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作者：姚士梅

　　摘 要：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化与城镇化成为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和社会全面发展的主要驱动力。城乡规划、交通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的建立促进了城乡一体化发展，缓解了城乡二元结构矛盾。但由于我国人口众多，基础设施建设不足，城乡化面临的主客观因素复杂，发展协调性问题日益突出。大城市尤其是百万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城市盲目蔓延，生态环境污染与破坏严重，发展严重不协调。针对我国特大城市发展问题，对其发展背景、模式构建等根本性问题进行初步的探索研究，以全面促进特大城市健康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特大城市；协调性发展；可持续发展；发展模式
　　abstract：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are the driving force of economic growth and social development， since china carried out its policies regarding reforming and opening. due to a huge population， inadequate infrastructure and some other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factors， the urbanization was too quick and out of order in some places， which brought a series of problems and challenges.the realistic reflection targets： the urbanization rate was arguably inflated， water and soil resources were over consuming， urban and rural economy grew very disequilibrium. to promote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and achiev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metropolis， this paper studied the developing background， challenge an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model.
 　　key words：metropolis；urbanization；coordinated development；model
　　中图分类号：c91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144（2013）-06-08-（7）
　　1 特大城市协调发展的研究背景
　　世界各地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在过去100多年对社会经济产生了巨大影响。wWW.11665.cOM城市化几乎被作为是现代化和经济增长的直接指标[1，2]。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增长保持着快速发展态势，综合国力与工业化、城镇化、建设的现代化取得了世界公认的辉煌成就，中国人发奋图强的精神与毅力，在我国政府建设方针与政策指引下，犹如一部荡气回肠的发展史诗。我国的综合国力与工业化、城镇化及城乡一体化的建设取得了辉煌的成就。2012年我国城镇化水平达到了52.6%，达到了发展中国家的中等以上的水平。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认为中国的城市化将是区域经济增长的火车头，并对中国产生最重要的经济利益。
 　　由于工业化和现代第三产业（服务性行业）的巨大进步与产业转型，每个地区的城市，特别是大城市的由内向外的扩展已经进入到高速发展的高级阶段，中心城市的向外蔓延、扩散（开发区、大学城、房地产等）波及到城市区域范围，特大城市的建成区成倍增长，尤其是我国的沿海城市（表1）。由于我国在发展过程中明显的“城市偏向政策”，从农业中获取剩余补贴工业和城市的发展，大量的生产要素和资本向城市集中，在推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同时，城乡差距越拉越大。针对上述严峻问题，李克强总理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指出，城镇化作为我国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我国要摆脱传统城镇化的老路，走新型城镇化的道路。近郊城市化、工业化，城市内部的功能、人口迁移、市内交通网络体系的完善及其走廊式发展，迫切要求特大城市的协调性发展，减少基本建设投资，提高城市建设经济效益，以致空间组织的完善及其等级提升，运用协同系统，构建协调发展的创新模式[3，4]。[论文网]
 　　我国沿海特大城市建成区每年都在扩大，人口规模也不断增大，城市地位也在不断提升，产生巨大社会经济效益的同时，特大城市的协调发展仍然存在巨大的城乡差异和地区差异，城市的社会问题、交通问题以及种种生态安全与环境问题也产生了极大的难题，不少地方的城镇化进程过快，脱离了循序渐进的原则，超越了正常的发展轨道。其表现为人口城市化率虚高，水土资源消耗过度，城乡发展不均衡[5]。创新城市的显著成果也不断被各种“城市病”所损耗[6]。这些问题给城市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挑战，是当前特大城市需要解决的迫切问题。
 　　2 特大城市发展的特征与问题
　　1990年以来，全球化、城市化与区域发展优势过程的相互作用下，特大城市生长发展有了一个深层次广域的地理基础。城市不再是简单个体，而是一个复杂的地区协作的群体，全国已形成了六大城市群，成为全国经济发达、产业集中、城镇集聚的现代化区域（图1）。也就成为特大城市生长发育过程的网络性、协调性的空间载体。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社会生产力突飞猛进，国家的经济实力与国际地位大幅提升。2005年，gdp总量仅有16万亿人民币；2008年增加到30万亿；2012年提升至51.9万亿人民币，经济总量上已经超过了德国、日本，仅次于美国，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的经济实体[7]。2012年，人均gdp达到了6100美元，在金砖五国中排在首位。有了强大的经济实力后，我国各类城市发展壮大起来，其中100万人以上的特大城市增长很快。2011年我国特大城市的数量达到64个，其中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市人口超过1000万（包括暂住人口），我国成为世界上各类特大城市、特大城市最多（表2）、城镇总人口最多的国家。城镇化将对我国的现代化进程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也是我国将来列入世界先进发达国家的重要标志之一[8]。

　特大城市都是各地重要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科技中心，具有人口集中、产业集聚、交通发达、信息现代化的主要特点。我国的特大城市（100万以上）按非农业人口计算，2011年有64个，总共有2.11亿人，其中200万口以上的超大城市有24个，全国城市人口排名最多的城市有上海（1240.189万人）、北京（987.5万人）、武汉（563.06万人）、重庆（806.46万人）、广州（671.32万人）、天津

（578.37万人）、香港特区未计入（城市人口710万）。我国的特大城市其功能特征、生长机制及其发展动态，主要有三大特点：
 　　（1）城市功能集中表现在综合职能，大多数都是省会城市，工业基地与交通枢纽，城市创新能力强，产业集群高度集聚，发展潜力巨大。据统计分析，全国64个百万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中，其中26个是省会城市和4个中央直辖市。全国最重要的工业基地（如上海、天津、沈阳、武汉、重庆、广州、南京、长春、包头、哈尔滨、吉林、太原、唐山等）有38个，最重要的交通枢纽（如北京、上海、武汉、广州、天津、沈阳、哈尔滨、南京、郑州、徐州、西安、兰州、石家庄、济南、昆明、成都等）有16个，其中兼有港口城市性质的有10个左右，以上这些城市也是我国科技文化教育产业的中心，特别是文化产业最集中最活跃的城市。
 　　（2）特大城市不仅是我国的城市化的核心基地，也是我国农民工流迁与暂住人口最集中的地方（表3），为我国的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与科技人才，全国两院院士的人数有72%集中在北京、上海、南京、西安、武汉和天津，是我国创新型城市模式的最重要的发源地和智库。
 　　（3）经济高度集中，人口规模不断扩大，建成区发展迅速，特别是沿海那些具有优越的区位优势的海港城市和工业基地，交通运输发达，境外投资比较集中，新的开发区与高新技术开发区发展势头甚好。因此，这些特大城市郊区城市化，城市蔓延扩展很快。
 　　然而，我国幅员广大，各地具体的自然条件千差万别。因此，各地的特大城市的区域发展条件也有明显的不协调性，特别是东部沿海地区与中西部不发达的内陆地区，特大城市的经济结构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的差异性。当前，在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特殊体制下，城乡差距不断拉大（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由1978年的2.56：1，扩大到2009年的3.33：1，到2011年沿海发达地区与内陆省区比较，收入差距扩大到4.21：1）。城市郊区、农村地区的“三农”问题日益凸显，党中央认为解决好“三农”城乡差别问题成了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9]。城乡二元结构与城乡差别在有些大城市周围缩小趋势不明显，甚至还在扩大。
 　　城市发展伴随着社会经济高度发展而日趋现代化，人类为了生活得更美好，集聚在现在城市中，开展各种物质交流与社会活动，创新科学文化，促进社会进步。当代大都市的光彩璀璨夺目，市场繁荣。新材料、新结构和新设备的应用，创造了20世纪特有的建筑形式，大部分也集中在特大城市里。吴良镛院士：“21世纪将是一个城市化的时代”。
 　　在新世纪里，全球化与多样化的矛盾更加尖锐。一方面，产业转型、产品升级、金融集中、信息和交通网络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全球化意识成为共同的取向；另一方面，区域差异客观存在，城市不协调发展仍很突出。现代城市化规模浩大，城市化发展速度空前，有些学者认为我国城镇化出现了“冒进式”的态势[10]，甚至是城市化的大跃进[11]。吴良镛院士认为，工业革命后，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取得了骄人的成就，也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人口爆炸、农田被吞噬，空气、水和土地资源日渐退化，环境祸患正威胁人类[12]。
 　　特大城市功能集中，产业经济紧凑发展，人口规模越来越大，但特大城市功能复杂、个性发展不够、产业开发重复、创新能力不足，特大城市的协调发展模式，是我国城镇化的核心问题。为此，特别需要加强城市的协调发发展，全面提升中心城市的创新功能，在城市成长过程中，明显表现出如下一些负面影响：
 　　（1）城市系统相互作用的复杂性、系统性与地域性，往往一个城市职能过多，功能集聚与个性发展过程中带来不协调性，影响到城市有机体的正常发育和舒展。
　　（2）城市区域内基础设施不完善，管理机制不严格也影响到城市各部门、各团体、各企业之间的协调发展，造成用地不集约、交通运输不畅，以及“城市病”日益增加。
　　（3）城市功能作用与地域之间缺乏完整性，这样又影响到城市空间网络之间的功能结构有较大的差异性，使之城市发展缺乏协调机制，造成城市成长过程中问题不断滋生，影响到人与社会的和谐。
 　　（4）城乡关系不协调，存在二元经济结构，长期不得解决。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公共服务设施的空间配置对于弱势群体缺乏一定的公平性。
　　3 特大城市协调发展与模式
　　特大城市的协调发展，理性扩展都涉及一个区域范围，有它的空间尺度，也有它的城乡发展问题。具有综合观点的著作等身的城市规划学家芒福德（lewis mumford）多次强调过，“区域是一个整体，而城市是其中的一部分，城市及其依赖的区域是城乡规划密不可分的两个方面”，所以，真正成功的城市规划必须是区域规划，区域规划的第一不同要素需要包括城市、村庄及永久农业地区，作为区域综合体的组成部分[13]。只有建立一个经济文化多样化的区域框架才能综合协调城乡发展。因此，特大城市协调发展的模式，必须从大的地区范围视角去思考，才能真正解决特大城市发展的一些关键性问题。
 　　3.1 特大城市协调发展要求工业城市走“去工业化”发展路径
　　当前，我国许多特大城市都是综合发展的省会城市与工业基础较好的经济枢纽城市，能耗高、耗水量大、空气与水质污染较重，市区的洁净度及其生态环境质量较低。因此，特大城市要实现协调发展，其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实行产业转型，走“去工业化”发展之路，实现低碳城市的转变，特别要求重工业的转型。根据国内先进城市的经验方法，主要采取三种路径：

　3.1.1 盘活存量，促进原有产业的整合与升级
　　许多工业基础好的特大城市，都已形成了强大的产业集群，如南京市解放后的60多年来已形成了全国著名的四大产业基地（石油化工、机械电子、钢铁与建材工业），不仅产量在全国占重要地位，而且根植性好，经济效益高。这是多年积累下来的优势，这个“根”不能丢，否则生产性服务经济、高新产业的成长都会成为无水之源、无本之木。我国特大城市中，大部分原有工业基础强，效益好，但能耗、地耗、水耗都比较高。因此，这些城市的产业升级，走低碳经济之路，首先立足于各大城市产业集群式的整合和升级，建立在盘活存量的基础上，让原有的产业也同时走上升级的道路，逐步走轻型工业化道路。如我国的上海、大连与天津的做法，具有先进性、推广性，对于逐渐形成的几大主导产业集群，通过资本与制度政策的安排，吸引高端技术和高端人才（包括国外高管人才的引进），完成产业集群的升级。
 　　3.1.2 引进资本与技术，推进特大城市工业园区高端化进程
　　全国有56个国家级的高技术工业园区，80%集中在我国60个特大城市，同时还有相当数量的省级工业园区，吸引外资最多，高端产品在世界市场上占有一定地位。近几年来，我们通过特大城市工业演进路径的研究表明：产业革命是推动工业园区高端化的动力所在，能够把握新时代的产业发展潮流而建立或调整的产业园区往往能在新一轮的产业革命下成为产业高地和增长引擎。例如：上海张江高技术园区，苏州新加坡工业园区以及大连、青岛等城市，它们集中紧凑

布局工业项目，促进工厂园林化，集约用地，节约能耗，使得特大城市生态环境有较大的改善，促进特大城市理性成长与协调发展。
 　　3.1.3 特大城市的扩大与质量提高协调推进
　　由于特大城市的引力场强势，社会与经济效益高，城市生活水平高、层次多、花样多、城市增长的势头越来越大，所以，特大城市每年都在扩展、蔓延，造成了一定的“城市病”，与现代化城市发展水平有较大的矛盾。因此，我们必须按照科学发展观，切忌相互攀比，盲目的做大做强。依据我国的国情国力，适度建设特大城市，提升特大城市的生活质量、建设质量、居住质量和环境质量，这才是真正符合我国城市发展的健康之路。
 　　3.2 城市功能适当“减负”与空间组织结构合理化的范式
　　由于我国特大城市区位优越，原有的经济基础设施、城市设施齐备，大多数省会城市功能齐全，综合发展，既是大区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又是工业基地和交通运输的枢纽城市。因此，我国的特大城市功能越来越复杂，人口规模越来越大，建成区不断扩展，空间组织紊乱，造成无序蔓延的局面。
 　　如果我国的特大城市的城市职能不适当的减负，综合功能越来越多，势必造成特大城市的“城市病”难以治愈，生态环境问题难于解决，根本谈不上城市如何协调发展，如何构建和谐社会也是乌托邦式的空想社会。例如京津地区近几年来，平均地下水严重超采，每年达6亿立方（据地质矿产部地质调查所资料），将会对本地区城镇化与工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近10多年来，我国一些城市政府对城市功能采取了适当减负的措施，疏散中心城区的工厂、企业，疏散中心城区的过密的人口。合理组织城市空间，功能分区明显，对城市协调发展起到关键作用。以北京为例，，对北京的四大功能，10年前国务院审批北京城市性质时，不提“全国的经济中心”这一重要职能，将市区西南的石化企业、钢铁企业迁到河北省黄骅沿海地区建新厂，北京市就减少了30多万职工与家属，同时也对城市内延减负起重要作用。现在的北京的城市性质定位是：首都、国际性城市。城市功能减负对于北京的协调发展，建设创新型国际城市产生重要作用[14]。上海老城区，自浦东开发之后，最近10多年来，也从浦西地区迁移120多万人，分布在浦东、闵行、嘉定一带，使之上海的发展在交通、市容、市场、环境方面有了很大的改善，有了新的起色，朝着国际化大都市迈进了一大步！
 　　3.3 特大城市有限空间组织优化的发展模式
　　当前，我国特大城市协调性发展有着良好的发展趋势，特别是原来自然地理条件与城市形态发展比较优越的一些城市（南京、武汉、重庆、西安、杭州、苏州、福州、大连、青岛、深圳、济南、南宁、长沙等），城市发展空间有山有水，湖光山色与河海相依，城市建成区的空间扩展会展现多姿多彩的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
 　　这些特大城市的建成区核心区地处于网络化大都市的地域空间之间，这是一种应当给予重视和总结的有限空间组织的创新模式。在空间组织上，网络化、地域化、城乡一体化的特大城市发展不仅继承了传统核心城市的合理发展模式（有一个比较现代化的中心城区或称之为“cbd”的核心区），提升了中心城市的辐射能力，使之城市品味逐步升华；而且在发展战略上，为了避免城市人口与产业过度集聚，改善城市环境质量，积极围绕核心城区规划建设其他子母型组团式的多层次副城，合理布局人口规模，强调构建面向城乡区域、开放型、多次中心城区的城镇空间格局，有利于我国特大城市的合理舒展，理性发展，健康的持续发展。
 　　具体的思路，做法和掌握的尺度主要有三个方面：
　　3.3.1 有限空间组织优化的战略战术之一：集中与分散
　　这是一种中尺度的具有近远期结合的协调性发展策略，特大城市的建成区地块超过250平方公里或300平方公里以上的特大城市，应根据城区的自然地势，山水布局与交通走廊的条件，不仅建成区内功能分区适当做好地理分工，（商业区、文教区、公园休闲区和一些轻型工业生产区、高新技术集中区与公共事业集中区等），而且从长远的视角分析，要建立一种战略性的长远发展目标，适当集中，有疏有散，包括建设副城、新区、重点镇，建立统一的市政设施网络，普及交通设施公交化、服务设施系统化以及城乡协作关系的和谐化等等。有限空间组织优化关键在于建立每一个大都市圈便捷的路网与主干道空间可达性，使之交通设施现代化、公交化、市民化，当然，这种通达性应与区域、中心城市等级体系相符合[15]。这里提出的战略性发展计划，协调好主城与副城的关系，组织新型产业，新的科学创新园区，建设美好的人居环境等，应综合考量城市空间发展和社会经济发展及体制与制度的转型变革，要有利于特大城市合理发展和现代化的城市建设，也要有利于大城市所在地区的城乡协调发展和生产力的高质量发展。

　　3.3.2 有限空间组织优化的战略战术之二：整合与完善
　　优化城市空间布局还要从城市形态的演化过程中加以整合与完善，从过去的粗放式发展转入集约化的有机模式，从过去单要素、单中心转入复合式的多元化、多层次发展的模式（例如城市交通多元化——地面上公共交通、私人汽车、地下轨道交通与跨江隧道工程以及地面高架快速干线等，已进入了多维空间的创新发展）；从过去盲目扩散的“摊大饼”模式转入到集聚型的“蒸馒头”的聚合模式。这些新的创新模式实际上是一个城市的“精明增长”，通过整合与完善，逐步提高社会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综合发展之路。
 　　特大城市应组团发展，切忌“摊大饼”的模式乱开发，带动城乡有机统一的协调发展。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意在构建高效、协调、可持续的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发挥城市群辐射带动作用，通过构建大中小城市、小城镇、新型农村社区协调发展、互促共进的发展格局，实现城乡统筹、城乡一体、产城互动、节约集约、生态宜居、和谐发展的新型城镇化。
 　　南京建成区598km2的广大空间，过去比较分散、杂乱，重工业区、化工区不断扩建，生态环境受到破坏，经过最近10多年的整合完善，城市生长有很大的起色。一方面加强主城区（尤其是长江以南的市区与河西新区）的建设，另一方面加大对三个新市区（副城）的投资力度，特别是加强主城与副城的交通联系（新建两个长江大桥、两个江底隧道和高架公路）（图2），使南京城区与江北新区、东山副城与仙林新城的联系越来越方便，新区、副城的市政设施、公共汽车路网与服务设施越来越完善，适度安排各大片区的人口与产业，打造城乡结合的优美环境与区域板块，展现在人们的面前是一部朝气勃勃的新城景象[16]。
 　　我国特大城市空间整合模式，创造了一些新的思路，好的经验方法，特别对于不同类型的城市网络，其空间整合战略的政策重点也有所不同，对于互补型城市网络，重点是促进城市中心与副城区的专业分工，建设时序与重点。城市功能、设施以及生活或商业环境并非在单一中心形成高度集聚，而应适当分散在特大城市各个新区、边缘区，形成规模、造就城市魅力。这样的整合就有利于全市域的交通组织、市场组织、旅游景点的组织，构建整合城乡合理发展的新型社会与创新模式。
 　　3.3.3 有限空间组织优化的战略战

术之三：管治与措施
　　城市空间管治的战略模式是从制度架构的角度建立地方主体分工与合作的制度平台，加强每个城市之间、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合作平台，有利于每个大城市的有机结合，合理发展的创新局面。同时，在改革开放深入发展时期，也可以适度扩大城市腹地范围，调整不合理的行政区划（例如安徽省撤销巢湖市、扩大合肥、芜湖、滁州的市域范围，是一种有效的行政措施，有利于特大城市的城乡协调发展）。构建网络化模式、网络化大城市的管治，应有一个比较完善又能执行的严格措施，这样就有利于市民公共道德社会化的建立，也有利于城市规划建设的管理制度的合法化、普及化。由于城市的发展涉及到城市腹地的大小，适当扩大腹地对城市协调发展提供了一个广大的空间。一般来说，城市腹地是一种松散型的腹地，是研究区域空间均质性的适度协调的重要措施[17]。
 　　在现代社会，城市的主要功能是以生产、交通、商业、文化教育、医疗、市场和休闲为主要内容的经济中心、宜居中心、信息交换与科技创新中心，所以复杂的城市有机体必须要有一个严格公共合理化管制措施与执法部门，这样才能保证现代化城市的各个要素相互配合，完善地运转与趋向公众化。
 　　4 结论与讨论
　　经济全球化推动了世界各地城市化进程，对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产生了巨大推动作用。在我国当前工业化、城市化发展过程中，特大城市功能集中，建成区发展迅速，人口规模越来越大，产业经济紧凑发展，是城市化的核心基地。但各地特大城市职能过多，基础设施不完善，功能作用与地域之间缺乏完整性，盲目扩展、相互攀比，水土资源流失与大量占用，对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产生了很多负面影响。我国特大城市协调性发展的探究，对克服快速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新矛盾和新问题，节省我国有限的水、土资源、能源及其用地空间，保障我国城乡一体化和城市化健康发展的可持续性与稳定性，实现区域空间理性发展，具有十分重大的战略和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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