益商业化、娱乐化并被国家控制，公共领域作为一个独立的领域面临被瓦解的危险，哈贝马斯描述的公共领域被置于理想状态，公众重新面临和担负着重建公共领域的任务。互联网这一新媒介的产生和信息技术的广泛使用，极大的拓展和延伸了人们生存和发展的场域，网络的开放性、平等性特质以及对传统权威的消解塑造了一个全新的公共领域形态——网络公共领域。当代公共领域研究在理论上的发展和在实践中的运

用，大都伴随着将其剥离哈贝马斯所作论述的具体语境，并将之加以移用。在网络时代，不能机械的套用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要结合当前互联网发展的现状和我国市民社会的实情，用发展的观点建构网络公共领域并探求其在当代社会情景下的现实意义，赋予它新的内涵和注释。
　　首先，网络公共领域的主体涵盖面广泛。网络开放性和超越性特征决定了网络公共领域覆盖面很广，参与的主体具有广泛性和代表性，彰显了极强的民间生命力。他们通过网络进行自由意志的表达的门槛并不高，可以不受现实时空限制而聚集在一起，针对某些普遍性的社会事件和基本问题迅速聚集在一起，从而为公共意见的形成提供了深厚的民意基础。中国网民数量已经多年蝉联世界第一。2012年1月16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2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1年12月底，中国网民数量突破5亿，达到5.13亿。互联网普及率达到38.3％，涵盖了不同的年龄、职业、学历等领域。由此可见，网络领域的主体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着整个社会主体，合理的、具有建设性的网络舆论理当进入公共领域成为公众舆论。
　　其次，网络公共领域的内容极具批判性。公共领域的精髓就在于它的批判性。批判意识应当、也必须是公众意见的精髓和核心；仅仅表现为拥护与赞成的一致性意见，不是公众意见。网络造就了一个没有垄断没有权威而又能量巨大的不同“意见自由市场”，为批判精神的产生和公众舆论的生成提供了崭新的公共空间。在虚拟社会中，网络公众的匿名性使得讨论者能够超脱现实社会中的种种束缚，较少顾忌地就自己所关心的问题进行自由的、批判性的讨论，从而有利于批判精神和反思精神的培育。可以说，对公共事务和公共问题强烈的批判意识和公众监督。已经成为中国网络公共领域的最突出特征。在很难通过传统媒体正常表达民意的情况下，一般民众只有选择没有主流意识形态和权威机构垄断操控的网络，以理性或者非理性的批判形式集中表达经济、政治等各方面的利益诉求，挑战已经结盟的知识精英、权力精英和财富精英，使网络成为一种重要的社会批判工具。他们所批判的对象主要是以国家权力为核心的社会公共权力，但批判不是目的，更重要的乃是通过批判达致对国家权力的监督、规范乃至控制。如此，网络公共领域不自觉的生成了一种更为开放、更加自由、更能呈现真实意见的批判机制。 再次，网络公共领域的媒介功能强大。互联网为公共领域的参与者提供了最理想的沟通媒介。web2.0时代更注重用户的交互作用，它包括了微博、博客、播客、维基、p2p下载、社区、分享服务等，以其平等性、开放性、真实性、聚集性、自组织性等特征为网络表达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持。网络搭建起来的虚拟社会消除了现实社会中既定的歧视和偏见，每个参与者的肤色、种族、国籍、年龄和性别等先赋性的个人信息被完全的屏蔽，每个人都有自由平等的话语权。网络使大量公共事务进入公众的批判视野，分散的网民可以不受现实的干扰和压力。完全自主选择并决定自己以何种方式、身份进入网络对公共权威、公共政策和公共事务进行批判，形成没有言论打压、平等开放的互动情境。同时，公众还伸展了个人的权利和能力，消解了传统的金字塔模式的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和体制，并建构起一个理想沟通情景中的论辩体系。“web2.0通过上述革命性的传播方式为网络沟通与交流建立了以开放个人为主体的意见表达机制、以开放动态互联网为技术平台的意见组织机制、以自组织的弱联结为主要联结方式的意见传播机制，从而使得网络表达变得更加开放多元、成熟理性和集中有序。”
　　最后，网络公共领域的公共舆论作用效果明显。“有些时候，公共领域说到底就是公众舆论领域，它和公共权力机关直接相抗衡。”网民通过网络发布的一些带有普遍性的社会事件和基本问题就是社会现实中矛盾冲突的集中体现，往往与社会民众自身的利益和要求、相关的公共利益以及社会正义感联系在一起。某些新的带有普遍性的社会事件或社会基本问题在网络上展现出来后，网民会产生类同情感共鸣和互动，自发地产生各种情绪、愿望和要求，这些心理意识和诉求如果不能被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和社会正统心理公开表达或实现出来，受抑制而郁结为民隐、民怨，郁积已久的这类社会潜意识便会迅速在网上涌动、凝聚，形成公共舆论。网民在网络思潮中针砭时弊，剖析得失，陈述利害，坦

请求，实质就是向有关权威机构或人士施加压力。以影响国家权威评价的决策行为，最后达到国家权威评价与社会民众评价活动倾向和要求相一致的实践结果，从而使一些带有普遍性的社会事件和基本问题予以妥善解决。近几年来从湖北巴东县邓玉娇案、重庆打黑风暴到腾讯与360相互攻击、上海世博会，再到7.23动车追尾、佛山小悦悦事件、郭美美事件，中国大地上发生的许多重要事件和热点问题都与网民的积极参与形成巨大网络舆论有关，网络舆论直接推动网络公共领域的蓬勃兴起。
　　由此可见，网络已经成为汇聚中国网民意见和思想、形成公共舆论的重要阵地，中国网络公共领域初步形成，并在一定程度上开始与现实公共领域和政治过程密切联系，有利于促进中国政治文化由传统的非参与性政治文化向现代参与型政治文化的转型。
　　三、互联网对市民社会发展水平的提升
　　从目前中国社会变迁的现实来看，国家与社会的分立并未完成，社会一直没有形成独立自治的结构性领域，国家对社会生活的主导作用依然明显。即使如此，市民社会理论作为一种规范性理论，为在当下制度环境的夹缝中艰难成长的准市民社会提供了理论支撑，其基本实践原则和理论诉求蕴含着不容置疑的民主价值。“中国的市民社会乃是指社会成员按照契约性规则，以自愿为前提和以自治为基础进行经济活动、社会活动的私域，以及进行议政参政活动的非官方公域。”互联网自从问世以来就被认定具有内在化的民主潜力，它是在传统媒体之外的信息传播和动员的又一个媒介和渠道，以其有效性和灵活性满足了个人表达和参与公共生活的需要，成为新的公民政治参与工具。虽然这种工具不能保证政治的民主转变，但它的出现扩大了既有的“非官方公域”，必然会推动中国市民社会的健康生长和发展。“互联网帮助创造了社会资本。在中国，建立在公民权利义务基础上的现代社会资本的增加，是中国市民社会成长的表现之一，更多个人通过网络加入到公共领域中，有利于发挥公民享有的宪法权利。催化中国迫切需要的民主进程。”嘲
　　首先，互联网促进了信息传播的民主化，凸显了公民的权利与自由。市民社会的本质就是民主社会，尊重公民自由意志的表达。公民参与政治生活是市民社会最重要的政治内涵，同时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重要体现。在中国的现实语境中，传统媒介被高度垄断，互联网成为政府唯一无法完全垄断的媒介。对于大多数普通民众而言，参与公共生活、表达自己意见的渠道极其狭窄单一，整个社会的舆论由官方主导和控制，新闻舆论作为传声筒主要传递官方舆论，民间舆论则被放在次要位置上。在互联网进入中国以后，历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统计报告均显示，对于中国网民而言，搜索引擎和网络新闻的使用率多年来一直在互联网应用中高居前列，获取资讯是上网的主要目的之一。普通网民对内容的贡献早已超过官方和商业机构。网络信息量的无限以及wb2.0应用的全面铺开，更多的网民在网上不但是信息的接受者和传播者，同时还成为信息的生产者。公民获取信息的成本大大降低，所获得信息的丰裕度和即时度也都有了很大提高。在分权、匿名和灵活的网络公共领域里，公民第一次拥有了对公共事务进行评论、交换意见、形成舆论的场所，获得了真正的公共话语权，对社会事务的知情能力大大提高。需要指出的是，西方主要是把互联网作为市民社会组织开展活动的手段与工具，而当前中国的互联网不仅是增强公民政治参与度的利器，其本身已经成为公共政治活动的重要领域。换言之，互联网的社会政治功能比其商业功能更突出。
　　其次，互联网培养了民众的批判精神和民主意识，成为社会公共生活中不可忽视的监督力量。市民社会要求社会必须监督政府行为，保证权力在正当的范围内和预定的轨道上运行。在网络公共空间中，批判越来越成为展现自主意识和自由精神的思想模式，在一次次网络公共事件中表现出挑战国家、消解权威的抗争性。互联网激发了公民参与政治的热情和积极性，培养了公民的批判精神和民主意识，为公共抗议和群众监督提供了新的动力。作为公共领域的局部呈现，互联网主要是一种问题表达，使公民社会有足够大的力量防止政府过分自主而不对社会需求作出反应。网络民意是一种来自大众和底层的原生态的真实表达。人们对垄断部门等特殊利益集团的不满、对权威的不信任、对腐败的痛恨、过高的基尼系数以及部分弱势群体没有分享改革的成果反而承

担了社会转型的代价等都会刺激人们的社会心理和思想情绪，在难以通过传统媒介表达的情况下，人们自然的选择网络这一开放虚拟的媒介，以批判色彩十足的网络舆论甚至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激烈形式表达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思想倾向。 网拓展了社会组织的存在和发展方式，为市民社会组织的发展提供了新场域。市民社会组织是市民社会的核心要素，是市民社会的基础和主体。对于各种现有的社会组织而言，经常性的实地集会存在着地理位置和社会地位不同带来的诸多困难，而各种以网络论坛为依托的虚拟社群很容易成为一种替代性的活动场所。随着知情能力和评论能力的提高，公民深层次的权利意识进一步觉醒，他们对社会生活和社会决策过程的介入程度越来越高，试图通过加深网络交往来维护自身的权益，这为更广范围和更深程度上公共领域的构建创造了可能。在网络公共领域中，网民可以超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方便快捷地建立各种虚拟社群，极大地加强了民众之间的联系。虚拟社群是由具有共同兴趣及需要的网民基于网络人际关系而构筑的新型社会集合体。同时。虚拟社群的活动并不仅限于虚拟空间，它可以跨越虚拟社会和现实社会，组成以网络为依托的民间组织，从而突破网络无中心、分散的结构限制，使网络公共领域向纵深方向发展。“网聚”或“版聚”就是常见的集会形式。
　　四、市民社会的发展对网络公共领域的强化
　　中国市民社会的发展与网络公共领域的形成呈现出双向互动、相互依赖关系。从历史上看，公共领域本身就是在反抗专制国家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公共性”、“公共美德”、“公众舆论”支持了言论、出版、结社及其他公众共享的自由。中国网络公共领域已经初步形成，但尚未完全发育成熟。市民社会的发展反过来也促进了互联网影响力的扩散和人们进行网络表达的主动性。公民出于对公共议题的参与、对共同利益的关注以及各类社会组织正常活动的需要，都促使网络公共领域的最终完善和形成。在中国，公民坚持维护真正的信仰和思想的权利、言论表达的权利、个人安全和尊严的权利、结社的权利、拥有财产的权利，使这些曾经遭受极度否定的价值和权利成为中国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基石，这是网络公共领域得以顺利形成的重要因素。“一个在政治上发挥作用的公共领域，需要的东西比宪政国家的制度保障还要更多：它还需要文化传统和社会化范型的支持精神，需要政治文化，需要一个习惯于自由的人口。”
　　第一，市民社会的发展为网络公共领域提供了丰富的主体资源。网络公共领域的生命力就在于有一批批判和反思精神的公众。市民社会的精髓是公共生活中的公民参与。市民社会是自由的公民和社会组织机构自愿组成的相对独立社会，每一位公民的权益、要求、意愿等都能得到充分的尊重和实现。公民是最高意志的载体，公民的自由是最高的善。随着市民社会的渐趋成熟，在社会变迁中成长和活跃起来的个人和社会组织越来越变得理性，越来越具有民主意识，这使得他们在网络上自由、平等和公开的讨论成为可能。事实上，只要不触及到意识形态底线。网络活动的空间相当广阔，这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走入互联网，促进了互联网的进一步扩散和网络影响的不断扩大。市民社会组织愈发达，公民的自组织水平就愈高，网络公共领域活动就越有序。他们通过廉价高效的互联网相互交流，组织社会活动。虚拟社群的成员联系以及社会运动和网络抗议需要借助网络传递信息，以动员和组织更多的公众参与。目前活跃的环保组织、保障妇女权益组织、保护消费者权益组织等非政府组织主要以互联网为主阵地来吸引广大民众的参与。近年来，举凡与公众相关的公共决策，无不成为网民热议的对象。一些官方机构或网站常常就某些热点问题展开网络调查，这已经成为一种常见的政治参与方式。
　　第二，市民社会的发展促使网络公共舆论走向理性和成熟。根据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网络公共领域必须遵循理性原则，以理性作为批判的尺度。或者说。理性的启蒙可以看作是公众舆论形成的前提之一。但在中国网络公共领域，中国网民存在着网络言论中的谩骂攻击、情绪宣泄、自说自话等非理性和不成熟特征：网络舆论形成过程中会出现“沉默的螺旋”现象；由于群体极化和从众心理的存在，大多数情况下网民缺乏理性、反思和对话，出现网络暴政；难以逾越的巨大数字鸿沟等等，这一切都离公共领域的理想相差甚远。造成这些问题的一个

重要原因是目前中国市民社会的不健全不规范。可以说，市民社会的生长状况为网络公共领域的形成奠定了重要的现实基础。中国市民社会发展的相对滞后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网络公共领域的发展，中国网络公共领域的发展领先于现实市民社会的发展状态。这主要是由于在现实政治过程中，传统媒体还没有条件容纳更多民间声音，中国普通公民的政治参与途径较为缺乏，政治关注难以有效体现出来，而互联网正好填补了此项空缺，网络空间的相对开放和相对自由状态为公民政治参与提供了重要的渠道。不可否认的是，虚拟社会就是现实社会的折射和反映。网络群体道德水平不高很大程度上源于现实社会的道德滑坡。因此，现阶段，还需要大力加强公民道德建设，增强网民责任意识，培养网民的理性精神；发挥主流媒体的舆论导向作用，重视网络意见领袖的影响力；网络立法和政府引导相结合，放宽对社会组织的管理。相信随着市民社会的逐渐成熟，中国网络公共领域必将出现充分的讨论和严肃的批判，网络公共舆论最终披上理性、宽容、开放、自由的精神外衣。
　　总之，在当前的中国，网络公共领域的生成促进了市民社会的成长，互联网作为广大民众的表达平台扮演着基础性的支撑作用。而市民社会的发展又进一步激发了民众的表达欲望，带来网络公共领域的进一步繁荣和完善。但必须指出，如果将来中国有了相对成熟的市民社会，普通民众在现实中拥有多种政治表达和参与渠道。网络公共领域可能将不复存在，最后完全转化成市民社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