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作者：颜挺亮

　　[摘要]归义军张氏初期敦煌僧界与长安僧界的多次交往中最引人注意的是大中五年（851）五月间悟真及其所率敦煌僧界使团的京城之行。到达后，在“诏入丹墀，面奉龙颜”并受敕封外，还被“诏许巡礼左右街诸寺”，因得与京城朝官及诸大德相过从并互有诗歌酬答。这次诗歌酬答既是归义军设立前夕两地僧界唯一的一次文学交往，也是整个归义军张氏时期两地间的第一次文学交往，在敦煌文学史上颇具史料意义和文学意义。其所留下的作品既是敦煌文学千年史中一批史籍无载的重要文学资料，表达了敦煌人的心声，又最早奏响了整个归义军时期敦煌文学的主旋律，为之后长时期敦煌文学主旋律作品的大量出现开了先河。
　　[关键词]归义军初期；敦煌僧界；长安僧界；悟真；敦煌文学
　　[中图分类号]k87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2）22-0035-11
　　一
　　归义军时朝，敦煌与长安间不仅进行多次文学交往，而且在大中五年（851）十一月归义军设立前夕即已进行。这种文学交往，尤以僧界为最堪注意。
　　张氏归义军初期，即从大中二年张议潮沙州起义到咸通二年（848～861）张议潮收复凉州的10多年间，敦煌僧界曾多次有重要人物前往京城，与朝廷和长安僧界发生交往。据各家的研究，张氏归义军初期敦煌僧人奉使入朝者，最著名和最重要的当推悟真及其所率僧团。除悟真外，主要的大约还有：
　　大中二年（848），张议潮起义取得胜利后，先派使团入京献表；在陆续收复伊、肃、甘等州后，大中五年（851）七月又派使者奉十一州图籍入朝，俗界有张议潭、吴安正等，僧界至少有沙州僧正慧菀。WWw.11665.Com①
　　大中五年（851），沙州都法律洪辩所遣的以悟真为主使的沙州僧界使团中，即有曹法镜其人。②
　　郑炳林认为，张议潮称司空的咸通二年至咸通八年（861～867），恒安曾奉命出使长安。③既云是在咸通二年至咸通八年（861～867），则有可能是在咸通二年（861），属于本文所说张氏归义军初期。
　　施萍婷在1990年敦煌学国际研讨会上提交的论文《三界寺·道真·敦煌藏经》④中谈及敦煌向中原求经情况时云：
　　……张氏时代，官府曾有一次向朝廷请经，似乎正史没有记载。p.4962v有这样几句话：
　　准数分折奏 闻
　　陷蕃多年，经本缺落，伏乞
　　宣赐，兼降 宣命，诏当道在朝
　　在“当道”二字旁边有小字注“先请经僧正”，说明在此之前已有一位僧正先行到达中原。从“陷蕃多年”几字可以推测出此事在张议潮收复河西以后不久，可惜目前还不能确定哪些卷号的目录与此有关。
　　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第九章《归义军时代的敦煌佛教与佛教界》第二节《九、十世纪佛教的盛衰》⑤也据施萍婷文指出：
　　张议潮执政期间（848～867）……张议潮顺应形势，除保护管内佛教教团及佛教教学活动外，还派出高僧出使中原，与长安的佛教界建立了联系，并且向唐朝请求沙州所缺经本。（p.270）并加注云：“p.4962v有残文：‘准数分折奏文，陷蕃多年，经本缺落，伏乞宣赐，兼降宣命，诏当道在朝’，下缺，但末句旁有小字曰：‘先请经僧正’，应系接读于‘在朝’二字下，惟下仍有缺文。此处所记沙州请经事，当在归义军初期。参看施萍婷《三界寺·道真·敦煌藏经》，《1990年敦煌学国际研讨会文集》，辽宁，1992年。”
　　这些僧界人物前往长安，更多的是负有政治使命，但同时也有负有诸如向朝廷请经和求授僧界领袖人物僧官职衔等宗教方面的使命。其中最典型和最引人注意的，则是大中五年（851）十一月归义军设立前夕悟真及其所率敦煌僧界使团的一次京城之行。这是归义军设立前敦煌僧界唯一的一次奉遣组成使团入京奏事之行。既然是奉遣入京奏事，那就当然带有政治色彩和宗教色彩，和使用所肩负的政治使命和宗教使命是分不开的。但从现有资料来看，这次京城之行却有一个副产品，即悟真和长安左右两街高僧乃至朝廷官员进行了一次在敦煌文学史上颇有意义的诗歌酬答。[论文网]
　　二
　　悟真（约811～895），系敦煌名僧。俗姓唐，一称唐和尚、唐僧统，敦煌人。15岁出家于敦煌灵图寺，20岁受比丘具足戒（p.3720）。唐宣宗大中二年（848），张议潮率众驱逐吐蕃时，悟真参戎幕，掌笺表，后充沙州释门义学都法师。大中五年（851），作为张议潮所派以僧人为主的较高规格使团的主使入奏朝廷（《大宋僧史略》卷下）。大中十年（856）四月二十二日，敕授沙州都僧录（p.3720）。唐懿宗咸通三年（862）六月二十八日任河西副僧统（p.3720）。咸通十年（869）十二月二十五日（已入870年），敕授河西都僧统（p.3720）。唐僖宗广明元年（880），年届古稀，患风疾，一度病危，七月七日前河西节度侠掌书改试太常寺协律郎苏翚为其撰邈真赞，内云“耳顺从心，色力俄衰”（p.4660）；稍有转机，乃自省生平，作《百岁诗》十首并序。唐昭宗乾宁二年（895）圆寂，享年约83岁。⑥可以看出，悟真虽为名僧，且曾主河西僧务数十年，实际上却与政治有着十分紧密的关系。特别是在张议潮率众起义及之后的较长时期中，实际上参与了敦煌地区的逐蕃归唐起义和归义军张氏治理敦煌的一系列活动。因此，可以说悟真是一位僧侣政治家。
　　悟真本人自视一生中最为荣耀和自豪的行事，乃是大中五年（851）作为敦煌僧界领袖洪辩所派以僧人为主的较高规格使团的主使的入奏朝廷之行。如上文所述，悟真此行，不仅使洪辩被唐宣宗敕封为河西都僧统摄沙州僧政法律三学教主京城内外临坛供奉大德并获赐紫衣，他自己也被唐宣宗敕封为沙州义学都法师京城临坛大德并获赐紫衣，而且为张议潮所派后续的更高规格的使团打下了良好基础。后来，在已“年逾七十，风疾相兼，动静往来，半身不遂”时“恩忆一生所作”《百岁诗》十首（p.2748v）中，就有一首（第七首） 颇为自豪地追忆此事，诗云：
　　男儿发愤建功勋，万里崎岖远赴秦。

　　对策圣明天子喜，承恩至之一生身。
　　然而，关于悟真此次入朝的次数和时间，学术界叙及者虽不少，却似乎一直无人专文深入论述，致使人们对归义军建立前夕悟真入京的时间乃至悟真究竟入京几次等问题，情况不明，说法不一，笔者自己于此也一直颇感迷惘。比如关于悟真入奏朝廷究竟有几次的问题就是如此。本来下文将要论及的悟真自己所写《悟真与京城高僧诗歌交往集·序》已写明：“大中五年，入京奏事，面对玉阶，特赐章服。”宋释赞宁《大宋僧史略》卷下“赐僧紫衣”条也记载曰：“大中四年六月二十二日，降诞节，内殿禅大德并赐紫，追福院主宗茝亦赐紫。次有沙州巡礼僧悟真至京，及大德玄畅勾当藏经，各赐紫。”据此，专家学者们有的认为悟真入京奏事只有一次，而有的则可能是由于对《大宋僧史略》卷下“赐僧紫衣”条中“次有”一句的“次”字理解有误，未能看到“次”字所记时间与“大中四年六月二十二日”之间，虽有可能是一后一前而又大致同时，但也有可能一后一前而并非大致同时

，有可能相距较长乃至甚久，而以为乃“一后一前而又大致同时”，从而认为其所记与悟真自己所写《悟真与京城高僧诗歌交往集·序》中所说“大中五年，入京奏事”云云所说各为一次，共有两次，即大中四年（850）一次、大中五年（851）一次。甚至连《敦煌学大辞典》辞条“悟真”的释文也模棱两可地说：“大中四年（850）六月，奉使长安（《大宋僧史略》卷下），与朝官及京城诸大德相过从，互有赠诗。五年五月，朝授京城临坛大德、赐紫、沙州释门义学都法师。”⑦直到最近两年，才有杨宝玉、吴丽娱两位先生合写的《大中五年敦煌高僧悟真的奉使入奏及其对长安佛寺的巡礼》⑧和杨宝玉先生所写的《大中二年张议潮首次遣使入奏活动再议》，⑨以及伏俊琏先生所写《唐代敦煌高僧悟真入长安事考略》⑩三篇论文专门论之，厘清其事。根据三位先生，特别是杨宝玉先生的研究，大中五年（851），至少有三个沙州使团到达京城长安。第一个使团是大中二年（848）张议潮所派以高进达为首的规格较低的10人报捷使团，该使团于大中二年（848）张议潮率众逐蕃后不久奉命出发，大中五年（851）二月到达，其规格不高，主要作用是通报张议潮逐蕃归唐消息，为后续较为正规的使团作铺垫，其重要成果之一是朝廷任命张议潮为沙州防衔使。第三个使团即张议潭所率最为正规、规格也最高的朝贡使团，该使团于第二个使团到达数月后到达，终于争取到十一月间归义军的建立和张议潮节度使旌节之获得。在这两次之间的第二个使团，即洪辩所遣由悟真率领的、主要由僧界人士组成的使团。该使团当于第一个使团抵京数月后到达，从莫高窟第17窟（即藏经洞）所存《洪辩悟真告身碑》（抄件即后文将要叙及的p.3770v《第一件告身》）时间题记是“大中五年（851）五月廿一日”可知，到达时间当在五月间。悟真到达后，“诏入丹墀，面奉龙颜”，不仅洪辩被敕封为河西都僧统摄沙州僧政法律三学教主京城内外临坛供奉大德并获赐紫衣，而且悟真本人也被敕封为沙州义学都法师京城临坛大德并获赐紫衣。细审三位先生的论述，笔者觉得其说颇善，故取其说。从三位先生的论述可知，归义军建立前夕，悟真入京奏事其实只有一次，即率洪辩遣其率领的主要由僧界人士组成的使团。前文已经说过的张氏归义军初期悟真以外入京奏事僧人之一的曹法镜，即为该使团成员之一。
　　悟真此次率使团入朝奏事，在“诏入丹墀，面奉龙颜”，唐宣宗授洪辩为河西都僧统和授悟真本人为京城临坛大德并赐紫之外，还被“诏许巡礼左右街诸寺”，因得与京城朝官及诸大德相过从并互有诗歌酬答（p.3720、p.3886、s.4654）。这是现知张氏归义军设立前夕敦煌和长安僧界唯一的一次文学交往，也当是张氏归义军设立前夕乃至整个张氏归义军初期敦煌和长安僧界的第一次文学交往。
　　三
　　悟真和长安僧界的这次文学交往所产生的文学作品，可能并未全部保存下来。那么，今所能见者究竟有哪些呢？
　　现在所知和这次文学交往有关的文献，主要见于敦煌遗书四个写卷，即p.3720、p.3886v、s.4654v和p.3770。关于这几个写卷正面反面所抄写的全部内容，《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11有较详较全著录。从其著录可知，该四个写卷所抄内容很多，其中有悟真自著者，有与悟真直接有关者，但也有既非悟真自著亦非与悟真直接有关者。那么，哪些是悟真自著或和悟真直接有关的呢？那就是如下内容：
　　p.3720的“大中五年至咸通十年赐僧洪辩及悟真告身及长安名僧赠悟真诗”和“莫高窟记”；
　　p.3886v的“京城各寺大德美悟真献款诗七首”；
　　s.4645v的“赠悟真和尚诗”等；
　　p.3770的“敕河西节度使牒”。
　　对这些文书，敦煌学界已有好几位专家学者进行过研究，并总称其为“悟真文集”12或“悟真文书集”13等。不过，所谓“悟真文集”或“悟真文书集”所包括的，并非都与悟真与长安僧界的诗歌酬答有关，有关的仅是如下内容：
　　p.3720的“大中五年至咸通十年赐僧洪辩及悟真告身及长安名僧赠悟真诗”；
　　p.3886v的“京城各寺大德美悟真献款诗七首”；
　　s.4645v的“赠悟真和尚诗”；
　　p.3770的“敕河西节度使牒”。14
　　徐俊先生的《敦煌诗集残卷辑考》将其总称之为“悟真受牒及两街大德赠答诗合钞”。15然而，徐俊先生所说的这个“悟真受牒及两街大德赠答诗合钞”中所包括的文书，却并非都与悟真与长安僧界的诗歌酬答有关。比如p.3720的“大中五年至咸通十年赐僧洪辩及悟真告身及长安名僧赠悟真诗”和“莫高窟记”两项中，不仅后者显然与悟真与长安僧界的诗歌酬答无关，而且前者中也只有一部分与悟真与长安僧界的诗歌酬答有关。这就需要从 “悟真受牒及两街大德赠答诗合钞”中究竟具体纳入了一些什么作品说起。
　　首先应当说明的是，p.3720、p.3886v、s.4654v和p.3770均是抄本，有的还是残卷，其中所抄“悟真文集”或“悟真文书集”本来就不完整。至于其中与悟真与长安僧界的诗歌酬答有关的文书，各卷所抄今可见者既多寡不一，又互有重复。好在去其重复之后，可以看出悟真与长安僧界的诗歌酬答有关的文书原卷的大致完整面目。兹据各家研究，除p.3770“敕河西节度使牒”后文再说外，按原抄顺序有如下一些：

　　第一件黄牒 p.3720，末题“大中五年（851）五月廿一日牒”；
　　第二件 p.3720，末题“大中十年（856）四月廿二日”；
　　阙题 p.3720，首句为“河西都僧统京城内外临坛供奉大德兼僧录阐扬三教大法师赐紫沙门悟真”，徐俊先生《敦煌诗集残卷辑考》云其“必作于咸通十三年之后”（872年之后）；16
　　第三件副僧统告身 p.3720，末题“咸通三年（862）六月廿八日”；
　　阙题 p.3720，末题“咸通十年（869）十二月廿五日牒”（十二月廿五日已入869年） ；
　　右街千福寺三教首座入内讲论赐紫大德辩章赞奖词 p.3720，末题“咸通十年（869）十二月廿五日牒”（十二月廿五日已入869年） ；
　　悟真未敢酬答和尚故有辞谢 p.3720、s.10534残片；
　　依韵奉酬 p.3720，署“辩章大德” s.9424；
　　七言美瓜沙僧献款诗二首 p.3720，署“右街千福寺内道场表白兼应制赐紫大德宗茝” ；
　　五言美瓜沙僧献款诗一首 p.3720、p.3886v，署“右街千福寺内道场应制大德圆鉴”；
　　五言述瓜沙州僧赠款诗 p.3720、p.3886v、s.4654v，署“右街崇先寺内讲论兼应制大德彥楚”；
　　五言美瓜沙僧赠款诗 p.3886v、s.4654v，署“右街千福寺沙门子言”；
　　感圣皇之化有燉煌郡都法师悟真上人持疏来朝因成四韵 p.3886v、s.4654v，署“报圣寺赐紫僧建初”；
　　奉赠河西大德 p.3886v、s.4654v，署“报圣寺内供奉沙门太岑”；
　　奉赠河西真法师 p.3886v、s.4654v，署“京荐福寺内供奉大德栖白上”；
　　又立赠河西悟真法师 p.3886v、s.4654v，署“内供奉文章应制大德有孚”；

　　又同赠真法师 s.4654v，署“内供奉可道上”；
　　又赠沙州悟真上人兼送归 s.4654v，署“左街保寿寺内供奉讲论大德景导”；
　　又赠沙州都法师悟真上人 s.4654v，署“京城临坛大德报圣寺道钧”；
　　又赠沙州僧法和悟真辄成韵句 s.4654v，未署名 ；
　　谨上沙州专使持表从化诗一首 s.4654v，署“杨庭贯”；
　　阙题四首 s.4654v、p.3645v，未署名，四首诗为：
　　（燉煌昔日旧时人）
　　（重云缭绕拱丹霄）
　　（表奏明君入紫微）
　　（龙沙西尽隔恩波）
　　需要说明的是，以上诗文之抄写，并未严格按时间排序。徐俊先生《敦煌诗集残卷辑考》17在总题《悟真受牒及两街大德赠答诗合钞》下校录了《第一件黄牒》、《第二件》、《第三件副僧统告身》、《右街千福寺三教首座入内讲论赐紫大德辩章赞奖词》、悟真和两街大德赠答诗，并将其中的第三件阙题拟题为《序》后移于卷首，将其中的第五件阙题文拟题为《悟真充河西都僧统勅牒》，将其中《又赠沙州僧法和悟真辄成韵句》析为二题加以校录18，其目录为：
　　[序] 释悟真
　　第一件黄牒
　　第二件
　　第三件副僧统告身
　　[悟真充河西都僧统勅牒]
　　右街千福寺三教首座入内讲论赐紫大德辩章赞奖词 释辩章
　　悟真未敢酬答和尚故有辞谢 释悟真
　　依韵奉酬 释辩章
　　七言美瓜沙僧献款诗二首 释宗茝
　　五言美瓜沙僧献款诗 释圆鉴
　　五言述瓜沙州僧赠款诗 释彥楚
　　五言美瓜沙僧赠款诗 释子言
　　感圣皇之化有燉煌郡都法师悟真上人持疏来朝因成四韵 释建初
　　五言奉赠河西大德 释太岑
　　奉赠河西真法师 释栖白
　　立赠河西悟真法师 释有孚
　　又同赠真法师 释可道
　　又赠沙州悟真上人兼送归 释景导
　　又赠沙州都法师悟真上人 释道钧
　　又赠沙州僧法和
　　悟真辄成韵句 释悟真
　　谨上沙州专使持表从化诗 杨庭贯
　　[阙题四首]
　　（燉煌昔日旧时人）
　　（重云缭绕拱丹霄）
　　（表奏明君入紫微）
　　（龙沙西尽隔恩波）
　　敕河西节度使牒
　　不过，仔细分析即可看到，被徐俊先生归入“悟真受牒及两街大德赠答诗合钞”中的这些作品，并非都直接出自悟真与长安僧界的诗歌酬答活动之中。那么，哪些作品是直接出自悟真与长安僧界的诗歌酬答活动中的呢？这就需要从哪些文书应当从中剔除说起。笔者以为，需要剔除的是如下一些：
　　其一，目录中的黄牒、告身等件中的第二件黄牒、第三件副僧统告身、《悟真充河西都僧统敕牒》。该三件分别写于大中十年（856）四月二十日、咸通三年（862）六月二十八日、咸通十年（869）十二月二十五日（27、已入870年），故均与悟真和长安僧界的此次文学交往无直接关系。